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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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

吴思敬

一　文学史叙述与代际划分

　　代际划分历来是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课题。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流派的出现都有一定的代际基础。当年的“创造社”不过是留学日本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白洋淀诗群”和“朦胧诗派”也主要以“老三届”知青为主体。

　　一般说来，构成社会的一定的年龄层(通常为二三十年)的人，有类似的历史经验、类似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传承，通常就被称为一代。对于事物的看法，父母与子女间、年长者与年轻人间、老师与学生间……往往有很大的差别，这种代与代之间出现的差异与裂缝，也就是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代沟。正确地认识不同世代间的裂缝与差异，是对文学史做出客观描述的基础，抹煞或夸大这种差别都是不妥当的。此外，代际划分，不仅是文学史家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诗人内心归属的一种需要。诗人尽管往往以遗世独立的姿态出现，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一种归属感的。种种流派的结合，其实也都是诗人内心归属的一种需要。

　　对创作或研究队伍按代际加以划分，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全有，至于划代的时间尺度则不尽相同，有的以30年为一代，有的以20年为一代，有的则以10年为一代。我国的经济学界便有“50一代”、“60一代”的提法:“如果说十年就是一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学界大约活跃着50至70年代出生的三代人。加上正在求学的1980年代出生的学子，总共也就四代。”[1]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则有“五字辈”、“六字辈”、“七字辈”等说法，“五字辈”是50年代出生的作家，“六字辈”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七字辈”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同一年代出生的作家，面临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相近的教育与人文背景，必然会对他们的世界观与艺术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举例说，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老三届”诗人，先是以红卫兵的身份“经风雨见世面”，再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他们的人生经历，转化为写作的内在驱力和深厚资源。他们的诗歌酝酿于“文革”后期，爆发于新时期到来之时，其中流露的对权威的叛逆、对使命的承担、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无不可从他们生活的时代找到内在的依据。再如，8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多是独生子女，从小生活在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中，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长，受商品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影响，为影视与网络媒体造就的一代，他们的作品想象丰富，轻灵、跳动，在玄思中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奇幻景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文学史上的代际划分，诗人与文学史家、评论家之间，着眼点不尽相同。代与代之间有“代沟”，而同代之间也会有差异与裂缝，尤其诗人，更强调自己创作的原创性与独特性，导致了一些诗人对代际划分不感兴趣，对自己被划入哪一代并不太介意。出生于1969年的路也，通常被称为“60年代出生的诗人”，也因此被安琪列入“中间代”。路也说:“我出生于1969年12月，因为出生年代是6字打头的，所以就编入中间代了，如果我再晚出生那么几天，也就是我妈妈她稍微再耐心一点，那我的诗就要被编入70后的选本了……可是6字打头还是7字打头，你属于哪个‘代’，这对于写作本身来说，真的是毫无意义。”[2]至于文学史家和评论家，要对一定时期复杂的诗歌现象加以描述，为了叙述的方便，就需对众多的诗人予以适当地归类，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代际划分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隐性的代际划分，诸如基于流派、群落的划分，像新时期以来的“归来诗人群”、“朦胧诗派”等。这种划分实际上则暗含着年龄段考虑，比如“归来诗人群”是出生于30年代以前，50年代中期即已成名，随着政治运动在诗坛消失了二十余年在新时期又复出的诗人。“朦胧诗人”则是出生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老三届”诗人。另一类是显性的代际划分，即明确地以出生的时间段落为划分依据。比如目前已叫开了的“70后”、“80后”，以及不久即要诞生的“90后”。《诗选刊》这几年每年在年终出版一期特大号的《中国诗歌大展特别专号》，便是以诗人的出生顺序编辑的。透过连续几年的“专号”，明显地可以看出60年代出生的诗人已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

二　中生代命名的由来与依据

　　“新生代”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被借用了，牛汉1986年曾经在《中国》上发表《诗的新生代》一文，把朦胧诗以后涌现的青年诗人称为“新生代”[3]。以后“新生代”就成了与“第三代”并用的一个概念，广为流行了。

　　“新生代”已提出20年，但“中生代”在中国大陆却迟迟没有叫响。直到2005年《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所开展“关于‘中生代’诗人”的讨论，“中生代”的提法才引起大陆诗坛的重视。《江汉大学学报》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话: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诗歌写作群体悄然形成。这个我们命名为“中生代”的诗人群体，以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他们的写作大多开始于1986年诗歌大展前后，1990年代中期引起关注。相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横空出世，这代诗人的理论主张与诗歌文本更内在、驳杂、缺乏鲜明、易于概括的特点，是当代新诗潮“后革命”期的产物;其精神背景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与朦胧诗的文革背景，第三代的改革开放背景迥然有别。

　　由于这批诗人艺术观念、美学风格、修辞手段等等的各不相同，在诗歌技艺上更综合化，文本呈现上又更个人化，因而，中生代研究必须建立在具体的具有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梳理与把握之上，否则难以获得有价值的指认与确立。中生代诗歌具有“非代性”这种悖论性特征。

　　“中生代”借用的是一个地质学名词。中生代诗歌与70后、80后等按时序划分的表象化命名无关，它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与当代诗歌经历了整个1990年代沉闷、黯淡的孕育和摸索有关。有人曾将之命名为“中间代”，这一说法不甚缜密和科学，也不具备质朴、准确与有启示性的特质。[4]

　　透过“编者按”对“中生代”的界定，我们发现，这一称号与安琪等提出的“中间代”的提法最为接近。编者只是觉得“中间代”的提法“不甚缜密和科学，也不具备质朴、准确与有启示性的特质”，才将它换成“中生代”。的确，安琪等提出的“中间代”，既非流派与诗群的命名，又非纯时间性的断代。我的意见是可以把“中生代”这个概念引入当下诗坛，但其内涵可在《江汉大学学报》编者按提法的基础上做适当的调整与扩展。我觉得“中生代”的含义应该单一化，即不把它看成是流派概念、诗群概念，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断代的时间概念，在目前可定位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中生代”就成了文学史时间序列叙述的一个概念。与“中生代”相配的往前说是“老生代”(即台湾诗界所说的“前行代”)，我国散文界早就有“老生代”散文作家的提法，诗歌界似可借鉴，把那些年龄在60岁以上，曾在诗坛产生影响的诗人称之为“老生代”诗人。与“中生代”相配的往后说，则是“新生代”。鉴于牛汉先生当年指称为“新生代”诗人都已进入“中生代”，那么当下的新生代诗人实际上是指“70后”、“80后”这批诗人。由于时间是流动的，那么基于时间而提出的“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概念及其所指，也就是不固定的。虽然有其不稳定性，但毕竟20年一代的跨度，也还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利用这一套概念，还是可以抓住时间变化带来的艺术上的新变，对当下诗坛做出较为客观的书写的。

　　因此，我意对当代诗坛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基于流派或群落，如归来诗人群、白洋淀诗群、今天诗派、他们诗派、非非诗派、莽汉诗派、海上诗群等，这可以对诗人和诗歌群体做出更富于个性的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的概念，对诗人和诗人群落做出较为宏观的观察与描述。以这种划代的方式来看当下诗坛，4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可称为老生代诗人，这样一来，不光是牛汉、郑敏、李瑛、屠岸等是老生代诗人，连新时期初期被称为青年诗人的雷抒雁、曲有源、李松涛等也进入了老生代的范围。50至60年代出生的诗人，可称为中生代诗人。朦胧诗人大多出生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前期，按照他们对后来者的影响，大致依然可纳入中生代的范围。朦胧诗人之后，包括于坚、韩东、西川、王家新、翟永明等在内的加入或未加入诗群、流派的“第三代”诗人，以及安琪所开列的“中间代诗人”，均可称之为中生代诗人。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可称为新生代诗人，含“70后”诗人、“80后”诗人，乃至即将破土而出的“90后”诗人。

三　中生代命名的意义

　　任何一个科学与准确的命名，要有明确的所指和内涵，这是命名产生的基础;至于这一命名能否流行开，则取决于这一命名是否适合当下的需要。

　　第一、是对当代诗歌进行宏观描述的需要。如前所述，文学史叙述是以代际划分为基础的，对当代诗歌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我们提倡并重视对当下有贡献的诗人做个别研究，但这并不能取代总体上的观照。这里有个点与面、局部与全局、特殊与一般的问题。宏观观照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以代际为基础的观照。“中生代”是由一个个独立的诗人个体组成的，每个诗人都是一颗独特的星，发着自己的或强或弱的光。对他们的研究，应以诗人的个体为主。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以代际划分为基础对他们的群体特征加以研究的必要性。这一代出生在50至60年代的诗人，出生不久即赶上“三年灾荒”，挨过饿;后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嘈杂的革命口号与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度过了童年。但是他们在成人后，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中许多人上了大学，比他们的前代，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也较为完整。他们强调对诗性本位的回归，不仅看重写什么，更看重怎样写。而他们中有些人热衷轰动效应，制造颠覆性话题，似乎也不难看出动乱时代在他们潜意识中所埋下的“造反”与“运动”的情结。

　　第二、是沟通海峡两岸诗歌创作与研究的需要。海峡两岸由于长时期的分隔与分治，使其创作与理论呈现了不同的风貌，这其中就包括有些术语与称谓的不对应。“中生代”在台湾诗坛，是已经普遍使用了十余年的概念，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的诗人。我们如今也用“中生代”来指称50至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就使海峡两岸的“中生代”概念有了大致相同的内涵，进而可以对海峡两岸的中生代诗人进行比较研究，促使对应的交流。

　　第三、是消解大陆诗坛“运动情结”和化解形形色色的山头的需要。自新时期以来，大陆诗坛的流派、诗群层出不穷，这其中只有少数沉淀下来，但大多数是强立名目，时过境迁，便如肥皂泡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回顾近年来诗坛上的争议，有一些固然是不同流派、不同艺术主张之间的正常交锋，而相当一部分则是出于个人与流派恩怨的互相攻击。在世纪之交的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写作与“口语派”写作的诗人之间，互相攻击。但用代际划分的尺子一衡量，他们都属于“中生代”诗人，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其实远远超出他们标榜的不同。此外还有这些年来炒作得很热闹的“第三条道路”、“中间代”等，其实均可以纳入“中生代”这个大范畴。我认为，“中生代”的提出，可以促进诗人们的代际认同及彼此间的理解。

四　中生代命名与中年写作

　　诗固然与青春有相通的含义，诗人的早慧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并非只凭年轻就能写出好诗。诗要求诗人的除去敏锐的感觉与浪漫的激情外，还有对人性的深刻的体察，对艺术本质的透彻而独到的诠释，对社会、自然与人生奥秘的思考与追寻……这恰恰不是凭青春期的躁动就可以完成的。庞德曾批驳过“一个抒情诗人最好不要活过三十岁”的说法，他认为:“当思想这部机器越来越沉重，当它的构造越来越复杂时，它就需要越来越大的感情力量，才能协调地运转起来。当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成长起来的时候，他的感情也必定日益充沛。……最著名的诗大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写的。”[5] “九叶”老诗人唐也曾说过:“由生命的青年的激越到思想的中晚年的成熟，几乎是每一个天才所必需的；由无意识的自然的感兴到有意识的自觉的表现，是每一个创作者生命的发展与进步，也就是从浪漫精神到古典精神的进展。强烈的风暴最后必定止息于平静的海晏，这是历史的道路，也是文艺的道路。”[6]

　　在我国的新时期诗坛，随着“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进入中年，对中年写作的讨论就出现了。1989年肖开愚在一篇刊于《大河》的题为《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中明确提出中年写作的话题。1993年欧阳江河在《19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对中年写作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显然，我们已经从青春期写作进入了中年写作。……我认为，这一重要的转变所涉及的并非是年龄问题，而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它还涉及到写作时的心情。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7]

　　现在距肖开愚、欧阳江河提出中年写作概念的时候，又过去了十余年。毫无疑问，今天的诗坛尽管是老中青三代诗人共同撑起的，但起到骨干作用的则是那些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年诗人。这一代诗人，经历了政治风浪与艺术革新风暴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与全球化，青春期的躁动与狂热已转化为中年的沉静与坚实。在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之间，在个人化抒写与社会承担之间，在情绪的勃发与艺术的节制之间，在发散性的幻想与意象的凝定之间，正一步一步地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们的身影在世纪初的诗坛上正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这一代诗人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任重而道远。用“中生代”的称号把他们在诗坛的位置突显出来，以引起评论界及读者对他们的重视，既可以对这一代诗人进行整体考察，又可对他们中的代表性诗人进行个体解剖，这对当下诗坛的建设和未来的诗歌史的书写很有意义。

注释：

[1]陆铭:《经济学界的50、60、70、80》，见《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4月14日。

[2]霍俊明:《我的子虚之镇乌有之乡———路也访谈录》，《诗探索(理论卷)》2007年第1辑。

[3]牛汉:《梦游人说诗》，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4]《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4卷， 2005年第5期。

[5]庞德:《严肃的艺术家》，见《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页。

[6]唐湜:《新意度集》，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7]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