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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漫谈启功
2006年08月30日
再读启功这部“大书” ——第二届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漫谈启功
在启功先生谢世整一年的时候,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主办、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承办的“第二届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于7月下旬在北师大隆重举行。来自全国高校和书法、文字学界的学者、专家,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外学者专家60余人与会。代表们就启功先生的书学思想、书法教育思想、书法艺术成就以及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等进行了研讨。他们中那些亲聆过先生教诲的,均以切身经历和体验讲述了先生教他们习书的往事,褒扬了先生的非凡的才学和高尚的人品,无不为先生的平实谦虚、博学强记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所感动。本报特将研讨会专家学者发言摘要刊出,以供广大师生和书法爱好者研读和学习。——编者
沈鹏先生曾说:“启功先生几乎可以说是书法界共同的老师,奉启先生为旗帜,是长期的共识,基于他的全部学识、成就以及为人。”启功先生学问大、成就高、为人好,堪为一代宗师,这也是世人及广大师生对启功先生的一致评价。
启功是一部"大书" 愿后辈能真正地去读
叶培贵(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我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文章题目是《文化书学》,当初确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有不少想法的。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起,我就认为启功先生的学问是独一无二的。我曾说过,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不仅仅使我知道了什么叫书法历史,而且也逐步使我明白到底书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我能有一点理解,是从这里开始的。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完整的、能够集中体现先生思想的首先是《论书绝句》。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的大量的论文、大量的讲座,甚至有一些小的随笔,客观上虽然没有形成一部专门的书法学上的大著作,但是他的思想体系已经形成了。这个思想体系的特点就是深深地根植于他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洞察,甚至是对整个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的洞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用这样的一个利器来解剖中国书法。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书法许多重要问题的阐释,特别是他的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那个阐释的方法,阐释的角度,以及最后所得出的结论,都是有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不是体现在有多少新名词,用多少看起来炫目的新的研究方法,而是扎扎实实地用文化的武器,用他的天才的创造去获得的。我在《文化书学》结尾部分写道:启先生的书法学,没有那些新事物,没有那些玄妙的东西,但是他恰恰是因为坚守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所以他可以深入地把中国文化的精髓汲取出来,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和建构,他实际上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古典书学向现代的转化。先生论著中最典型的就是《论书绝句》。该论著在三联书店出版第二版时,4个月内印了3.5万册。这是现代学术特别是古典学术书籍出版的一个特例。这本论著已经成为当代书法经典性读物。目前,整个书法学科,从原来的没有,到现在有了,而且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体制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来建构我们的书法学,启功先生的书法教育理论的积累和总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但是很遗憾,启功先生除了《论书绝句百首》比较成系统地把他的书法史有关的思想整理出来以外,大部分还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说启功先生为书法教育提示了下一步该做的工作和努力方向。倘若循着启功先生生前所提示的研究思路往下走,对于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我们可以获得更加有深度的、更加符合书法学科需要的理论成果。我想,作为这样的一位大师,他本身是一部大书。特别希望像我一样岁数的后来者能真正地去读启功先生,能够像启功先生那样用我们的优秀文化来传承前辈的优秀品质。 启功的博学、博爱留给我们的印象最深 刘石(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启功先生的亲属章景怀在回忆文章的开头写道:"启老的博学和博爱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其中提到两个"博":一个是博学;一个是博爱。章先生的那种感受,实际上我个人也有。我1988年进入北师大,从跟着启功先生作博士生开始,一直到去年,相处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先生给我的感受颇多。有关先生的博学,我不需要多说。至于说到博爱,我觉得启功先生从未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大人物,是一个重要人物,所以才使得他那么平易近人,使得他那么关怀他人,这完全出自先生的天性。启功先生真的从来没有认为他比别人高。不管对什么人,包括对我们这样的学生。启功先生跟学生聊天的时候,表现得也非常平等,有时候你说句什么话,好像对了他的路子,他顿时显露出儿童般的那种喜悦,轻轻地拍着桌子,那种神态到现在还留在眼前。启功先生对人,对老朋友,他认为不幸的,值得同情的,生活有困难的,需要帮助的,都是义无反顾、慷慨解囊,甚至有的时候遇到与法律精神不太符合的人和事,他也能宽容对待。我确实遇到有人说过:启先生对那些造假字的人采取一种姑息和纵容的态度,他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权益,这是对违法人的一种宽容。启功先生为什么要那么做?我觉他也是要给人家一碗饭吃,给人家留一条谋生的路,这是先生一种博爱的表现。还有件事情令人感动。有一位书法家叫徐无闻,生前是西南师大的教授,学问和书法都非常好,启先生很推崇这个晚辈。徐先生上世纪60年代就和启先生结识,启先生曾陪同他去重庆做书法鉴定。当徐先生不幸去世时,我应他的夫人和儿子的要求,想请启先生为徐写"徐无闻论文集"和"徐无闻先生之墓"两个题签。启先生当时就表示还要写一篇回忆文章,后来真的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收在了《启功丛稿》的题跋卷和最近李洪智先生编的《启功书法丛论》里边。当我去启功先生家里去取这两个题签,看到那张沉甸甸的"徐无闻先生之墓"题签时,我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但没想到的是,当我抬起头的时候,我看到启功先生也是双眼朦胧。我们要学启先生这两点精神,但是真的去学,却不一定能学得到。正如启先生说的"虽不能之,心向往之。"尽管如此,但是我愿意努力去学去做。 "师今不如师古" 可谓是警世名言 叶鹏飞(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从辅仁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启先生一直从事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早在1964年写成的《诗文声律论稿》见解独到,除了对诗词的声律研究外,他还对古文的声律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详细讲述了骈文声律和散文中的声调,这是一个开拓性的课题,得到学界的推崇。所以启先生的书法中提出的黄金分割等原理,无不与他的深入研究有着密切联系。上世纪70年代初,启先生与顾颉刚、白寿彝等先生参与了《清史稿》的点校,然而启先生更多的是将精力花在考证功夫上。在古代书法碑帖中爬梳,分清真伪,撰写了大量的论文,成为书法碑帖鉴定领域的权威。研读中,他养成了一丝不苟、思维严密的学风。这一切都渗透到他的书法艺术中。可以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启先生全身心投入到学术和艺术的时期。《论书绝句》也就是这个时期书法观的结晶,这与他考证之学的成果密不可分。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他在学术研究上又有新的突破,拓展了学术研究领域。在八股文的研究上,启先生认为八股文在中国生存了几百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影响,无数文人为它倾注了大量心血。启先生以全部的学识对其进行辨析论证,弃糟粕,存精华,以使今人对明清社会的政治文化形态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此文1991年发表后,也开辟了中国文学及历史的新的研究领域,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八股热。启先生在学术上的新视角、新方法,也运用到他的书法艺术上。他提出了书法以结体为上的书学观,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严密的论证建立了结体为上的书学理论体系,打破了赵孟頫倡导的"书法以用笔为上"的千古成说。而启先生的书法艺术创作是牢牢根植于这个体系上的。 启先生的书学观有两个重要的特殊点,一是注重碑、帖并举,注重思辨。好多人以为他重帖不重碑,其实这是个误解。他在论书札记中说,碑与帖,如同茶与酒,同一人既可以饮茶也可以饮酒。在书法上,启先生反对学时人,认为学时人就难超过前人,而古代碑帖有距离感,你学它就有空间,这个空间又为自己的发挥留下了余地,才能自成一家面目。这说明师今不如师古的原理,可谓是警世名言。二是启先生建立了结体为上的理论体系,这充分体现在启先生的论书札记等文章中。启先生的书法有书贵瘦硬方通神的鲜明的个性特点。而最能感人的是他的作品中有着浓郁的书卷气。他的书法内容充满着学者气质。他的诗文、学识、绘画是他的书法的支撑点,他做到了书法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的书法的风格与其诗的风格、文章的风格以及人的精神高度统一,这是启先生书法为什么能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董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启先生好像对古代的书论有时候表现出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说古代书法的文章很不易懂,原因之一就是所用的比喻往往近于玄虚,而且提出的方法由于行文的局限不能完全达意,又不加附插图,再加上古今生活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就不好理解了。但是我们要全面地看启先生对传统书法理论的评价,他有三个前提:第一,他只针对古人对执笔书写具体操作的部分,有一些话说得太过分了,像包世臣说执管,笔管要拿得很紧。启先生对什么王羲之见王献之拿笔等说法也很不以为然。再就是认为,宋代以前的书法论述,好像更玄虚一点,到了宋代以后,就比较实际并可验证了;对前人的论书不是一棍子打死,要一分为二。比如对孙过庭的《书谱》,有的是接近实际的,有的也是很玄的。什么"带燥方润,将浓遂枯",这个说得很辩证,但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就难了。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启先生对传统书论是绝对否定排斥的。相反的,他对此下了很大功夫,而且他又提倡我们要好好学习借鉴古人传统书论的东西。对于传统书论术语"格"的认识和运用,启先生有他的独到见解,该有几种意思:一个是规格标准,第二是格调,第三是指艺术风格。由"格"组成的词,有单音的,也有复音词,也有复合词,像书格,格调、规格,格局,体格、风格,其中提到了跟"格"有关的一个常用词---品格,启先生很重视这个品格。启先生的品格大家都很景仰,并有很多先生写了赞扬文章。启先生认为品格非常重要,尤其是对郑板桥的品格非常推崇。他曾说,想到郑板桥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他的书画作品,而是一大堆敬佩、喜欢、惊叹、凄凉的情感。郑板桥在其诗抄后面说,我的诗都在这里了,谁要是在我的诗抄之外再加别的东西,我会变成厉鬼来击他的脑。上世纪70年代我去探望启先生的时候,他说:"我收集了不少诗抄以外的东西,我就冒着被郑板桥化为厉鬼击我的脑的危险,我要替郑板桥出一本书叫击脑集。"集子出了没有,不得而知。总之,通过"格"这个术语,我们可以了解他对传统书论的批判、继承和应用。 在高校设立书法专业 仅靠技法是远不够的 虞晓勇(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教师):书法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作一门小技艺,东汉时期的赵壹就曾从多个方面说明了书法此艺之"细",近现代以来,书法虽然被人们屡称为一门"学",但从研究的情状看,也恐难与"学"字相符。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书法逐渐成为高校的一门专业(或是方向),因而构建书法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遂为许多高等书法教育工作者的一个主攻课题。启先生的研究成果恰恰为我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先生曾经说过,在高校设立书法专业,仅靠技法是远远不够的,什么是硕士的字?什么又是博士的字?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书法的含金量将大打折扣,从历史而言,书法之所以会成为中国的国粹艺术,根源也就在于她沉甸甸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当代要将书法这门小"技"发掘成一门大"学",必须重视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要善于找到她身上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我们研究书法要极大地拓展视野,要吸收与书法有关的一切成熟学科的经验与方法,这样,书法在当代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的"学"。启先生对于书法从未称为"学",但他对于书法研究又何尝不是以"学"而视之?从先生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等若干学科的影子,这就是他在书法理论研究方面的高深之处。启先生作为书法教师,要求学字讲究标准,讲求规范。所以他给初学者赠送智永的《真草千字文》,他提倡学字以结构为先,甚至为此创制了结体上的"黄金率"。但他并不囿于标准,相反,他对标准的看法是极为灵活的,他主张从实践与书者自身条件出发,能动地使用这些标准,使这些"死法"变成一个个生动的、可以反映书家情性的"活法"。所以启先生的字能够从古人那里化出来,他的书法艺术实践是书法继承与创新命题的极好明证。 在写好楷书的基础上再去写其他书体 赵诚(中华书局编审):我虽不是北师大毕业的,但我却是启先生的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南京大学毕业的,上世纪50年代末分配到中华书局,当时社里邀请二十多位北京的专家为年轻编辑讲课。启功先生给我们讲的是八股文,因此,我就成了他的学生。我经常到他那去聊天,他也经常去找我聊天。一熟了以后,就听了不少东西。另外,有一些文字学家和书法家,诸如东北的于省吾先生、广东的马国权先生,还有容庚、商承祚等老先生,他们经常互相走动,那么就能见到这些先生。他们在一起聊天时,就讲到文字和书法。我当年听启功先生讲课的时候,我正在写《中国古代韵书》,向他请教音韵的问题。后来,我搞金文,又搞甲骨文,这样就接触到许多文字,而文字问题又牵扯了书法问题。他们聊的时候,我也就听,记了不少问题,但这些大多是事后追记的。后来尽管没有时间经常去看启功先生,但仍不时地探望他。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就约我写写他们聊天中有些什么东西,我就闷着头一点点积累,写下了其中的书学思想。 他的观点里面就把我们现在的书体,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习见书体,即平时见的书体,包括篆书、隶书、真书、行书、草书;第二类是少见书体,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像甲骨文是19世纪末发现的,20世纪初大家已开始见到了,金文在清代有所发展,有人开始写,石鼓文也是这样,但不如前面的写得多,是比较少见的书体;第三类是新见书体,比如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侯马盟书,郭店简,上博简,还有后来出土的中山王铜器、睡虎地秦简等,那些书体写的人更少。启功先生谈这些,是要我们去关注这些书体,不要只注意习见书体,因为汉字是各种书体在流传使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启功先生有这样一个观点,不管多少书体,最最关键的是楷书和行书,尤其是楷书,楷书是基础,有个观点他跟容庚先生讨论过:先写楷书,你楷书写好了,去写其他书体一定好,如果你不写楷书,只写其他书体,你回过来再练楷书,不一定写得好。对这一点,容庚先生特别赞同,并照此去教他的学生。但启先生还强调了一条,希望大家全面,不仅写楷书,不仅写行书,其他书体都写,这样会更深地去体会汉字发展的动力及其方向,这会使我们对汉字书法的研究更深一点。他鼓励大家写其他书体,但有要求,一定要在楷书写好了的基础上再去写。 继承启功的学术思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恺(美国欧柏林大学东亚学系教授):在国内搞这个会议,我认为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一个学科的建立,其实是要有些先行者。书法在中国有着这么久远的历史,但是真正作为一个学科,有史有论,而且有专家,有从事这个行当的师生,我想也就是最近若干年来的事情。所以,我想在座的这些专家们,你们肩负着开创一个新学科,把一个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的使命,我对你们真是很钦佩。 苏士澍(文物出版社社长):启功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饱经沧桑,民族的起伏命运和个人坎坷的境遇,始终交织在一起。不管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情境如何变化,他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没有放弃奋争。他的奋争不是向命运屈服。启老从不悲观,从不颓废,更不是抱怨,而是把自己的心血全部投入到学问之中去。启老不甘于寂寞,心平气和,日积月累,最终毫无争议地成为大师级的学者,成为书画鉴定家、教育家和书画家,并得到了世人的承认和敬仰,享誉中外。如果说启老是我们的楷模,那是人人信服的。我们对启老的怀念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人们缅怀启老是他人格魅力最有价值的体现,也是我们与启先生感情笃深的必然结果。然而,我们要把怀念化为行动来进一步研究、继承他的学术,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人、其学。让他的学术思想更加与我们的使命结合起来,使之发扬光大,这才是更有价值的怀念。 “莫嫌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今后的研讨会,要搞启老的专题讲演,将就启老的书画鉴定、历代书论和破除迷信等论述作为专题研讨,使我们“启功国际书学研讨会”能够长期、深入地开展下去。 (本文刊发时略有删节,由李洪智、潘国霖加工整理) 《中国教育报》2006年8月3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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