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翻译是懒惰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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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翻译是懒惰的翻译

■王晴佳

近年国内改革开放的步伐，格外快速。其标志之一就是凡是海外流行的著作，马上就会得到国内出版业的青睐，组织人翻译出版。除了原来翻译界的老大——商务印书馆，还有相当一部分著名的出版社，也有编译的丛书。而且所译之书，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如原来以翻译文学作品闻名的译林出版社，亦有社科方面的翻译丛书。由于本 人在海外工作，因此就有不少出版社与我联系，希望我推荐著作，并帮助他们与作者或出版社联系版权事宜。由此缘故，笔者也有机会读到一些译作。但遗憾的是，与文学作品的翻译相比，学术著作中文翻译质量，实在无法恭维。大部分译作文字诘屈聱牙，根本不符合中文的习惯，甚至根本就不是中文。一些能阅读外文的学者也有同感。他们对我说，许多时候他们宁愿读原作，而不愿读其译作。这是十分让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中文以象形字为主，而且结构简洁，一目十行是完全做得到的。因此如果能读中文，比较阅读外文原文，就浏览而言，速度肯定要快一些。这是中文的美妙之处。但一些学者因为中文译文实在太生涩，而情愿读外文原文，可惜、可叹！ 　　笔者在不同的场合，也与国内做翻译的出版社，谈及这一问题。他们的回答一般总是，翻译人才难找，因为翻译作品不算学术成果，许多高水平的学者不愿从事翻译。这的确是事实。但从我看到的翻译作品中，其实也有不少颇为知名、学有成就的学者，而且有的也已从事翻译工作多年，并以此成名，但其翻译质量，仍然谈不上通顺易懂。因此我想，其实这一问题的症结，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译者水平不行，而是因为在目前的学术著作翻译的圈子里，有一种追求所谓“直译”的风气（看来鲁迅虽然已逝世多年，但他的翻译理论，却影响深远），并以此为傲，似乎译作就必须带“洋味”，甚至愈“洋”、愈怪愈好。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因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就与此不同，一般是能让人读懂的。为什么文学界的人士，能将外国作品（特别是外国电影）翻译得让中国人看得懂、听得懂，而学术翻译，就必须搞得如此洋里洋气、古里古怪呢？ 　 　首先，所谓“直译”的想法，其实是说不通、也做不到的。就拿中文和英文来说，其时间、地点状语，都有不同的位置，因此你再想“直译”，也必须对此加以更动。比如英语里说“我在中国学过中文”这一句，就是“I　have　studied　Chinese　in　China”。如果想直译，那就是“我学过中文在中国”，当然一般人也许也能懂其意思，但我想没有一个翻译者会如此懒惰、或者对原文如此“执着”，而用这种方法翻译这句话。既然你已经做了时间和地点状语的更动，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对其他不适合于中文习惯的外文表达方式，也在翻译时加以修改呢？ 　　其次，语言是活的，其含义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会有许多不同。而许多译者，常常拘泥于他在初学外文时候，对一个单词的第一对应意思的认知，因而不管场合如何，一概就用这个对应词来做翻译。于是就会让人无法明了其译文的意思。如“true”一词，字典上的第一对应意思是“真实的”，但它还有“对的”、“正确的”、“确实的”等意思。而在学术著作中，这个词通常就表达后面几种意思。换言之，如果英语原文是“It　is　true　that……”，那么中文或许就应译为“的确，如何如何……”，而不应是“这是真实的，如何如何”。因为讲英文的人在口语中，也常用“true”来表示对对话者的意见表示赞同，也就是符合着说“对”、或“对的”、“是的”等等。这里的“true”与“真实的”意思，并不一致。 　 　再者，因为语言是活的，所以即使是再好、再全的字典，都无法完整提供其所有的对应含义。举一简单的例子，就是本文的标题中的“亲爱的”(dear)一词。“亲爱的”自然是其最常用的译法。但如果将每一个“dear”，都译成“亲爱的”，那就是非常懒惰但又十分常见的作法，其实很不妥当，无法正确表达英文原文中的亲疏关系。在中文中，“亲爱的”一词有很强的亲腻、亲热的含义，也许只是在恋人、爱人之间才会使用。但在英文中，该词则有多种含义，而且在许多时候，并不带有亲腻的意思。比如称某人“Dear　Mr.　Li”或“Dear　Professor　Li”，就不该译为“亲爱的李先生”或“亲爱的李教授”，因为这样的译法太亲密了，而使用这种称呼的英美人，通常没有这种意思，因为他\她也许只是一个陌生人，或一个未曾谋面的学生，写信求教、求助而已。因此正确的中文表达方式，应该是“尊敬的李先生”或“尊敬的李教授”。如果要文雅一点，那就可以是“李先生尊鉴”或“李教授道鉴”。事实上，如果两人一旦熟识，甚至成为朋友，双方开始用名字而不是姓称呼对方，英文会用“Dear某某”。再熟识亲密一点，反而可以不用“dear”来称呼对方，而会简单地说“Hi某某”。此处的意思，如同中文中用“小李”“老李”称呼那样。以上的亲疏关系，如果用“直译”来表达，就会让读者造成许多误解，似乎第一种情况比后面的情况更为近距离，其实正好相反。顺便说一句，如果有些中国学生写信给陌生的外国人，生怕产生误会，因此而不用“Dear　Mr.　XX”或“Dear　Mrs.　XX”，而直接用“Mr.　XX”或“Mrs.　XX”，那在收信人看来，要么是认为写信人英文太差，要么是认为对方不懂礼貌。由此可见，一概将“dear”理解成“亲爱的”，还会造成这种不必要的误解。当然，“dear”一词，在恋人、爱人之间也用，但使用的方式往往是“My　dear”、“My　dearest”，若将这两种称呼译成“我亲爱的”或“我最亲爱的”，倒是行得通的。但为简洁之故，也许“亲爱的某某”就可以了。中国文化本来就比较含蓄，用“亲爱的”来称呼对方（戏谑的除外），已经足够表达亲密、恋爱之关系了。 　　 上例可以说明，其实要想翻译得好，不但要活用、多用字典，即比较使用字典提供的多种含义，以便找到其中最贴切的对应词。译者不能以“直译”为借口，一概懒惰地用某个外文单词的最常用的中文对应词来翻译。而真正好的翻译者，则还可以更进一步，如果字典中提供的对应词仍不敷用，则还需要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寻找更好的表达方法，以准确掌握并且表现原文、原著的确切意思和内容。这里著作标题的翻译，就大有学问。前几年由刘北成翻译的佛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一书，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因为原作的英文标题是“Re-Orient”，与作者想挑战西方中心论的意图十分切合。但是如果直译成中文，如“再东方”、“又东方”等，就不是好的中文，因为它会让人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白银资本》的译法，既符合中文的习惯，又真切地展现了原作的内容，因为作者在书中，用“白银”在近代以前曾流向中国来指出中国一度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资本”一词，又符合作者强调中国在资本主义兴起的初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白银资本》这一标题的翻译，完全可以与原来的标题媲美。据说Frank本人生前对“白银资本”的使用，也非常欣赏。 　 　有些出版社对译作质量差找借口，说我们不追求“信、达、雅”，只是“信”，希求有所“达”。但在笔者看来，这真只是个借口，因为三者之间，其实无法分离。设想一下，如果一个译者的译文生硬拗口，读者何以知道他对原文有“信”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找出每个单词的（一个）对应意思按原来的句子结构排列一下而已？这与使用电脑翻译软件有何区别？近年许多闹出笑话的中文菜单翻译，就是如此“直译”的结果。因为“达”就是在正确理解了原文之后才能做到的，也就是说，只有做到“达”，才可谈“信”的问题，否则“信”无从谈起，因为读者无法知晓译者是否完全理解了原文的意思。易言之，翻译必须在理解了一段话的全部意思以后才能做到；翻译不可能是字对字、或句对句的翻译，因为一种文字和另一种文字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再者，“达”与“雅”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因为在中文中，有时只有“雅”才能真正做到“达”，亦即准确表达原作的意思。如前几年流行的一个美国电影，原题“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意为“麦迪逊县的桥（们）”（因为原文的“桥”是复数）。这样的直译，行得通吗？因为它既不“达”、又不“雅”。而要真正做到“达”，即点出电影讲述的一对中年男女之间的一段短暂、伤感而又让人怀念的爱情故事，那就必须用许多人会认为“雅”的译法——“廊桥遗梦”，才能做到。当然这一“雅”译，也有先例。在40年代，也有一部美国电影，原题“Waterloo　Bridge”，意为“滑铁卢桥”，而中文译名是“魂断兰桥”，借用《庄子·盗趾》篇中的故事，表达影片描述的悲剧爱情。用“兰桥”这一出自《庄子》的典故来抓住这个故事的核心，可谓雅矣，但如果不这么“雅”，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式来做到“达”呢？换言之，中文本来就是一种雅致的语言，要想“达”，许多时候只有“雅”的方式最为理想，可谓“达在雅中”。要想“雅”，就必须真正理解原作的含义——“信”，而这种真正的理解，就是通过“达”来展现的。这三者是相反相成的辩证、连环关系。 　　说了这么半天，许多读者可能会感到我的想法太过理想化，那就提一个具体、简单的建议，作为本文的结束。我想要译出通顺的译作，至少有一点应该可以做到，那就是不照搬原文的标点符号，而是根据中文的习惯，重新组织句子。因为中文相对西文，句子要短得多，如果照搬西文的长句，那么译文就不可能通畅。当下的译者、编辑们，是否愿意采纳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