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影视中学生身体的“抗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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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影视中学生身体的“抗诉”方式（《教育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

摘   要：学生的身体与学校微观制度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微观制度下的身体是被管理的身体，当冲突加剧时学生以身体为武器传达抵抗微观制度的宣言。影视作品中对仪式化、工具化的对象身体与愉悦的、被尊重的现象身体之间矛盾的处理更趋于夸张。从影视艺术的视角看待与审视教育问题，可以更好地观照教育实践，激发教育智慧。 　　关键词：教育类影视；微观制度；身体“抗诉”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国家社科青年基金课题“身体现象学视野下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体验研究”（编号：CHA1001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睿，女，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熊和平，男，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浙江宁波   315211）。 　　目前，国内对教育类影视的研究多从影视艺术的视角加以分析，人物造型、叙事方式、文化内涵、教育理念等是讨论的重心，教育类影视中反映的教育制度、师生冲突问题等教育实践中的尖锐矛盾却很少涉及。影视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可以通过其对教育场域内尖锐问题的艺术化处理来观照教育实践，夸张地传达身体的抵抗宣言。本文选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部国内外教育类影视《十六岁的花季》、《草房子》、《死亡诗社》中的典型片断，从身体“抗诉”的视角分析学校微观制度对学生命运的影响。 　　一、榜单前的身体：《十六岁的花季》的“抗诉”方式 　　榜即粘贴出来的文告或名单，榜贴本指官府的公告。红榜即光荣榜，最早可以追溯到科举时代殿试揭晓的黄榜（也叫金榜）。光荣榜蕴含的荣誉感被现代管理学作为一种管理制度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与表扬先进对应，管理人员发明了以白榜来惩罚落后。政府、企业、学校等纷纷采用红白榜的方式加强对职工、雇员、学生的管理。学校场域中红榜与白榜是以分数为标签对学生进行的分类，红榜是那些分数高的优秀学生的领地，白榜则是那些分数低的后进生的伤心地。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中第五集剧情围绕同学们高中生涯的一次期中测试展开，这次考试使原本轻松的校园生活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在红白榜公示制度面前，不同的学生选择了不同的身体反抗方式。 　　一向成绩优秀的欧阳没挤进红榜，得知成绩后垂头丧气，白雪一边安慰欧阳，一边帮他重新计算分数。王福娣担心自己会进白榜而不敢挤进人群看分数，躲在门口向白雪招手，拜托白雪帮她查查有没有进白榜。白雪拉着王福娣进去看分数，得知自己因半分之差进了白榜，王福娣转身跑了出去，边下楼梯边抹眼泪。楼梯里另一位女生也在号啕大哭，旁边的同学告诉老师她进了红榜，却是红榜的最后一名，担心家长会上被父母责备而痛哭。回到宿舍，王福娣不吃不喝趴在桌子上大哭，舍友一边谴责学校的红白榜公示制度一边安慰王福娣。校园广播在告知家长们下午的安排，红白榜即将被到教室参观的家长发现。这时白雪奔跑到教室，坐立不安地思考红白榜的事情。教室的广播依然聒噪着，白雪一把扯下电源，教室终于归于寂静。白雪焦躁地俯瞰着陆陆续续到校的家长，走到红白榜前面，狠下心撕掉了整张白榜。韩小乐推开教室门看到了正在撕扯白榜的白雪，一把夺过来，又冲上去把红榜也撕了下来，揉成一团后揣到怀里带出了教室。家长们在校长的指引下只看到未撕干净的红榜一角孤零零地贴在墙壁上，嘲讽地“望”着人群。校长气急败坏，要求佟老师三天之内查清楚撕榜的事情。其他同学对撕榜的无名英雄作揖表示他们的感谢。 　　《十六岁的花季》所呈现的身体“抗诉”方式有哭泣、激愤等，给我们的启示是这种成绩公示制度并不合理。考试前同学们都很自觉地认真复习，甚至与舍监周旋，争取晚点熄灯熬夜看书。无论什么考试，有排名就有前十名和后十名，成绩公示制度严重伤害了学生的心灵，学生的反抗也可以理解。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红白榜制度是学校各级管理人员甚至包括家长在内的所有人为了提高学生分数、追求升学率而形成的一项微观的成绩公示制度。学生优劣、尊卑的身份秩序往往通过红白榜一览无余。红白榜制度以公示的方式严重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侵害了学生的私权。求知活动本是学生的私人生活事件。红白榜制度与家长会制度的联姻更使得学生个人的求知活动受到了学校、家长的普遍监视，在双方的施压下学生最终成为追逐高分的机器。红白榜制度的教育管理学假设是：红榜的学生得到荣誉能够再接再厉取得高分，白榜的学生为避免这种示众的耻辱和得到上红榜的荣誉而在下次考试中尽力取得高分。显然这是教育管理者单方面的设想，学生对该制度却是反感、抗拒的。胆子小害怕家长责骂的学生会以哭泣、拒食等伤害自己身体的方法温和地表达他们的“抗诉”，胆子大敢作敢当的学生则用“撕榜”——彻底消除名次来挽回自尊这一更加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成绩公示制度的反抗。 　　二、仪式前的身体：《草房子》的“抗诉”方式 　　身体具有私人的属性，它与人的心灵紧密相连。但长期以来的事实是，身体往往受制于各种权力而公共化，学校课程中的身体也不例外。权力对个人身体形象的强化必须使身体在国家或集体所设置的理性轨道之内，保持规范而不能让它到处释放自身的激情。在宏大仪式面前，被驯服的个人身体才能得到认可，那些难以驾驭的身体是被拒绝、被排斥在仪式之外的。 　　学校的会操制度对学生身体的要求更加严厉，身体不再是一个有机整体，而被肢解后区别对待。从发型、身高、胖瘦等身体特征到身体摆动的幅度、排列的位置等机械动作都有明确的要求。按照科学原则把运动分解为若干动作，并配备示意图，指导学生如何运行自己的身体。个人的身体如同机器一样，只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这种源于军事领域用以矫正那些不合格体态士兵的规训手段，福柯曾有过详细描述：“为了养成习惯，他们要用这种姿势贴墙站立，脚跟、大腿、腰部和肩部都要触墙，手背也要触墙，当他们伸手时，手不能离开身体甩出来。此外，他们还要学会绝不低眼看地，而要平视他们走路时遇到的人。在没有听到号令以前，（他们）要保持不动，无论头部还是手、脚都不能动。……最后，还要学会绷紧膝盖，脚尖向前，列队行进。”[1]对士兵身体规训的手段渐渐被挪用到学校管理中，而学校组织的会操已经从普通的身体规训发展为一项集体仪式。当被挑选的学生定时、定点、按统一口令向上级领导汇报演出时，特别强调整齐划一的效果，表现出集体主义的美感和仪式的神圣性。不具有美感的身体无疑有碍于这种神圣仪式整齐划一的效果，校长和教师常常采用冷暴力，通过对身体的漠视把他们排除在仪式之外。对于受制于权力的人来说，身体“抗诉”是其表达自由与希望的唯一方式。通常，我们能在各种规训与惩罚中，找到相应的身体抵抗活动。 　　徐耿执导根据曹文轩小说改编的电影《草房子》，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个人身体对集体仪式的反抗。一年一度的全区小学会操即将开始，油麻地小学已经连续两年第一，校长对这次会操格外重视，亲自挑选参加会操的人选。眼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被挑走，校长的目光却始终没有在秃鹤身上停留。秃鹤期盼地望着校长，忍不住提醒校长自己的存在，却引来周围同学的哄笑，只能落寞地离去。芦苇地里，秃鹤狠狠地拣起石子掷向池塘的鸭子，鸭子慌乱地游走，秃鹤仍不解气，又用力踢了几脚。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秃鹤任凭大雨冲刷他的光头，仰天长啸，最终鼓足勇气向校长提出退学。然而秃鹤的父亲不仅呵斥了他甚至赏了他一记耳光。退学无望的秃鹤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挽回自己的尊严。 　　会操当天，校园里一派繁忙，拉横幅、迎领导、做彩排。秃鹤坐在后山遥望着校园，突然起身大步向学校走去。正带领同学们做深呼吸的蒋老师发现秃鹤坐在主席台上抓耳挠腮，蒋老师立即冲过去呵斥秃鹤下来，秃鹤仿佛没有听见一样玩世不恭地把玩着话筒。上级领导在校长的陪同下马上就要到了，秃鹤却手持话筒大声呼喊“我要参加会操”。蒋老师试图捉住秃鹤，秃鹤边冲着蒋老师做鬼脸边围着主席台转圈就是不肯下来。视察的领导已近在咫尺，蒋老师无奈只好答应秃鹤参加会操，但要求秃鹤戴一顶帽子遮住他光秃秃的脑袋。会操开始了，油麻地小学整齐的动作赢得了领导们的频频点头。秃鹤突然摘下帽子远远地扔向蒋老师，任凭他的秃头在阳光下滑稽地闪闪发亮，并一本正经地用自己的节奏表演，愈发显得“鹤”立鸡群。领操的女孩儿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一时间，整个操场乱了起来。油麻地小学最终丢掉了连续两年的第一名。 　　秃鹤虽然认真操练，每个动作都尽心尽力完成，但光秃秃的脑袋彻底浇灭了秃鹤投向集体主义怀抱的渴望。宏大仪式对个体身体的检视，使身体不再属于个人，而属于集体。本质上说，这种试图将宏大仪式建立在个人身体之上的规训活动，是一种道德化行为。集体主义，作为个体道德的最高要求，成为权力整合和身体规训的主要方式。不遵循集体主义的身体规训就破坏了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隐藏在道德名义之下的暴力名正言顺地碾压着具体而脆弱的个体身体，身体则成为了武器，以逾矩和颠覆传统的方式去张扬身体的权利，对抗宏大仪式对个人身体的排斥。与校长、领导等成人的反思、理性的身体相反，“秃头”是身体知觉本然的状态。秃鹤在庄严的仪式面前，故意暴露出他不入流的秃头，有力地表达了对仪式化身体的反抗，捍卫了作为一个体验着的“存在者”的尊严。 　　三、升学制度前的身体：《死亡诗社》的“抗诉”方式 　　学生身体的种种欲望如个体的生存体验、情感诉求在升学制度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被忽视的。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古典本体论时期，人们相信万物本源的存在，并相信理性的力量可以把握万物本源。身体是卑微的，毕达哥拉斯认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柏拉图则认为灵魂被囚禁在身体这个洞穴里，使灵魂失去了自由，只有身体的死亡才能使灵魂摆脱身体的纠缠而独自存在。正是身体的死亡，灵魂才能无拘无束地通向纯粹的智慧、真理与知识。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对待身体的态度也大致相同。在他们看来，身体是短暂的、贪欲的、低级的、错误的，并必然导致恶；而灵魂是不朽的、纯洁的、高级的、真实的，并最终通达善。灵魂对于身体具有极大的优越感，身体的种种欲求是受到严厉谴责的。反映在学校课程领域，教师代表着意识范畴中的绝对理念、灵魂或上帝，致力于如何教学生用躬身膜拜的虔诚姿态去获取知识，并对不虔诚的学生实行体罚。[2] 　　到了近代认识论时期，虽然区别了身与心的二元世界，强调身体的感觉在认识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但身体并没有获得自我解放。笛卡尔的经典论题“我思故我在”认为，只有自我理性才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灵魂能离开肉体独立思考。康德虽然强调了身体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但认为人最终还是要通过心灵完成对世界的判断。身体仍然不能摆脱其工具性的地位。 　　在现代存在论时期，尼采从权力的视角将身体推向了哲学的高峰。身体，从尼采开始，成为个人的决定性基础。[3]尼采认为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的本质就是生命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又寄附于人的身体内。权力意志由感觉、思想、激情构成。身体在这里得到了正名，超越了理性。反映在学校课程领域，教师摒弃古典本体论时期的体罚的规训方式，以及近代认识论时期的机械的求知方式，为学生制订学习计划并允许学生自己去做，开始重视学生身体的感知在认识事物与自我实现中的作用，学生享受到身体解放后带来的愉悦。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后期，伴随着科技理性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生存论哲学对近代占据思想史中心地位的认识论哲学产生了怀疑，试图通过关注人的生存方式而改变科技理性带来的困境。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等关注人的生存的思想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反映在学校课程领域，生存论哲学开始寻求学生身体解放的道路，减轻学生在求知过程中身体被异化的痛苦。在彼得·威尔导演的影片《死亡诗社》中，学生们在基廷老师的引领下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身体的解放却遭到了以认识论哲学为基本架构的权力谱系的遏制，尼尔最终选择抛弃身体来表达他对升学制度的愤懑和对自我生存体验的向往。 　　影片之初，尼尔的父亲先斩后奏代替尼尔辞掉了校刊社的助理编辑职位。虽然尼尔强挤笑容试图带着一丝期盼向父亲争取留在校刊社，然而，在父亲严肃的面孔、语重心长的教诲下，尼尔虽万般不情愿却也只能无奈地妥协。学校生活一如既往平淡无奇，直到基廷老师的出现。诗歌教授课上，尼尔如往常般朗读课本的导论部分。尼尔读完，基廷微笑着告诉大家：“鬼话！”大家都吃惊地望着他。接下来，基廷命令大家撕掉传统的评判诗歌优劣标准的导论，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吃惊不已，胆大的同学率先撕了一页。在基廷的鼓励下，欢笑声、撕书声充满了整个教室。学习诗歌的课堂上，基廷突然跳上讲桌环顾四周并告诉同学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在基廷的鼓励下，同学们纷纷跳上桌子，重新思考这个世界。 　　在基廷的引导下，尼尔被压抑的身体渐渐苏醒，并决定寻找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表演。得到演出“小妖精”的机会，尼尔兴奋地猛敲朋友宿舍的门，一遍遍喊“我要演小妖精”。父亲得知后言辞激烈地命令尼尔退出演出，这次尼尔双眼直视父亲，试图说服父亲允许自己表演，但在父亲的训斥下始终无法说“不”。然而这次尼尔却没有顺从父亲的意志退出，而是抱着侥幸心理，希望父亲明白自己是真正热爱演出，而不是一时兴起。尼尔的演出虽然非常精彩，但怒气冲冲的父亲仍不由分说把他带回了家。父亲认为他是在毁灭自己的生活，并决定为他办理退学手续，转到医学院去学习。上哈佛——当医生，尼尔的终身就这样被父亲安排妥当。与父亲交涉无果后，尼尔微微扬起了嘴角，此时他已不再怯懦。尼尔最后一次戴上小精灵的帽子，闭上眼睛细细体味，赤着上身、光着脚走进父亲的书房，拿出父亲收藏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影片反映的是1959年威尔顿预备学院的生活状况。当时美国基于培养知识精英的课程改革达到了高潮。国家注重学术性科目学习，课程体系及对应的学生评价体系学科化、专业化情况严重。尼尔的父亲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在精英主义教育模式下走上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希望他以后进入哈佛医学院，做一名医生，成为高级专业人才。但尼尔自身的生存体验是被忽视的，甚至尼尔自己也处于无意识状态。父亲命令他退出校刊社，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升学中去。他没有过多的辩解，只是垂下头默默地接受。但在基廷老师生存论课程的启发下，尼尔开始觉醒。生存论尊重个体的本真存在，而不是唯政治导向是从。他重组了古诗人社，瞒着父亲去表演，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父子的冲突却加剧了。与父亲沟通失败后，尼尔最终选择抛弃自己身体的这种极端方式，表达对精英主义教育下升学制度的无奈与反抗。精英主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是以漠视学生的本性、是以对每个家庭亲子伦理关系的压抑为代价的。基廷老师黯然离开，宣告了其存在主义课程实验的结束。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仍存在过度重视升学率而漠视学生生存体验的危险，尼尔极端的反抗方式对当下中小学教育仍具有警示意义。 　　四、结语 　　以上影视作品中反映的微观制度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管理过程中把身体对象化的倾向。感性身体的各种欲望是被控制、被压抑的，管理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取得更好的求知效果与升学效果。身体对象化在学校管理中表现为身体被肢解、被技术化，而无视现象身体的完整性。身体现象学认为，“知觉的主体是身体，身体是人所特有的与世界相关联、进入世界的入口。”[4]白雪、韩小乐的激愤撕榜，秃鹤故意显露光头以示其存在的尊严，尼尔对身体彻底的抛弃，分别表达了他们对成绩公示制度、仪式检视制度、升学制度的反抗。学生在压抑感性身体需求的各种制度面前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给予还击。这些身体的“抗诉”方式尽管来自于教育类影视作品，但值得每一位现实中的教育工作者深思，并提醒我们学校教育应秉持身心一元论的教育哲学作为日常教育实践的指南，教师应时常关注并涵育基于身体关怀的教育机智与实践策略。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54. 　　[2]熊和平.课程与身体:微观权力观的视角[J].比较教育研究，2006，（11）：10-14. 　　[3]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 　　[4]庞学铨.身体性理论：新现象学解决身心关系的新尝试[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5-13. 　　责任编辑：程方生         　　Analyzing the Demurrer Modes of Students’ Body in Educational Video Works 　　Wang Rui   Xiong  Heping 　　(School of Teacher’s Education，Ningbo University , Ningbo , Zhejiang  315211) 　　Abstract: There are often conflicts between the body of students and the microcosmic system of school. Body under the microcosmic system is the managed and student may use their bodies as  weapons to counteract the microcosmic system when the conflict is intensified. Contradiction between ritual, tools, object-oriented body and pleasure respected phenomenological body can be displayed exaggeratedly by video works. This thesis is about to examine and look upon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video works, which will shadow light o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stimulate some educational wisdom. 　　Key words: educational video works, microcosmic system, body prote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