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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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歌写作
沈奇
　　从写出第一首较为像样的小诗《红叶》（1975年）算起，我的现代诗写作的时间，断续竟已有三十五年了。若再加上此前爱好古典诗歌时的涂鸦作业，就是四十年的历程。如此漫长的诗歌写作时间，却只留下不足二百首的成绩，且一直未成什么大名，只是不紧不慢如散步状地断续坚持着，蓦然回首，还真有些不知所措的惶恐：在这个风云激荡狂飙突进的时代，比起那些始终聚精会神可称之为“专业诗人”们来说，如此“业余”散漫，还够得上“诗人”的称谓，算得上所谓“诗人的事业”吗？
　　其实，由于天性使然，加之生活境遇的局限，从爱好诗歌开始不久，我就认定了自己的诗歌写作只能是随缘就遇式的“邂逅”，而非兢兢业业式的“事业”之追求。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事业”以及与之相关的“理想”之类的大词，早已像过于流通而沾满病菌的货币一样让人厌弃。从小生就的某些精神洁癖，使我对此唯恐避之不及，难以成为其与时俱进的弄潮儿（要说有“理想”，也是如何做人的理想，而非建功立业的“理想”）。同时，作为一个长期于诗歌写作和诗歌评论两栖作业的诗爱者，我也冷静地观察和反思到所谓诗人的“使命”与“荣誉”，是怎样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诗歌创作之心理机制的病变，使我们的诗歌精神一再缺乏更超迈的品质和更优雅的风度。大家都在一时代之舞台上争当下，少有人能潜下心来深入时间的深处去争千古。这导致许多诗人们常常会去争一些诗之外或其背后的什么东西，而我热爱的只是诗之本身——自发，自在，自为，自由，自我定义，自行其是，自己作自己的主人，自己作自己的情人……然后，自得其所，并以平常心予以认领，由此安妥了一段不知所云的灵魂。
　　我曾经在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的个人诗集《寻找那只奇异的鸟》（2001年）的自序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诗，是我生命的初稿，是我五十年生命历程中，最为真实、自由而鲜活的呼吸。从黑发的年少到鬓霜初度的午后，爱诗、写诗、论诗，犹如青鸟的翅影，引领着我人生的前行，是宿命也是慰藉。”这话，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认领。当然，当年初涉此道时，也是有过年少的野心的，尽管从未将写作作为一种改变人生际遇的筹码，但也不乏以此为功名之追求的想头。不过生性散淡的我，总是不愿做 “狗撵兔子”的事，加之很快发现，作为一个并非天才的诗人，又缺乏后天得风气之先的营养，便总是难以成为诗坛的什么角色，到了还是由所谓的“事业”退回到一种生活方式。正如我在一则诗话中所写的：“诗，不仅是对生命存在的一种特殊言说，诗也是生命存在的一种特殊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个体生命瞬间澄明而自信，并与神同在。”最终让我能一直在这种诗性生活方式中待下来并成为“宿命”和“慰藉”的，正是这份已不可或缺的仪式感——一叠稿纸一支烟，一份香客式的心境，和无核之云般偶尔飘过的一点文字的印痕。
　　因此，也曾与“先锋”的“机遇”失之交臂，也曾为一再的落寞而不免失意，但到了都被天生散淡的性情所化去，唯留下初恋般的热忱和虔敬润活在心底。 “说到底，生命的存在（本真）和生命的出演（角色）应该是两回事，有如所谓的‘创作’和真实的写作是两回事；写作是本真生命的自然呼吸而成为一种私人宗教，创作则是角色生命的出演而成为一项所谓的‘事业’。”（《角色意识与女性诗歌》，见《沈奇诗学论集》修订本卷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且认为，只有不断由创作意识重返生命意识，重返生活现场的真情实感和一己本真生命的个在体验而非观念和主义的演绎，你才能坚持永远居住在诗歌的体内，并成为其真正的灵魂而不是其它，也才能不断超越时代语境的局限而活在时间的深处，并悠然领取那一份“宁静的狂欢”。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在这里回到了它的本质所在：既是源于生活与生命的创造，又是生活与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
　　同时我也渐次发现，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坚持在这样的存在方式中所展开的诗歌写作，不管所出作品的品质高低如何，至少不会成为非诗或伪诗，不会作为他者的仿写或一味重复自己，乃至粗制滥造。更重要的是，也才能在一种静穆的心境中得以保持与语言的平等关系和对话状态，进而得以保持符合自己心性与感悟的个在语感，并将之顺畅而自然地化为分行的文字。
　　对于我所认领和坚持的这种写作，诗友、诗评家陈超曾作过这样的评述，让我感念至深：“他从不将世俗功利的哀婉转换为‘美学的哀婉’。在二十余年诗与文生涯中，他面临的任务是同样的：不断认识语言赋予自己的可能性，努力完成这一可能性，把‘可能’转变为‘存在’。无论是在寂寥的寻索中还是在颇富名气的时段，他都没有发出过不平的幽怨和不受限制的笑声。他的写作准则是：仁慈、明净、诚朴、适度以及形式主义的快乐。”（陈超：《清峭心曲诚朴诗》，见本诗集“附录”文之一）
　　当然，这样的状态带来的问题是方向性的缺失和重心的摆荡，始终不能明确而稳固地“标出”自己的风格特征和流派属性，总像一个“过路人”似的难以“安营扎寨”而“立身入史”。当然，作为诗的内在品质，如此的“随缘就遇”，自是能保证一己真情实感的纯粹，具有原发性的个我生存体验与生命体验的素朴质地，不至于无病呻吟，或屈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便常带有潜自传性的精神要素，使自己的写作与“他者”区别开来，以葆有自己的主体韵致。但若单从诗歌美学的角度去考量，显然就不免尴尬：一位真正专业的、重要而优秀的诗人的存在价值，最终体现在通过他的写作，能为这一门“诗的手艺”多多少少提供一些新的东西以供他人借鉴与研习，并由此推动这门“手艺”的新的发展，所谓“诗人中的诗人”。而且我也深知，诗人以及一切文学艺术家们，对这个世界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并不在于他们说出了些什么，而在于他们那些新奇而动人的说法，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进而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这种经由语言的改写而改写世界的进程，才是诗歌进程的终极意义——站在这样的“标准”面前自我忖度，我只能惭愧地认领：我只是一个业余诗人。
　　不过，“业余”也不是没有好处，有如“专业”也不是没有坏处。“业余”的好处在于你永远无须“端”起什么架子来作诗，且总是如履薄冰，如初恋般虔敬，也便每一次都获得初恋般的感动，并自信这样的感动也一定会感动别人。审美有疲劳，感动没有疲劳；审美的感动有疲劳，精神的感动没有疲劳。“业余”的另一好处是你总是“在路上”，无“登堂入室”后的“名份”困扰，随遇而安，自得而适，于散淡心境中捡拾“偶得”而不着经营，也就不会不断地重复自己或重复别人，甚或还能时时“碰”上一些天成自然不乏“原生态”质地的佳构妙品，让你惊喜不已。包括一些成名诗人在内的许多诗人们，终其一生的写作都难有为人记忆的代表作传世，到了成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诗的诗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美的误会”。而我的“业余”好赖让我还拥有诸如《上游的孩子》、《看山》、《淡季》、《生命之旅》、《睡莲》等这样一些早期代表作为诗界所认同，新世纪以来所写的《人质》、《甘南印象》及以《茶渡》、《胭脂》、《小满》、《青衫》、《秋千》等为代表的组诗新作《天生丽质》也得到广泛激赏，实在是堪可告慰！而回头思量这些代表作的写作过程，竟都是与“苦心经营”无涉的“偶得”所获，不免让我对这样的“业余”心存感念了——在这里，“业余”已不再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姿态，而是一种重返自由呼吸的境界；如此境界里生成的诗歌写作，也不再是“诗学”的滞重累积，而是“诗心”的生动闪现。
　　总结三十五年的诗路历程，到了想说的是：由于“先天不足”且“后天不良”，实在成不了优秀诗人，只是一个知道诗何以才能优秀而能潜心寻求且不乏偶得的诗作者，加上耐得住寂寞和持之长途跋涉的脚力，总还是拥有了杂糅并举的综合风格和不断成长的精神历程。而随着三十五年诗歌写作之精神历程的延伸，作为凡夫俗子之肉体生命的存在，也已步入六十花甲的暮年之旅。从黎明到黄昏，从雀斑到老年斑，无数苦难的岁月和坎坷的步履，皆化为过眼烟云，唯诗的记忆常在常新而足慰平生。物的世界是一种借住，诗的世界方是永生。尽管这“永生”也是虚无，到底为身在人世的“过客”安妥了一时的灵魂。六十初度，海魂岸影，舟不渡人，别人也渡不了自己，不妨再自己渡一回自己——并想到编选一部三十五年的诗作选集，来纪念这个真不知该如何纪念的晚秋季节。
　　既然是纪念性的结集，就不讳少作，整体呈现，既可见诗艺的成长过程，也可见心路历程的一路走来，留个大念想，无所谓价值判断的。好在连自印带正式出版，先后也有五部个人诗集留存，便以其问世先后为排序，拣选风格相近的作品为独立单元，并以原诗集名为辑名，构成全书前五辑，“辑六•印若集”为尚未结集出版的新作散篇，“辑七•天生丽质”和“辑八•无核之云”则是近年潜心研习的两辑别有所得的“实验性”作品，借机正式亮相。由此总计收入各个时期之短诗149首，长诗4首，组诗3辑，及诗体诗话165则。诗后附多年关爱和支持我的良师益友牛汉、洛夫、陈超、李丹梦、孙金燕、庄晓明六人相关评论文章，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同时，特别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慷慨接纳此书，感谢编辑们为此付出的辛劳！当然，更要提前感谢所有可能结缘此书的读者朋友——回顾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打一开始至今，从没有过以此求得别的什么的念头，只是为能在茫茫人海滚滚红尘中觅得二三心灵之友的对话与记忆而存在；既是个我生命的精神庙堂，也是人生旅程的友情驿站。我曾经在写给诗友的文章中称这样的写作为“上游的写作”，称这样的诗人为“上游的诗人”，其实行文中也隐含着些自诩的意思——守着天性中的那份诗性、那份散淡自适的写作状态，将潮流诗人们仰慕的荣誉之追逐，还原为一种诗性生命之不得不的托负，和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也面世，也参与，确然守势不妄，归根为静；也探索，也创新，只在自得其所，无虑去存。我想，这样的写作才是真正纯粹的写作，可信赖的写作，香客般陶然于“在路上”的写作。至于偶尔得机遇结集出版行世结缘，自属于意外的乐事而同乐于天下的亲朋好友了。

　　　　　　　　　　　　　　　　　　　　　　　2010年9月1日于西安印若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