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我怎样作诗》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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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我怎样作诗》自序
<IMG title="秘密，我怎样作诗 / 傅浩" alt="秘密，我怎样作诗 / 傅浩" align=absMiddle src="http://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width=15 height=15 real_src="http://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傅浩

                            一

　　自古以来，我国文人作诗，时有配以散文序跋者，随兴之所至，或叙诗之缘起，或宣未尽之意。有时序跋铺张精彩，竟至喧宾夺主，文盛传而诗默然，其中最著名者有晋陶潜之《桃花源诗记》、唐王勃之《滕王阁诗序》、柳宗元之《愚溪诗序》等篇什。而历代评诗之论，短小精悍，点到即止，概称诗话，或述诗之本事，或品诗之高下，或揭诗人背景，或露作诗秘法，似有成式而无定法。

西方传统诗人往往倾向于让诗作自己说话，把谜留给专业评论家去猜，例如莎士比亚之“黑夫人”。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诗人，尤其美国诗人（美国诗几乎等于现代诗），愈来愈多现身说法，大谈创作过程和背景者，其中以艾伦·金斯伯格、谢默斯·希尼、语言派诗人等为最著。这大概是因为现代诗愈来愈晦涩，诗人愈来愈寂寞，自觉有与人交流、获得理解和同情之需要吧。文学评论界关于“作者意图”可知不可知，需知不需知之争论亦推波助澜，威廉·库尔茨·小韦姆塞特和助教门罗·C·比厄兹利合作之《意图谬见》（1946）一文和E.D.小赫什《解释的有效性》（1967）一书中专章“保卫作者”可谓针锋相对。诗人自然倾向于“得失寸心知”，而不甘忍受种种误读。务实派评论家则干脆鼓动诗人现身说法，从而编出许多“诗人谈诗”之类集子，其中较有趣者当推安东尼·奥斯特洛夫编《身为艺术家兼评论家的当代诗人》（1964）和斯蒂芬·伯格编《独特的声音：今日美国诗歌》（1985）。
    曾经有人问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是否诗人对自己的作品解释得最好呢。他回答说，这要分两个方面：关于作品的内容或意旨，肯定是作者自己最清楚，解释得最好；至于作品的好坏，或艺术质量的高低，作者的自我评价就未必可信。大概这是因为在后一点上，他是主观的，有感情倾向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好嘛。评论家诺斯洛普·弗莱就明确指出：价值评判是主观的，不可当做事实陈述。至于诗人罗伯特·洛厄尔说“一首诗的作者不一定是解释其意思的理想人选。他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可能会搅乱、不诚实和有所隐瞒。” 这也是实话，但不免有所谦虚。
    我作此书，本无意效仿古人或洋人，只可谓所见略同，不谋而合耳。我的做法是：选取历年自觉差强人意的诗作，配以一篇散文，长短不拘，风格不拘，以叙述创作过程和绍介创作技法为主，间及本事缘起呻吟感慨等不尽之意。视之为序跋诗话亦可，自我解读（self interpretation）或自我注疏（self commentary）亦可。戏仿俗语“自说自话”，总名之曰“自诗自话”。排序按诗作完成时间先后，以见发展轨迹；诗话相应附后，则不论写作时间。

                                              二

　　观夫国内各种诗歌刊物，近来解读诗作之风大兴，但多数不是隔靴搔痒，就是言不及义，或者强作解人，或者谬托知己。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所解是他人作品，一是缺乏真诚态度，一是缺乏真实学识。这后一点又可归因于创作与理论二者之隔，于今为甚，有研究诗而不懂创作者，有创作诗而不懂文理诗法者；修说兼通，能说会练且见解正确者少之又少。又，写诗之人不善作散文者，古今中外皆大有人在。印度古谚云：“散文是诗人的试金石。”盖作诗可以不讲理，非理性，牵强比附，含糊不清，作文则不可；作诗可以堆砌词藻，滥用比喻，无病呻吟，作文则不以此为善。又，现今歪诗泛滥，与拙劣的译诗泛滥不无关系。曾闻有恬不知耻者言：诗最容易翻译了，译得越不通就越像诗。试想，诗创作盲目摹仿歪曲原意、文理不通的劣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虽不敏，于诗文创作、评论、翻译之道浸淫久矣，有感于以上三种现象，以为与其正人，不如正己，遂不揣谫陋，腆然自曝者，用意相应亦有三：一、以示创作与评论可互为表里。诗人只要肯说且会说，肯定是诗作的最佳解释者，至少他知道创作过程的秘密，而这是文学评论最应关注而一般评论者难窥究竟的东西。我与其猜度臧否他人，不如拿自己开刀。真正的匠师对自己的艺术应该具有自觉性，也就是既能做又会说，而不是只有自发性，只会做却说不出所以然来。二、以示诗歌与散文可相得益彰。埃兹拉·庞德和托·斯·艾略特都认为，好诗应该像好的散文那样明晰、硬实，可以分析。我国旧时文人教育子弟多是教其先学文后学诗。散文确是诗的基础，写不好散文，诗也不会怎么高明。三、以示作诗与译诗可融会贯通。钱钟书认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能化。借鉴译作更是不可生吞活剥。有不相识的网友讶异于拙诗不像翻译家的作品，言外之意似说，翻译家的创作怎能没有洋腔洋调呢？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好评。我虽然翻译过不少西洋诗，但从不刻意摹仿任何诗人，创作中若有所近似，只能是潜移默化之功。以上三点归结到一处，其实只是一个动机：出于公益心也好，出于虚荣心也好，我把敝帚自珍的一得之愚供献出来，既是为了保存个人的心灵历史，也是为了与识者分享创作的秘密。后来学诗者若有缘得遇，而有所感悟，有所印证，自是他自己的造化，与我这个始作俑者也了无关系了。至于评论者，则幸勿以我的坦白交待为“达诂”，而视之为可资研究的外围文本（paratext）可矣。

                                             三

　　威·巴·叶芝说：“诗人在以生活悲剧为素材的最佳作品中总要写到他个人的生活，无论那是怎样的生活——悔恨、失恋或纯粹的孤独。”他认为，抒情诗人的生活应当被人了解，这样他的诗作就不至于被当做无根之花，而是被当做一个人的话语来理解了。
我自解己诗，自曝隐私，并非不给读者留有评论的余地，而正是要给评论者提供更大的研究空间。有的读者也许愿意更多地了解我。“瞧那人!”（Ecce Homo）——曾经有人如此生活和思想过。仅此而已。至于爱憎毁誉，则在所不计。
    有人说，你的诗太私人了。是啊，这也是我迟迟羞于示人的原因之一。菲利浦·拉金说：“小说是关于他人的；诗是关于自己的。”对于他人，我们无法直接了解，往往只好揆情度理，凭空虚构；而对于自己，我们只需诚实自省，大胆坦白，艺术地说出心里话而已。因此，诗的虚构成分应该比小说少，叙事诗（史诗、小说）和抒情诗的分野似亦在此。彼得·李丁说：“诗不是虚构作品，不信去问图书管理员。”的确，按照图书分类法，虚构作品（fiction）几乎就等于小说,诗则另属单独的一类。
本书则具有混杂、即兴、未完成等特性，以尽量呈现创作的 “原生态”，也就是诗意之所在。

                                             四

　　威·休·奥登说：极少有诗人告诉别人自己是怎样作诗的，原因有二：一是诗人更愿意专注于作诗，而没有兴趣他顾；二是诗人就像律师和医生一样，不屑于向外行人透露其专业的秘密。我想，可能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有些诗人对诗艺还缺乏自觉性，光练不会说，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前两者是不为，后者是不能。凡事苟利己利他，既能，胡不为？我虽不敏，练和说的功夫皆不够精通，但愿现身说法，以身试法，抛砖引玉。于人有益无益，则留待读者评说。
　　最近刚刚读到诗人黄梵的一句话：“与朋友谈论自己的诗作，是一种慷慨的义举。”甚得我心。对我，这不啻是一种鼓励，但我慷慨得似乎有点儿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