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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26 09: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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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读书周刊》第一百二十三期
目 录
专题:全国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专辑:
夏下 全国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一二
夏下 全国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善后工作完满结束
薛原 成都印象之:“民刊”与“民刊”奖
薛原 答龚明德先生
薛原 成都印象之:流沙河“认字”和“知还”
薛原 成都印象之:逛书店
龚明德 龚明德答薛原老弟
卢礼阳 成都归来
李传新 不休闲的读书人
梦之仪 成都的风采
汪应泽 成都读书年会散记
汪应泽 小巷深处有书香
专栏:
万君超:闲读消夏记之《中国法帖史》
王国华:举贤
书评:
柳已青:巨流河:家国之忆与爱国之泪
夏雨函:穿过记忆的河流
慧远:师道中的人性温度
书事:
居然先生:幽情随风过了窗棂
理洵:书事
随笔:
买超:2010
书吧
朱晓剑:微阅读
编后语
《天涯读书周刊》官方博客网站: http://blog.sina.com.cn/u/1827737393 2010年第021期 总第123期 2010年12月01日出版
每月1日、15日出版
编辑 朱晓剑 蓝紫木槿
天涯读书周刊撰稿人(排名不分先后):阿滢 重越 吴鸿 朴素 眉睫 叶雷 梅茗 向敬之 刘苏里 王晓渔 王国华 柳已青 介子平潘小娴胡洪侠 云也退 姜晓铭 朱航满 夏雨菡 苏莫余 小五哥 潘启雯 青青李子 池头洗砚 江北土著 蓝剑紫笛 子非鱼兮 厚空斋主五随先生舒然有梦 白水依人 山西雪堂 无羽书天堂 兰楚 杨小洲 周为筠 谷立立 程勇 陈祥 思郁 书度年华 理洵 葛筱强 买超凌靖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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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全国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专辑:
2010年11月17日-21日,第八届全国民间读书会在成都举行。爱书家、民刊主编、读书人聚集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为记录这些盛况,《天涯读书周刊》作为民刊中的一员,率先推出专辑。不管是争论,还是探讨,都是会议的延续,健康的探讨将有助于民间读书氛围的良性发展。因时间匆匆,未能收录更多的文章,希望在以后能陆续在《天涯读书周刊》刊布。
全国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一二
夏下
年会已结束,氛围还在,网上讨论还在继续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必然的,如果都像官方的意见一个调,那就没得搞头了。
作为成都方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感谢为年会提供坚实支助的毓秀苑宾馆和华西证券工会及个人。特别感谢吴茂华老师,按会前我们定的原则是提供实际支助的免交会费,但报到当天吴茂华老师坚决不同意,不仅将自己的会务费全额交了,还另交了流沙河先生的会务费。她交款后对我说:“小陶,我晓得,这儿最缺的就是这个。”我,只能默默地点头。吴老师是成都方的一名代表人员,也是成都方的工作人员,在接待来宾的毓秀苑宾馆大门口她问候每一位来宾。因为我们工作人员的疏忽,有两队代表人员在到达站点后没有人接站,让他们心理不愉快,在代表人员到来后,吴老师给他们解释。微笑加亲切的话语,让参会代表满意。
18号开幕式当天上午的颁奖对于一些人不太满意,意料之中的事。但必须得那样做,最初的计划是有的。只是各位收到的“精美”节目单上删去了,那是因为当时的确拿不出这笔款来了。当时赞助费只够游玩门票及车旅费和外出餐费。在此谢谢解决实际困难的贺雄飞先生!
开幕式的晚宴由毓秀苑宾馆赵总亲自安排的,可口的饭菜配上地道的川戏变脸,魔术和抽奖及最后的茶艺表演,在座的各位都很高兴。这些都是毓秀苑提供的。开会前我想到请演员太贵就请赵总免去。赵总是个热情好客的人,她说全国各地的人走到这儿来聚在一起不容易,一定要让大家高兴,赵总说没得关系,只要客人高兴就好。
19号去参观建川博物馆,虽然早上有大雾,但是中午有难得的太阳。不晓得各位参观者的感受。
20号上午去参观金沙遗址博物馆,也是难得的好天气。对于北方人来说那种天气是小儿科,出点儿太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在成都不一样,在成都度过整个冬天的人是知道的,成都很难见得到大太阳。
下午继续讨论,本来这是一个没有主题的讨论,各人自由发言。看得出来大家还是希望这种活动能延续下去,越走越长。
开会期间都在宾馆餐厅用餐,当天的晚餐即最后的晚宴,毓秀苑宾馆赵总想到大家到了成都不吃火锅说不过去,下午决定晚宴就安排在琴台路的狮子楼吃火锅。
这天晚上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说到很晚,至少在我12点半离开八楼茶房的时候还有年会代表人员在聊天。
21号大多数年会代表离蓉。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我们的费用里边没有学生志愿者开支一项,志愿者的辛苦大家只是看到一方面。在会前他们制作PPT,弄资料,往往凌晨才睡,早上六点就起来。想到他们的辛苦,龚明德先生找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黄妙轩先生。黄先生自掏腰包解决学生的辛苦费。在此感谢黄妙轩先生!
在此也感谢《少年时代》的吴鸿先生,通讯录制作都是连夜赶制出来的。第一版通迅录印出来大家觉得没弄好,又重新第二次制作。
我期待着他们明年再相聚,不为什么,只为找个理由朋友们好好的聚一聚。我也希望现场讨论下一届的承办方,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承办。当然像这种非官方的会,找到资金很不容易。
全国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善后工作完满结束
夏下
全国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在成都毓秀苑宾馆闭幕后,送别年会代表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下午两点二十分才最后完成。
最后一批离开毓秀苑的年会代表是南通的沈文冲夫妇,昨天中午离开毓秀苑的年会代表是呼和浩特的象丑牛和芜湖的汪应泽。
因为吴茂华老师几天没有料理家务了,加上年已八十高龄的沙河老师需要照顾,我们劝阻了吴老师继续留在毓秀苑送别年会代表的构想。龚明德和李亚东老师、吴鸿总编辑和贺宏亮主任都是在职的教师或领导干部,他们无法继续担任年会的善后送别工作。
完美的送别善后工作,是毓秀苑的赵总和刘雪芳女士等承担的。她们亲自陪同即将离开的年会代表吃告别餐宴、亲自安排专车送往机场或火车站,打的离开的年会代表都有她们在宾馆大门外公路旁挥手作别的感人场面。
年会主办方的费用结算工作,也由有关工作人员完满结束了,——昨天下午,去结算了部分年会代表在毓秀苑八楼茶坊喝茶的所有欠款,共六百多元。年会的主持人比如吴茂华老师每次与人在茶坊喝茶都由她在离去时自己花钱结账,否则茶钱会欠得更多。
总之,这次年会在所有与会朋友的努力下,终于成功举办。
我们期盼明年在温州高高兴兴地再会!
2010年11月24日下午三点作
成都印象之:“民刊”与“民刊”奖
薛原
从南京的《开卷》起始,这些年来,断断续续时常收到一些所谓的“民刊”,之所以用“所谓”一词,是因为现在的这些“民刊”相对于正式发行的刊物其实是“内刊”,因为这些不能正式发行的“民刊”都是“内部准印”证号,没有正式的刊号。当然,这是受制于现在的体制。至于体制的限制,不是我要谈的,我想说,“民刊”顾名思义,是民间的刊物,但现在的这些民刊,其实还是单位出资主编的内部刊物,之所以用“内刊”刊号,不是不想用正式的刊号,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民刊”,若真是“民刊”,还能大张旗鼓地生存吗?在这些“民刊”的圈子里有种说法,好像不是正式刊号的“内刊”就是“民刊”,这实在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实在今天的语境下,所谓“民刊”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在于编刊人的立场,在于刊物(不管是“内刊”还是正式的刊物)的定位和态度。
十年来,最有缘分的自然是《开卷》,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在南京,徐雁、董宁文等人谈到要在“凤凰台”办一份关于读书的小刊物的情景,这就是由董宁文一直担任执行主编的《开卷》,从创办至今,《开卷》始终是我桌边的“民刊”,也由此与徐雁、董宁文有了更多的为书的合作,从《思想者》丛书到《大家文库》。尤其是因为《开卷》,后来有多家“民刊”在风格上复制了《开卷》,其中就有长沙萧金鉴担任编辑的《书人》和现在的《文笔》。
这些“内刊”自然是特定的内容和定位,但这几种在我的阅读生活中占据一个位置的,像是一扇扇千里外不同师友家客厅的窗口,让我从中看到许多的人和事,许多有意思的故事,许多有意思的片段。《开卷》依托于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台饭店,《书人》依托于湖南出版集团的岳麓书社,都是属于出版单位或相关单位主办的“内刊”,而《文笔》虽然也有主办单位,否则不可能审批下“内部准印证号”,但其出资人和主编其实是做毛笔出身现在经营一家颇有名声的“农耕笔庄”的邹农耕。从出资人角度,《文笔》是真正的“民刊”,但从主办形式看,也是“内刊”,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是只与毛笔文化有关。在我收到的这些“民刊”里,有几种是我每期细看还要完整保存的,譬如《开卷》《书人》和《文笔》等等,另外还有零星得到的北京的《芳草地》等。
我看待“民刊”,首先看编者的立场和定位,尤其是编者的气度和格局。在一些所谓的“民刊”上,会看到编者不时地或忍不住地“赞美”着自己,常常觉得好笑和好玩,费劲心血获取资金再依托“主办单位”编一份没有正式刊号的“内刊”,难道就是为了自己造一块园地来给自己涂脂抹粉自我陶醉吗?然后是在上边大写和一些名家或非名家的交游,那些“民刊”上这样的字眼随处可见:“著名”“大家”等等,尤其是这样的句子也不难看到,例如:“江南才子某某某”“藏书大家某某某先生”或“著名作家某某某先生给我邮寄来了签名本……捧读之余……”然后就是露骨地拍马屁文字罗列一二三,等等,收到这样的“民刊”,翻览几页,不得不感慨:总有些冤大头,愿意拿钱给这样一些所谓的“书爱家”来浪费纸和墨。
有一些研究或学术机构,为了资料建设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主编一些内部交流的“内刊”,其实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民刊”,因为这些“内刊”的主编者是工作职业行为,之所以用“内刊”,是基于工作的需要,是为了学术积累和建设提供给同行和爱好者之间的交流的目的,譬如上海巴金研究会主编的《点滴》,就是这样性质的“民刊”,其形式是内部交流的“内刊”,但其编者的身份就是从事这一本职的工作。《点滴》的编者周立民,编“内刊”是他的份内工作,与《开卷》的董宁文在本职工作之外编“内刊”有本质的区别。虽然这并不影响周立民在编辑思想上的民间立场和为学术积累做的民间努力,但是,显然他的身份与董宁文相比,是属于体制内的工作身份。在这里,“民间”两字说明不了问题。
如果是自己筹集资金,想怎么编就怎么编,谁也不能说啥,但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民刊,就是广州黄礼孩的《诗歌与人》。他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十年来,《诗歌与人》成了他一个人的真正的民刊,从编辑、设计、制作,等等,整个流程就是他一个人,没有任何单位,也没有别的出资人,就是他一人之力。以我有限的阅读,放眼当下的这些所谓的“民刊”,《诗歌与人》是真正的民刊。
当然还有一些年青80后自己筹资主编的民刊,譬如《活塞》等等。我发现《诗歌与人》和80后这些主编真正民刊的人,并不热衷所谓的“民间报刊”的聚会,因为现在只要在体制内允许存在的“内刊”“内报”(譬如温州图书馆主办的《温州读书报》)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报刊。而没有“准印号”的《诗歌与人》《活塞》等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刊”。
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前几天在成都的一场“民间读书人”聚会上,意外目睹了一场“民刊”授奖。说意外,是之前在这次聚会组织方提供的精美“节目”单上并无此内容,但当主持者宣布要给“最好的民刊”发奖时,还是有一点意外,虽然意外,但且看如何授奖,结果“最好的民刊”奖励给了《开卷》和《点滴》,“最好的民报“奖励给了《温州读书报》和《清泉部落》。实话说,这“两刊两报”,在我眼里都很优秀,也值得授奖。《点滴》虽是新创,才出了不多的几期,但深为我欣赏;《开卷》就更不用说了,从创刊到现在,每期不漏,都有收藏。《清泉部落》在前些年也得到编者阿泉的邮赠;《温州读书报》前些年就知道其大名,但真正得到此报还是在今年与其主编卢礼阳在网络上结缘之后。这四家“报刊”获奖不是我谈的问题,我谈的是授奖的“评选”问题:
既然不是以个人和几个人的名义授奖(是以“民间读书人年会”),上述四人是以如何的评选机制评选得出此获奖名单?
尤其是,在上述获奖“民刊民报”的具体获奖者四人中,有三人坐在“民间读书人年会”的“主席台”上(从会场的背景布置和坐席布置看,组织者和主持者的坐席似乎可以看做“主席台”),也就是说,坐在那排座位上的,都是所谓“民间读书人年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坐在上边的有六七位,居然有三位“获奖”。
所授的奖也很别致,由两人联合出资:每人一幅由流沙河先生题词然后由年青书法家书写的授奖词(后来得知这些授奖词文字出自主持者龚明德先生之手),然后每人2000元奖金。联合出资的两人,一人是流沙河夫人吴茂华,一人是来自“草原部落”的出版商——前些时又因给张悟本策划出版“绿豆”养生书而闻名。以我的猜测:吴老师当是提供的流沙河先生的书法,“草原部落”出版商提供的奖金。据说出资人提出必须给“最好的民刊民报”,而且还坚持必须给一家“民报“授奖。
如果此奖以出资人名义或主持人个人名义授奖,自然无可厚非,也乐得看到朋友们获奖,谁也不能说啥。问题是此奖以出席者全体的名义冠以“民间读书人年会”。
其实这名义本身就不伦不类,来参与的这些人怎么就可以代表天下的“民间读书人”呢?本来就是一群喜欢书的形形色色的书友来参加的一次“民间”聚会,却被授予了如此的“重任”。这显得实在不能承受之重,也更显出了组织者的书生气来,怎么能有一人或几人在未经同意的不知情中就“自动”代表大家直接给出获奖结果呢?是通过何种形式得到的大家的“授权“呢?尤其是作为组织者和主持人,怎么能在自己担负组织“责任”的会上(至少从坐席上看是“组织者”或“主持人”)接受自己组织的“大会”授予的奖和奖金呢?
作为“民刊”的读者和旁观者,看到这一幕实在感到是闹剧,不由得更佩服起广州的诗人黄礼孩:黄礼孩作为真正的“民刊”的主编者,不仅自己一年一度的推出《诗歌与人》,还每年都颁发一个“诗歌与人”的年度诗歌奖,评委就是他一个人,但还没听说谁出来质疑他的评奖是否有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诗歌与人》是他自己出资,这个“诗歌与人”年度奖也是他自己出资,他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他愿意颁奖给谁就给谁。他颁奖的奖品我也年年都收到:获奖者的诗集。他每年授奖给一位他认可得到他的奖励的诗人,然后给诗人出版一本诗集,出版的诗集也是真正的“民刊”:一本他装帧制作的诗集。
在这场聚会上,因此事,颇有议论,因为我不是“民刊”的编者,也不是聚会的组织者,只是一名书友,所思所感,不吐不快,当不会有吃不到葡萄说酸的嫌疑,也没有与任何一方的利益之嫌。
其实,许多人谈公义,谈正义,谈民主,谈公正,谈公开,尤其是书生议论,更是舍我其谁,但具体到现实上,即便是这样一次微不足道的“民间读书人”的聚会,却居然如此仅凭自己或少数几个人的“一己之见”,做出如此闹剧,实在是玷污了“民间”和“书友”一词。
龚明德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和学者,多年前就有幸编辑过他的文章,也收藏有他的著作,为能与他结识而自豪。这一次在成都虽是第一次相见,却分外亲切。目睹其人,再想其文,龚明德“的确是书生”,也确实是书生,或者套用一句“毕竟是书生”。对于大家的议论,龚先生也听到了。在一次喝茶时,我也当面把我的感受告诉了龚先生,龚先生说“不打不相识,我们是好朋友”。其实我不是要和龚先生“打”,我和任何人也不“打”,君子之交淡如水,书友之间更是以书为媒,但涉及公义“是非”,不能不谈。作为“固执已见”的书生,龚明德于学问于书话,是硕果累累的,也嘉惠于我辈读者。作为组织这样的“民间”聚会,其辛苦操劳的确可叹可赞,但在这样的民间聚会上出现如此以“公议”名誉却如笑话的“授奖”,实在是一个悲哀。也为龚先生遗憾。也许本来就是为了“幽默”,当不得真的。就如《点滴》的编者周立民在聚会上所说的:希望民间的聚会就是民间的聚会,为大家提供一个民间交流的平台。周兄的话大意如此,尤其是他最后一句:“希望不要开到……大会堂去。”说的真好。
如果我有诗人黄礼孩的魄力和能力,也许我也会为我眼中最好的“民间编刊人”授奖,以我自己的能力,以我自己想到的“名义”,无须和别人商量,这个奖授给谁呢?不用多加考虑,我要“授给”长沙的萧金鉴。别人不需要我来锦上添花,但“授奖”给萧先生,是我表示一点感激之情的方式。仅仅以个人的名义。
萧金鉴。这次在成都,见到萧先生,真好。也才知道,原来萧先生71岁了。之前怎么就没感觉到呢?多年来得到他的赠送,让我一直享受着《书人》和《文笔》。71岁的老人,仍在热心为书友做事,仍在热心为民间的“民刊”奔波。
答龚明德先生
薛原
昨天写完此帖后就贴了出来,同时短信群发给多位师友告知我写了“印象”,收到的第一个短信回复就是龚明德先生。很简单的两个字“好的”。意思是他会去看的。今天中午在MSN上有书友告诉我在龚先生的博客上贴出了龚先生的回复。并发给我了“链接”。我细看了,感谢龚先生的回复,尤其是告诉我了吴老师提供的是现金,我猜想的不对。至于我写错年会名称,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而是我在帖子中特意用了我写的“简称”,以代此会。我还是如此观点:如果龚先生等以他们个人或出资人名义授奖我肯定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既然他们是以“年会”名义,作为交了全额参加年会费用的一员出席者,我当然有资格对年会上的现象“说三道四”。因为他们在授奖时是以年会的名义(“第八届……”),所以我要对此给予质疑。并借此梳理我对“民刊”的认识。
龚先生说我下次年会可以不必参加了,这话我不知道龚先生从何谈起?从第一届“民间……年会”开始,我就收到了会议通知,但我一直没有去参加过,原因很多,更多的理由是时间上不合适。这次是第一次参加,之所以去,是因为借此到成都拜访流沙河先生、龚明德先生、吴茂华老师还有我网络上交往的书友朱晓剑兄等等。还有我知道也赴会的萧先生、卢礼阳兄、董宁文兄等等。如果“年会”是龚先生和出资的朋友自己举办的“沙龙”或任何名义的活动,邀请我参加,我表示感谢,不邀请我参加,我也理解,因为谁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客人是谁。问题是从年会上龚先生的宣布中得知下次年会是温州图书馆主办,主办方应该是温州图书馆,既然是温州图书馆主办,龚先生何以越俎代庖,现在就代主办方作出不希望我参加下次年会的决定了呢?顺便说一句,从我在会上报到时接到的《全国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会刊》上看到,在日程安排上是11月20日有“讨论决定全国第九届民间读书年会举办城市及承办方”的内容,但是在11月18日上午的开幕式上,未经任何说明和讨论,就宣布下届年会由《温州读书报》所在的温州图书馆承办。说实话,能有单位来承办这样的民间年会,是要非常感谢的。但是,我想说,既然是公众活动,作为组织方,既然名义上不是个人行为,也通过不同的组织方(人)发出了参加会的邀请函(我是从两个不同书友处得到的邀请函),也就是说,我参加的已经不是龚先生自己和他的朋友的个人的活动,而是参加的“全国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所以我参加的是一个“民间读书年会”,就是一个公众活动,当然有权利对组织方的作为提出我的个人意见。
如果下届也就是“全国第九届民间读书年会”是龚先生个人主持的活动,龚先生当然有权利拒绝我的参加,但如果是温州图书馆主办,我参加与否,与龚先生无关。正如龚先生参加与否,与我无关,我不会对龚先生是否到会,说三道四。
龚先生说不欢迎指手画脚的批评家,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因为我是对会上的现象提出我的意见,龚先生可以不接受我的意见,但是,我要用当时在会上主持“点名”让大家发言的阿泉兄的话说:“我们可以不同意薛原的意见,但我们要维护薛原发言的权利。”(大意如此)如果我是不请自到在龚先生自己的“客厅”里对龚先生“指手画脚”,那是我的不对,相信以我对龚先生的尊敬,我也不至于冒昧地到龚先生的“客厅”里打扰。但在书友们聚会的公众场合下,作为交足了费用的出席者,我就是这个集体活动符合游戏规则的一名成员,既然没有规定说不准我发表不同意见,我当然有“说三道四”的权利,只要我没有诽谤,我没有造谣,我没有恶意的攻击,我对我的话负责,说错了,请大家指正和给予批评。我表示感谢。
在龚先生的帖子后的附言里,龚先生说他在我的博客后边无法留言,所以我把龚先生的回复转帖到这里并写出我的说明和意见。我同意龚先生的话,民国时的文人打笔仗,下来马上一起去喝酒。我想说明的是,我没有与龚先生打笔仗的意思,原因有三:一来我没有资格,龚先生的年龄比我大,二来龚先生读书更比我多,三来龚先生的著述更是我无法能比,我是龚先生著作的读者。但是,我之所以提出一些与龚先生相关的质疑,是因为正如我当面对龚先生说的,先生的确是书生,做事与作文有差距。譬如就以“全国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的授奖为例,龚先生没有权利在未经过任何对与会者作出的程序上的说明和征求与会者的同意下,就以“年会”的名义作出授奖。如果以龚先生个人或出资人的名义授奖,我无话可说。
最后,我也认可龚先生的话,我们是好朋友。其实龚先生这样说,是抬举我了,因为我在龚先生面前,更是一个读者和珍藏龚先生著作的书友。
成都印象之:流沙河“认字”和“知还”
薛原
在成都印象深刻的是两次近距离聆听了流沙河“认字”。
第一次在“民间读书”的会议室里,流沙河先生发言,需要有人在一边协助,起初觉得奇怪,何以需要有人帮助,原来老先生事先准备好了写在白纸上的又醒目又严谨地篆字“读书”。流沙河说,他要讲的不是怎样读书,只讲“读书”两个字。先从“读”字开始,为何是“言”和“卖”。当然这些都是写的繁体字,把“读”字的真相一一道来,何以从“言”,再何以用“卖”。从篆书,逐步演化,最后到古代人的“读”。古人何以是“读”书,而不是“看”书,因为古人的“读”是要“断句”,由此引出古人的“读”和当代人的“看”之间的区别。古人是要拿一枝毛笔红笔“标点”才是“读”……然后讲“书”的来历,从篆字的“右手”握“笔”,再到从草字的“书”,从形态到发音,也是款款而谈。说完“读书”两字的来历,老先生说:“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对不起。”
第二次是在流沙河的客厅里,围聚三四人,听流沙河先生摆龙门阵。还是从“认字”谈起。流先生谈了“薛”字的古写,这次知道,原来“薛”在过去不是“草”字头,也才恍然前些年流沙河先生题款赐我的一幅唐诗书法在写我的名字时何以如此写“薛”字,当时以为先生是“书家无错字”,特意如此写。现在知道,先生的确是特意那样写,但却是其来有自,是按照“薛”字的本来面目。先生还说到他的诗人朋友周良沛的“沛”字,说诗人自己在送他的签名本上也把自己的“沛”字写错了,说完老人呵呵笑起来,说他当面对周说,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了。“那个沛字的上边不是一点,而是一条竖下来。”
近距离看流沙河,精神和身体都与年龄不符,显得年青许多。其实老人说刚过了79岁的生日。但动作敏捷,神态灵敏。老人不断在空白的信笺上写着一些字的古写和正确的写法正确的读法,说现在他的工作就是“认字”。今年刚出版的《流沙河认字》是他之前“认字”的总结,现在仍在继续着“认字”,正在撰写《文字侦探》,还有一个系列专题,都是用百字来谈汉字。先生说,他有位真正的朋友告诉他,说你的《流沙河认字》写失败了,因为他办公室里好多位人只有他一人能看懂《流沙河认字》,别的人根本看不下去。老人说着笑了,因此老人觉得用更浅显的文字,不到百字,来谈日常中经常用到的汉字。就是从日常的报纸上找最常见的字和词,来做“认字”。
老先生让我们看《流沙河认字》的手稿,与印刷好的书相比,手稿其实更好看,尤其是先生的那些篆字,和写在稿纸上的娟秀硬朗的小字,这是印刷体无法比拟的。先生说,春天时做了眼的手术,有一只眼现在视力不行了,不能在稿纸上写毛笔字了,现在只能用钢笔来写,但没有了用毛笔写字的感觉。说着,显得有些苦恼:“钢笔写字写得丑了。”其实先生的钢笔字也很漂亮,尤其是一字字都写得工整认真,这是令人敬佩的。
本来说好不打扰老人太多时间的,同行者进门前说:我们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但老人的兴致很高,留住我们说:不要急嘛,摆龙门阵,等茶喝乏了再走。结果最后离开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老人张罗着给来客泡茶续水,一壶水喝掉了,老人起身去烧水,行动没有耄耋老人的迟缓。谈到许多现代的文人故事,老人是达观的,对于自己当年的遭遇,也很超脱。说一部《庄子》当年给了他安慰,《庄子》是给失败者读的,是“失败者”最好的安慰。
从《庄子》的文字谈到了当下的意义。对我的一个关于现代文坛上人和事的疑问,老人用《庄子》秋水篇中的文字做了透彻的讲解,写下“不贱贪污”,并告诉我,你去查《庄子》秋水篇,这是里面的话,你看看原文,就知道庄子的态度。这个“不贱贪污”里的“贪污”不是现在我们说的官员贪污的“贪污”,然后老人就开始解释起来……
流沙河客厅里墙上挂着一个不大的镜框,里面是先生自己写的两个字:
“知还”。
散发着主人的风骨和精神。
成都印象之:逛书店
薛原
在成都感谢书友X兄,给我当了一天的导游,逛了散布在老城区里的大大小小的人文书店。对于具体的路名印象已经模糊了,因为一天下来跑路太多,但有几条还是印象深刻的,譬如:商业街十字路口的小书店,人民路,磨子桥,玉林西路,等等。早晨在路边小店里X兄请吃了云吞和蒸饺,都是典型的四川口味,的给我的一份,我赶紧声明:不要辣子。X兄直摇头:不吃辣,怎么品尝四川的风味呢。
第一站印象最深,是商业街十字路口边上的求知书店,书店门面不大,里面有些呈倒三角形,越往里越收口。书也不是很多,但新书上架颇有特色,一些我喜欢的人文书在架上都有陈列,尤其是一些新书,上架速度不慢。在这家书店选书两种:史景迁的张岱,是广西师范大学社《理想国》书系中的一种。还有一本谷琦润一郎的随笔集。从这家小书店出来,觉得奇怪,怎么冠名“商业街”如此清净,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枝叶还没有萧疏之感,到底是西南,不像在青岛,梧桐树叶早已经变色凋落了。原来街不远,就是机关大院,难怪这条路上清净,X兄说,这条路不让跑出租车。
路上X兄介绍着我们前往的书店,偶然路过路边的一家小书店,X兄说,这家书店是卖教辅书的,因为紧靠着省教委,但紧挨着的一家“连环画”书店,虽然仅仅是一间小门脸,但因为写着“连环画专营”,便拐了进去。还真是有所发现:买了一本上海人美的精装连环画《三里湾》。其实这本连环画在青岛也见过,但当时没在意。这次下意识地拿起来一看,尤其是有一本拆开外塑封膜的,看到里面作者介绍,说是当年青岛市文联美术创作小组的年青画家集体创作,等等。再一看名字,张镇照、石可、陈辅等人,都是青岛的画家。立即买了下来。尽管想想有些距离遥远:当年青岛的几位年青画家给赵树里描绘的山西的山村故事画连环画。
从小店出来,边走边聊,来到人民西路的弘文书局。X兄详细介绍了这家有三家连锁店的特色书店,这家位于人民西路上的书局,虽然不方便停车,但仍是地标性的书店。因为对面不远就是人民广场。远远望去,人民广场上的巨大的毛老人家的白色雕塑仍在一如既往地挥手前进。想想老人家真不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当年挥舞的那只手臂还半舞在空中。在弘文书局,好书真多,规模也可以,但可惜店里我喜欢的书,大多都已经买了。只好空手而出。继续走到西御街上的“时间简史大书坊”。在这里遇到逛书店拍照的第一次意外:在外地的书店里,我有时候会把我觉得好的书店的内景拍下来,但在此店,面对里面的“书吧”我取出相机拍照时,店员过来阻拦:说不能拍照。我问原因,说:老板不允许。具体的原因不知道。让我看墙上的告示。上边写有店内不准拍摄。尽管店员阻拦,但态度并不坚决,我解释几句,还是拍摄了几张。此店也是空手而出。
然后打车,去磨子桥,X兄说,对面就是四川大学的校园。先到了川大一边的特价书店“云驭风书店”,却没有自己喜欢的那种书店风景,匆匆出来。又转到街对面,X兄说,这里有家非常不错的书店,边上还有书店咖啡吧。这家书店叫“智爱书店”。到最过来一看,却是关门。拉下来的卷帘门上贴着一张告示:说是因为停电,今天休息。X兄说,这家书店做的笔记本非常有特色。
继续步行,去锦绣路上的“博语书店”,书店以杂志为主,但也有一些人文书值得翻翻。尤其是店员的态度非常客气。在成都发现,越是大点的书店,店员态度越一般,越是小书店,态度越好。
然后一直沿街走,到了领馆路上的“阳光文化”书店,这家书店主要是销售杂志,据说是已有多家连锁店,《三联生活周刊》《看天下》等杂志都有销售,问有没有《读天下》杂志,此店说没有。但是在求知书店,却看到几册《读天下》,之所以问有没有《读天下》杂志,是因为这几个月来,这家在南京编辑的杂志一直有我写的关于现当代艺术家的系列文章。
最后到了X兄说是成都书店地标之一的“印象大书坊”,从外面看感觉就不错,很兴奋的进去,扫描一遍,感觉书店的味道不错,便掏出相机,但马上被店员粗暴地阻止,这几年每到外地,总喜欢逛人文书店,这些个人创办的书店,因为不是公家单位,态度一般都很友善,比起新华书店的服务来,要热情的多,多在此店,店员的态度恶劣。说:“你们拍照万一再复制一家书店怎么办!”原来成都的书店不让拍照是因为担心“复制”一家相同的书店。这原因有些“雷”。X兄觉得有些尴尬,说要找书店的老总。店员说在二楼。二楼是咖啡吧。我意思就免了。但作为“地陪”导游的X兄坚持上二楼见老总,说他们之前见过面。到了二楼,店员说稍等。但从一楼跟上来一位女士,说老总不在,不用见了。X兄翻电话,发现书店老总的电话号码并没存。我赶紧拉着X兄下楼,其实不照就不照吧。也没啥,各地的人文书店在装饰上都差不多。只是感觉在实体书店尤其是人文书店越来越不景气的今天,书店老板还有这样怕被再复制一家风格相同的书店的担心,也实在可爱。
走不多远,在芳草街上见到一家更小的书店。“读好书”书店,其实应该是一家小书铺。店主是位客气的中年男,平淡中有着坚决的神态,我掏出相机,看看店主,店主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我要拍的是一本书,书架上的书不多,但我发现有一本《笼中鸟集》,倍感亲切。没想到在这家的小书铺里,居然见到了这家的小精装本。本来想买下来送给X兄,毕竟这是我经手编辑的书。但想想又放下了,还是让这本小精装留在这家小书铺里。
时间已过中午,虽然有些累,但还是逛了最后一家连锁书店:今日阅读连锁书店。书店以杂志为主。
从书店里出来,X兄带我去了“锦里”吃小吃。
晚上,随着上海的ZH兄、西安的C兄和浙江的M君去了宽窄巷,在那里又逛了两家书店,一是“见山书店”,一是“散花书店”。在见山书店,意外看到两本装一起的连环画:《风云初记》和《暴风骤雨》,都是老版新印。孙犁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作品的连环画,当然要买下,就像买一搭一,捎带着也买下了《暴风骤雨》,尽管我已经有了新版的两册版的《暴风骤雨》连环画。
第二天,X兄告示我,我们逛了十二家书店。加上晚上逛的两家,一天下来,逛了十四家书店。
龚明德答薛原老弟
龚明德
(薛原文章前见,编者按)
我只订正几件“史实”。
一、吴茂华老师给年会的是现金,不是一幅沙河老师的字。因为会上急需要的是现金现银,马上要去买东西的毛币!比如,制作有薛原老弟头像和介绍文字的展板之类,就得交了钱才可以弄出来的。比如印通讯录,也得现金现银。
二、我们的年会的名称,薛原老弟弄错了。下一次年会,建议老弟不必出席了!我们不需要指手画脚的批评家,我们需要“书香社会文化义工”!
三、这次年会,是由成都方面主持由呼和浩特和南京方面大力赞助才成功的。出席年会的有家产近亿的人,但是去年鄂尔多斯会上,临到闭幕前商定下一次承办方,两处原先都争着要办的人突然拒绝了……我无奈地接下来承办。
四、颁奖事件,只要我们承办方和两个出资人不说话,薛原老弟似乎没有说三道四的资格。你可以当即拿出一万元来颁奖给你心目中的民刊民报,就叫“薛原个人奖”。空话不要说,官方的空话已经使得我们的国家吃了大亏。
五、我希望薛原老弟说说不少与会者的虔诚和奉献,比如与会的高信、沈文冲、陈克希、周立民、陈品高等兄弟们,当然流沙河先生也是更值得一写的。
六、 还可以说下去,但是中午要去宾馆送今天下午离去的与会者,再见!
成都归来
卢礼阳
“舍得自适”
十一月十七日凌晨到达成都,入住空军招待所毓秀苑四○五,参加第八届读书年会。二十一日晚上六时半回温州寓所。五日之间得书一批,依次记下惠赠同好、书名、版本,以志谢忱。
张阿泉 慢慢读,欣赏啊 内蒙古教育社2009年3月
朱晓剑 写在书边上 台北秀威资讯公司2009年9月
大陆中国青年党人的归宿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
(第二册代作者常崇宇转送)
徐玉福 妈祖庙宇对联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编注)
李力知 唐涛点评题画录成都元鹏印务有限公司2006年8月
自牧 舍得集香港中国文化教育出版社2010年10月
傅天斌 丁治棠纪行四种(作者后人校点)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
四川国学小史(谢桃坊) 巴蜀书社2009年3月
成都市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 成都市图书馆 1997年4月10日前言
缥缃书局 生命的风景(吴冠中)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
会议 随想录出版二十周年纪念(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
巴金书名印谱(巴金故居)
书脉2010年第三期第四期(北京)
书人2010年第二期2009年第四期(长沙)
广陵散(无慧,内蒙古人民社2010年8月)
总计十五种十七册,新收复本恕未列入。题目四字系自牧先生题签语。
此行随身五册。瓯风三册分赠张阿泉、龚明德、自牧,蒋叔南集送黄岳年,琦君与故乡温州托陶霞转交龚明德。
三道风景
志愿者
11月20日上午,集体参观金川遗址博物馆,发车之前,一姑娘自称志愿者,点名:某某老师。到。某某某老师。到。某某某老师。到。大伙觉得如此方式太费时间,提议不必在名字之后加老师。她回应道,那我就“斗胆”直呼名字了。可是没报几位代表的名字,她又恢复称呼某某老师。习惯使然。事后得悉,她是四川师大研究生,龚明德的学生。
讲解员
博物馆年轻的讲解员能言善道。有人问,你哪里人?答:我五岁之前是楚国人,五岁来到蜀国。中间有同行者言,你工作很忙碌啊。他说,没法子,我欠国家几十万块钱。周围议论,房贷。离开第四展厅,有人赞赏说,你是博物馆最优秀的讲解员。我在博物馆算差的。分别之际,礼阳问贵姓。姓qiu。秋瑾的秋?不是,邱少云的邱。好几人递上导游图请他签名留念。礼阳也不放过机会。可是写博文的时候,那份导游图偏偏不见了。邱胸前挂的小牌标明:日文讲解员。
布道者
会场上,电梯里,客车中,贺雄飞说来说去,主题都离不开教育的弊端。陈品高誉之为布道者。贺问,你认识瞿炜吗?温州晚报、金华晚报都发过我文章。瞿炜从我博客里面挑了好几篇。
会虫
薛原兄博文印象之一,提及与会代表对某事颇多议论。其实,大家谈论最多的莫过于直辖市某代表的行迹,愤愤不平,嗤之以鼻,以至于不愿与他同桌用餐。怎么回事呢?前年,这个东西到山东参加第六届年会,与会务组说,住在外面,不交会费。好客的自牧先生,不予计较,吃饭的时候,叫他过去。东西不客气,来了,一餐不落,脸不改色心不跳。今年,东西也不跟大伙住在一块,而独自在火车站附近找间旅馆住下,八十块钱一夜。当然,会务费又一分不缴。而且得寸进尺,带老婆一道。两口子不请自来,一日三餐,餐餐不落;外出参观,场场不缺。据知情者言,两夫妻去过日本、韩国旅游,会后坐飞机回去,而且付费一千六百,准备游览三峡。“他是孙犁的学生,孙犁晚年不大搭理他。”
20日下午在毛边书局,李先生说,刘某某把一堆垃圾书托傅天斌代销。礼阳说,不仅他的书是垃圾,人也是垃圾。闭幕会间隙,遇见龚明德,谈话间,明德先生说,礼阳,我只能忍啊。礼阳说,明德兄,有的事能忍,有的事不能忍。稍后一起入会场。湖北闫先生发言,这次年会其实是私人请客,我们不能过高要求。明德先生就把话接过去,会务费,张阿泉交了,我也交了。那东西没有反应。而且兴致很高,一个下午三次发言,洋洋洒洒,称向阳湖文化研究该如何如何。晚上去缥缃书局,北京一先生言,放任没有资格的人参加,无异姑息养奸。次日清晨,礼阳给陶老师发短信,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建议不要发给通讯录与合影。按,东西社科院文学所退休。——如此怪事,一而再,再而三,下半年竟然遇见三次,令人扫兴。
代表语录
11月18日周四 陈瑞赞 张伟兴
七楼。上午。
蔡玉洗:成都人很会生活。最近北京二十几位(省略)。在座民办,不得已而为之,特定国情下出现。在座对书对文化很有感情,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举例,书脉第四期发表黄宗江文章,很可能是黄的遗作。西方凭选票说话。幸福指数。民间不指身份,而是指心态。
流沙河:官方的会一般不去。
主持人旁白:去年出版的《流沙河认字》,畅销书。
高九云:成都妇女儿童七百多万。
颜小平:收藏笔筒、绣花鞋。
贺雄飞:今年的年会对明年是个挑战。六月份去过以色列,犹太人问我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拍照。信仰。犹太人眼中学者的地位高过国王。学者是社会的精神领袖,现在学者地位很低。四句格言。
李树人:八十五岁。难友胡风先生。
龚明德:成都预约第二十届。第十届申办者请与温州方面交涉。
陈品高:体现平等意识。博览群书拟开专栏,从民刊中选稿,请大家给我们多寄。(合著《纸润墨香话古籍》)
陈克希:去年有事耽搁未参加。
贺雄飞:我提议明年继续在成都开。
李高信:第一次参加类似会议。希望再干十年。
李城外:我们团队来了四位。龚明德非常给我面子,昨天让我参观他的书房。向阳湖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有个博客。
龚明德:李是我的小老乡,(省略三字)内的健康力量。一个人开创一个学科,花了十六年。被国家包养并不可耻,人总要吃饭。
下午2:42接着开会。
沈文冲:成都印象。天府之国,福分,迷人。什么是好的毛边书。六要素。
象丑牛:开神仙会,不要争执于一点,抛开枝节问题,时间很短。某某奖不如发给两人,刘和胡。胡对某某的贡献不可否认。刘代表未来,胡代表现在。沙为何没来?运动就是打掉锐气,以致犬儒主义盛行。
主持人:象丑牛有句话,为了六十岁不后悔,五十岁就要做好准备;为了五十岁不后悔,四十岁就要做好准备。
韩邦彦:等着赶往重庆出席西部教育论坛。人类普世价值。允许无害的文化。陶行知准备第三枪,走议会道路行得通吗?
程泗友:两个提议。承办引入竞争。与会者每人捐书一千元以上,不交会费。
周立民:点滴命名定位。文体上的自由,精神上的自由。前天与子善老师商量出点滴文丛,不用书号,印数不超过三百。与董宁文老师谈能否到上海搞一个民刊展览。珍惜没有功利的环境,合作的平台。
薛原:编副刊十二年,编书四年,出书三年。以书代刊,一年四期,已出十二期。闲话的定位。为本报总编做了三本书。
黄妙轩。
主持人又请李城外发言。
李城外:一天两次不好。时间留给其他代表。——真是明白人。
曾伯炎:网上游客。茶馆老茶客。
张学义:第一次参加。
吴茂华:圣经天天读,略知一二。人权,人的神圣性,人的尊严。原罪说,不是说你的罪行,而是说你的罪性(人性中的恶)。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旧约三十九卷,希伯来文;新约二十七卷,希腊文。林语堂信仰之旅,晚年皈依基督教。孟子:善待不善之人。圣经:爱自己的敌人。两者一样的高度。三十年来我唯一的宗教就是人文主义。现在我深信人文主义是不够的,需要外在更伟大的力量相联系。
林雪:网刊记忆。八十年代辉煌,出思想。张艺谋说,那个时代的小说都可以做电影。历史潮流。大众,小众,多层次。
黄岳年。'
闫进忠:年会当作节目。付出是痛苦的,得到是快乐的。建议下届承办单位出年会通讯。
萧金鉴:邹农耕打电话嘱我致意;钟叔河八十岁,坐飞机怕,没有来,让我在会上道歉。
汪应泽:新气象,新人物。
唐丽娟(茶叶提供者)。
李洪领:接待节俭一点,内容多一点。
朱晓剑:网刊,办了一百多期。
郑光勇:五点。敬意,谢意,歉意,私意,诚意。刘文章质疑向阳湖文化的概念。上海是中国的客厅,南京是中国的书房,成都是中国的厨房,咸宁是中国的浴室。——不知从何说起,姑且记之。
主持人称李城外为李部长,韩邦彦为韩省长,听了很不习惯。
昨晚短信黄岳年,结果岳年十一点半来敲门,而我已经休息。
不休闲的读书人
——全国第八届读书报刊年会
李传新
赴蓉参加全国第八届读书报刊年会前,闫公进忠数次策划行程,敲定借车事宜。能够开车的苏少辉没有请准假,洪领没去过成都先行去游览。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少辉送闫公到火车站,我们两人于次日中午十一时三十分抵蓉。洪领在候,没有看到接站的牌子,原来接站的车刚刚迎走代表,麻木司机趁机揽客,我们三人挤进麻木车,约半个多小时才到大石东路的毓秀苑,小陶付了车钱,一帮“书香社会文化义工”热情地带我们登记、入住。吧台有流沙河题词“书香毓秀苑”,置书柜可以零售书刊,二楼餐厅门口的展台摆满介绍毓秀苑的资料,可自取,初以为这氛围专为年会营造,后来知道系毓秀苑书香特色,不禁忆起八年前在宁感受的凤凰台书香,那里是首届年会的发源地。
与历届年会不同的是,开幕式上即宣布延续书香的第九届全国读书报刊年会由温州承办,同时进行了有争议的颁奖。年会之后,争议的博文已经见诸网媒,除了与会代表,自然也吸引了阅读、关心民间读书报刊的书友们的围观。开幕式发言依序进行,现代出版社新推《流沙河认字》一书,所以先生的发言就是认“读”、“书” 二字,别出心裁,有益有趣。蔡玉洗很久没有阐述出版自由的话题了,重提出来,披露了一些新动态,看来改变现状很难。建国后第一家私立学校的校长卿光亚讲述跑跑的故事,妙趣横生,给活跃的会场带来笑声。
发给代表的资料袋里分别是最新印出的民间报刊。董宁文的《开卷》今年最后两期,韦泱在第十一期文谈化铁先生的诗集《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此为作者的第一本书,韦一直未睹原书,我多年留心终于购得,心里老放不下是否能够妥收。回来收到后虽然松一口气,请先生题跋又遇到难题,本来先生让我帮他复印即可,邮政快递寄去的同时附币二十五元,也希望早看到题跋本,先生见书后的心情可想而知,来电话告知寄还复印本,而我没有想到这一着,原书的封面也没有扫描留存。《译林书评》也是今年最后两期,该双月刊零星看到少许,似乎是随《译林》杂志附赠的吧。
谭宗远的《芳草地》总是按期寄来,带来年会上的两期早已读过,《芳草地》是最早的民刊之一,四十多期的双月刊算来已经走过十多年的历程,至今其装帧与开本在同类民刊中仍属上乘。萧金鉴年会前告诉我,自己带季刊《书人》到会议上,我反对。年龄大了,驮这些杂志很麻烦,不如从邮局直接寄到成都。两件挂号寄出,会议结束,其中一件仍然下落不明,只见到去年第四期和今年第二期。第二期有万志远谈流沙河签名一文,此次带去先生著作六种,包括以前所存之书,全部都有签名了。其中成都出版社的初版《庄子现代版》在竹山时就读过,调十堰后又读一遍上海古籍版的增订本。仅此一例的是,得到姜德明签名的《余时书话》初版毛边本,急不可耐裁开看了。所以,《流沙河短文》在第一时间获赠编为四号的毛边本后,不再着急,等到在网上购得光边本后才通读一遍。
我之所见,与企业自身经济行为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民刊是邹农耕的《文笔》,笔商出资办《文笔》,彰显笔文化,同《日记杂志》、《书简》一样非常有特色。依然由萧金鉴编辑的《文笔》不知何故没在年会赠送,我得到的杂志一直是从进贤寄来的。
自牧乘机抵蓉,不方便带来诸多书刊,他说今后可能年出两期《日记杂志》即可,并给我捎来会前所托的刊物前身《日记报》合订本,只是缺了创刊至第四期。自牧赠《齐鲁人物》、《舍得集》各一册,后者是二印本。与自牧一起的王维训、程泗友早在淄博年会就熟知,还记得书友们在作协书屋任取书刊时的喜不自胜,遗憾的是维训兄没有得到在年会开幕式的发言机会。
于晓明的《书脉》第三、四两期换成了骑马装的新开本,封面类似杨守年的《读书人》,《读书人》似乎已经停办,年会有《读书人》创办人的嘉宾名牌,但未见阿年其人。开幕式上我后面坐的张放,好几年没有见面了,谁知放兄身染大恙,终于支持不住早早离去,竟然也没有看一眼、说一句。会前联系晓明,知道他不能参会,《书脉》一直寄我阅读,杂志成为他与书友交流的最好纽带。
徐玉福十八日子夜才下飞机,他的双月刊《悦读时代》先期已寄阅,年会也给代表们赠送了,时间不长但出刊、寄赠却很及时。去年到十堰来去匆匆,今年我们相约去看深圳的尚书吧,结果只是与书友包子和邯郸在一起小聚,因为亚运会需要包子出勤,否则我们四人可以在蓉聚会了。阿福正在筹备《悦读时代》创刊两周年的专号,他是一个大忙人。
今年第三期的毛边本《点滴》,总共办了九期,何时创刊不明。与巴金研究会同时赠发的另外两本彩印的《巴金书名印谱》、《随想录出版二十周年纪念》不错,尤其书影以彩色印刷的效果就是悦目。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过《民国书影过眼录》及续集,我问高信书影究竟是保存馆章、馆签的原样好还是经过处理好,先生说从审美角度看还是应该对书影进行处理为上,否则封面反映出一些脏兮兮的东西,尽管是原样,却实在不好看。高信所赠十六开本的《民国书衣掠影》,书影全部经过处理,翻开来果然靓丽清爽,是我能及的远东版民国书影方面最漂亮的一本书。
卢礼阳的《温州读书报》是最早的民间报纸之一,近几年来在全国范围逐步增加对读者的赠送,影响日趋增强,遗憾的是稍晚一些时候创刊的《书友》甚至没有回到起点,黄成勇任上曾在天涯发帖赠寄外地书友,接近两千份的外寄高峰早已结束,比如《向阳湖文化》的李城外在年会几次说过希望看到《书友》,至今未能如愿。倒是张阿泉的《清泉部落》我虽然从未收到过,但在近几次年会上总是可以得到这份“年报”的合订本,这次见到鄂尔多斯年会的专版和整十期的“成熟版”,其对象是“小众读者”,他们可以按时阅读应属理所当然了。
西安的崔文川专为年会制作精美藏书票两枚,台上一摞书,盆中几叶花,书香寓意尽在其中。另外一组六枚的套票也精彩,分别为陈忠实、龚明德、阿滢和作者的藏书票,崔文川特意多送了几套用来转送同好。曹隽平为年会带来两期沉甸甸的《艺术中国》,铜版纸彩印,是以书画为主的刊物。萧金鉴告知要办《艺文》杂志,不知与《艺术中国》如何关联,二者均系湖南文化厅的刊物。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黄妙轩热心快肠,惦记给我配齐他主编的“纸阅读文库”,文库第一辑凡八册,正好看了一半,妙轩兄请与会的象丑牛先生赠我《太仆寺逸草》一册,先生自小务农就好熟背唐诗三百首等,故自云最擅长诗词的创作与研究,其文学成就也体现在这方面。会间还与宗远、三洲一起去过先生房间聊天,相谈甚欢。
台版《书蠹生活——悦读人在天堂》早在网上见过书影,黄岳年持赠一册,好不喜欢。因为成都的年会,为《书友》题过刊头的冉云飞,为《书友》供稿的曾伯炎、朱晓剑等四川的朋友有缘见面。曾伯炎的《思想者余墨》系自印的“私人文史存档”,其中“博克辞典”很有见地,如果说看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感觉讽刺性有意思,博克辞典的讽刺性就完全是现实的写照,这种写照还反映在另一辑“民谣选粹”,只是至今尚没有人能够把大量的惟妙惟肖记录这个时代的民谣按纪年方式编出一册书来,尽管编出来也许仍然如曾先生这样的自印本。书中相当多的内容已经见诸网媒,那里浩如烟海的信息不时也会有作者的知音。朱晓剑赠常崇年著《大陆中国青年党人的归宿》,一本有意思的书,此前真不知道一九四九年起的反动党派除了国民党还有中国青年党。
年会的欢迎晚宴之后,我与谭宗远、汪应泽三人,自牧、王维训、程泗友一行分别打的去车府。我去年拜访车辐先生时,凑在他耳边大声报上姓名,先生立即从书架抽出我送他的书来,尽管失聪多年,记忆却非常好,并随即将台湾作家龙应台签赠他的《目送》转送给我,还说“你明年来,我等到起哟”。车辐精神状态这次依然很好,“活到百岁就行喽,我不贪(心)!”照顾车辐的家政妹妹告诉我们,老人笔力极勤,大事小事每天都要记在日记里。各位纷纷与先生拍照、请签名,不亦乐乎。
次日一早到大邑参观建川博物馆。这个聚落分四个系列十七个展馆,如果任讲解员介绍,肯定看不完几个展馆,我和蔡玉洗单独行动,走马观花去参观了九个展馆。其中反映国军抗战的“正面战场馆”尤其值得一看,文物如“八一三”日记手稿、冯玉祥的签名书、卫立煌题写的抗战史料《滇西作战实录》十分珍贵,小学生课本两相对比,国统区比根据地的漂亮得多。“中流砥柱馆”反映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给农民发放地契,可以想见翻身的农民得到私有的地产何等欢呼雀跃,又有多少农民的子孙融入城市化进程,与他们的父辈一样历经渐次递进、迎来土地完全国有,并享受广厦千万间、可住七十年的惠民之举。凡此等等,让人浮想联翩、感慨系之。
我与韩三洲一室,常有书友来串门聊天,虽每日子夜之后就寝,并不感觉疲劳。隔壁的宗远过来,我们总是聊潘家园、北京的旧书商、得到什么旧书等等,十分投缘。此外,三洲那些难见书本与网络的时政八卦,可以让我们感到很有兴味,老百姓茶余饭后留下的这些野史,成为当局千方百计封堵民口的缘由,故往朝早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说,不禁想起易中天调侃名言“不弱智怎么当领导”。
青岛薛原不吐不快,对年会瑕疵的看法虽是一家之言,亦有从者。某君拒合影拒与会,说某君愤怒也许并不为过。个人之瑕疵亦毕现年会,成为众矢之的,展示出来民间广具言路、自由交流的通畅。流沙河先生去年所赠《晚窗偷读》,列入青岛出版社的“大家文库”,薛原谈及文库的装帧,我大感兴趣,因为看《晚窗偷读》感觉精装本做得不错,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薛原如此重视装帧,以至宁可自己少一些收入,让印装女工按照自己的要求做好做精,这种事情几乎是仅次一例了,所以回来后即补购了文库另外三种:杨宪益的《吉日苦多》、钟叔河的《笼中鸟集》和黄裳的《寻找自我》。
年会安排参观金沙遗址的时间,闫进忠、谭宗远、韩三洲、汪应泽、沈文冲我们几个去文殊坊候付天斌。他们淘书的当儿,我与唤作“莽子”的蒲师兄会合,在一家书店对面摆龙门阵。“莽子”与文楚安很熟,文去世后,我一直想送其夫人一本书,这次总算了结心愿。在文殊坊淘得一册《戎冠秀》,一百六十元比网上稍贵一点,不想空手而归,也是旧习使然,还是买了下来。因为还陪宗远到天斌那里淘书,沈文冲早一天已与陈克希、董宁文去过,遂同闫公先回毓秀苑。天斌找到一家宗远可食的餐馆招待,他出去迎接卢礼阳之时,三洲抢先去埋了单。我知道天斌其实想送书,任他们各自挑选,除了礼阳两本不得不收款的书,其余全部赠送了。宗远存不住事儿,回去的路上一直念叨怎么还这份情,突然决定送毛边书局一本书,是可以在网上卖出好价的精装本。
闭幕式会议开得很热闹,老朋友邓强电话告知已从川大到了毓秀苑,我离开会场去迎接他和周姓老师。短信告知请高信约闫公一起走,他下来说闫正在即兴发言,服务员也笑云“楼上说的好激烈哟”,是说李城外也有放炮之举。闫公终于发言完毕,邓强开车找到一家苦笋汤特色的餐馆招待。饭后回到毓秀苑,邓强两人继续留在闫的房间摆龙门阵,后又喊来三洲,大概十一时方罢休。回房间少顷,自牧来,聊到子夜。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一年一度,大家总是感怀时光匆匆,不尽书友之情。
我参与过第二届年会的承办事务,深知举办一次年会真的不容易。第八届年会以毓秀苑为大本营,在省会城市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仅交通就是一个大问题,除了龚明德的学生们四处张罗外,流沙河夫人吴茂华、毓秀苑老总赵艳斌都是事必躬亲,为书友们做了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细心事。会前的屏风式展板,书友的头像和文字介绍不知道费了多少心思才制作出来。更有意思的是,会务服务人员居然在很短的时间记住了代表,基本能够叫出书友们的名字,也是十分了得。都说成都是一个休闲的城市,因为第八届全国读书报刊年会的召开,我们看到这个城市其实还有一群不休闲的人。
成都的风采
梦之仪
这次去成都参加第八届全国民间读书会,回来之后原不打算详写了,但是经不住几位朋友问起,想想还是写一点吧。
要说民间读书会,我是第一次参加。去之前,我并不抱什么热望,没有什么期待,甚至要来些什么名人我也不关心。只是去感受吧。
刚到成都双流机场,来接我的小涂说,青岛的薛原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等等他一起走。薛原?我一听就高兴了,他不是《闲话》丛书的编辑嘛,我的两篇文章有幸收入两辑《闲话》,可是两位丛书的主编臧杰和薛原我都还没见过,这次能够见到,不是太好了?
我们很快就见到了,乘了龚明德同事李亚东老师的车往宾馆,一路之上,薛原不停地说着话,我们听到他对自己的定位:民间立场、底层态度、自认边缘。我和李老师都很欣赏他这一点。做人要低调,我从自己的经历知道,自以为是的人终会吃到苦果的。
第二天的会议由张阿泉主持,很多人在现场精彩“说话”。流沙河说读书,是咬文嚼字式的细说,他说读书就是“逗书”,逗书就是在上面打标点符号。不过,沙老的一些带着乡土口音的话我没听清楚,所以对他的讲话理解不深,会后也一起合影了。
读书会上还意外地多了一项颁奖活动,这个活动把大家的精神再次调动了起来,获奖的是大家普遍公认有特色的几个民刊民报,他们是:《开卷》、《点滴》、《青泉部落》、《温州读书报》。奖状也很别致,是写在宣纸上的,“民刊民报奖状”几个字由流沙河所写,下面内容由龚明德拟、贺宏亮书,给《点滴》的是这样的话:“……”,不愧是中文系教授,廖廖几句话就勾勒了一个民刊的特色。
因为现场见面了,也熟悉了一些人,董宁文、卢礼阳等很随意,是我们想象中样子,只是卢礼阳特别苗条。张阿泉一看便知是草原上的精灵,他送我的《慢慢读,欣赏啊》一书的扉页上写有“晴窗雅览”几个字,让人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关于龚明德,我原本和他也有过几次邮件联系,但他总把我搞错,有了这次见面,不会再搞混了。
朱晓剑则完全不是我从网上得来的印象,原以为他在网上这么活跃,现实中应该也差不多,谁想到他竟也不善言辞,但是人很诚恳,给人信任感,晚后一晚他喝醉了酒,我们就听他说《天涯读书周刊》特约撰稿人。黄岳年很宽厚,从金沙遗址博物馆出来时,我们走错了门,那边来电话要我们到另一门去,我觉得有点远,想保存体力下午市区玩,最好不走了,他不停地说,没事的没事的,走走也好啊。自牧爱写字,我们住的毓秀苑宾馆一楼有间不小的书画室,自牧就在那里不停地写字赠朋友,有一个晚上,七楼的茶室里我们就看到他的几幅大作呢。徐玉福天天挂着他的大相机在捕捉镜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就已经成了他的镜中人物。在第一天的会场上,徐玉福要我们大家为《悦读时代》创刊两周年写字,我想了想,写下一句话:“做一个快乐的读书人。”读书是很快乐的,读书交友不也快哉!薛原则老是不见他的人影,有一天朱晓剑和他一起逛了十数家书店,另一天他专程去访流沙河,并得到沙老墨宝。他对某一件事有其敏锐的看法,不过我觉得他的风趣更亲近人。
成都读书年会散记
汪应泽
2010年11月17日至21日在成都召开全国民间读书报刊年会,到会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不乏闻名全国的读书精英,如四川著名作家流沙河、全国犹太文化研究专家贺雄飞、陕西书画家李高信、上海巴金研究会周立民以及《悦读时代》、《博览群书》、《天涯读书周刊》编辑人员和全国著名民刊《开卷》、《书人》、《芳草地》、《日记杂志》主编等。
大会由东道主、四川师大文学院教授龚明德,内蒙古电视台、《清泉部落》主编张阿泉两位先生主持。许多代表对这次会议组织者——毓秀苑宾馆总经理赵艳斌女士和她的团队赞不绝口,为他们热情周到的服务感激不尽。当然还有四川师大文学院诸位做义工的研究生,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也让代表们交囗称赞。
特别让人感动的是流沙河夫人吴茂华老师,她为会议不仅出谋划策,还主动赞助经费为大会分担了经济上的困难,这与此次前来参会的天津某人一毛不拔的举动形成鲜明的对比。还有贺雄飞先生,不仅在会上作了数次精彩发言,还为本次大会主动发放了数千元奖金。
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许多代表畅所欲言,虽不能一一表述,但总的话题是再接再励,还得发扬“书香”精神,为创造一个适宜读书的环境而努力。
会上开创年会新创意,为民刊民报优秀者颁奖∶民刊《开卷》、《点滴》、民报《温州读书报》、《清泉部落》四家获此殊荣,各获奖金二千元。虽然事先没有获得与会代表通过,但这种表彰形式还是有益于读书活动的开展,值得提倡值得发扬,所以得到全体代表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开幕式的晚宴由毓秀苑宾馆赵总亲自安排的,可口的饭菜配上地道的川戏变脸,魔术和抽奖及最后的茶艺表演,在座的各位都很高兴。宾馆负责人赵总是个热情好客的人,她说全国各地的人走到这儿来聚在一起不容易,她们并非为了赚钱才来筹办这次盛会,只要让大家高兴,即使不盈利也是高兴的,她们做到了这点,让大家非常感动。
19号去参观建川博物馆,虽然早上有大雾,但大家热情高涨,一路谈笑风生,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并不觉得疲劳。建川博物馆很有眼光,可谓大手笔、大气魄,几个展馆无论是展品或者创意,都是一流的,创中国民间博物馆之最,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抗日战争纪念馆”创历史真实之最,言历史真实之言∶国民党为抗日战争付出数百万生命的代价,牺牲高级将领一千余名!他们才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中流砥柱!
20日参观金沙博物馆,展馆设备一流,无数展品在叙述成都考古发掘的成果。下午继续在毓秀苑会场开会,并宣布下届读书年会在浙江温州召开,由温州图书馆卢礼阳先生主持并筹办。
21日上午大会园满结束,各地代表陆续离开成都,返回原地。
小巷深处有书香
——访成都傅天斌
汪应泽
既爱书,则常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浏览,网上的一些旧书店早已烂熟于胸,与几家书店关系也极熟捻,特别是成都毛边书局的傅天斌,那是久闻大名的网店老板。
那是2003年10月,我去湖北十堰参加全国民间读书报刊第二届年会,会上见到学生模样的傅天斌,个头不高,但很沉稳,说话语气不紧不慢,很有文人的气质,他微笑地递上一份《毛边书讯》。当时毛边书还刚刚行俏,所谓“毛边党”也才在读书界抬头,他却抓住时机,在十堰开了一家“毛边书局”,专营毛边书、签名本。
《毛边书讯》创刊于2004年12月,过目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几个引人注目的栏目设计∶ “民间书声”、“藏书票风景”、“旧书香成都”、“淘书故事”、“‘书讯’答客问”……他把“民间书声”排在第一位,可以说是《毛边书讯》对于民间读书界的一大贡献。
是的,民间读书人是这世界上最为纯正的读书人,他们是物欲横流的尘世中的“精神贵族”。他们不计报酬不为名利,做着为读书人置办嫁衣或穿针引线的工作。他们虽然受到读书人的普遍敬重,但他们艰难办刊的故事却往往不为人所知。《毛边书讯》的“民间书声•民间读书报刊人物录”专栏,将这些幕后人物推到了前台,让我们既了解了他们的过去,又了解了他们的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办了一件开创性的好事。
后来听说他将书局迁到成都,办起了网上书店,而且是孔网上最大的书店之一,专门从事邮购服务,主要还是经营毛边书、签名本和一些罕见的旧书。这些年,他的书店越开越大,在全国同行中颇有名气,许多知名的作家、学者和藏书家与他建立了长期的供销关系。
这次在成都毓秀苑宾馆,我又见到傅天斌先生。他一如以往那样健谈沉稳,格外显得机灵而大方。他约我们18日上午在文殊坊文化市场一同淘书,之后再去他的书库参观。
这天我们一行五人,我、谭宗远、李传新、沈文冲、闫进忠,走马观花似的匆匆从金沙博物馆出来,打的赶到文殊坊,见识了这儿的旧书摊和旧书店,琳琅满目的旧书让我们一饱眼福,各自选了一些较为满意的书(另文详叙),与傅先生在著名的缥湘书店会合,再打的往他的书库进发。中午在饭店又与温州图书馆卢礼阳、甘肃黄岳年两先生会合,一同去书库寻宝。
他的书库在沙堰西二街,下车后经曲曲折折的住宅小区之路,来到一架卷帘门外,经他拉起帘门扯亮电灯,我们才看清这间约二十多平米的仓库,密密麻麻摆满书架,之间的间隔只容一人侧身而进。仿佛置身宝藏的洞穴,我们不顾一切地钻进去,象探宝者一样开始寻访自己中意的书。我与卢礼阳先生相对,隔着书架一边淘书一边闲聊,发现有一架书全是签名本,其中不乏名家签名本。卢先生淘到一本有关温州史地方面的书,显得很高兴;我也淘到一本周瘦鹃《花木丛中》,比我收藏的那本评相好得多,我俩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寻觅觅,大家都有收获,有的寻到三四本,有的觅到五六本,我收获最多,有八本之多。我们单等傅先生来结帐,他陪谭宗远去另一处寻书。不一会,他俩回来,傅先生看了看我们所淘的书,漫不经意地说∶“都没别人代销的书,这些仅作礼物送给大家,不算钱啦!”我们十分惊愕,以为听错了,他又重复一次!这怎么行?他是以售书为生的,怎么能不收钱呢?但他不为我们的请求所动,真让我们感动!
感谢傅先生的诚意,我们会永远记住您的赠予!
专栏
闲读消夏记之《中国法帖史》
万君超
杏林著《中国法帖史》。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16开精装两册。718页。书价220元。
何谓“法帖”?《说文〈巾部〉》云:“帖,帛书署也。”本义为写在帛上之标题书签。“法”字之今义可作“标准”、“法则”和“效法”之解。民国年间著名的古董商人和鉴赏家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一书中曾说:“南唐后主(注:应该是烈祖)李昪鉴于古代墨迹日渐消亡,为保存真像,垂之久远计,乃将秘府私藏古代名人墨迹命徐铉刻石制印,其所印之拓本即为之帖。此帖之所始也。后人以此帖为临书之法,遂又谓之法帖。”赵氏此说其实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今人王壮弘先生在《碑帖鉴别常识》一书中曾说:“专门作为研习书法用的刻帖,究竟起于何时,还很难说。相传《乐毅论》小楷是石本,乃东晋王羲之亲自书刻。隋时释智永曾摹刻《兰亭》,唐太宗因见拓本而求索真迹。著名草书《十七帖》唐时模勒上石。”古人关于刻帖的起源有着许多不同的论述,但总而言之,古代因没有影印印刷技术,所以为了保存、传播和研习名人的书法作品,就用刻帖的方法来进行拓搨“复制”,故称为“法帖”,而将名人墨迹则称之为“法书”。一般而言,法帖有石刻和木刻两大类。
至今存世最早的法帖实物是宋淳化三年(992年)官方刻制的《淳化阁帖》十卷,虽为侍书王著“奉圣旨模勒上石”所刻,实镌于枣木之上。其中所刻古人名迹真伪参半,但也由此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帖丛刻先河,所以后人又将《淳化阁帖》称之为“祖帖”。在《淳化阁帖》每卷尾都有“奉圣旨模勒上石”的铭刻文字,但其实是镌刻于枣木之上。关于这一点,后来历代的帖学研究学者多为之不解。我的粗浅判断是,是否当初《淳化阁帖》可能设想先用枣木作“初版”或“样版”试验为之,看效果后再拟“模勒上石”。但后来可能由于淳化阁发生火灾导致“阁帖”毁版而未能实施?因为按一般的常识而言,木版的收缩性远大于石版,故时间一长再予以拓搨复制就非常容易“失真”。此千古谜案,唯有存疑待考。
中国历代究竟有多少官私所刻的法帖?恐怕难以有一个确切的具体数字。容庚先生的《丛帖目》共收入有三百三十种,但实际的官私法帖刻种类可能远远不止此数。法帖一般分为丛刻帖和单刻帖两大类,丛刻帖就是将多家的书法汇刻成一部法帖;单刻帖就是仅刻一种书法作品。比如《兰亭帖》,此帖自唐到南宋,官私临摹、刻帖就不下千余种,而且所采用的“祖本”来自各种不同的版本,再加之后人不断重复的“翻刻”和众多的“伪赝本”,真可谓璠珉杂糅。失察毫厘,即谬之千里。又《淳化阁帖》一系,据王壮弘先生《帖学举要》一书所说:“《淳化》翻刻宋时即有数十种之多,历代翻刻更不知凡几。”而其中还不包括历代的“增减成帖本”。宋代以后,刻帖蔚然成风,官私法帖谱系更是多若星斗,优劣和真赝参杂,难以详述。所以,古人曾经将一个人是否可称为是真正的鉴赏家,就以其是否能够鉴别碑帖作为标准之一,从而也形成了中国鉴定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碑帖鉴定”。所以赵汝珍就曾经说过:“士人而不知碑帖而不明碑帖,直如农夫不辨菽粟,工匠不识绳墨。”
千百年来,古今学者对历代法帖都进行过精深的研究,并写有许多此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在近现代就有张伯英先生的《法帖举要》、林志钧先生的《帖考》、容庚先生的《丛帖目》、张彦生先生的《善本碑帖录》、王壮弘先生的《帖学举要》和施安昌先生的《名帖善本》等等,都是研究、学习或鉴赏古代法帖的经典名著。筚路蓝缕,成就斐然,嘉惠后学良多。但多年以来,却一直没有一部法帖或帖学方面系统性的“通史”专著。
近日粗阅山东学者彭兴林先生(笔名杏林)所著《中国法帖史》一书,这是一部中国法帖史和帖学研究的“通史”性专著。全书约四十余万字,共分九个大章,又分一百零二个小章节,另有三个附录资料。主要介绍从宋代《淳化阁帖》到民国年间各类著名的丛帖和单刻帖九十余种,各家帖学论著近四十种。可以说既是“通史”专著,又是一本法帖史和帖学研究的“工具书”。并附有大量的彩色和黑白法帖图片,以及宋、明、清三代《法帖一览表》,方便检索。作者在参考前人许多著述的前提下,再加之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学术观点,使得错综复杂、谱系繁多的中国法帖发展史轨迹清晰可寻。如果能将此书与其他学者的帖学著作交叉阅读,相互借鉴,那么中国法帖史或法帖鉴赏就可以基本上达到“初级入门”。
书法史学者刘正成先生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道:“是编虽系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之工具之典,然帖中有人伦、有历史、有学术、有法则,以史载之,便成艺术之史册。曩昔,碑帖之学称为‘黑老虎’,此故有墨以黑色,实乃畏于渊深芜杂难以探底求真之意也。此书以四十万言,耙梳千年法帖之兴衰,陈述各代之珍本而举其要,钩沉各地之类别而不遗缁铢,志与表相穿插,断代与通史相衔接,得著史之要领,成读史之便法门,堪称大观也。”但此书可能是由于史料的关系,或者是撰写体例的原因,其中有些法帖没有写明究竟是石刻?还是木刻?另外,对历代法帖刻印时所用的材质或装潢等也少有涉及。因为,法帖史或帖学史还又延伸出了法帖的鉴藏史和著录史。刻拓至善的法帖,其实也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和已佚原作的“下一等真迹”。
《中国法帖史》是一部法帖和帖学的“通史”著作,可谓深入浅出,但它并不是一部以教人如何鉴定法帖为主的书籍。而现在书店里充斥了许多关于如何鉴定或投资碑帖的书籍,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常识:“任何一种艺术品,必须先要研究和熟悉它的发展历史,然后才有可能谈得上去进行鉴定、鉴赏或投资。否则就是盲人摸象或缘木求鱼,甚至是刀口舔血。”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碑帖鉴定纯粹是一门“屠龙之技”。因为它既需要有此方面超人的天赋和高人名家的指点,另外还需要鉴阅大量的碑帖原作真迹,舍此三者几难“入门”,更谈不上什么“投资”了。其实对现在的绝大多数人而言,碑帖的最大实用功能就是鉴赏和临摹书法的“渡河宝筏”,或以此提高我们的文化品位,但切不可轻易将之用作投资理财的工具。古今无数“墨老虎吃人”的惨痛案例,就已经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举贤
王国华
话说春秋时期,中军尉祁奚要退休了,晋悼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你的职位呢?答曰,解狐。悼公说,解狐?好邪乎啊,他不是你的仇敌吗?祁奚答,君问谁可替臣,没问臣的仇人是谁。于是,悼公让解狐接班。解狐死后,悼公又问谁可胜任这个职位,祁奚推荐了祁午。悼公说,祁午可是你的儿子啊!祁奚又答,君问谁可,没问臣的儿子是谁。
这就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相信具有初中(含初中)以上学历的朋友都晓得。该故事流传至今,还时不时被拿出来当范本,是因为其中的道德标高——坚持原则。为了国家利益,宁可推荐自己的仇人和自己的儿子。当然,现在有些人也急于把儿子或者其他亲人推荐到某个职位上去,而目的已与祁奚大相径庭了。毕竟祁奚推荐仇人在先,荐子在后,今天想把儿子搞到肥缺上去的人,可以试着先推荐仇人去干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这种心胸和胆识。所以,祁奚比今天某些吃相难看的官员更高洁,更让人尊敬,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我还是怀疑祁奚没有向晋悼公推荐出最适合该位置的人。偌大一个晋国,非得一个仇人一个亲人,除了他俩就没别人了,事情哪能这么巧?因此,我把祁奚的荐仇荐亲,归结为信息闭塞。农耕社会,信息本来不发达,消息的传播,只能就是口口相传。再加祁奚身在庙堂,跟外界接触少,他这一辈子,只认识有限的这么几个人,虽然谢狐跟他有仇,可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对他的行政能力有所了解。假如说,与此同时乡下一个叫二狗子的村长头脑清晰、办事明快,还受过高等教育,比谢狐水平高得多,依祁奚的性格,如果有幸相识,没准儿会推荐他当相国。可惜,祁奚根本不认识他。今天某些官员的秘书和下属容易得到提拔,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着一个人的升迁,整个“口儿”的人都掌了重权,这不见得当事人完全在舞弊,估计跟某些领导的接触面有关。
明朝阁臣杨溥推荐贤良的故事,也可以做一佐证。一天,他的儿子从老家来探望他。他问儿子,一路上遇到过的太守、县令,谁有贤才?儿子答道,谁好我不知道,可我知道谁差劲!此人便是江陵县令范理。别人都对我好吃好喝好招待,唯独范理不买您的帐,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招待我,简单,马虎,态度无理!杨溥一听,我是朝廷大佬,大权在握,他对我儿子却不亢不卑,这充分说明范理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应该提拔。于是迅速上奏,推荐范理当了知府。
这则佳话之所以成为佳话的前提是,①杨溥的儿子进京拜父;②恰巧经过范理所在郡县;③范理没有下乡调研,有幸当面招待了杨溥的儿子;④父子相见后,杨溥没有谈房地产和股票问题,而是问起了他对官员的看法;⑤杨溥公正廉明,喜欢依法办事、而不是拍马屁的人。这些因素,少了任何一个都不成。它同祁奚荐贤一样,因为当事人都是孤陋寡闻而成为佳话,却不足为法。
相比之下唐朝的封德彝更靠谱一些。唐太宗让封德彝推荐有才能的人,他过了好久也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去做,只是当今没有杰出的人才啊!”
唐太宗因此教训他说:“用人跟用器物一样,每一种东西都要选用它的长处。古来能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帝王,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人才来用的吗?我们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识人,怎么可以冤枉当今一世的人呢?”
唐太宗是从因地制宜,人尽其才角度讲的,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封德彝的回答:他并没否定全天下的人,只是否定了他见过的人。他不愿意将就材料,拣到篮子里就是菜。
从技术层面考虑,封德彝要谨慎得多。封德彝希望增加信息量,接触更多的人,以便优中选优,不遗漏一个真正的贤才。
因此用祁奚的故事警示为官者,期待举荐者自律,就像在专制社会期待明君一样,终究要以失望收场。有公心,讲原则,只是起点,技术上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如果技术上的东西一一设计好,用笼子困住人的自私自利之本性,比只讲良心要有用得多。组织部门若能严格按制度一级一级选人、用人,何劳祁奚大驾?
书评
巨流河:家国之忆与爱国之泪
柳已青
巨流河,一条流动着抗日战争铁与血的河,一条混合着国人尊严与耻辱的河,一条涌动着历史的荒谬与无常的河。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说不尽的大江大河,河水每晚呜咽地流过,“好像流在我的心头上”。
1.父女二代的家国乱离
巨流河是齐世英和齐邦媛父女的家乡。齐世英早年得到张作霖的赏识,先后留学日本、德国,留学德国回来后结识郭松龄,两人愤慨日俄侵犯而东北军阀内战不已,文武结合倒戈反张。“渡不过的巨流河”,郭松龄兵败身亡,齐世英流亡关内……
齐世英虽是一介文人,出于报国之志,却如此深刻地与政治纠结:历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执委、立法委员等职。1934年,创设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招收2000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学生。1938年,于汉口出任《时与潮》杂志社长。抗战胜利后,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却发现国民党接收大员腐败无能,失去民心,国民党从东北一败涂地,是历史的注定,而齐世英再一次从故乡流亡,仿佛是他的历史宿命。
巨流河流过了几道弯?巨流河里又蕴含着两代人多少泪水?1949年,齐世英到台湾。齐世英在台湾的遭遇,可以看作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本能地对威权和专制的反抗。1954年,他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触怒蒋介石,被开除党籍;1960年,因与雷震组建新党,差点被捕入狱。“渡不过的巨流河”,齐世英的壮怀激烈最终化为巨流河的一滴泪。
齐邦媛是巨流河的女儿,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她童年的根基被历史的风暴吹折。故园记忆,家仇国恨,连同巨流河愤怒咆哮的声响,时时回旋在她的灵魂深处。抗战爆发,齐邦媛流落到大西南,在重庆上南开中学,坚信“中国有我,不灭!”南开少女在日寇的轰炸之下,渐渐长成文艺青年。齐邦媛想考西南联大,后读武汉大学外文系,成了朱光潜的弟子,抗战胜利后,朱光潜回北大,吴宓接替武大外文系主任,成为齐邦媛的论文导师。1947年,齐邦媛被历史洪流的一个大浪,打到台湾,后成为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齐邦媛在台湾,弟子门生很多,被尊称为“齐先生”,她还是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2.现实和梦境交织的故乡
晚年齐邦媛写作传记《巨流河》,将个人的离乱史融入家国的变迁史。《巨流河》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到台湾的哑口湾结束,从波涛汹涌到波澜不惊。东北与台湾,在20世纪的中国,都留下日本侵略者的阴影,一个是她的童年梦境之乡,一个是她安身立命之所,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含的巨大的历史忧伤,以及一位知识女性像一条河流般的悲壮,她字字泣血的家仇国恨,风平浪静之时顿时涌起的文化乡愁,是这本书的力量之源泉。这一切让读者随之重走她生命的旅程,重温20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她一起,将笑与泪,希冀与梦想,铭刻在齐邦媛一家所走过的大地。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浓墨重彩写她的青春往事,一段和抗战息息相关的记忆。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读书时,处于战争和死亡阴影之下,齐邦媛日夜思念着她的恋人张大飞,他也是东北的流亡青年,七七事变之后参加了中国空军。战火下盛开的爱情玫瑰,在雪莱的诗歌观照下,生命,死亡,爱情,亲情,思念,这千载而下的诗歌主题,激发出齐邦媛的青春惆怅:“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行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卷入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争里。”齐邦媛的笔墨意蕴,和《未央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巨流河》呈现的亲情,历史激流中飘摇的亲情之船,则和《镜中爹》庶几相似,只不过,齐世英齐邦媛父女都到了台湾,而《镜中爹》中,张至璋和他照片中的爹爹,被分割在海峡两岸。
3.让后世进入历史现场的青春祭
齐邦媛在武汉大学经历的学潮,可作史料看,但她的感慨,则是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对那一代青年学子在历史的拐点何去何从的描写,有让人进入历史现场的感觉。1947年春夏之交,国共内战尚未分出胜负,武汉大学爆发“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要逮捕缪朗山教授,学生阻止,三名学生被当场射杀身亡。齐邦媛写祭文:三个年轻人的性命,不死于入侵敌人之手,却死于抗战胜利后自己同胞之手,苦难的中国何日才能超脱苦难的血腥、对立仇恨,能允许求知的安全和思想的自由?如此,他们的血即不白流……
1947年夏,齐邦媛面临大学毕业,我们看到历史迷津中青春心灵的迷茫:“我大学毕业了,身心俱疲地回到宿舍,在半空的房间里,痛哭一场,为自己茫茫前途,也为国家的迷茫,悼亡伤逝。我父亲在我这个年纪一心要解救中国,如今处在更大的内忧外患中不知何去何从?当年幼稚狂妄地想解读哲学了解人生,如今连自己这渺小无力的心灵都无处安放了。”
巨流河奔腾入海,在哑口湾声消音灭。可是这一本厚重的史诗性作品中,流淌着多少的泪水。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南京撤退时,“我们真的要国破家亡了吗?”父亲泪流满面,洁白手帕上灰黄的土,都被眼泪湿透;武汉大学课堂上,朱光潜朗诵雪莱和济慈的诗,泪光盈盈,不能自已,转身走出教室;抗战胜利前夕,获知恋人张大飞为国捐躯,泪飞化作倾盆雨……眼泪之轻,给人灵魂的震撼和洗礼;生命之重,镌刻在抗战的丰碑中,那一代人的家国之忆,如此悲伤,如此欣悦,如此的纠缠在中国人的心头。
《巨流河》齐邦媛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0月 定价:39元
穿过记忆的河流
夏雨菡
最近被纳博科夫的自传回忆录《说吧,记忆》吸引。在读这本回忆录之前,我非常好奇,我想知道写出《洛丽塔》、《微暗的火》的作家是怎样的人,他内心真实的情感世界又是如何?但是在翻开《说吧,记忆》之后不久,我的探究之心在不知不觉中就淡化了。我似乎搭上了纳博科夫的记忆马车,自然地,缓慢地,开始随着作者展开的回忆欣赏沿途的风景。甚至连惯常阅读回忆录的时候,会分析其中的经历是真是假的判断也放弃了。
这本书的讲述方式与很多回忆录的讲述方式不同,是一种独特的言说文本。他用诗性的语言来描述他记忆中的种种。这是纳博科夫的记忆,我相信他是有舍取的,他所采撷的仅仅是他生命中部分片段而已,只不过这些片段是曾经深深地感染了他,在他的记忆之门中比较打动他的部分。他将这些记忆碎片借着“回忆”这条线串起来。除了与读者分享他部分的人生之外,我想他更想用文字来抒情,并且将那些打动他的生命之中的美保留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这部人生回忆录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作者童年和少年的回忆的原因吧。这段时间纳博科夫是在俄国的圣彼得堡度过的,虽然短暂,但是却是作者最珍视的部分。因此他不惜笔墨,浓墨重彩,事无巨细地描摹那些美好的片段。虽然是个人的回忆录,但是个人的故事并不多。纳博科夫只是通过自己的眼睛之窗、心灵之窗感受周遭的一切:他周围的人、物、季节的变化、命运的流转,也包括他显赫的家族和他的亲人们的经历。
我想,纳博科夫认为个人心灵的感受比他的个人经历更重要,因为几乎整整一本书都是他内心细腻的感受。作品中并没有太多的人生故事,也没有俄国作家作品中常见的那种对自己人生和思想的忏悔,道德上的自我批判,以及反复进行的灵魂的追问。这也是纳博科夫有意思的地方,他从不站在道德的高度说事。即使是关于他那部最受争议的作品《洛丽塔》,他也不愿意更多关心那种所谓的道德拷问。似乎,他认为作品的艺术性比它的道德说教更重要。
纳博科夫对于童年的回忆真是充满了感情。那些保留在记忆深处的,童年细枝末节的种种都在他的回忆中一一呈现,并且因为饱含深情而闪着动人的光彩。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经过时间的流逝,人生中很多重大事件和生命中重要阶段的记忆都模糊了,但是遥远的童年记忆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晰,并且越到晚年越清晰。
纳博科夫说“在所有这些年里,我心中怀藏的对过去的思念是对失去了的童年的一种极度复杂的感情”。纳博科夫的回忆,是对童年的回忆,更是对于永远也回不去的故乡的回忆。对于普通人如是,对于流亡者更是如此。对必须永远飘泊异乡的流亡者来说,那份刻骨铭心的思念就会更深刻。他的诗这样忧伤地怀念他的故乡:“……在我的美利坚的/天空下怀念/俄罗斯的那独一无二的地方”。每一个人的童年和故乡都是唯一的,对纳博科夫这样一个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广阔庄园和奢华城堡里度过美好并且理想化童年的俄罗斯贵族来说,那里是一种“安全、安乐、光明和温暖的感觉”。另外,对这样一位永远离开自己的故土,并且失去所有曾经拥有的一切的流亡者来说,回忆,是唯一可以回到故乡的方式。
《说吧,记忆》在回忆中那种非常吸引人的陷溺之美,就像是在阳光中舞蹈的微尘一般,自在惬意。他对所有的一切都“怀着兴趣,怀着乐趣”,细致而精心地用文字刻画。比如被椴树覆盖的小山,玫瑰红的教堂,透过镶嵌胡桃木的餐厅的玻璃窗看到的景象,还有娇嫩的烟青色的蝴蝶花,一只春天的云雀,山谷里遥远的声音,清澈的空气从原野上升起,斑鸠飞过划破温柔的天空,岛屿般漂浮的睡莲和锦缎般的水藻,等等。纳博科夫的比喻很美妙,这说明他一直富有幻想,并且保持敏锐的触觉,还有一颗童稚的心。并且,他一直是通过孩子的心窗来看世界,而不是渐渐衰老和麻木的成人之心。那些记忆中的片段具有音乐般的韵律感,而且富有多种色彩,并且不停地变化,就像是阳光下旋转的内嵌有彩色花瓣的玻璃球一样。
读这本《说吧,记忆》感觉是很愉快的。可以感觉到文字之美,艺术之美,梦幻之美,就像诗歌那样回味悠长的韵味随处可见。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详细刻画细节,那种记忆深处幽微之处的美非常打动人。作者用一种绵延的调子舒缓地刻画,就像是中国的木雕,讲究细腻,于细微处见精神,是一种繁复的美。书中那种特有的怀旧言说,就像是一种疗伤良药,安抚作者的内心,并且因为具有无限的柔情而别具感染力。那些记忆,经过了时间的过滤、熏染、沉淀,就有了距离,因而有一种特别的光晕,还有一种秋天晨曦的光那样的柔和。因此,在阅读的时候,只有享受,一点也不劳累。
《说吧,记忆:自传追述》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4月
定价:28元
师道中的人性温度
慧远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历来讲究师承相继,所谓“师道尊严”,既是支撑社会人伦关系的一块重要基石,又是维系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一条精神纽带。尤其是时当一个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蜕变的年代,师道变迁不仅能够映射出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历史风云,传递出微妙的时代政治讯息,同时无疑也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刘宜庆的新著《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即从晚清以降的师道变迁为切入点,来追寻已然消逝的师道尊严,进而聚焦近百年来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嬗变。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正值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运动纷至沓来的年代。伴随着西风东渐的日见深入,涌入国门的西方文明已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的层面,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制度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单从教育领域来看,长达千年的科举制度就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则是新式学堂的出现和旧式师道的变迁。在彼时的学术思想界,同样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裂变和政治立场的不同,曾经情同父子的名师高徒或分道扬镳,或反目成仇,传统的师生关系不再是恪守师门、矢不背叛那般简单,而是在此基础上输入了一种殊新的内容——曾经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圭臬的师生关系,逐渐被“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取代,这两点看似矛盾,却在彼时的知识分子身上同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背道而驰,周作人与章太炎之间的针锋相对等等,究其实质,无不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追求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具体表现。
与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对于新型师生关系的自觉选择相比,新中国建立之后,追溯师承则被认定是学术陋习而遭喝止。如果说民国年间建立起来的新型师生关系是对旧式师道的一种扬弃,“与师决绝,表面上背叛的是师门,但实际上是与旧社会的彻底决裂”,并因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力量。那么,建国后师道尊严的逐渐式微,既标示着彼时知识分子的被迫顺从和无奈选择,同时也意味着传统的师生关系遭到彻底颠覆,意味着学术薪火的戛然中断。当然,此时的高徒背叛名师,已然不再是受到了真理的感召,而是知识分子身处时代洪流之中身不由己、乃至随波逐流的无奈表现。与之同时,尽管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与身体倍受摧残,他们之间存在的师生关系也的确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但是,在大时代的疾风骤雨面前,他们依然能够傲然独立,以一种从不苟且的精神和态度,凸显出抗争的勇气和担当的力量,凸显出一代知识分子不畏强权的风骨与尊严。
作为一部探讨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专著,刘宜庆的《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显然有别于一般规范的学术著作,与其说作者是在借助史料的爬梳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不如说他更多的是在冷静的史学中着力追寻充满人性温度的文学韵味。这既使得作者的文字充满了感情色彩,也使得全书具备了一定的可读性——虽然作者的侧重点在于知识分子个体不同的生活侧面,然而,也正是通过这些生动、传神的细节,才能以更加感性的视角真实展示出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们所经历过的世事风云和恩怨悲欢,才能真正体察到百年中国曲折的历史进程。
正像刘宜庆所说的那样,他的新著既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前传,也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后续——作为前传,作者展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崛起的过程;作为后续,作者剖析了联大精神失传的原因。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生态和生活,亦可谓尽在其中。
《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刘宜庆 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定价:29、8元。
书事
幽情随风过了窗棂
居然先生
1、
读扫红的《尚书吧故事》,觉得扫小姐的文字功夫好,清通,有灵性的那种。录一小节,“但见陆灏兄,就着止庵空出来的一片留白处,稳执笔,巧运腕,轻拖线,缓着墨,俏佳佳美人挽起了云鬓,稳端端眼前翻开了诗经,停当当案头供着了玉瓶,蓦地里幽情随风过了窗棂。”
2、
在淘金书店,购书四册,半价。《赛金花本事》(刘半农),《郭店楚简校读记》(李零),《我读我在》(林行止),《郑正铎与读书》(陈福康)。李零和张承志一样,都是学考古的。似乎李零在专业内更精审一些,其文字更见冷静。张承志思想书写有断代意义,不但已经褪尽了曾经的先锋虚浮。如果说的武断一些,一个时代包容了张承志,就有一个文明跨进的新刻度。
3、
网上读洪君彦的《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的离婚前后》,很是鄙视。名门之后的章含之,和洪先生婚后有婚外情可能是事实。或者,章女士曾在她的书中对这段婚姻的存亡有不实之词,也有可能。问题是,在章女士健在的时候,你洪先生不置一词,等她黄鹤归西,你再来“不堪回首”,不说你有诽谤非议嫌疑,至少你做人上就不算厚道。从这样的角度看,作家章诒和女士倒值得人钦敬,即使她谈的是往事,可卷入是非曲直的人有的还健在,起码能给故史提供一个澄清的口径,一个辩诬的机会。
4、
这向,在网上阅读的时间长了些。能打印出来的尽量打印,张订成册。好多的文章是真的好哇,书有求购不到,只好出此下策。《今天》杂志的“纪念诗人张枣”专号,是诗界的一个群龙聚会,诗歌的悲戚与乡愁。觉得最具打印价值的是,俞平伯的《人生不过如此》和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前者大家手笔和后者的海量吞吐,均可说后无来者,至少到目前为止。
5、
《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精装大开本,70多万字。买的时候,略有犹豫,不是它不菲的价格,是有些怀疑选家的胆量。但翻到目录,《〈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书成自述》赫然在目,觉得还是有买的价值。余先生在大陆的书,总是删之又删,而芟夷的东西,往往又是最精华所在。
6、
夜翻张岱的《夜行船》,算枕边书吧。其中收录的一些词条,可能现在看来不是太准确,不过在当时应该是百科全书,至今也很有价值。录“覆水难收”小条:
姜太公初娶马氏,读书不事产业,马求去。太公封于齐,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倾于地,令妇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离更合,覆水岂难收?”
7、
明清小品文中,尤喜袁氏三兄弟。其兄袁宏道文字更为奇崛,深得吾心。录其《瓶史十二则》之《好事》:
嵇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半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傀俊逸之气者也。余观世上语言无味而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生死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古之负花癖者,闻人谈一异花,虽深谷峻岭,不惮蹶璧而从之,至于浓寒盛暑,皮肤皲鳞,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将萼,则移枕随补,睡卧其下,以观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委地而后去。或千株万本以穷其变,或单枝数房以极其趣,或臭叶而知花之大小,或见根而辩色之红白,提之谓真爱花,是之谓真好事也,若夫石公之养花,聊以破闲居孤寂之苦,非真能好之也。夫使其真好之,已为桃花洞人矣,尚复为人间尘土之官哉?(2010\11\29)
书事
理洵
买来俞晓群著《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浙江大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七月出版,放在办公室,闲暇时看那么一半节,是很轻松的事。对他应该是很熟悉了,他执掌辽宁教育出版社时所编的那套“书趣文丛”,在读书界影响很大,我的读书的起步,即缘于它。后来买过他的一册《人书情未了》,读过多年,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一些书人书事。其实他研究术数,出过几本这方面的著作,这是比较奇怪的事。
余生也晚,孤陋寡闻,前辈的出版家且不须说了,现时感觉亲近的也就陈原、范用、钟叔河、沈昌文、俞晓群、止庵诸位,真是中国之大,何其少也。好的是一种编辑理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利,只是在尽力挖掘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一缕书香。他们知道读书人真正需要什么,什么才能传承永久。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俞晓群展身其中,记录了一桩桩新鲜的故事,大致勾画了出版业的生态图,而在细微的观察之中也有着强烈的反省意识。
许是去年前后,俞晓群忽然迷上网络,在天涯社区开了两三个博客,更新也快,我是那里的常客,就经常能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浓浓的书香气息了。我现在也还看着《万象》,沈昌文、他、陆灏当年创办的这份杂志,办的真是太好,黄裳、舒芜、王蒙、夏志清、李欧梵、黄仁宇、董桥、林行止、王安忆、巴宇特、恺蒂、毛尖……看看这些作者的名字,就能让人万分欣喜。端庄中有些俏皮,华贵中有些小资,人性原来并不都是板着面孔的呆板,生命的内心世界往往跳动着活泛的火苗。
到旧屋去取来三个本子,《中国书法家全集•林散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五月出版;《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一辑》,南方日报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一月出版;邱振亮著《血脉的回响---中国画与中国文化》,山东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出版。这是今年冬天计划要认真反刍的书籍,想着在冬日的雪天里,窝在沙发上一叶一叶地翻过,人生的其它妄想也都不复存在了。新近购买的董桥的集子《墨影呈祥》,海豚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八月出版,小三十二开精装胶印,雍容中夹杂些娇气,一如董桥收集的小品,清丽地在书页中躲闪,在夜的昏黄的灯光下,总要透露些故旧的气息。
前段时日购买的鲁迅的手迹本子《古小说钩沉》,放在单位不时翻看,昨天到图书馆忽然看到齐鲁书社出版的《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觉得参照着看兴许好,就借了回来;还借得一本刘绪源著《解读周作人》,上海书店的本子。出来时看图书馆的照壁上写着“读万卷书,行千里路”的句子,觉得道理很实在,但引用颇是滑稽,中国文字,引用还是有它的规矩,不管这句话是出自杜甫、董其昌还是钱泳,但都应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个人的新奇创造只能是贻笑大方;这句话要说成“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也许感觉就对了。
随笔
2010
买超
我生活在2010,也许它是 2010,也许它是3089,谁知道呢,时间只是一个数字,时间和个体一样,并不存在。我生活在东亚国,主导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叫做“崇死”,这是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相似的词汇,它是指导我们思想,规范我们行为的准绳。我们正在和一个叫“大洋国”的国家作战——一群暴虐凶恶的敌人,试图灭亡我伟大的祖国。我不是“核心党”的成员,我只是一个无产阶级。这场不知起于何时,永远不会终结的战争,既遥远,又虚茫。为了一个薄铁片做成的铁锅,我可以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像你死我活的仇敌,哪怕瞬间之后就会有一枚火箭弹呼啸而至,打碎一切争执。我无声无息地活,无声无息隐没在众生之中,不知道过去,不憧憬未来。
以上胡言乱语不过是由《一九八四》引发的无聊想象,《一九八四》只是一部小说,一个叫乔治•奥威尔的人,写在六十年前的小说。《一九八四》不是寓言,也不是科幻,它只是由一个一生贫寒的文人撰写的小说,一部关于极权统治终极状态的小说。很庆幸,我没有如小说中所言生在东亚国,我只是在2010年,在北京,读这本叫《一九八四》的书。在遥远的、可知的伦敦,也没一个叫温斯顿的人坐在真理部的大楼里修改历史。
我不在1984,我在2010。尽管它也只是一个数字,但我仍能感到真实的存在,真实是可以触摸的,尽管它总是隐匿在历史的尘埃中。历史没有按照奥威尔的小说演变,极权主义尽管推陈出新,更迭轮替,到底没能发展到奥威尔描述的高级阶段。奥威尔还是太书生气,高估了极权主义的智慧,也低估人性的力量。尽管现实中的许多人像小说中的裘莉亚一样,凭着身体的本能反抗,拒绝思想分析。但总有一些像温斯顿一样不甘放弃自由思想的人,在质疑、探索,寻求真相。他们生活在痛苦中,像伤口,不断提醒着身体,保持警醒的状态。
高尔泰的文集《寻找家园》,无意中和王小波的精神家园呼应。但王小波经历的一幕幕荒诞派戏剧,远不及高尔泰的恐怖小说真实得赤裸裸。1957年,高尔泰被打成右派,发配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59年,甘肃省委调他去为国庆十周年展览绘制宣传画,才侥幸逃生。在酒泉,如今人人以卫星发射场自豪,却忘了那里还有一个叫夹边沟的地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中,前后有两千八百名右派和“坏分子”在那里强制劳动教养,在饥饿、劳累、恐怖的折磨下,最终生还的只有一千三百人。荒原上,白骨累累,无人掩埋,因为后死者疲惫衰颓的没有力量,不久他们也将踏入死亡之门。夹边沟农场犹如纳粹集中营,区别在于纳粹只消灭肉体,而夹边沟农场要消灭你的精神,消灭思考的力量和人格的尊严。夹边沟农场的死者中有留学美国的博士,有研究哲学、生物学的教授,也有大字不识的军人,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犯了思想罪,犯了不服从领导的罪,他们是右派,是“坏分子”,监禁他们是要改造思想。就像《一九八四》中的“友爱部”,“英社”不消灭你的肉体,不让你成为殉道者,而用无尽的酷刑改造你的精神。让人成为奴隶,成为比奴隶更不堪的兽,驯服的兽。《一九八四》只是一个小说,我希望高尔泰书写的也只是一部恐怖小说,可那偏偏是最真实的历史。一代中国文化的灵魂在沉沉大漠,荒野残阳下,悄无声息地隐去。
幸而高尔泰依然存在,不止作为一个肉体,也作为精神存在着。在经历了夹边沟九死一生的改造后,高尔泰发觉自己成了一件工具,一件任人使用的工具。对高尔泰而言,对所有独立思索的人而言,物化无异于死亡。于是,写作开始了,他把搜罗来的一些小纸张写上字,一张火柴盒大小的纸片居然密密麻麻写下一万字,像微雕艺术。但这不是精致繁细的艺术创造,而是为了应付现实。写下的文字会被抄走,被举报,成为反革命的铁证,只有如此小的纸片,才能藏在棉袄里,藏在衣服的夹缝中,不为抄家者、告密者发觉。高尔泰说:“因为有它的存在,我才敢于确信,我走出了死亡的阴影”。写作不再是一种雕虫闲技,而是一种意义,生存的意义;一种反抗,对命运的反抗。高尔泰是归来的但丁,用最冷静节制的笔,书写炼狱之火。
花城出版社低调地出版了《寻找家园》,却删去了整整一卷内容。书的勒口上称高尔泰为“内华达大学访问学者”,不知为何访问后滞留不归,反而要寻觅失去的家园。历史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有选择地删除,连一个小小头衔也朦胧暧昧。《一九八四》中,温斯顿在“真理部”中漠无表情地篡改历史,日复一日,最终遗忘了什么是真实。过去已不存在,“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现在”,历史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今天服务。历史本不存在,从不曾发生,历史只是记录中的内容,而记录是随时由“真理部”更改编纂的。
“大洋国”抹掉了历史,手法简单原始,无非是涂改伪造重新书写。两千年前的中国,始皇帝早就做过的事。李斯一个建议,无数书籍被付诸火焰。可惜做得不彻底,史书只把非秦国所记录一焚了事,《诗》、《书》,百家语在民间多有遗存。相较之下,“大洋国”的宣传体系缜密而高效,图书、报刊、照片、广播,一切都在“真理部”的控制内,昨天的一切今天已修改得面目全非,“老大哥”语语中的,永不犯错。1948年奥威尔当然没想到世间会有互联网,假若按照《一九八四》中的逻辑,互联网也永远不会存在,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老大哥”最大的威胁。即便添加再多的防火墙屏蔽也无济于事,因而只有从一开始彻底消灭它,“真理部”才能一贯代表真理,“双重思想”原则才发挥得淋漓尽致。
“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温斯顿在日记中写道。在“老大哥”地灼灼盯视下,写日记就意味着犯罪,思想警察将把他捉获,无需审判,将他化为乌有。然而,温斯顿仍艰难执拗地写下这样的句子。在牛棚里,高尔泰躲过其他人的目光,小心翼翼绵绵密密地写下自己的思想。总有人试图让逝者说话。如飒飒秋风中的虫吟,微弱、凄迷而固执,用声音的触角搅乱黑暗的池水。
还好,今年是2010,奥威尔写下的只是一部小说,高尔泰在遥远的美利坚写下的文字,如今放在我手中。公交车内温暖如春,窗外,冬季的阳光璀璨,一排排梧桐闪过,好像所有的悲伤都在远方,世界宁静和谐安详。但是,我无法确定,远方离我究竟有多远?
2009年,柏林墙倒塌了整整二十年。1963年,肯尼迪曾在尚未倒塌的柏林墙下发表演讲:“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当时,冷战正酣,肯尼迪无法预知,代表着铁幕的柏林墙会在26年后轰然倒塌。但当肯尼迪说出这番话,柏林墙的未来已经注定。自由是人的本能。你能用绵延万里的墙囚禁一个帝国,却无法囚禁一个人的自由意志。
高尔泰论述美学的专著,名字就是《美是自由的象征》。只有拥有人的尊严,拥有自由思考的权利,人才懂得美丑,人才称其为人,《一九八四》描述的世界才永远不会到来。
书吧
微阅读
朱晓剑
《庸见词典》,福楼拜著。棉花糖说,我们所习见的并不是真理。福楼拜所说的庸见则是貌似真理的玩意。其实,我们距离真理日远,接近荒诞的距离就愈近。为了避免被看低,远离庸见吧。
《带一本书去未来》,薛原主编。书的未来在哪里?疑问不少,但无一例外的是,都无法抵达书的本质。书在于传授知识,解惑疑问,它所承载的不是知识的累加,而是知识的创新。书的未来亦在于此。
《书缘人间作家题赠本纪事》,古剑著。零星地在古剑的博客上读到这样的短文,可见一个香港作家的性情。现在写书话似乎是很潮流的事情,但泛滥成灾,能读到好的书话少了。但古剑记录的书情书事让人感念,原来书生活还可以如此这般。
《张参谋长那点事儿》,四处挠挠著。80后和任何时代的青年一样,他们有自己的酸甜苦辣,有自己的信仰、哲学,你不赞同,却可以保留对他们的尊重。而这正是社会成熟的标志,至少对未来来说,我们还有梦——那有多遥远,并不重要。
《现代学林点将录》,胡文辉著。现代学林的是是非非一直争议不断,直到今天也未必了然。胡文辉的盘点不像热门的书那样批判:几乎可以说,这个时代只有“考据家”,没有“理论家”;只有“学问家”,没有“思想家”。有时候,不必是犀利的语言就能击中事件的要害。这样的书,适合慢读。厘清国学与传统的关系尤其必要,特别是当下的国学热,更应该继承点什么吧。
《四喜忧国》,张大春著。作为小说家的“大头春”,比作为“认字”的张大春要有趣得多。曾在书店看见一大叠台湾版的张大春小说,十分喜爱,这次能有简体版在中国内地出版,也是难得的了。读短篇小说可见作家的性情,长篇似乎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其实,读张大春的小说更过瘾的不仅是文笔好,能在千转百回中寻到天籁,获得的惊喜远比读当下浮躁的小说有意味得多。
《哪怕只有一线希望》,郎曼著。在墨西哥湾的深海之中,我们的游艇不幸倾覆,4个人在汹涌肆虐的波涛中漂泊。45个小时,我们竟回忆了一生的往事,而只有我还有机会去弥补遗憾和报答爱。这样的励志书大概都是此类的套路,更换下时间、地点、人物又是一本新书。励志书除了煽情之外,似乎更应该告诉我们一点什么,但那绝不是廉价的给予,而是精神的分享。
《打捞中国愤青》,廖保平著。网络纷争,愤青崛起,但这并不能像书中的副题说的那样:“中国崛起”潜在的阻碍和危险。反观今天社会的现状,值得警惕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以崇高的名义打压那些不同的声音,只因为他们不符合“主流”的观点。在作者看来,愤青破坏的热情往往大于建设的热情,但他无法看到的是社会多元化的时代,声音多元化也成为必然。
编后语
容我孤陋寡闻,直到去年宁波开会,遇见阿滢老师,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民间读书年会,于是一直心生向往,今年早早地就关注年会何时何地举行。当得知今年的年会在成都举办时,更加兴奋,因为成都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不仅仅在于成都的闲适的文化生活氛围,不仅仅在于成都诱人的美食,而是成都有很多我很想一见的朋友,有一直共事于《天涯读书周刊》和《三流生活周刊》编辑的晓剑,有我仰慕的冉云飞兄,有锐气的剑客兄,有儒雅的清流石兄等等很多很多在网络上神交已久的朋友们,成都这座美丽的城市一直在诱惑着我。可是,唉,我还是只能在心里向往着这次民间读书年会的盛况,关注着年会的进展情况。于是,由晓剑策划和组稿,这期的周刊推出第八届民间读书年会专辑。认真的讨论也罢,花絮八卦也罢,我觉得只反映了一个问题,即读书,尤其是民间读书,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参与和关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离书香社会已经不远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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