《寂寞者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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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者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一个品位端正的声音在发言：既面对广大的读者，又坚持个人立场，既能把读者从诗歌引向文学更广大的关注，又能把广大的文学读者引入诗歌较深层的视域　　黄灿然
　　1963年生，福建泉州人，1978年移居香港。1990年至今为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著有诗选集《我的灵魂》、《奇迹集》等；评论集《必要的角度》、《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译有《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聂鲁达诗选》、《里尔克诗选》、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等，最新译作有库切《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米沃什《诗的见证》等。
　　“作家批评家”更有生命力
　　在开篇《当代文学批评：狼群或羔羊》一文中，凌越注意到布鲁姆《西方正典》重点讨论的二十六位西方典作家中，只有一位批评家———约翰逊，并说“这还算是一个恰当的比例———25：1”。我不知道凌越的“还算”是倾向于认为稍微少些，还是稍微多些呢。我认为是稍微多些了。事实上布鲁姆在新近一篇采访中坦率承认，能传世的批评家凤毛麟角，他对自己能否传世也表示严重怀疑。音乐家西贝柳斯安慰一位遭劣评的年轻同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为批评家竖立雕像。”这无疑是对凌越文中所称的那些傲慢批评家的致命裁决。布鲁姆说，只有极少数例外的批评家能幸存下来，约翰逊是其中之一。他附带性地提到哈兹利特、沃尔特·佩特和肯尼思·伯克。但他们被译成中文的，少之又少。这固然表明中国出版界的短视和狭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批评的短命，还未来得及被翻译就没人问津了。凌越在书中谈过的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和他最近在一篇书评中谈过的另一位美国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世时都是批评重镇，但正当他们的著作近年开始迟来地介绍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在美国已有点儿被遗忘了。在文学“世界化”的时代，像凌越书中多次谈论的布鲁姆和桑塔格这样的批评家能够在活着时被翻译过来，已属幸运———与其说是原作者幸运，不如说是中文读者幸运。
　　批评是依附性的，需要有一个对象，一个对象例如一位伟大作家，可以用千百个角度和层次来批评，而任何批评家都只能从若干角度或若干层次入手。批评又是可以批量生产的，用英国诗人拉金的话来说就是“应要求而写”，艾略特和奥登也都说过相似的话。悖论的是，最有可能逃过批评不能传世这宿命的，反而不是专业批评家，而是作家批评家尤其是诗人批评家。个中原因，不一定是作家比专业批评家更有见解，而是只要作家创作能传世，其批评也必能传世。一方面是因为作家身上的批评家有作家做其质量和信誉的担保人，只要读者信任作家，便也自动信任作家身上的批评家，尤其是过了一两代人，读者对某位过去时代的批评家是否还令人信服已无把握，这个时候他们求助于他们喜爱的作家就十分省事而实惠了，即使他们读某位过去时代的批评家，也往往是因为这位批评家是他们喜爱的作家推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读者喜欢作家，便想多读他方方面面的作品，想多了解他的思想和观念，想多从他的批评著作来了解他的创作。
　　写批评，让诗人建立起大我
　　可是另一个悖论又来了，很多作家尤其是诗人都害怕写评论会削弱甚至破坏创作。诗人最初写批评文章时，会有矛盾情绪，这其实是那个小我在抗拒。因为诗人都是比较主观的、感性的，而写批评却要求诗人尽可能客观和理性，于是小我因面临被逐渐清除而感到恐惧。小我被逐渐清除的过程，也正是大我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也是深化阅读和把印象清晰化及内化的过程。当诗人写几年批评，大我开始有了一个雏形时，他便自信起来，他的创作开始获得良性、积极、正面的影响。批评无形中帮助诗人克服无论是创作中或人生中最大的障碍：惰性。不管诗人多么重视他的批评，他的批评相对于他的创作而言最多只是副业。可这种为次要劳作而付出的代价，恰恰是对惰性的真正克服。而对惰性的克服一旦移入诗歌创作，诗人的能力和视域便不断增强扩大。从事自己非常热情拥抱的工作而没有惰性，那是除白痴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办到的。一个诗人一年中热情拥抱的东西，即写诗，其实只占去他少之又少的时间。写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他可以热情拥抱的东西已差不多耗尽了，但包含这东西的范围或领域却没有任何扩大，反而是随着耗尽而日益收窄和萎缩。凌越在书中悲叹的八十年代诗人已差不多全部枯竭的现象，事实上应归咎于那个小我的耗尽。
　　凌越的诗歌质量的提高，几乎是与他开始写评论并愈来愈有系统地读书同步的，有时候产量也会出现大丰收，例如他私下跟我说，这两年来创作破纪录，写了七八十首。诗歌创作质与量的提高，还因为有系统地读书和写评论要求他生活相应变得更有规律，外出应酬或在屋内烦躁不安的情况减至最低。简言之，就是更能安于寂寞和孤独，而只有在寂寞中才能真正观察，只有在孤独中才能真正与世界交流，如苏东坡所称“静故了群动”。他写评论是很认真的，正因为认真，有时也相当艰苦，例如为了写某篇文章而读了近两百万字，差不多有点像威尔逊那样“为了写一篇评论而读了一架书”。同样认真的是他编选这本评论集的态度：他编好之后，还剩下约二十万字。
　　《寂寞者的观察》分三辑，共五十篇；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评论诗歌，另一类是评论诗歌以外的文学、文化以至历史和经济。诗歌类篇数占了将近一半，是恰当的比例，并形成全书的核心。诗歌类主要从内部出发，因为所谈诗人都是他平时阅读、观察和思考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惠特曼、波德莱尔、兰波、佩索亚、巴列霍、昌耀等诗人的出色评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印象式描述，以及对自己诗歌成长之路的回顾，包括那篇珍贵的自传式随笔《我珍视诗歌的非理性基础》。非诗歌类则是外部的，“应要求而写”的动机可能更浓，但在质量上并无上下之分，反而见出他的表达和触觉的多样性，因为它们都是诗歌核心扩散的结果，必然接受那个核心的标准的检验。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诗歌之外的东西，例如对晚年萨义德的深情致敬和对纳博科夫作为挑剔的读者的赞赏，而且可以看到他书评以外的随笔式散文，例如那篇谈读书的《“天堂就是持续地阅读”》，写得雅俗共赏，处处火花；那篇因金融危机有感而发的《厄运之花》则金句迭出，有点他喜欢的蒙田之风。我以为他大可以多写些这类论说文，至少我对他这方面的潜力是十分好奇的。
　　自己的见解和引用的见解
　　凌越很谦逊地把自己称为书评人。好的书评，至少得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二是必须恰到好处地引用书中或所评作家的见解。前者确保读者可以欣赏书评人，后者确保读者可以欣赏和有足够兴趣去进一步接触被评论的书或作家。这两方面凌越达到较好的平衡。当他谈到佩索亚有规律而单调的生活时，他并不是仅止于引用佩索亚日记中的描述：“因为他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没有什么朋友可以拜访，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书可读，所以每天晚饭后，他总是回到他那间租来的房间，用写作来打发漫漫长夜。”而且引用佩索亚对此所作的极具哲学意味的深层解释：“聪明人把他的生活变得单调，以便使最小的事故都富有伟大的意义。……哪里有新奇，哪里就有见多不怪的厌倦，而后者总是毁灭了前者。真正的聪明人，都能够从他自己的躺椅里欣赏整个世界的壮景，无须同任何人说话，无须了解任何阅读的方法，他仅仅需要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五种感官，还有一颗灵魂里纯真的悲哀。”在谈到兰波早熟的天才时，他引用了兰波几句即使最晚熟的天才也不能不同意和动容的激越陈述：“想当诗人，首先需要研究关于他自身的全部知识，寻找其灵魂，并加以审视、体察、探究。”“必须使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诗人才能成为一个通灵者；他寻找自我，并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在难以形容的折磨中，他需要坚定的信仰与超人的力量；他与众不同，将成为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至高无上的智者！因为他达到未知！”这两位诗人都是他喜欢的，但从他们这些自白也可以看出，他们做诗和做人都极不相同。凌越本人作为诗人的性格和作为读者的品位，也都反映在这里，也即一方面着迷于那种近于魔性的猛烈，另一方面倾向于至善的平静。这似乎是矛盾的，读者可能也会不时在书中感到某种隐约的矛盾，但诚如帕斯卡尔所言：“矛盾是衡量真理的坏尺度。”因为有些真理是矛盾的，有些假象却没有矛盾。反过来说，没有矛盾并不是真理的标志。反映在他全书中，凌越的知识覆盖面也就比较宽，甚至会给人庞杂之感———为了防止信息过于丰富造成的眼花缭乱，不妨每天看它三五篇，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至于凌越本人的见解，常常不逊于有时候甚至高于他引用的作家的。这，对于一位有抱负的诗人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关于昌耀的文章中，他引用昌耀对自己的处境的描述：“更多的为日后所提及的诗人在生前是备受世俗嘲弄的，且为一日三餐所累，厄运总如影子一般与之相随，荣誉与桂冠那是百年之后的事。此类世态炎凉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昌耀的文字只是平淡的描述，而他在这里也确实用不着奇词或妙句———这件工作由凌越紧接着的一段评语出色地完成：“诗神大概是最小气的神祗吧，它在给出过人的才华的同时，总是要把悲惨的命运作为附送物。也许这悲惨的命运倒是给诗人往上一跃提供了跳板，没有这个跳板，诗人如何飞得更高？”
　　在关于桑塔格的文章中，谈到道德问题，凌越也是在引文之后合出更加高度概括的评论。桑塔格：“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凌越：“敢于为了道德放弃美学的作家，最有可能意外地获得美学的首肯，因为美学本身有可能被道德打动。”为了佐证凌越这句话的力度，让我引用托尔斯泰的精彩论述：“美学与伦理是一根杠杆的两臂：如此不可偏废，以致一端较长和较重，另一端就变得较短和较轻。一旦一个人失去其道德感，他就变得对美学特别有反应。”不仅失去道德感的作家会变得对美学有特别反应，而且有道德感的作家也会对美学有特别反应：纠正自己的美学偏差。
　　道德与美学的杠杆
　　凌越是一位有立场和道德感的评论者，至少可以说，我们已能感到他在这方面初露的锋芒。但如果在美学那一端没有精微的见解，道德感就会变成卫道，而卫道和虚伪是凌越在书中频频表示不耐烦的。使人不耐烦的道德感往往是简单化的道德判断，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下，道德感常常只是官方或主流意识形态的伪装而已。凌越书中有不少精微的美学见解，它们有时候与道德判断互相渗透。在谈金斯伯格时顺便谈到惠特曼：“惠特曼诗歌总体上却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虽然气势磅礴但却有条不紊，而且有一种天地初开的光明。”这是对惠特曼诗歌的迷人而准确的判断。而在关于惠特曼的文章中，他不仅替惠特曼某些用词辩护，还顺便对二流诗人与大诗人作一番区别，这不仅是他读惠特曼的心得，而且也是对诗歌史一些现象的准确把握：“对于二流诗人来说有太多的诗歌‘技巧’需要照顾，有太多的清规戒律需要提防，而这些对于伟大诗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在表达的时候非常自由，一切手段都不会被他们生硬地拒绝。”当他谈到阅读经典时，他相应地以平实的文字表达他的看法：“阅读经典作品至少有一个实在的用处，那就是验证读者自身的文学趣味的变化或者说长进。虽然里尔克在《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鼓励青年人相信自己的判断，可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一个人的文学观念不是慢慢走向成熟的，基于这样的前提，努力去读前人已有定评的经典作品，就算眼下你不一定完全弄懂，但一旦有所悟即证明你自身的进步。”
　　立场之外是评论者的态度。我自己不仅倾向于奥登关于对坏作品保持沉默的原则，而且还倾向于对好作家不如人意的地方也保持沉默。不仅因为我受其惠，感激都还来不及，而且因为要挑人家的缺点太容易。但是，如果还要我对好作家或批评家采取“持平”态度的话，那我觉得凌越对韦勒克和布鲁姆的态度也是我会采取的态度，也即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作家鸣不平。凌越很欣赏韦勒克，但在谈到他同样喜欢的威尔逊时，他也顺便提到韦勒克这位“老学究”对威尔逊的醋意。而在谈韦勒克的文章中，由于韦勒克对庞德颇多微词，凌越便替庞德辩护。在关于布鲁姆的文章中，凌越对布鲁姆的优点都看得很清楚，这首先是因为他的趣味不少是与布鲁姆重叠的，他喜欢的作家和诗人有不少也在布鲁姆《西方正典》的二十六位作家之中，而且看来他还会继续向这份名单中其他作家靠拢。但是布鲁姆用自己对莎士比亚的“卫道士般的激情”的立场来解读托尔斯泰———一个对莎士比亚表示强烈不屑的大作家———却是凌越难以苟同的，认为“布鲁姆像一个有私心的裁判，处处维护着自己心仪的拳击手。”但是，“话说回来，布鲁姆对莎士比亚剧作的分析在全书中也最见功力。”在表达对布鲁姆的保留时，凌越的措词尤其是语气，都是坦然平静和谅解的，那是一种如果这位老绅士读到也会同样坦然平静和谅解的语气。
　　这是凌越第一本评论集，也是他第一本书。但他写作已超过二十年了，他写这本评论集的年龄正好进入中年时期，也就是形成成熟见解的年龄。全书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才华洋溢，生机勃勃，视野辽阔。尤为难得的是，我们看到一个品位端正的声音在发言：既面对广大的读者，又坚持个人立场，而个人立场又不是囿于小圈子趣味或绕着所评之书说闲话；因而能够把读者从诗歌引向文学更广大的关注，又能把广大的文学读者引入诗歌较深层的视域。
　　□黄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