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语言的整体考察与症候分析

教师之友网

新世纪诗歌语言的整体考察与症候分析
                                           吴投文


　内容摘要：中国新诗的语言一直饱受诟病，这一状况在新世纪也仍未得到根本改观。新世纪以来诗歌语言的复杂现实一方面呈现出开阔的多维度的探索性意向，诗歌语言的重要性得到诗学本位意义上的强调，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落实为自觉的语言探索；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语言探索也暴露出在沉潜和深化中的无序状态和认识上的误区，尽管诗歌语言变革的迫切性已形成初步共识，但变革的基本方向和具体规划却仍然模糊不清，也缺乏社会文化的有效支撑和文学共同体的深度参与，这使诗歌语言变革不能落实为卓有成效的写作实践，由此造成诗歌语言的诸多症结。
　关键词：新世纪；诗歌语言；症候分析；诗歌语言变革

　　中国新诗的语言一直饱受诟病。人们质疑新诗的合法性，往往会落实到新诗的语言问题上来。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语言是诗歌形式层面的核心因素，也是诗歌形式层面最直观的构成要件，在读者的接受视野中表现为诗意感悟的直接呈现性，这使语言成为诗歌形式层面最引人注目的因素。对中国新诗来说，语言问题又具有特殊性，新诗的语言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大转型的产物，与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存在着深刻的隔膜，与中国传统的诗歌语言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异，因此，新诗的语言问题始终纠结着对于新诗的基本评价。在新诗运动初期，新诗先驱者的焦虑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新诗的语言问题上。俞平伯当时在谈到新诗的处境时说：“我总时时感到现今白话做诗的苦痛”，“做新诗的人，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他甚至担心“中国现行白话，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①]。俞平伯是早期新诗的践行者，他对于白话新诗的态度却多少有些矛盾，一方面承认在文化大转型的新情势下白话作为新诗语言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却又认为白话作为新诗语言“在理想上却很不能满足”[②]。他的这种矛盾态度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些新诗诗人后来“勒马回缰写旧诗”[③]，大概就和这种对新诗的矛盾态度有关。颇有意味的是，著名“九叶派”老诗人郑敏近些年来屡屡发出质疑：“新诗有自己的文学语言吗？目前的汉语口语能承受新诗的全部需要吗?”[④]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参照下，她对新诗的“汉语特色”怀着期待却又充满疑虑。在她看来，“我们的文学创作、新诗创作并不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语言艺术的成熟。”[⑤]郑敏作为诗人的反戈一击，在诗歌的局外人看来，恰好是验证新诗“破产”最好的说辞。郑敏的说法实际上具有某种代表性，其中包含的问题意识指向新诗语言的基本历史局限和至今尚未明确的发展走向，也在充满困惑的反思中包含着对新诗语言变革的迫切期待。时至今日，新世纪即将迎来新诗的百年华诞，新诗“破产”或“消亡”的论调仍然喧嚣入耳，其中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新诗的语言。可以说，新诗的语言不仅是一般公众普遍困惑的一个问题，也是诗歌界内部常常产生歧异纷争的一个焦点。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新诗初步展开的传统也受到广泛质疑，这表明新诗的语言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对新诗的整体性评价，因此，新诗语言的变革在新世纪就显得尤具迫切性。

　　一
　　新世纪之初诗歌语言的现状很难进行清晰的整体性描述。这显然与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多元化诗歌格局有着直接的关联，正是由多元化的诗歌格局所带来的语言探索呈现出纷繁多样的路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盛一时的“朦胧诗”落潮之后，诗歌语言的基本走向还隐约可以发现某种主导性的语言趣味和潮流，一般表现为流派性的语言探索，或在某种大张旗鼓的诗歌宣言驱动下的语言实验。尽管诗歌语言的内部细节如同显微镜下的掌纹，可以显示丰富的信息，也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暗示诗歌的总体现实，但诗歌语言的内部细节往往掩盖在某种主导性的语言趣味和语言潮流中，而从中凸显出来的是诗歌语言的基本走向。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诗人个性化的语言追求表现为一种比较醒目的风格形态，但在一个诗歌流派或诗歌运动的总体建构中则要达成某种妥协，使自己的语言风格包容在这种流派性的总体建构中，这样才可以在一个流派或运动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第三代”诗歌运动具有异军突起的美学气势，它对“朦胧诗”的冲决在语言上有一个异常醒目的标志，就是由热爱世俗生活所产生的语言俚俗化乃至粗鄙化取向，诗人的面孔和他的语言取得一致，他乐意在一种新的语言现实中暴露自己的世俗心态。这与“朦胧诗”的总体语言追求可谓泾渭分明，这也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总体语言现实所显示出来的独特追求。
　　不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诗歌格局发生新的变动，“个人化写作”的确立与分化带来新的语言现实，主要表现为由追求“叙事诗学”所带来的语言的陈述性，但在这一总体的追求下，诗歌语言的内部歧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流散状态。这表明整体上的先锋语言观已经打破，诗人在诗歌语言上的“抱团”意识朝着更深层的语言自觉层面拓进，因此，在90年代诗歌语言的总体现实中其实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演进路向，发展到新世纪之初，演化为诗歌语言多元并进的流散化格局。可以说，新世纪以来，诗歌语言一定程度上的固化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化诗歌语言的进一步尝试和探索，相对于90年代来说，这时期的语言探索应该是沉潜的，也是深化的，在沉潜和深化中显示出语言探索的多种可能性，在一些诗人的写作中，试图触及到语言本体的晦暗和隐秘。
　　就新世纪以来诗歌语言的总体现实来说，流散化格局和固化状态的打破首先意味着诗歌固定中心的失落，不再存在一种“标准”的诗歌语言形态。尽管重要诗人的号召力仍然存在，但已经很难形成一种被广泛模仿或化用的诗歌语言模式，像90年代那样群起模仿海子的诗歌语言，这种现象已经很难发生。在一些诗歌团体或“部落”内部，诗人们的交游固然有共同的艺术趣味作为基础，但也可能是在新的情势下出于某些现实利害的考虑，艺术趣味的纽带作用远不如过去那样重要，这也造成在同一诗歌团体或“部落”内部诗歌语言的多样化追求，诗歌语言的个体差异远远超出群体内部的共通性融合。在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激烈纷争终于浮出水面，这是诗歌界内部长期酝酿的结果。实际上，不管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它们各自的内部组合似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看起来都是出于某种对抗性的战略意图而临时组合起来的，因此，这使它们各自内部的诗学主张和语言取向在作宣言式的策略表达时比较一致，但落实在诗人个体的具体写作实践中就充满歧异。从这两个诗歌群体的内部情形来看，它们各自的主要成员都有自己的创作聚焦点，在诗歌语言的冒险和实验方面，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显然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在“民间写作”内部，口语写作的倡导可以说是一种基本共识，但于坚、伊沙、韩东、沈浩波、徐江等人的诗歌语言很难归结到同一种语言风格层面来理解。如果把“民间写作”群体中的这几位诗人与“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中的西川、王家新、臧棣、欧阳江河、陈东东等人进行诗歌语言层面上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诗歌语言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更大的结构性差异，这种结构性差异暗含着当代诗歌语言变革的基本走向，能够激活当代诗歌语言多维度的创造性探索。至于“中间代”、“70后”、“80后”等组合性诗歌群体也在新世纪纷纷登场，由于这些诗歌群体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各自之间的语言探索呈现出相互冲突和不断调整的复杂意向，在芜杂和热闹中既显示出语言探索的自觉意识和强劲活力，也在语言探索的狂欢中渲染一些表演性的姿态，语言的轻薄和浅陋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诗歌语言的刷新与实质性推进仍然停留于不断涂改的宣言和纸上蓝图。
　　总体上说，新世纪以来诗歌语言的复杂现实一方面呈现出开阔的多维度的探索性意向，诗歌语言的重要性得到诗学本位意义上的强调，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落实为自觉的语言探索；另一方面，“诗到语言为止”的宣言不再固化为僵硬的信条，诗人的语言冒险在写作实践中让位给更高的写作目标，显示出对诗歌本体的新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语言探索也暴露出在沉潜和深化中的无序状态和认识上的误区，尽管诗歌语言变革的迫切性已形成初步共识，但变革的基本方向和具体规划却仍然模糊不清，也缺乏社会文化的有效支撑和文学共同体的深度参与，这使诗歌语言变革不能落实为卓有成效的写作实践，由此造成诗歌语言的诸多症结。
　　新世纪以来诗歌语言的症结一方面延续着在原有轨道上的惯性滑行，在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彰显诗歌的“汉语特色”仍然显得动力不足，诗歌语言的探索仍然难以被一般读者的审美趣味所容纳；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以来特殊的文化情景，诗歌语言的症结呈现出一些新的形态，虽然诗歌写作的自由度比较大，但却没有转化为诗歌语言创新的有效势能，诗人创作的自由度实际上掩盖着诗歌语言探索广泛的虚浮症，诗歌语言的刷新与推进仍然停留于某种急躁冒进的宣言和纸上蓝图，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语言承担着由历史沉淀和现实因素交汇而催生的诸多后果，这使新世纪以来诗歌语言的症结表现出非常复杂的形态。

　　二
　　新世纪以来诗歌的“生产总量”呈现出不断膨胀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的诗歌语言似乎也呈现出某种爆炸性的扩张效应。这种扩张效应一方面使现代汉语的丰富潜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释放，诗歌语言的多样化探索得到自觉的强化；另一方面又形成一种新的遮蔽机制，使现代汉语的丰富潜能抑制在语言狂欢所形成的巨大虚耗中，使诗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艺术语言的审美尺度和创造性价值，从中可以发现新世纪以来诗歌语言的复杂症结所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总体上仍然缺乏引导变革的内在动力，诗歌写作的格局仍然维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基本状态，不过在新的情势下在某些方面有所调整和拓展而已，但其中所缠绕的复杂化态势也使诗歌语言的变革举步维艰。诗歌语言变革的迫切性一方面转化为诗人语言实验的内在冲动，一方面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并没有转化为富有成效的创新势能。诗歌生产的巨大规模仿佛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产品被迅速生产，又被迅速耗费，诗歌语言的质地尚未充分呈现出现代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民族文化底色，尚未充分彰显出由“汉语特色”所形成的文化归属感。对大部分诗人来说，由于写作惯性的驱动，诗歌语言的平面化可能是一个总体性的局限，语言创新的势能往往被耗费在方向和目标频繁移位的语言实验中，不能形成有效的总体性创新效应，因此，尽管诗歌语言的局部实验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新诗所遭遇的语言障碍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化解。可以说，诗歌语言的变革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难题困扰着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这也要求诗人对诗歌的语言现实进行深度反思，促使诗人探索语言变革的可能性途径和写作实践中语言意识的自觉强化，落实诗歌语言变革的应对策略和可行性方案。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语言探索呈现出主导性缺位的流散性格局形态，不同的语言实验方案既有自我封闭、各自为战的一面，也有在对立与冲突中互生互动的催化效应。“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语言探索可以代表其中最富有特色同时也卓有建树的两脉，但这两脉探索上的失误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新世纪诗歌语言探索的标本，对这两脉的解剖可能导向它们之间语言取向的基本分歧和语言实验的不同推进路径。尽管“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各自的内部歧异也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但作为两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写作群体，它们之间的纷争和歧异落实在诗学立场和语言取向上，更能代表新世纪诗歌语言探索的总体进程和基本局限。
　　作为一个诗歌群体的身份标签，“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语言具有异常鲜明的技术性操作痕迹，这里面既包含着刻意追求诗歌语言的表现魅力和深度效应的语言自觉，也包含着由语言实验的单一向度所形成的逼仄空间和模式化写作所带来的语言偏狭。“知识分子写作”的语言偏狭是经由诗人的知识结构过滤和纯化所进行的语言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导致诗歌语言局限于狭隘范围的内部循环，往往停留于群体内部的孤芳自赏式切磋和交流，对诗歌语言密码的破解远远超出一般读者的接受限度，这使诗歌语言的公众接受度受到很大抑制，诗人的语言实验不能转化为广大范围内的公共认同；另一方面导致诗歌语言探索的方向性迷误，尽管新诗的语言难度得到考验，语言操作的技术性含量也有利于强化新诗的形式美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新诗语言偏离“艺术语言”而失去诗性内涵的弊端，提升新诗语言的审美品位，但语言的难度并没有转化为对诗歌语言的整体性推进，由于着迷于语言的晦涩和深奥所产生的知性化效果和对传统诗歌语言的深度解构，语言的神秘感被强化，语言的世俗化被放逐，“知识分子写作”的语言探索在不断膨胀的“想象力的欢娱”中陷入封闭的以技术性取代现场性的写作误区，导致诗歌对现实介入的相对疏离和批判意识的相对弱化，也使诗歌语言本身在高难度的智力游戏中耗费创新的动力而陷入自我颠覆的困境。“知识分子写作”试图建构新诗语言的某种理想秩序，推进新诗语言的内部变革，对诗歌语言的各构成要素所形成的综合效应往往有较为精微的把握，要求将诗歌语言丰富的内部潜能转化为开放性的语言现实，但这种语言操作的技术性路线并未有效地落实到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实际上的落差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语言探索反映出近百年来新诗语言的基本问题，欧化语言的广泛渗透一直被看作是困扰着新诗语言“本土化”路线的主要障碍，而“民歌＋古典诗歌”的传统技术路线也被事实证明是把新诗导向一个走不出的死角。时至今日，新诗语言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仍然纠结着来自诗歌界内部不同语言取向之间的激烈冲突和撞击，而语言取向的歧路性与多样性也潜在地影响到新诗“边缘化”态势的形成，这在新世纪急剧变化的复杂情境中进一步凸显出新诗的困境。“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语言误区恰恰在于对欧化语言的过度迷恋，因为“多采用与西方亲和、互文的写作话语”，写作资源“基本上来自兼为思想家的西方大师们的智慧”[⑥]，“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语言就很容易背离自身母语的民族性根基，迷失在西方大师们的阴影下而丧失自身的主体性选择。在“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之一臧棣看来，“从写作的角度看，诗的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大师现象。也就是说，诗的语言是一种大师语言。”[⑦]这大概可以看作“知识分子写作”的基本语言取向。显然，这里所谓的“大师”是疏离于中国文化语境和现实情境的西方大师。在“大师情结”的驱动下，这种单向度的“拿来主义”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中扩散为一种新的写作神话，其后果是新世纪的诗歌语言在一种异质性的文化语境中无法归位到“汉语特色”的民族文化本位上来，导致新世纪以来诗歌语言文化归属感的严重弱化。

　　三
　　与“知识分子写作”相比，“民间写作”的语言操作可以说是一种反向运动，两者语言形态的巨大差异反映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界内部语言观念和写作立场的深刻歧异，而这种歧异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似乎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并且在新世纪更为复杂的诗歌格局中转变为诗歌语言变革的多重路向和内在的驱动力。“知识分子写作”诗歌语言的精英化技术路线与“民间写作”诗歌语言的世俗化技术路线实际上也具有交互推进的动力关系，应该说，在为诗歌语言变革所规划的总体目标和为此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上，两者还是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寻求中国新诗语言变革的根本出路，因此，两者的诗歌语言探索都对中国新诗具有不容忽视的建设性意义。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对峙主要表现在具体的操作路线上，是在不同的路向拓展新诗语言的表现疆域和激活新诗语言的创新动力，推动新诗语言走向成熟。
对“民间写作”来说，“口语写作”被规划为一条切实有效的写作路径，口语被看作是“原生的、日常的、人性的汉语”，“区别于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普通的白话”[⑧]，被置于诗歌语言序列中最优越的位置，由此，口语诗构成“民间写作”最富有特色也充满争议的部分。“口语写作”的特色在于强调返回“常识”和“民间”，返回到真实的生活现场去撷取日常性的诗意，复苏口语在诗歌写作中的创造性活力和表现力。按照于坚的说法，“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结的世俗方向”，可以丰富“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分”，使人们重新回到“对诗的常识性理解”[⑨]，显然，这种语言操作路线有利于对接大众的欣赏趣味，在推动新诗的大众化层面比较容易取得成效，但它的症结也恰恰在这里。新世纪以来的文化语境相对容纳消闲性的浅阅读，一般读者对诗歌的逃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实文化语境消解深度阅读的结果，这使诗歌的生存境遇笼罩在一种相当诡异的情形之下。诗歌的文化承担仍然符合现实需要，诗歌的文化凝聚力仍然在公众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纽带的作用，诗歌的“边缘化”趋势并不意味着诗歌在当代文化谱系中的整体性淡出，反而这种“边缘化”有可能成为诗歌界内部的一场“清洁运动”，可以引导诗歌在相对孤立的情境中形成一种健康的布局。不过，在弥漫性的大众文化语境中，诗歌的精英化立场受到一般读者的潜在抵制，诗歌的“高雅”和“纯洁”部分往往需要转化为通俗的形式才能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这可能正是“民间写作”壮大的契机。就此而言，诗人的语言探索意识固然起着主导的作用，口语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大众文化达成妥协的结果。显然，这种妥协既是基于艺术机制的内部调节，也是出于文化语境的压力，其中包含着诗歌生存空间的策略性选择，也包含着寻求艺术创新能量的有效释放，还可以发现由新媒体的推波助澜所带来的复杂影响和新诗寻求世纪转向所产生的偏差。这种妥协的后果落实在诗歌的语言选择上，就是口语诗性效果的“重新发现”和口语无节制的滥用所造成的泡沫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口语诗性效果的彰显不仅是一个技术性层面的难题，而且联结着对语言本体的基本理解，应该说，就“口语写作”的现状来看，尚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此外，网络语言的大面积渗入和“非诗”因素的大量介入，也使口语诗有可能陷入自我解构的困境。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民间写作”受到“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指责：“一个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在口语写作中，在触及日常生活的所谓‘原生的、日常的、人性的’诗歌中，缺乏的恰好是对这种生活的超越性、批判性，因而部分诗歌往往是些小情调，小讽刺，一读就懂，也一读即忘，才真可谓‘文化快餐’。”[⑩]这种指责所包含的合理性在于对口语诗的难度问题的指认，涉及到“口语写作”的基本症结。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口语诗能否承载“现代汉语的诗性表现力”，这凸显出作为一个诗学问题的严肃性。
　　实际上，口语入诗古已有之，新诗运动初期不仅有理论上的倡导，也有写作实践上的努力和成果，因此，口语入诗是有源头的，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这在中国新诗初步展开的传统中也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资源。不过，从口语入诗到口语诗的转变，其中包含着新诗发展的一条技术性路线，也包含着诗学观念因时而变的规划和调整。现在之所以屡屡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恐怕主要是在口语诗的难度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口语诗的难度往往被低估，不管是口语诗的写作者还是反对者，都极少注意到口语诗由其内在生成机制所形成的难度。时至今日，仍然缺少对口语诗有效的理论阐释，口语诗面临理论突围的困局，也面临写作的瓶颈，优秀的口语诗并不多见。主要的症结在于，口语诗写作往往过于随意，大面积流于“口水诗”，给新诗的声誉带来极坏影响，不仅给反对者提供攻击的口实，而且很容易使诗人产生写作上的惰性。口语诗的难度问题没有落实到诗学层面的严肃思考，也没有真正转化为卓有成效的写作实践。很多诗人是在一种惯性下写作，数量多，无精品，粗制滥造，以多为荣，陷入写作的误区不能自拔。口语诗也完全可以写得深刻和典雅，探索的空间实际上很大，关键是要从写作的误区中走出来。结合中国新诗的历史情形来看，口语诗在本土经验的诗性转化方面有利于切入诗歌的大众化技术路线，如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编在大众文化的围追堵截下不断溃散的诗歌阅读群体，在传播与接受层面上重塑新诗的文化形象，扩大新诗的文化影响力，回击所谓“新诗破产”的消极论调。就此而言，口语诗代表新诗写作的一个方向，甚至和新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新诗脱离读者的倾向由来已久，一个大问题就出在语言上，一般读者对新诗的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比较陌生，口语诗在这方面具有诗性直观的天然优势，可以刷新和改写新诗的“僵硬面目”。如果说时至今日还存在一条新诗“本土化”的技术路线，那么，口语诗可以代表其中的一个合理方案。

　　四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语言探索还有另外一脉值得注意，这一脉大致以“新古典主义”风格为基本的创作取向，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有柏桦、陈先发、杨键、李少君、江非等。这一脉的诗人是在各自独立的创作中呈现出某种共通性的艺术追求的，由于没有预先设计的“抱团意识”，他们的创作主张显然并不一致，表现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就是驳杂的风格形态上的具体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创作中有一种整体性的专注于“回归中国传统”的指向，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一种融通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共性特征，都力图“逼近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古典气质。”[⑪]可以说，尽管这一脉不宜笼统地命名为“新古典主义”写作，却在总体上显示出“新古典主义”的内在特质，都对诗歌语言的“欧化”与“口语化”怀着自觉的警惕，力图在“欧化”与“口语化”之外寻求一种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精神相契合的优化方案，以相对温和的“复古主义”心态推进诗歌语言的“本土化”实验，试图通过古典诗歌语言和现代汉语的适度交叉和融合，增强新诗语言的艺术表现力，提升新诗语言的诗性文化内涵。相对而言，这一脉的诗人似乎有更为自觉的母语意识，他们的创作尽管在具体的操作路线上互呈歧异，但都对母语的纯洁性怀着执着的忠诚，对母语的诗性表现力在全球化时代呈现出来的衰败迹象怀着很深的忧虑。诗人杨键就这样感叹：“我们的母语已经十分疲惫，十分贫瘠，沙漠化现象十分严重。诗人从来就是保护和救活民族语言的人，在此时代也不例外。”[⑫]他把“返归传统”作为“救活民族语言”的源头活水，身体力行地把这种使命感落实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李少君则把“草根性写作”作为“诗歌边缘化”总体趋势下的一个补救方案，在他看来，“草根性写作”应落实在这样四个方面：“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⑬]“草根性写作”是新世纪以来值得重视的一个诗学主张，不仅对倡导诗歌的现实介入具有警醒意义，而且涉及到汉语处理“中国经验”的“言说能力”问题，也就是诗歌语言的“本土化”和“草根化”问题[⑭]。不过，“草根性写作”目前主要还停留在诗学的观念性层面，似乎并没有转化为一种卓有成效的写作实践，在这一主张下的写作并没有跟进现实的深刻变化。从总体上看，这一脉诗人的创作显示出一种总体性的指向“民族”、“传统”、“本土”、“草根”的语言风格追求,也表现出一种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基点上寻求诗歌语言变革的母语自信。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格局中，这一脉的语言取向具有“逆时”“逆势”而动的特殊性，也相对处于被压抑的弱势地位。可能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一脉的创作潜能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其优势和局限也有待于时间的验证。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语言缠绕着异常复杂的症候性因素，从宏观层面来看，语言创新的整体性效应还未形成，在新世纪日益扩展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诗歌语言的民族化、本土化探索还未形成有效的创造性合力，诗歌语言的基本症结也并未得到有效的化解，诗歌语言的成熟仍然任重道远。从微观层面来看，一方面诗人个体的语言意识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但并未转化为卓有成效的写作实践，诗人语言观念的超前性往往被空泛的宣言或泡沫性的写作所掩盖，并没有凸显出实质性的语言创新效应，公认的诗歌语言大师仍未出现；另一方面，在不同的诗人群体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本质化的诗歌语言观，诗人对语言的理解充满歧异，这使他们着意追求语言表述的个性化魅力，也使诗歌语言实验的格局性差异非常明显，语言取向的分化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可以说，这是由语言自觉的深化所带来的复杂效应。但也似乎存在着一个总体性的误区，那就是强调诗歌语言实验的极端性，往往把一种极端性的理论主张强行带入具体的写作实践中，由此带来诗歌语言浓重的观念化痕迹，造成诗歌语言实验有效性的失落。譬如，“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中的诗人一般都有较为强烈的语言创新意识，强调新诗“不可能只在自身封闭的语言文化体系内发展，需要在‘求异’中拓展、激活和变革自身”，以此来弥补“我们自身语言文化传统中的某种匮乏”，“需要不断拓展和刷新我们的语言，保持诗歌的异质性和陌生化力量”[⑮]。从“知识分子写作”的总体情形来看，他们的诗歌语言确实呈现出有别于“我们自身语言文化传统”的异质性因素，但这种试图在“他者”的视野中确立自身语言独特性的“求异”写作是否可以产生“拓展和刷新我们的语言”的实质性效果，却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写作的偏误在于处心积虑地寻求与西方大师语言的对接，并试图通过这种对接实现新诗语言的整体性提升，这种实验性方案疏离于中国新诗自身特定的文化语境，实际上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倒是把现代汉语的诗性魅力稀释在“陌生化力量”的僵硬“面孔”中。在这一“面孔”的后面潜藏着西方大师的魅影和对我们民族自身诗歌语言传统的某种漠视，这与新诗语言从自身传统出发的“本土化”探索显然是相背离的。
　　“民间写作”的偏误同样不可忽视，“口语写作”的技术方案固然能够顺应新诗传播的平民化路线，但把原生态口语和自然语感标举为诗歌语言的理想形态，强力推进以“民间立场”为底色、以原生态口语为基本语言资源的“解构写作”，其中也包含着对诗歌语言的扭曲性理解，很容易使“口语写作”落入平面化、泡沫化的语言陷阱。这可以说是“口语写作”一个最主要的症结，尤其是把口语强化为“真正的诗歌标准”和“诗歌的独立精神”[⑯]时，会把口语诗实验推向某种狭隘的封闭性写作，使艺术创新的多种可能性受到限制。“口语写作”的包容性和狭隘性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形，一方面“口语写作”人多势众，能够吸纳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阶层的诗人参与，在认同“民间立场”和“口语写作”的前提下能够有效地消解诗人僵化的身份标志，在芜杂中充满艺术创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口语写作”固然在化用民间语言资源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优势，但也往往固守民间语言资源的基本症结和局限，难以摆脱民间语言因驳杂而带来的非诗化流弊，使“口语写作”的创新活力不能真正有效地转化为具有思想深度和开阔视野的诗性空间，这可能也是“口语写作”难以获得广泛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口语诗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口语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恰恰是一种诗的深度和难度，需要诗人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以一种艺术的冒险精神在刀锋上旋舞，精微地把握口语中所隐含的诗意，并转化为一种充满智慧的诗性存在方式，这就是由口语诗的难度所形成的诗意生成方式。有论者指出,“理想的口语诗写作是很难的：一方面，要剔除文化和历史附加的语义，对附着在语词之上的文化和历史进行‘减肥’运动，目的是尽可能剔除各种强权、势力、意义、文化强加在语言身上，让语言回到自身；另一方面，也要告别和有意偏离日常惯用的语言和思维习惯，那种自动化获得的语言和思维积淀着庸常的伦理,大众的意见。真正到位的有价值的‘口语诗’写作，是一种需要更高智慧的写作，也是一种更具个性和原创力的写作。”[⑰]可见，口语诗写作的智慧不仅包含着对语言形式的处理，也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由创作个性和原创力所带来的艺术魅力，这恰恰是新世纪“口语写作”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新世纪诗歌语言呈现出来的这些复杂情形表明，诗歌语言变革已成为新诗发展的迫切问题，不仅关系到当前“诗歌边缘化”困局的破解，更关系到新诗发展的未来前景，因此，诗歌语言变革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完全是一个语言层面的技术性处理问题，而实质上是一个在诗歌本体论视野下的总体性诗学问题，需要我们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近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总体情形来看，语言的求新求变一直是新诗演变发展的重要动力，新诗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诗歌语言的演变史，诗歌语言承载着刷新现代汉语诗性表现功能的重要使命，这对促进中国现代民族语言的成熟和完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的诗歌语言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转型关头，尽管由诗人自觉的语言意识所带动的综合性创新已经显示出初步展开的迹象，表明诗歌语言的变革意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化到新世纪诗人的创作中，但部分诗人语言能力的弱化仍然令人担忧，诗歌语言实验的路径和限度似乎仍然处于迷乱之中，在相当多的诗人那里，诗歌语言内在的诗性内涵仍然耗散在过度随意性的挥霍中，这导致新世纪的诗歌语言变革并没有转化为一种整体性的创新效应，这表明新世纪的诗歌语言变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重大推进，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从新世纪诗歌语言的基本症候出发寻找合适的变革途径，真正落实到诗歌语言实质性创新的基点上。

参考文献：
[①]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原载1919年10月《新潮》3卷1号，见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②]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原载1919年10月《新潮》3卷1号，见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③] 闻一多：《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闻一多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三卷第621页。
[④] 郑敏：《关于汉语新诗与其诗学传统10问》，《山花》2004年第1期。
[⑤]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⑥] 参见罗振亚：《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
[⑦] 李心释主持：《关于当代诗歌语言问题的笔谈（一）》，《广西文学》2009年第1期。
[⑧]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十年精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457页。
[⑨] 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参见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页。
[⑩] 周瓒：《透过诗歌的潜望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⑪] 刘复生：《心灵向上，目光向下——李少君诗歌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⑫] 杨键：《我通过一根芦苇活了下来 ——对话杨键》，《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10月11日。
[⑬] 李少君主编：《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⑭] 李少君：《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南方文坛》2005年第3期。
[⑮] 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⑯] 参见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十年精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457页。
[⑰] 包兆会：《当代口语诗写作的合法性、限度及其贫乏》，《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1期。

                                                    来源：《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