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美国青少年的政治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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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美国青少年的政治读物



    有一次我到一位朋友家去,见他上初中的孩子正在读一本像是卡通的书,题目是《那你也想当总统啦?》(下称《当总统》)。见这题目有些调侃,我拿起来翻了一翻,正好翻到这样一页,上面只有几行字：“人们会对总统发火。有人向总统塔夫特(William Howard Taft)投掷一颗卷心菜。这并没有惹恼塔夫特。他开玩笑道,‘我看我的反对者有一个失去了他的脑袋。’”配这几行字的图画上,塔夫特总统站在讲台上,脸带微笑地高举着一颗人头摸样的卷心菜。
    英语中的“丢了脑袋”是个双关语,也指“昏了头”。在公共场合使用暴力是一种昏了头的行为,而卷心菜有恰恰象是一颗人头。我觉得很有趣,想起布什在伊拉克讲话时被人投掷鞋子的事。当时,布什也是用一句玩笑话应付了自己的窘境:“我看这是一只10码的鞋。”
    总统故事编成青少年读物,在美国起着青少年政治教育的作用。象塔夫特的这个故事告诉读者的是,总统只不过是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产生的政府首脑而已,并不一定是一个全国人民爱戴的人物。既然如此，必然有人反对，甚至朝他丢东西。而总统呢？他不能跟冲动过头的反对者一般见识，他必须从容面对可能的敌意行为,对这种行为泰然处之。遭到侮辱，而不动用生杀大权，予以报复,这才是总统应有的风度。
    这样的政治教育并不涉及政党、政府或意识形态的内容，而是把政治融入青少年已经耳濡目染的美国生活方式和公共政治价值之中。美国价值的核心之一就是“美国梦”，也就是，每个人无论出身、教育、职业背景如何，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实现自己的愿望，连当总统也不例外。《当总统》中有一页上画着一个正在学写英文字母的半大小伙子，配图的文字是：“尽管大多数总统都上过大学，但也有九位总统没有上过。他们是乔治•华盛顿（1789-1797）、安德鲁•杰克逊（1829-1837）、马丁•范布伦（1837-1841）、扎卡里•泰勒（1949-1850）、米勒德•菲尔莫尔（1850-1853）、亚伯拉罕•林肯（1861-1865）、安德鲁•约翰逊（1865-1869）、格罗弗•克利夫兰（1893-1897）、哈里•S•杜鲁门（1945-1953）。安德鲁•约翰逊直到14岁才学认字，直到结了婚以后才学会写东西。”原来插图中那个半大小子就是美国的这第17位总统。
    梦想当总统,学历的高低不是障碍,职业的差别也不是问题。美国总统并不是职业政治家的专门职务。农夫、水手、教师、工程师、律师等等都有当总统的。杜鲁门开过男子用品店,安德鲁.约翰逊当过裁缝,里根当过演员。奥巴马在竞选时,有人说他缺乏治国经验,其实他的学历和政治经验（参议员）肯定不算是最差的，所以美国选民根本就没有把这当一回事。奥巴马的胜选证明了，在美国当总统,连肤色的差别也不是障碍。
    在美国，没有一位总统是前任总统指定提拔的接班人。总统是下面的选民选举出来的，就算上面的人培养好了接班人，也未必能保证他一定选得上。所以，当总统只能是一个在职学习的过程。《当总统》告诉小读者，总统有做得好的，也有做的不好的。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你要当总统,就得诚实”。诚实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也是当总统的基本原则。“杜鲁门寄信都是自己买邮票。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的口头禅是‘说真话。’”也有不诚实的总统,他们成为历史的反面教员:“克林顿由于作伪证险遭弹劾。尼克松的幕僚到民主党总部偷窃竞选机密,还掩盖罪行、说谎,(终于由此而完蛋)。”
    美国中、小学里没有政治思想课，但学生在历史课上有学习美国基本政治原则和价值观的机会。总统故事便是一种配合这种政治教育的课外读物。 总统故事不同于帝王将相故事，它讲述的不是不凡天子、英雄、奸雄，而是一般读者可以认同的平凡人。平凡人的总统故事才既有趣，又有做人和当公民的教育作用。总统故事寓教于故事，这就像在其他的传统社会中，普通人的德性教育往往由通俗戏文、童蒙书、善书、家训、儒佛故事来进行。在美国，谁当总统,当总统应当具有哪些素质和能力条件,是不可能有明文规定的,但却不是没有政治道德标准的。总统故事是传达这些政治道德标准的通俗方式,因此能够受到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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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让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徐贲


    在美国，一个公民不是一下子成年的，得经过3次“成人仪式”。第一次是16岁半，申请汽车驾驶执照的“预备仪式”；第二次是18岁，获得公民投票权；第三次是21岁时有了法定“可以喝酒”的权利。
    18岁左右刚进大学的学生们，对喝酒年龄限制意见最大，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公民权利。连许多平日不喝酒的年轻人，也会在21岁生日那天到酒店，大模大样出示有出生日期的身份证，以买酒来象征性地庆祝自己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美国学生很在意自己的公民权利，但凡觉得权利受到不当限制，总爱问个“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当成不懂事的“孩子”。就说饮酒年龄吧，学生们常常会问，年满18岁，一个青年人有了公民投票权，还可以参加军队，既然他们可以担负起选择国家领导人和保卫国家的重大责任，为什么就不能合理合法地和朋友一起喝上一杯?
    他们最常行使的公民权利就是言论自由权，特别是“说理”的权利。碰到不能接受的事情，先问一个“为什么”，这成了他们最日常的自由言论。他们有“权利”向父母、教师、学校主管人、政府官员问“为什么”，而被问的那一方则有“责任”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父母、老师或别的人也许无法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但却不能无视他们，更不能胁迫他们服从。
    有人说，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人会问“为什么”，而动物则不会。
    幼小的动物只会模仿，但小孩子从牙牙学语时便会不住嘴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和动物不一样，人的嘴不只是用来吃饭，还要用来说话；不只是用来发声，还要用来问“为什么”。
    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乞援女》（Suppliant Maidens）中表示自由言论的是复合词：eleutheros(自由)和stomos(嘴巴)。幼小的儿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言论，但他们却天生就有自由的嘴巴。他们有时候会问出一些令父母、成人脸红或不好意思回答的“为什么”。大人会说，“小孩子不会懂。”对幼儿来说，这是一个对“为什么”的回答或解释。但孩子越长大，这种“你不会懂”的回答就越令他不满意。
    美国学生似乎觉得自由言论是一种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权利。小孩在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之前，就有了自由的嘴巴。人类在形成“言论自由”的概念前，自由地讲话一定已经很久很久。因此，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坚持言论自由，并不是要获得人类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而是要争回人类在某个历史时期被某些人用权力强行夺走的东西。
    美国老报人斯通说，“也许(自由言论)这个概念是人类在抵制从他们那里夺走言论自由的企图时或在争取恢复言论自由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若真如此，自由言论便确实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一种“自然正义”。
    在美国，父母、老师很注重和孩子“说理”，尤其是先听他们问“为什么”，然后回答他们。
    “为什么”不只是一个问题，也是一种平等的、理性的、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在孩子长大后，这种人际关系发展成为以自由讲话、自由交流为基础的平等公民关系。
    美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经常有学生辩论和演讲，不光是自己讲自己的，还要预先估计对方会怎么问“为什么”，这叫做考虑“反方立场”。学生写作辩论文时也是一样。在美国，老师阅卷时有一条不成文的共识：不考虑“反方立场”的学生作文，不给高于3分（5分制）的评分。
    考虑到他人的“为什么”，人在讲话时连语调也会变得谦和有礼。一个人与他人平等对话，自然不会像作指示、作报告那样居高临下。公民平等的意识改变人的说话方式，不仅涉及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且涉及每个人的人格平等和社会正派。公共言语中的平等和正派是同一回事，都是自由、平等、理性地用自己的嘴巴说话。当然，必定也都要让别人能这么说话。
    如果孩子们从小被允许自由地说话，能够比较容易学会注意自己说的话是否会对他人造成有意无意的伤害。一次，我和朋友在闲谈中说到“脸色泛红”(blush)一词的用法。我朋友说，不知道在非洲的黑人语言中是不是也有相应说法。如果在肤色上看不出红，这个词就可能不会存在。我孩子当时还在上初中，他在一旁听到我们的谈话，很严肃地对我们说:“It's not funny(这很无聊)。”
    言论自由并不等于一个人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言论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说话者要注意听话者的感受，不给他人造成伤害。违反了这个前提，言论自由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变成对他人造成歧视和污辱的言论。
    在美国，这样的言论被称作“仇恨言论”(hate speech)。学生们在学校常常会就哪些具体的话应该被看成“仇恨言论”(不只是“粗话”)进行讨论。例如，faggy这个词是不少中学生的口头禅，意思是“差劲”。但由于这个词与fag(男同性恋者)有直接关系，所以被不少人视为是歧视性倾向不同者的仇恨语言。中学生不太懂事，有时还是把这个词挂在嘴上，但大学生中间就几乎不再听得到这个词了，这和大学生更了解什么是自由言论的公共含义应当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