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当年对诗歌的赞扬也是不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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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斌：当年对诗歌的赞扬也是不诚实的 　　文/陈艳涛

　　“中国的卡夫卡”，“一个仅剩下大脑的人”“2005年年度桂冠诗人”——顶着这些头衔的，是诗人梁小斌，几年前，他曾说过一句话：“诗，可能是温柔的，但捍卫诗歌的立
场却是凶悍的。”这句话放在今天，却是恰如其分。像是一个预言。而其实，当时，或是现在，他都是作为旁观者，冷静地看一场战争，然后，给出一句评价，而已。 　　对于梁小斌仅剩大脑的那个评价，他有点疑惑地问：“你觉得有点可怕，是吧？”说话时，他的眼睛睁的圆圆的。又说起此前有南方某周刊记者采访他时，一再追问，咄咄逼人，他笑着，眨眨眼说：“好凶哦”。阳台上一盆红色花朵正怒放，问及花的名字，他一笑：“那是假花，别告诉别人啊”。他让门窗大开，阳光满室。“我没有岁月之感，只能长老，不能长熟。”
　　一个文学评论家说：一个人是如何一夜成名，又是如何销声匿迹、被主流社会迅速地“边缘化”的？梁小斌是一个例子。
　　是啊，早在1980年代之初，他的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夜成名，几乎成了这一时代的精神标签和代名词。不仅让中国“迷惘的一代”们找到了归属感，还为文人们提供了一种很奇特新鲜的、可以模仿的句式： “中国，我的……丢了”。“丢了”，成为解释那个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关键词之一。
　　从1984年被工厂除名后，梁小斌一直靠阶段性的打工为生，前后从事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电台编辑、杂志编辑、广告公司策划等多种职业。20年中生活屡经坎坷，但今天他却不愿意多说自己的个人经历。“作家有身世之感表面上没什么不对，但这会致命的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如果深陷于自己的个人经历之中，那么，不论他的写作多么宏大，他的基本母题都还是渺小的。因为他的作品不是来自于对生活本身的认识，而是更注重自己的身世记述得是否饱满。”
　　“2006年的9月对诗人很重要，有的人一夜成名，有的人被恶搞。”诗人杨黎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如此感慨。9月30日，这场名为“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上，梁小斌作为朦胧诗人代表第一个出场。52岁的他，据说“用洪亮的声音”朗诵了他的诗作《母语》。跟此后登台的那些或扎耳钉、或留奇异发型，更随意更松弛的年轻诗人比起来，当年曾得风气之先的梁小斌，无疑，已经显得很传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梁小斌明显有些不自信，“我朗诵什么，下面也没人听。他们认为我已经显得非常保守了，是吧？”但转瞬之间，他又释然了。“其实没必要让读者关心诗人在诗歌之外参加了哪些活动。诗人，就应该是匿名的，销声匿迹的。”
　　但显然，今天的年轻诗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响应他要“销声匿迹”的号召。恶搞赵丽华事件，裸体朗诵的行为艺术，与韩寒的骂战……硝烟四起。声势浩大到让基本上不上网的梁小斌，也大概了解了事情的所有进展。“当前的诗坛现状，就像一个桃核，没办法砸开。”
　　梁小斌不是第一次见识诗坛的纷争了。20年时间，让他作为旁观者和见证人，有机会经历了诗坛的种种内忧外患。比如1999年4月的盘峰诗会。那是一场关于中国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争的鏖战，种种的热闹、激烈、愤懑，争执者的七嘴八舌，争论各方的一呼百应，都不亚于今天。有人评价说当年的盘峰诗会，捅开了当今诗坛的不止一个马蜂窝。凑巧的是，那一次的纷争里，沈浩波也算是一员猛将。
　　在盘峰诗会上，梁小斌自认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他们也不要我”——他自嘲说。
　　“每个人都有‘温柔’的权利。捍卫各自的诗歌立场和流派这种举动，永远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这种捍卫活动越来越频繁，就会失去了诗歌本来的“温柔”精神和面目，就失去了诗坛存在的意义。”梁小斌觉得，这就像是一个人的爱情：一对青年人正在河边谈情说爱，突然有红袖章的人干预，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后来，这个人忘记了爱情本身，开始走上一条漫长的捍卫自己爱情权利的道路。诗人就正在走上这样的路：过于注重了争取外部世界的东西，反而忽略了诗歌本身的温柔精神。就是这一次，让梁小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诗，可能是温柔的，但捍卫诗歌的立场却是凶悍的。”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偶然一句话，却不经意间描述了中国新诗发展的现状，在很多人追寻诗歌的独立和个性的种种努力之后，事物却在静悄悄的走向反面：凶悍成了一切活动的主题，而不是温柔。
　　在那场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上，杨黎列出的邀请名单中包括了在北京的各个流派的诗人，也由此，让行外人见识了诗人有那么多、那么奇怪的分类，比如有朦胧诗人，有知识分子诗人、莽汉诗人、城市派代表诗人、口语诗人、下半身诗人、废话诗人，等等。分工之细，让普通人咂舌。对我的大惊小怪，梁小斌很不以为然：“诗人是可以分类的，放在哪个格子里自己也做不了主。”梁小斌是作为朦胧诗人代表参加的。顶着这个头衔多年，梁小斌自己还是觉得很茫然，甚至说自己从没想过“朦胧”这个称谓有什么意义。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资格做一个诗人。诗人这个称号，不是想要就能要，也不是别人把桂冠安在你头上就能成立。”
　　韩寒毫不留情的评价说“诗人本身就有点神经质，再玩下去就要变成神经病了”。梁小斌很坦然地承认，诗人是有神经质的一面。他的举动仿佛是给这句话做了一个注解，回答问题时，他会陷入长久的沉默和思索当中，有时候拿着一枝烟在屋子里四下走动，或是在静默中激烈地喃喃自语。和这样一个诗人待在一起，你会感觉深秋的感觉突然涌进来，有一阵阵寒意。“我们爱诗，但不爱写出这些诗的背后，那个人的疯癫和艰辛。”
　　长长的一段沉默之后，梁小斌的这句话，道尽了我们——作为诗歌和诗人的旁观和阅读者——的心思。
　　新周刊：从诗人是明星，受万众瞩目的时代走过来，到今天诗歌备受冷落，甚至嘲讽，你有没有过失落感？
　　梁小斌：诗歌在过去收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赞扬和今天收到异乎激烈的冷遇、嘲讽，这都是不正常的。我们今天对诗歌的嘲讽是由当年的不正常的赞扬而来的。为什么我们要那么激烈地嘲讽诗歌呢？因为当年对诗歌的赞扬也是不诚实的，带有功利性的，当诗歌的功利性价值好像失去了的时候，我们立刻就飞快地嘲讽起诗歌来。
　　新周刊：你怎么看这次网民对于诗歌的大规模恶搞和韩寒与诗人们的骂战？
　　梁小斌：伊沙、沈浩波是很有才华的，我也读过他们不少诗篇。赵丽华的诗有一部分我不喜欢，有些还不错。一个诗人的作品质量怎样，要由他自己来说，几乎每个诗人都写过质量差的，甚至与他的灵魂不相符的诗歌，比如我，写过一首诗《我是个国旗的护卫者》，当时受到了舒婷严厉的批评，这没有什么要掩饰的。但写了这个，也不能说我的诗我的人就坏到哪儿去了。当时的确就是那么想的。我认为，一个诗人的缺点最好让诗人自己说。
　　新周刊：如果诗人缺乏内省的精神呢？
　　梁小斌：诗人的自省能力是推动诗坛向前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我承认，这很缺乏。
　　但我认为诗歌批评往往不能推动诗歌的健康发展，这是事实，很多诗歌批评也不是批评，而是诗歌攻击。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中国的新诗人们，包括我在内，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之前，一直被所谓的诗歌标准不同而掩盖着。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在直奔主题。
　　一个人是否爱诗，决定不了一个人的灵魂高贵或是粗野。即使是在今天，很多人身上都还存有诗歌的情怀，即使是在那些不写诗的人身上也存在。但在我们诗人的群体内外，在写诗不写诗的人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毛病：直奔主题。诗人的确是要给人民大众提供精神食粮，但首先诗人又要作为人存在，社会没有形成良好的呵护诗人的一个氛围，比如韩寒认为诗人都有精神病，诗人有精神病，这不假，但韩寒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来指出诗人的这个状况？是以一种鄙视的态度，还是以一种人道的、医生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个人是精神病就甩手走了啊。
　　新周刊：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呢？
　　梁小斌：既然诗人是神经质的，就应该提供心理治疗、呵护啊。作为诗人，当我们把一个精神上的产品拿出去时，那必须就是一个成品。而大众对诗人的理解，也要上一个新台阶才行，他们对诗的想象，如果太片面，只能导致诗的倒退，看不到好诗就急躁，就攻击诗人是个白痴，大众对诗歌的召唤，如果过于功利，过于急躁，就会招致诗歌的倒退，让诗歌的发展早早打上了句号。
　　新周刊：我记得你说过你是“天性不适合任何时代”的人，生活在今天的诗人，是不是感觉格外不适合？
　　梁小斌：只要是诗人，就适合于任何时代，时代能提供给诗人巨大的营养。中国唐朝最适合诗人生存，李白可以表达他仙风道骨的情怀，因为当时唐的体制和氛围可以容忍仙风道骨的存在。《诗经》里既可以有奴隶主狩猎的歌唱，也可以容纳奴隶对苦难生活的诅咒。在孔子看来，那都是诗。并不因为骂了奴隶主，诗就被删除了，这大概就是诗歌
    世界的和谐社会吧。今天这个时代显然还不具备这个特质。包括诗人本身在内，我们缺乏对他人的宽容和理解。在当代，即便能有像李白、屈原那样水平的作品再现，也不能真实推动中国诗歌的人文精神向前发展，因为它们也很快将流变为一种消费文化，人们也不会相信那是真的，只能朗诵一下而已。现在，我们只看到“不”字当头的诗坛之争和粗暴的双方，没有任何道理，在双方所有言论前加个不字，一切就出炉了。诗歌是温柔的，但捍卫诗歌的立场却是凶悍的，这就是现状，我显然不赞成这样。更有一些人，写的诗歌已经很凶悍了，捍卫自己诗歌时的立场还更凶。那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