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分享幸福

管季超0712

毕淑敏：分享幸福
（本文载于《出版人》2010年第7期  4月1日）

记者|田伟青
2010年3月，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发布，引发热议。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半数的调查对象对家庭生活现状不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被称为“伪幸福”城市。幸福究竟是什么？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人们又回到了这个问题的原点。
“幸福是一种内心的感受，是灵魂的成就，是一种快乐和意义的结合体，而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一个人只要胸怀理想，不懈地努力，真诚勇敢，爱祖国爱人民，爱亲人爱朋友，就可以到达精神幸福的顶峰，那个时刻，即使生命即将振翅而去，也满怀欣慰与安然。”这是著名作家毕淑敏为幸福所作的解读。虎年春节前夕，央视“百家讲坛”播出毕淑敏主讲的《破解幸福密码》，同名图书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同期推出。
毕淑敏的登坛开讲是“百家讲坛”执行主编王咏琴近3年来坚持不懈努力说服的结果。拒绝多次后，最终打动毕淑敏的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王咏琴告诉毕淑敏，“百家讲坛”最低的收视率是1%，也就是说至少有1000万位观众能通过节目接受你的心理知识普及，这可远比一本书的影响面要广得多，而且更便宜，更便捷。“我是个当医生出身的人，见过太多的死亡，深感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我知道人非常孤独，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当代人的痛苦更多地是由精神层面而来。我希望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与更多的人分享快乐和思考。”这是毕淑敏写作的原始动力，也成为促使她抛却各种顾虑，登上“百家讲坛”的最大内因。而实际上，《破解幸福密码》的收视率达到了3.4%，也就是有3000多万观众，这让毕淑敏感到很大的欣慰。
“我如此地热爱我父母曾经经历过的和我自己正在经历的幸福，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把在幸福之路上的点滴思考，和大家分享。我觉得它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会对很多人有所帮助，尽管我可能说得不好，不完善。不过，我想提出这个关于‘幸福’的问题，让大家引起重视，就是值得的，算是抛砖引玉吧。现在，我很安心，因为我已尽力而为了。”接受《出版人》采访时，毕淑敏这样说。

登坛：自己打65分
    《出版人》：节目播出后，给您印象比较深的观众反馈是什么？
毕淑敏：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个男孩的家长告诉我，他的儿子正处在叛逆期，本来大人以为天下没有他能听进去的话了，没想到孩子看到这个讲座后，竟然跟着听完了。然后，他对家人说，要找到人生的目标，要自己负起责任来。听了这样的回馈，我还是挺高兴的。我希望有人真的能够从中得到一两句话对他有一点帮助。
《出版人》：给自己的表现打多少分？
毕淑敏：打65分吧。因为这是我完全不擅长的一个工作。我以前做过医生，然后就是写作，基本上都是和在大庭广众之下滔滔不绝地讲话不相干的事情。而且我马上就60岁了，我觉得一个60岁的老人家去做一件自己完全没有做过的事情，实在是有点惊险。再加上我所讲述的又完全没有什么理论体系，就是自己的一些思考。我想，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包括发音不准确，哪个典故讲得不清楚，哪个体系不合适。你想中国有那多么的专家学者啊！所以，参与这件事在我来讲，真的是下了很大决心。期间，我常常用那句话鼓励自己——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我希望现在已经丰衣足食的中国人能够去思考我们是否真的幸福，或者怎么去争取幸福。
    《出版人》：你心理上还是会有些忐忑？
毕淑敏：是的，基本上轮到我去讲的头一天晚上就会忐忑不安，睡不好觉。要知道，我平常是个睡眠很有规律的人，包括写作，哪怕写到很要害的部分，我都坚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一种很有节制的工作状态。但是，“百家讲坛”让我的生活规律发生很大变化，我真的几乎会失眠。于是我不断问自己，你失眠的实质是什么？是因为我讲得不好。可是，我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所以，每次都感到没有把握。那我就对自己说，你是否还能讲得更好？想了想不能了。目前，我只能做到这里。然后，我就说，只要尽力而为就可安心了，这才慢慢睡着，每一次都要对自己讲这些话。真的，我每一次都会觉得，这是我一辈子做的最愚蠢的决定。所以，以后也不会再上类似的节目，这是我的“绝响”。
《出版人》：在电视讲座中，你着重讲到关于什么自卑、悲伤、焦虑与幸福的关系。为什么关注这三点？
    毕淑敏：我们总是希望自己幸福，没有什么人会说我这辈子打定主意一定要做一个不幸的人。可是，我们的情绪不可能总是正面的，一定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出现。它们会干扰我们对幸福的把握。比如自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弱点，但是仍然可以成为幸福的人。悲伤亦然，没有悲伤的人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被悲伤所粉碎，要不断地在过程中尽量地成长，完善自己。
    还有焦虑，我们都知道这100年里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现代社会的节奏和几千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所遇到的挑战和他们的祖辈，包括他们的父辈都是不一样的。现代人面临的1天可能等于过去的20年，人都被裹挟在这些变化中高速旋转。我看到一份资料说，按走路速度来讲，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就是中国人。所有这些变化都给我们带来特别多有形、无形的焦虑，尤其是年轻人。你几乎看不到一个内心安然的年轻人。我办过几年心理诊所，第一线地接触过心理患者，又因为身为作家的这种训练和敏感，我可以感受到那些人内心的巨大压力，以及自我探索当中的失落。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变化太急速的话，就一定有适应不良的问题，就像天气激烈的变化，人就很容易生病，心理也是一样的。这些都加重了现代人的不幸福感。
    《出版人》：你似乎更关注年轻一代？
    毕淑敏：你说得非常对，我开心理诊所的时候，就诊的年轻人特别多。我想，第一是因为较之父辈，他们会更容易接受心理咨询这件事。第二，他们有更多的隐私观念。另外，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已经是他们父母的经验或者朋友间的交流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了，所以他们会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当然，他们的问题也特别严重。我的心理学导师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是美国的心理学博士。我曾跟他谈过一些案例。他说：“我虽然是你的老师，听了以后都非常吃惊，中国大陆现在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出版人》：听说你现在不开心理诊所了，为什么？
毕淑敏：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我那会儿也挺矛盾的，因为好多好多人来预约，春天预约到秋天都排不上。他们特别焦虑，后来连我自己也焦虑起来了。我想这个事情又不能弄个流水线出来，又不能机械化生产，又不能开连锁店，因为心理医生是一个纯粹的手工劳动，永远是个人对个人非常私密的过程。可是，我没办法提高产量。我想不出任何应对越来越庞大的来访者的局面了。我当时真的有一点绝望，好比你是划着小船的一个救生员，在海边上，突然看到有1000只手举起来，说他们马上要沉没了。你说你救谁啊？没办法！
后来我想想，还是写书去吧。我一本书可以印10万、20万册，就有10万、20万的人能够看到。再有，我觉得中国人是有自省的习惯的，如果读书后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也许就会有点变化。这也是我答应“百家讲坛”的重要原因。我觉得是去分享一种思想。我真的觉得现代人很痛苦，所以，去做了心理医生。我真的是亲身了解他们有多么的痛苦，所以，我很愿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幸福：精神胜于物质
《出版人》：我记得此前你写过《提醒幸福》等文章，到目前呈现给观众一个比较系统化的成果，经历了怎样的积累和思考过程？
毕淑敏：“百家讲坛”给我非常大的自由度，他们说你随便讲好了。我问自己最想讲的是什么？后来发现对我自己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让自己一生幸福，也很想把这个传递给别人，所以确定了这个话题。
我对这个话题的理解的确是逐步推进的。你提到的那篇《提醒幸福》是我的早期作品，被收入全国统编初一语文教材。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曾去北川中学讲过这篇课文。当时北川中学的校长跟我说，他们死了不少学生和老师，而且教师奇缺，希望我去给学生讲讲这篇课文。我当时特别为难。第一，我没有当过老师，对什么主题思想、段落大意一概不清楚；第二，这篇文章名字叫《提醒幸福》，可是那些孩子中，有的亲人过逝，有的同学埋在废墟里，有的身体残疾了，我怎么去跟他们谈“幸福”这个词呢？后来学校方面动员我说，学生看到教材里的一个作者突然出来了，他们会很开心的。我当时想，如果真的能让那些受到那么大创伤的孩子感到开心，那很值得，就去了。
我一直是个特别关注生命和死亡的人。一方面是因为我做医生这个行业，是和平年代见生死最多的职业人。另一方面，我16岁的时候就去西藏阿里当兵，那个地方条件特别恶劣，人是很容易死的。现在来讲，十六七岁的花季女生不会想到什么死亡的问题，但是在那个地方你不得不想。因为你的战友突然就死了，而且可能每天就一下死好几个，尸体都运到卫生科让我们帮助处理。这种事情连续发生，对我的影响挺大的，觉得生命特别脆弱。当你去处理一具尸体时才会发现，他生前所有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比如，现在你可能会因为谁表扬你而高兴，或者说因为得到一笔钱或者丧失一笔钱而心理不同。但是当你面对一具尸体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个人曾经怎么样生活过？所以，我从17岁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一辈子一定要活得有意思，要让自己快乐，也应该让别人快乐。那是从我17岁就确立下来的一个人生观，到现在已经40多年过去了，真的是毫无变化，因为是源自对死亡的这种感受和对生命的珍惜。
再后来，我经历了父母的去世。老实说，无论一个人年纪有多大，父母的去世都会对他产生非常重要的震动。任何一个人在那一刻都会感受到生命的短暂，以及生命是不以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实。生命是一个向着死亡存在的过程，是一个有长度的、不可逆的过程。生命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唯一拥有的能力和资本，我觉得这些都是通过父母的死亡而获知的。而我父母过世前，都告诉我们说他们很幸福。我自己做医生，知道临危的病人非常痛苦。可是，我们不能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特别有意义、有价值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我相信他们那时候真的是幸福的，而我希望自己也能这样走过一生。
    《出版人》：你觉得父母那一辈人和你的幸福观有什么差别？
毕淑敏：没有，岂止是他们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我觉得自有人类以来，这个幸福观都不会有太多差别。这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而不是物质的东西。一个临死的人有什么物质呢？眼看唯一的生命就渐行渐远了，但是那个时候他说感觉到幸福。所以，我觉得完全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出版人》：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幸福的感觉却似乎越来越麻木。是因为大家对幸福的标准提高了，还是越来越丧失了对幸福的朴素理解？
    毕淑敏：我是做医生出身，觉得人的幸福感是有生理基础的，是一种叫内啡肽的神经分泌物在起作用。当生活水平低的时候，它是和温饱强烈相关的。但是，几十年中国的快速发展，温饱问题已经解决。那么，以后呢？这个内啡肽又有了新的分泌方向，就是精神层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把人的需要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理需要，也就是温饱问题。第二阶段是安全需要。我觉得现在中国整个社会，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正在满足安全的需要，比如现在对教育安全、养老保险、医疗安全等诉求就是一种表现。在这之后，对于爱、尊严和自我实现的要求都会依次到达，从而实现最高的幸福。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幸福正是贯穿在这五个层次的过程中的，只不过每个阶段体现不同。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到了转折点，必须要向上提高，可很多国人对此认识并不清晰，还固执于最底层的“温饱”，拼命去积攒财富。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人们为什么对一些东西麻木了。因为你没有那种精神追求，而只有精神追求是永不麻木、永远不会到底的。我觉得这个伟大的理论简直就是精神领域里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可以解答很多疑问。你说为什么有些贪官使劲弄钱，因为他小时候受过没钱的痛苦，所以，认为有钱就是安全。我们都很奇怪，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啊？要是从心理角度去分析就明白了，是因为他的心智完全停留在那个“温饱”的阶段上。
《出版人》：您今年2月去了被称做“最幸福的国度”的不丹，有什么发现吗？
毕淑敏说：我在不丹看到的首先是生命权的平等，还有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在他们国内看病都是免费的，而公务员也都身着民族服装。我真的觉得用国民幸福总值代替国民生产总值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GDP每年都上升8%，升到何时为止呢？而且，这8%的代价又是什么呢？如果教育权不平等、生命权不平等、男女不平等，人们怎么会觉得幸福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从温饱向小康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提倡幸福的感觉。幸福，不是我们有更多的金钱，而是一种内心的感受，是一种和平与安宁，是彼此之间那种温暖和关切，是整个国家对人的尊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享受生命中那些美好的时光。

生命：为无意义确立意义
    《出版人》：你在书的序中提到，孤独感是从出生到生命结束陪伴着每个人一生的，但你并没有做过多的展开。能不能谈一下你对孤独和幸福关系的理解？
    毕淑敏：我觉得孤独是每个人终其一生无法逃避的。有人说有好多的方法能战胜孤独，比如，他无时无刻都和别人在一起，要不停地打电话、发短信，与别人保持联系。我觉得这就是害怕孤独。其实，孤独是人生的常态。因为你独特，所以你孤独。别的不说，你将来一定是一个人去面对死亡。所以，要在孤独当中学会去习惯它，在孤独里找到乐趣。当然也并不是说不和人接触。我想，应该有一个弹性，人要有一些独处的时间，现在人实在粘得太紧了。
    《出版人》：你是一位写作者，面对孤独的时候应该会很多吧？
    毕淑敏：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有时候我不得不跟我旁边的人说，对不起，让我自己单独待一小会儿。那样，你可以去感受天地万物，可以去面对一棵树，一朵花，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坐那儿发呆。我很享受这种时光。其实，这一点都不难，只是一般人不做。你真的可是试试看，会特别安然。你到大自然去看看，一棵树不一定长在树林里，单独长也行啊。树林有树林的好处，单独长有单独长的好处。
    《出版人》：信仰也是人类应对孤独的一种方式。你怎么看它跟幸福的关系？
毕淑敏：我首先觉得人可以有信仰什么或者不信仰什么的自由。其实，都是为了探索一个生命终极的意义，想要给出一个答案来。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人就是一种要寻求答案的动物。所以，我想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宗教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找到的那个意义，他就按照那个去活了。
    《出版人》：所以，对幸福的认知其实是对生命本身的认知？
    毕淑敏：是的，我一直都认为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所以，需要你去确立一个意义。你看我们是在这么一个星球上，这么渺小的一种生物，你说有什么意义？没有啊。可是生命就是这样子循环往复。我觉得今生今世为人，其实还是挺宝贵的一个机缘，所以要确立一个意义，然后为之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去感受幸福；然后，就回归大自然，变成土，变成养料，变江河湖水，变风，变蝴蝶，变蚂蚁去了。所以，我很珍惜我的生命，去做我觉得有意义的那些事情，给别人以帮助，让我自己幸福。我就是这么想的。
    《出版人》：你的博客里有一篇在北川抗震时的记录，里面有一句写给你丈夫的话：请你坚信我在最后时分一定很安详，因为这是我愿意做的事。为什么这么说？
    毕淑敏：一个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他应该是幸福的。2008年，我乘船环球旅行，从冰岛跨越大西洋的时候，遭遇到大西洋飓风，海浪有6层楼那么高，非常凶猛。我往外看了一下，估计船要是漏了的话，我大概一秒钟就死了。我以为我会有点遗憾，因为是自己花钱买的船票出去旅游，这可纯粹是自找苦吃，在某种程度上是死的如此没名堂。但实际上，真的非常平静。后来我就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真的是可以宁静的。
    《出版人》：那会不会因此丧失活力呢？
    毕淑敏：不会，我觉得有点像“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那种境界。我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按照我的心意而做的。比如说以我这个年纪去自费环游地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一行的6个人是中国大陆公民第一批去环球旅行的人。但是，去看这个世界，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那我就去努力做了。我想这就是源自内心的宁静的选择。
要知道，你要去感受外界，自然界或者人情世故，或者风土文化、历史，内心不平静，你自己都沸腾了，怎么能感受呢？如果你很愤怒，你看哪儿都愤怒；如果你很忧伤，你看到的都是忧伤。那其实不是那个世界，是你自己内心。你只有内心平静，像镜子一样的平静，才能够真实地去反映出外界的客观世界。
   
关于写作：“最好的料子”还没用
    《出版人》：你最初是作为作家被大家所广泛接受的。但是这些年来，作为心理医师的身份逐渐被凸现出来了。你喜欢这样一个角色变化吗？
毕淑敏：其实大家可能忘了，我原来就是一个医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角色的限制，不用一定要像一个医生或者作家，或者要像个心理学家，用这种外在的标签符号来规定自己。或者，我做医生的时候要医务界的承认，我做作家的时候要文学界的承认，我做心理学家要心理界的承认，这些对我来讲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今生今世怎么让我的生命变得丰富多彩，怎么让我自己觉得快乐，而且也能对别人有所帮助。有可能哪天我又去做医生，也有可能哪天突然去埋头创作我心中酝酿很多年很重要的一部小说。所以，万事皆有可能。
总有人说毕淑敏有一个“华丽的转身”，其实不是转身，对我来说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很多人都有点忽略，那就是我是一个对人充满了兴趣的人。人是多么有意思啊，男人、女人，大人、小孩，还有各个国家不同的人，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有灵性、最复杂，也最变化万千的一个物种。我做医生的时候是去研究他们生理的变化；我做作家的时候是去看人间各种的百态，并且把它表达出来；我后来发现有一门科学是专门研究人的，又去学了心理学，然后去当心理专家，开心理诊所。就此，我知道了很多人内心的秘密和运行轨迹。这个过程让我对人的了解变得更深入一点了。我了解了人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社会角色的变化，那反过来对自己的了解也更多了。我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也知道我今后怎么去把握我的人生。
《出版人》：这是从《补天石》到《破解幸福密码》间的一个一脉相承的基本点？
毕淑敏：是的。我很可能哪天掉头就回去写我在西藏当兵时候的生活，它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我想我所有的练笔都是为这个而准备的，我一直都非常清楚。有时候我跟朋友说，我就像一个裁缝，有很多布料，而那块最好的料子我还没有用呢。因为，我觉得我手艺不大好，现在先拿别的布练练手。又也许哪天我会写一个科幻小说，我就很想做这事，也已经准备好多年了。所以，目标还是原来的那些目标，但是可能会尝试新的事情。
    《出版人》：比如说？
    毕淑敏：比如说上次的环球旅行对我的震撼挺大的。我突然对全世界的历史充满了兴趣。哲学里有一个观点，全局并不等于局部之和，而是大于局部之和。所以，当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走了一圈以后，真的对这个地球的感觉大不相同了。我很想把这种感受再沉淀一下，提炼一下，来和大家分享。我这么想，环球旅行虽然是很多人的梦想，但因为它需要一笔金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还需要某种心境。但恰好我这点稿费够我买船票，我刚好又是一个比较散淡、不用去坐班或者必须完成什么事的人，能用心感受这些东西。这不是人人都有的机会，所以，不应该一个人独享这种机缘，应该和大家分享。但是，我又不愿意把它弄成一篇流水帐，所以，要看很多的书，得慢慢来。那本《毕淑敏母子航海环球旅行记》更像一个旅行报告，但是关于文化、历史，以及对全球的思考还有很多需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