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宣言－－与哈里·柯林斯的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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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宣言－－与哈里·柯林斯的访谈录

来源： 作者：成素梅

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是英国卡的夫大学社会学资深教授,知识、专业知识与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著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2005年4月5～12日,他在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进行学术访问期间,我就柯林斯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思想对他进行了专访。 　　问:柯林斯先生,您能明确地谈谈您的观点与布鲁尔和拉图尔的观点之间的差别吗? 　　答:与拉图尔相比,我更接近布鲁尔的观点。至关重要的是,我与布鲁尔的思想都是基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而拉图尔则始于符号学和其他法国哲学。首先,我把自己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者”。布鲁尔说我应该被称之为“方法论的理想主义者”,并且说,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似乎对我而言,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是他自己的“对称性原理”的实际推论。在这里,布鲁尔的确有某种误解。我们曾经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但是,没有达成共识。 　　20世纪70年代初,我与爱丁堡学派的差别很大,因为我以为自己是一名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者,而他们却不认可相对主义。到1981年,我意识到,我无法证明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并解释说,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成为一名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者。我在1981年刊登在《社会科学哲学》上的《什么是真理、理性、成功或进步》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说明。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了布鲁尔的强纲领与我的“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EPOR)的某些区别。特别是,我注意到,除了中间两个信条之外,强纲领的第一信条和最后一个信条是不必要的。关于相对主义的最新讨论,可参见我与人合作主编的《一种文化》一书的第15章。 　　我与布鲁尔的差别更多地集中在实践方面。他的一生主要以哲学家的风格工作,即他的工作来自学习,而我的思想往往来自实地考察(fieldwork):有时,作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我的哲学思想所关注的是我研究的实践。但是,布鲁尔与我的这种差别越来越不明显。爱丁堡学派的成员很快在巴思大学着手进行我所从事的实地考察研究;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爱丁堡的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在方法上和程序上更接近于“巴思学派”(Bath School)的进路。当前,布鲁尔已转向经验研究——他正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空气动力学进行详细的历史分析。 　　我与拉图尔在学术训练方面有重大的差异。我是一名社会学家,而拉图尔是一名哲学家和人类学家。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他相信,外行的观点是有价值的,而我则认为,当外行注意到新文化的特征时,他们只不过是对内行赋予这些事态的意义感到困惑而已。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尽可能彻底地了解你所研究的群体,然后,再“使你自己远离”这个群体。拉图尔作为一名外行在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开始了他早期的实地考察研究,然而,就我所知,他从未在一个实验室里花费过大量的时间,而我为了接近这种完美研究的理想,与研究引力波的科学家一起,渡过了我生命中最近十年。这些年来,拉图尔没有设法接近科学家;而我则竭尽全力不断地加深对科学家的了解。 　　或许,正是这种差别说明了其他问题。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拉图尔是在远离科学的情况下发展理论的,因而他的理论所需要的科学知识很少,而且,这意味着,不要求学者们一开始就关注科学。他以符号学为出发点,强调了他要求学者们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和其他人文学科;我的进路则需要投入到科学中去—也许,更多地求助于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我的工作是有意劝说科学家认真地接受社会学,我还通过对探测引力波案例的跟踪研究,写了一本专著《引力的阴影》(Gravitys Shadow)。 　　此外,我着迷于科学并认为自己是一名科学家。我相信,科学—我意指,通过科学,承诺对明确的(在我的事例中是社会的)真理的认真探索,不管这种探索是否能够达到目的——比把世界看成是一个被解释的“文本”更加引人注目。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文本或一个符号系统,鼓励人们提出包罗万象的理论。因此,拉图尔认为,甚至应该把人类与机器和动物之间的差别视为一种解释。我认为,我们的理论是很不全面的,这些理论会把人类置于世界的中心。当一个理论太全面时,对世界没有任何效用,只是使一切保持原样,尽管它是用不同的话语描述这一切的。一个关于万物的理论是提出了关于无(nothing)的假设。我们可能会说,关于万物的理论面临着波普尔所担心的不可证伪的危险;我们无需接受波普尔的证伪标准就可明白,一个较好的理论是在接受它的过程中经得住反驳的理论,因为我们知道,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是很重要的。总之,我更喜欢小得足以揭示科学世界的理论。为了改造世界,我们必须拥有中间层次的理论—大得足以为我们提供与常识相反的洞察力,但是,不能大到把概念同样地应用于任何事物的程度。 　　最后,在拉图尔与我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道德上的差异。拉图尔拥有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科学理论:科学真理是从最强的协作中涌现出来的。就我所能了解的情况来说,他为了尽可能地吸收观察世界的许多其他方式,通过提出非常抽象的理论,并因此而调整很灵活的观念,使这一点在他自己的工作中融入实践;这些普遍的理论能够与很大范围的其他观念相一致,因此,对于那些希望在不改变其实践的前提下,把自己看成是从事最前沿的新观念研究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使别人易于接受自己的思维方式的这种策略,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因为它不需要进行艰苦的实地考察和深入了解科学世界。对于拉图尔来说,科学是什么的描述似乎导致了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怎样的规定:如果一种科学观是通过建立同盟来增加说服力的,那么,一种社会科学观也应该通过建立同盟来获得权威。另一方面,尽管我把科学描述成一种普通的活动,与任何其他人类活动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并不认为,任何事情都是你应该如何行动的结果。事实上,我是一位关于科学责任的浪漫主义者,我认为,即使科学完全是社会性的,个体科学家也仍然应该像科学而不是社会的那样行事。科学家应该仍然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发现真理,而且,真理的发现是在严格地避免做出让步的同时,通过建立有洞察力的理论、不懈的观察和实验获得的。这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我于1982年刊登在《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的《特殊的相对主义:自然的态度》一文中第一次表达了这种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我论证说,科学家的研究,应该把自然界看成是真实的;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应该把社会世界看成是真实的。这也是方法论的相对主义。 　　在“自然科学态度”的范围内,科学英雄依然是把世界作为个体来接受的那些人,与此同时,我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承认他们达到了他们似乎要达到的目的,只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语境。因此,我的科学观的动机是反驳,然而,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拉图尔的理想科学的动机是合作。不幸的是,我的理想使同盟更加难以形成。 　　我们一定不会忽略我们自己所受的社会学训练:如果人们有机会继续运用在教室里使他们成功的旧技巧—特别是,阅读文献和分析文本的技巧—进行研究,那么,许多人将会对自己所熟悉的方式做出选择。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坚持新的而且是困难的工作方式。这些使我们走出了教室和办公室。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新的训练,那么,这种训练必须是新型的实践所要求的:只有按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发展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form-of-life.)。一种新的训练必须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用新的词汇来描述旧的事情。 　　问:您在2001年合作主编了一本名为《一种文化》的论文集。可是,早在1959年,斯诺就曾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出版过一本名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影响很大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斯诺认为,知识分子(主要指人文学家)与科学家(主要指物理学家)之间存在着彼此互不理解的鸿沟,他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您为什么不同意斯诺的观点,主张只有一种文化呢? 　　答: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表明,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普通的活动,这正是我说只有一种文化的理由。换言之,科学与制造知识的其他方式非常类似,至少,当我们寻找科学与其他知识在逻辑上或程序上的差异时,这也正是书名《一种文化》的由来。 　　问:如果根据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观点,认为只有一种文化,而且,这种文化还是由社会建构的,那么,如何理解像手机、电视机以及其他技术制品的成功应用呢? 　　答:自1981年以来,我已经对真理和实在论的问题不感兴趣。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对真实的与相对的或同一问题的其他形式争论不休,如果我们回到一千年前,仍然有些大学允许思想自由,那么,我们会发现,所进行的争论是相同的。实在论与相对主义之间的战争是不会有结果的—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现在,我把相对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并不对世界的形成方式做出某种断言。 关于电视和其他技术产品的问题,让我首先根据我在1981年前所做的工作来回答,电视机的存在并没有证明相对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存在着许多可能的答案,但是,我只选择一个答案,即我无法确定电视机的存在。在这方面,我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一个好伙伴,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无法确定像电视机、人类、墙壁或比瞬间的感知更多的任何东西的存在。如果逻辑实证主义,或者说,任何其他形式的证实或证伪的哲学体系,成为说明我们关于无法论证的真世界的知识的一种满意方式,那么,最终,实在论是比相对主义更经济和更有吸引力的理论。但是,一个接一个的哲学体系并没有找到一致地描述我们如何认识现象(与实体相对)的关键所在,因此,电视机等技术产品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 　　现在,让我根据1981年后的观点进行回答。我只是说,“那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区分真假,然后,根据当时的目的,即我为了进行可信的和有兴趣的案例研究,所需要的目的选择分界线。这就是方法论的相对主义。 　　问:1985年,您出版了一本《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和归纳》的专著,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答:复制意味着其他科学家对实验的重复;归纳是对过去的实验进行概括。这本书所论证的观点是,一个可重复的实验成功地确定了特许一种新的归纳概括——例如,我们过去探测引力波的经验允许我们概括地说,引力波在未来也是可检测的。这个论证的新颖之处在于,不是通过复制一个实验,而是通过一个一致同意的下列决定,来确立一个实验的可复制性:所有产生了“X”的实验都是好的实验;而所有不产生“X”的实验都是不好的实验。在并存的意义上,这一点确保了真正的复制类型—产生X的那些复制——于是,X的存在,在未来能够成为归纳概括的主题。 　　问:您在1990年出版的《人工专家:社会知识和智能机器》一书中讲到了“行为的体现”(the shape of actions),其主要观点是什么? 　　答:“行为的体现”是作为一种手段,来彻底解答我在《人工专家:社会知识和智能机器》一书中首先提出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问题是由下列论点引起的:既然所有的知识都具有社会集体性(social collectivities),既然所谓的智能机器并不属于人类的社会集体,因此,假如我们所说的智能是指能够模仿人类的行为,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智能的。我表明,即使对简单的智能机器而言,例如,拼写校正器,这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的,所以,它一定包括比如说算法这样的知识。但是,我们有能计算的普通电脑(袖珍计算器),因此,我的论证一定是错误的! 　　最初的一部分解答方案是注意到,袖珍计算器所进行的计算不同于人类的计算方式。例如,假如计算7/11x11的总数,大多数袖珍计算器会给出类似于6.9999的答案;而一个人不用进行任何计算,就“知道”是7。电脑不知道如何近似或适当地四舍五入,而所有计算的应用都要求进行近似和四舍五入。知道如何近似和适当地四舍五入,是知道对一个问题的正确解答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因此,有可能认为,7/11x11的正确答案实际上是循环小数6.9999,但是,有人说,这没有真正理解问题,而我们社会集体的成员能理解。 　　为什么这只是最初一半的解答方案呢?因为在没有必要进行近似的地方,例如,我们不把计算应用于世界的现实问题,而只是进行一种算术练习,计算器对求总数来说仍然是很有用的。这些情形中的依据是什么呢?回答是,人类是如此的多才多艺,以至于他们能酷似机器,即使机器不能酷似人类。有时,我们表现了酷似机器的一种行为。这是一种假象,好像我们不是社会集体成员。算术练习就是此类行为的一个例子。 　　《人工专家》一书中第一次提出这些解答方案。在“行为的体现”部分,马丁·库施(Martin Kusch)和我应用了区分“多形态行为”(polymorphic actions)和“单形态行为”(mimeomorphic actions)的观念,“多形态行为”是指普通的人类行为,所谓由于相同行为对应于许多“表现”或举止;“单形态行为”是指酷似机器的行为,在这里,相同的举动每一次都用来例示同一种行为。我们根据这两类基本的行为类型及其子类型,描述了许多人类所做的事情。运用这种区分,你能够确定(带有某些困难),哪类行为机器能模仿,哪类行为机器不能模仿。 　　问:那么,您曾说过的互动的专业知识是指什么呢? 　　答:我所断言的是,我花了十年多的时间与科学家生活在一起,我具备了运用某种技巧与他们谈论他们学科的专业知识—这就是互动的专业知识。它不同于建造引力波检测器的能力或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的能力;我把这些能力称之为“可贡献的专业知识”(contributory　expertise)。我在《现象学与认知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作为第三种知识类型的互动的专业知识》一文中,试图用哲学语言说明互动的专业知识。重要的是,一旦人们在两类专业知识之间做出区分,就会提出更复杂的分类。我们称这种分类为“专业知识周期表”。例如,比互动的专业知识水平低的专业知识,我们称之为“来源于第一手资料的知识”(primary source knowledge),它是通过阅读科学杂志得到的,而不是通过与核心层的科学家之间的谈话得到的,这些科学家知道,哪篇论文值得阅读,哪篇论文应该被忽略。水平更低的专业知识是“大众理解”,它是通过阅读二手资料获得的,这些文章通常是由新闻记者撰写的,其中包括对一手资料的消化吸收和简化的版本。我们现在需要理解,这些不同的专业知识进行相互作用的方式。 　　问:您认为应该改变哲学研究的方式吗? 　　答:正如你从上面的回答中所看到的那样,我确实认为,科学哲学应该从SSK中吸收某些思想。但是,吸收社会学已产生的思想是很不够的;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最好要掌握“互动的专业知识”,在没有获得“可贡献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互动的专业知识只能持续一代人。重要的是应牢记,正如乔·韦伯论文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文献知识不同于科学知识;哲学系必须长期保持与科学社会学的“核心层”相联系,如果他们打算长期坚持相联系的思想,那么,这将是进行哲学研究的最好方式。然后,第二步是,改造科学哲学系,使有些人更多地以社会学的方式做事。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不是寻找意义,而是寻找用法”。下一步是,如果我们希望哲学吸收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并且不再失去它,那么,一些哲学家也必须接受社会学的行动方式;思考和行动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问:尽管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与发明的产品,但是,它也包含了真理的因素,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答:问我们什么是“不太极端的”社会建构论的进路,这种提问方式是无益的。我认为,我们一定是重实效的。我所做的每一项社会学研究都包括了我把世界的大部分看成是真实的。当我调查科学家们关于他们是否检测到引力波的分歧时,我不把引力波看成是实在,但是,我把伏特计、激光、反射镜、电线、示波镜、钢管、混凝土砌成的洞穴以及洞穴中放置的探测器看成是真实的。我在相对主义的意义上看待这里的每样东西:毕竟,我可以生活在梦中(唯我论)或文本中,但是,我没有选择这样做。这不是一种哲学的选择,而是策略上或方法论上的选择。如果我选择在相对主义的意义上看待一切,那么,我对探测引力波的说明,将转向对整个实在的说明:我的已经相当厚的著作,将会变得与宇宙一样大。因此,如果我希望探究世界,而不是仅仅谈论世界,我总是在某些时候选择把某些东西看成真实的。 　　于是,我们必须问的不是真理观的意义,而是它的用法。我用真理保护我不受同类项目的潜在倡导者猛增的影响,但是,我用非真理(non-truth)打开我要分析的世界的突破口。我在哪里用真理,在哪里用非真理,取决于我希望做什么。因此,在我探究的过程中,不是谈论事实真相——我不理解的一个概念—我是自觉地选择我把什么当做是真的,把什么当做是建构的。 　　问:除此之外,您还想对科学哲学家提出哪些建议呢? 　　答:学习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实践并非易事。就像学习其他实践一样,需要一个学徒期,不只是阅读,至少要学会六种技巧。 　　(1)选择社会学的研究项目; 　　(2)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突破口; 　　(3)知道描述你所看到的事情;当一个项目出错时,知道如何调整; 　　(4)当一个项目出错时,知道做些什么; 　　(5)知道在相对主义的意义上分析什么,并把什么看成是世界的一个确定部分,以便提出与常识相反的观念; 　　(6)撰写研究计划。 　　问:您关于专业知识的研究,在哪些方面与这一点相符合呢? 　　答:关于专业知识的研究是与相对主义—实在论的争论相垂直的另一个方向。我们已经着手进行研究的称之为专业知识和经验研究的项目—我们在“科学的第三次浪潮”一文中称之为SEE。我相信,我们必须理解专业知识,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专业知识的新的哲学/社会学(在这里,其实哲学与社会学没有区别),应该不同于从前的研究进路,即既研究精通的专业知识(perfect expertise),也研究不太精通的专业知识。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科学越来越面对公众的不太精通的专业知识,而且,这是不可完全忽视的。我们需要知道哪类专业知识,是很不全面的科学的专业知识,也需要讨论其应用。我们已经着手以新的方式思考和研究专业知识。新的思考开始于我前面讨论的并得出“专业知识周期表”的互动的专业知识与可贡献的专业知识之间的区分,但是,我必须强调,这只是项目的开始。现在,我们必须试图理解专业知识的所有类型和用法。这既是一项哲学项目,也是一项社会学项目。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正是互动的专业知识,使得人们有可能共同承担大的科学项目,而且,有可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更令人惊奇的是,互动的专业知识通常是同行评论的媒介!我们正在卡的夫进行某些实验,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互动的专业知识。我们正在试图发现,当我们谈论互动的专业知识和可贡献的专业知识时,是否有可能说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玩儿童所谓的“模仿游戏”。我们假设,色盲即使无法区别颜色,但是,在辨别颜色方面,具有几乎完美的互动的专业知识,因为他们是被用语言表达颜色的人培养成人的。于是,我们假设,他们应该有能力像不是色盲的人一样谈论颜色,也应该有能力假装成为能够看出颜色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假设,不能立即感知乐符音高的那些人,将没有能力假装成为能感知乐符音高的极少数人(能听出“正确音高”的那些人)。我们正在通过评价生活在偏远地方的人用计算机键盘键入问题,来检验我们的假设,而且,通过观看他们键入问题的答案,尝试得出谁在打字。到目前为止,这种实验似乎支持了我们的假设,我们也希望不久发表一篇描述这项工作的论文。我们为什么做这些实验呢?因为人们要想完全确信一种观念,必须让这种观念发挥作用。 　　问:如此看来,究竟是存在着两种文化;还是存在着一种文化呢? 　　答:当我们远离逻辑问题或程序问题,而转向关于生活方式或文化问题时,我们能够明白,存在着观看世界的特殊的科学方式和非科学方式。但是,不存在斯诺认为的两种文化。首先,观看世界的科学方式远比斯诺想像的更适用。举例来说,在运用主观方法的社会学中,我所定义的科学进路适用于解释案例研究。我所说的科学文化并不是通过科学论证和实验的严密性、复杂性和客观性来描绘的;科学方法与其他认知方式很相似。不过,我们所认为的科学态度仍然是独特的,具有做好工作的完整性;具有以真理为目标的意义,即使真理是不可能发现的;具有向他人做出解释的义务;具有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思考和表达新的和非正统思想的自由;具有清楚明白地说明自身的意向;以及尊重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中的某些方面只是好的专业知识,但是,当一个人把它们全部加在一起时,他就得到了获取知识的进路,尽管,无法用任何一种逻辑方式证明这一条进路是最好的,但是,它是一种好的道德。很难证明什么是好的道德,因此,我只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明白,获得新知识的这一条进路是一种好的方式,那么,他们的感觉就有点错误。这个定义使许多哲学家也走进科学家的生活。它也使许多其他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走进非科学家的生活。有些学者,不关心明确地写出和表达他们的思想,而是喜欢通过信徒的聚集,获得名誉,这些信徒热心于阐述所设计的模糊陈述的意义。我们根本不可能确保,我们的作品和格言会是同样可解释的,但是,我们有意试图只提出一种可利用的解释,不管这种解释是否通俗,它对科学实践是十分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