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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苏童描写他的小学校园时,说:“一棵本地罕见的老棕榈树长在校门里侧。”这让我浮想联翩,又忌羡。在我第一天去学堂(我们称“上学”为“去学堂”)时,如果有一棵慈祥的老树守候在校门口,我不会一听到奇怪的铃声就往家里逃。老树使学校一切陌生的、威严的外表,变得亲切与和善。
那天,和两个弟弟聊到村小学。两弟弟一致认为校园内种着一棵樟树。我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年头,村里村外的树极少,哪里有棵树,我记得分明。或许,樟树是在我小学毕业后才栽的。但我还是无法想象有那么一棵树——居然还是樟树——突兀地站立校园中。想想吧,如此袖珍的学校,百来个学生列队做操已显拥挤,怎容纳得下一棵树?
记忆中的校园,空荡荡的,一无所有。唯一能见到的植物是东围墙外的甘蔗林,甘蔗林之外尽是田地。有同学翻墙偷过甘蔗,被家长告到学校,校长全校点名批评。不久,一片民房代替了甘蔗林。
校门在校园的西侧。小小的。每天,老师负责开门关门。有一次,老师迟到了,全校学生都给拒之门外。又一次,捣蛋的学生用竹篾片插进锁孔,让老师没办法。
从家走路到校,10分钟。沿途是陈旧的小巷和凹凸不平的光滑石板路。半路有一间生产队的厕所,我二年级时曾逃学好几天,跟邻居小伙伴躲在这里玩,后来不知怎么给发现了,才再次被扭到学校。那时——不,在我10多年的基础教育阶段,我没有几天对学校产生过好感。
厕所前是一片空地,长着几株高大的木麻黄树。再往前走二三十米,右边是一栋气派十足的两层楼房,一楼有一厅四房、一个大天井,典型的东山岛建筑模式。大人说,这家主人有新加坡亲戚,屋顶的大梁都是合抱的老杉木,百年不坏。所以这房子,在我眼里,始终被赋予了一层神秘之感,直到今天。那时代村里兴建的许多房子,几乎推倒重建了,附近唯独这房子至今保存完好。
房子靠路的一边,修了一个露天走廊,再砌一堵墙与路面隔开。走廊地面用当时少见的石灰抹成,又硬又光滑,我和同学们常在中午时在此玩游戏,吵吵闹闹。主人曾几次出来驱赶,但也不特别凶。下午放学去玩,就没事了。
从这幢房子,再往东拐,必经一口井。井底有金鱼若干。上学放学时,常见女人聚集井边洗菜、淘米,煞是热闹。有时井边无人,我路过了就勾下头,欣赏金鱼。鱼儿在井底自由悠游,旁若无人。水面晃动一张忧郁的小脸。
穿过井边,即村部。也是两层楼。一楼大厅是村供销社,也是那时村里唯一的杂货店。无数次被大人派遣来这里买食杂,最常的是打酱油。记得还曾经因为找不到瓶子,端个碗就来了。那时的酱油,乌黑发亮,香味可人,总会用舌头舔一下,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豆子的味道。这味道,我三十多年不再闻到了。豆子和童年混合的味道。
村部前面,有大庭院,村里放映过电影,但次数极少,因为空间不够宽敞。那时演电影,四乡八里的人大老远都涌过来。
村部会议室设在二楼。但我没见谁开过会。有几次,数学王老师带我们到会议室上“唱歌”课。记得他教过《红梅赞》,现在我还会唱,不用看歌词的。前几天村里一个亲戚婚礼上遇见王老师,银发飘飘,他告诉我过两年半就退休了。本想多和他叙叙旧,听他说说那时小学校里发生过的事情。——100来个学生的学校,规模恰到好处,该有不少值得追忆的故事。可惜人多嘴杂,就放弃了。
几年前,因为村小学撤并掉,王老师调往某镇一所小学。“现在一直教两个班级,每班60来人。撤校合并后,镇里小学教师少、教室少,而学生太多……可是我毕竟年纪大了,一年级的小孩子是不喜欢爷爷辈的老师的。”他笑着遗憾地说。我问他累吗。他说不累,但看到一些有门路的年轻老师想方设法调到学区坐办公室,心里还是有点不平衡。我试探地问他想调往学区吗。“懒得去求人了,也不想欠人家人情了,反正过两年就退休,还是善始善终吧。”他淡淡道。他是个很优秀的老师,歌唱得好,字又漂亮。那晚在酒桌上,看他填写的宾客名单,钢笔字不减当年的风采,如他俊朗的外表。我在朦胧的灯光下注视着这份名单,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一边想:若能把这名单留下来,做个纪念,多好。
村部的东边就是学校了,相隔一条小巷。
其实,我真正在这校园念书的时间只两年,一年级和五年级,其余时间,上课地点在学校附近的民房。二年级在一间尚未装修的新房,代课的数学老师是复员军人,村民兵连连长,据说枪法非常好,百发百中,比村北山上的驻军营长还准。上课时,他总带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有时上课中间,突然就叫坐第一排的我去供销社买话梅给小女孩吃。一次,他用粉笔擦狠狠地砸一个学生,学生家长找到学校,闹得挺大。
不久,我们搬到另一处民房,是老房子。屋子半空架着横木,上面堆满稻草。上课时,稻草袅袅飘下来,落在头顶。这儿却有个好处,门前一大片菜园,菜园旁边是几棵龙眼树。菜园常种包菜和大蒜。我们虽然调皮顽劣,但不会去乱踩。对龙眼树,我们倒有兴趣,下课时,都跑到树下,瞎聊看过的影片或村里什么稀奇古怪的无稽之事。有一回,房主——一个老头,据说是远近出名的老泥水匠——突然出现,将我们没头没脑地臭骂一顿,然后警告以后再有人偷摘龙眼,要砍断我们的手。后来我们果真没再去骚扰他的龙眼树了——我们升上五年级就回学校本部上课了。老头的两个儿子都是泥水匠好手,口碑甚佳。老头的孙子是养蜜蜂的,这些年,我都跟他买好多蜂蜜。他的蜂蜜不添别的东西。
在老民房里念书,没有卫生间。房主在教室门口靠菜园的角落放一口大水缸。一下课,男同学自动在水缸旁围成圈,女同学用手蒙住眼睛,擦身而过,跑得飞快。我们见状好像不觉得尴尬,也不笑。
每天上学,快乐不多。而这不多的快乐,都点缀在课堂之外,以及上学和放学的途中。我那时一定常祈盼:如果上学不是呆坐在教室里,而是每天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来回地、自在地走,多好!这一路风景,平淡无奇,却充满善意和情趣。
如今村里的孩子们,可没我当年的福气了。村小学合并到县城后,孩子们上下学都靠父母摩托车接送,来急急,去匆匆,哪有我儿时的悠闲?至于我家闺女,住在县城,运气好些,她小学四、五、六年级是走路去上学的,虽然每趟走20多分钟。只是,她总被街头发生的什么事给吸引住,延误上课,结果常挨老师的告状。当然,这是她上高中后才“如实交代”的。
我听后,对女儿说:“你真幸福。一个人,一辈子能几次这样‘沉醉忘了归路’呢?幸福的孩子,首先必定是有机会散步去上学的孩子,有机会迷路的孩子。”
201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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