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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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风不改 读者不读
　　邓伟志
　　如今社会上“厌读”的情绪严重。出版物接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可惜读者寥寥。由于不读书，导致一些人走上邪路。很多作者为之焦急，不时地流露出一些怨气。读者厌读固然有读者自身的问题。我们作者是不是也该反躬自问：为什么读者不爱读？是读者不赞成作者的观点吗？未必！既然赞成作者的观点就该同声相应，可读者为什么不来“应”呢？这就告诉我们：作者有个文风问题。再想一想：为什么别人的文章读者手不释卷，奔走相告，而我们的文章读者却不屑一顾呢？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文风确有问题。
　　问题之一是套话连篇。“不听陈言”(宋·杨万里)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人无不有“求新”心理，无不有审美疲劳，再美，即使是蒙娜丽莎也不宜成天看。文章也一样，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老掉牙的老话，谁爱听呢？张三颂扬张领导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风亮节”，王五颂扬王领导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风亮节”，至多是前后换换位置，实在是令人发腻！十多年前，北京有位颇有成就的教授申报院士，只因他用了别人二三十个字，没打引号，没注出处，被视为抄袭，没能评上。假如按这个标尺衡量，如今报刊上有多少文章是大量袭用他人的文字，该算什么呢？ “空谈误国”，套话误时、误事、又误人……
　　问题之二是面孔铁板。套话本来就够板的了，有些不是从头到尾皆套话的文章，难得出现的那几句作者自己的话语总该生动活泼些吧！没有。那几句也是铁青铁青的。一味地“正面、正面”，那只能是褒义词的堆砌。殊不知事物有正面必有反面，总是沿着“肯定否定律”波浪式运动的。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写，一定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 《文史通义》上说：“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 ”至文，是要融入感情的。感情进入文章，喜怒哀乐爱恶欲都出来了，幽默风趣也会蹦出来，就不可能一味地板面孔了。有人说，论文不可以有叹号。这是不对的。不要只知道理性高于感性，还要懂得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起来的，更不能忘记人是感情充沛的动物，文人在写文章时不能不流露感情。冷漠的、平面的罗列远没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立体感，绝对引发不出读者的读兴。无病呻吟，谁愿意听“呻吟圆舞曲”呢？我们也不能无缘无故地魾枉作者。作者肯定是希望与读者共享共赏的。然而，铁板、铁青的东西不仅不宜“共享共赏”，简直是拖着读者“共患难”。
　　问题之三是拖宕冗长。套话、空话、大话是冗长的三大支柱。现在，由于造纸工业的发达，“洛阳纸‘不’贵”了，因此，报刊越来越厚，文章越拉越长，似乎不长不足以显示出高水平。实际上，文章从来都是从创新点看水平，而不是以长短论高低。尤其是在所谓“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文章变短是大趋势。微博、微评、微型小说的出现就是极好的例证。 “微言”中是可以有“大义”的。人都那么忙，哪有时间看长文章！读者是长文章看标题，短文章看全文。以至于“长文章变成短文章，短文章变成长文章”。 “洛阳纸不贵”说不定还同不少文章像“王大嫂的裹脚——又臭又长”，使得发行量降低有直接关系。短，不等于碎片化。就算是碎片，也能做到把碎片串成系列化。瑞典颁发诺贝尔奖金处的精美壁画不就是用无数碎片拼成的吗？其中有一幅壁画还因为碎片太少，留下瑕疵，酿成憾事。好文章往往是“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王勃的《滕王阁序》并不长，可那是无可挑剔的佳作。好不容易有人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提出质疑：“何用 ‘与’、‘共’二字？ ”可接着又有人对挑剔进行挑剔，说：“用了‘与’、‘共’有何妨？”遣词用字的成本也必须节省到一砖一瓦的地步才好。
　　文风欠佳有内因，同时还要从文章之外找找原因。说一千，道一万，导致文风不正的主要原因是作者没有为读者着想，缺乏群众观点。提笔的时候，或者面对键盘的时候，首先要想一想是写给谁看的。写民众之所想，文章才有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民众那里有大智慧，读者那里有生动的语言。不能笼统地说我们作者毫无高明之处。“人皆可以成尧舜。”作者是人，还是蛮有高水平的人，岂能不高明！问题是：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个人的才智无论如何赶不上集群效应。中央在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八条”里第一条就讲“向群众学习，向基层学习”，这既有助于作风建设，也有助于文风的改进。心里有群众，文章才容易做到真实、准确、鲜明、生动。
　　作风体现文风，文风体现作风，文风至少同领导讲话的“话风”、开会的“会风”有联系。恕我说两句得罪领导的话：文人的文风不佳同领导的会风不灵有关。哪有开口“高度重视”，闭口“重要讲话”的？请问：“高度”是怎么测量出来的？重是与轻比较而言的。哪有处处都是重量级的！轻量级不也照样可以夺冠吗？哪有只讲“尊敬的”领导，不提“尊敬的”同志的？哪有都是“非常好”，没有“正常好”的？
　　读者在挑战文风，文风在挑战会风。愿我们的会风、文风与作风、政风齐飞！
　　
　　一个需要说理的时代
　　沈敏特
　　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需要讲道理、讲清道理的时代。在今天，任何重大举措，没有共识，寸步难行。于是，讲道理、讲清道理，无比重要。“改文风”的第一要求就是撰文者要有讲道理、讲清道理的自觉。此时此刻，重温马克思关于“批判的武器”的论述，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意义重大是无疑的。
　　当今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而我最关注的是社科论文的“改文风”。文如其人，每一篇论文都是此时此刻一个人(作者)的生命状态的展示，人的观念改变了，文风就能够改变；而人不真变，文风也是改不了的。
　　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一种霸气十足的文风。那么，这种文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这些特点首先表现在它们的一些惯常用语和句式当中。比如“必须……”，必须怎样怎样。我并不反对这些“必须”的原则和结论，但是如果它们不是文件指令，不是社论宣示，而是欲以理论探讨的方式，向读者说明道理、意在令读者信服的文章，那么在这些“必须”前面，就必须多予事实，多予阐释，说清一个“为什么”的道理，然后才能令读者心悦诚服。就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等，这当然都是正确的甚至是“刚性”的；但是当我们现在仍然需要以论证阐释的方式，来对此进行论述，那么就说明一些人对此还有疑惑和不解；而恰恰是在这种“理论是必须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来解疑释惑，以理服人——如果我们坚持了这样的原则，我们就会取得怎样的成果，而我们不能坚持或如“文革”时期未曾坚持，我们就会遭遇怎样的损失和挫折，如此等等，说理充分了，才能让读者心悦诚服；而如果仅仅只是靠口号宣示，一派以势压人的训令，其效果怕是会适得其反。
　　又比如某些文章的一种论述方式，即以“惟有……才能……”的句式来肯定自己的论点。然而，“惟有……才能……”的逻辑关系中，往往缺少不了一个中介，那还是一个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的充分论据和论述，就显得像是霸气十足的宣判，而不是平等探讨、说清道理的现代论述方式。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论说文有四个要素：论题、论点、论述、论据。实际上，这也是文章的天下通理。一些霸气文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论题宏大，涉及不容忽视的问题；论点绝决，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威慑；可惜疏于论述，缺乏细致的分析，更无令人信服的论据，不提供甚至是有意掩盖与论题相关的事实与真相。其风格类似于天条法令，自己无须存在、也不容别人存有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摆出的是一副虚张和骄矜的架势。可是即如法院的判词也还有附件，提供充足的证据和法律条款，以支撑判词。
　　一篇社会科学的论文，不仅要让读者“知其然”，更要让读者获得“所以然”的论述与论证。即如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特别需要从理论到实践，弄清道理，说清道理，从而形成全民的共识。我们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批判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就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中引出经验教训，进行有理有据的比较分析，譬如在性质和程度上，我们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产生的根源上有什么根本区别，与制度的联系上有什么根本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如何能够发挥制度优越性有效地遏制和杜绝权钱交易、权钱合流的产生与泛滥；而资本主义恰恰无法予以遏制和杜绝。如果类似的文章失去论据，也无从论述，论点尽管口气坚决，也只能是无根无绊、失去效用的空头讲章。
　　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需要讲道理、讲清道理的时代。没有以理服人的态度和论述，人们凭什么来接受你的结论；甚至我不反对你的结论，但是我要求、迫切地要求，请说清这些结论的来龙去脉。其实哪怕论点相左，只要你的论题重要，论据扎实，论述充分，我们都会认真阅读，以至心悦诚服地接受，并用来修改自己既定的想法。
　　改革开放是我们社会的主潮；改革开放获得了初步的成就，进入了一个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深水区”。此时此刻最需要的什么？有人说，需要加强领导。这没错！但加强领导的关键目标是什么？是创造一个大多数人的共识——为什么必须深化改革？深化改革要改什么？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是什么？深化改革的愿景是什么？与此相关有多少问题需要取得共识，可以说，在今天，任何重大举措，没有共识，寸步难行。于是，讲道理、讲清道理，无比重要。于是，为什么要讲道理、讲清道理的道理，也必须讲清。千万不能迷信于自己身居显要，就口气威慑。 21世纪要靠威慑的方式来让人诚服，我不敢说没有效果，但难乎其难了。
　　其实，马克思首先讲清了这个关于讲道理的道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推出了两个相对的手段：“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前者是指物质化的对立面，只能用物质化的手段来予以解决，如用战争、暴力、枪炮和相关的强制，对付战争、暴力、枪炮以及各种强制。后者是指精神化的对立面，只能用精神化的手段来予以解决，即用说理去对付错误的言论、观念、思想。围绕这两种手段，马克思说清了几个道理：
　　一是物质与精神这两种手段不能互相替代。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当然不能替代”。
　　二是物质与精神这两种手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三是转化的条件是发挥理论的“说服”功能；即“理论只要说服人，也能掌握群众”。
　　四是理论的“说服”功能依赖于理论的“彻底性”，即“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五是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通俗的解读：摆事实讲道理，抵达事物的本质。
　　关于讲道理的道理，即讲道理的重要和必要，马克思说得非常透彻。可惜的是，很多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对马克思采取了“各取所需”的态度；在行动中，实践中， “武器的批判”经常替代了“批判的武器”。譬如，用强制以至于暴力的手段应对异己的观念、理论、言说；表现在文风中就是霸气十足，蛮不讲理；不论述，无论据，依靠声高嗓门大，营造威慑，恰如民间说法：嘴大就是理大。
　　仔细想想，六十年来，我们有过的挫折和不幸都曾在相应的文风中体现出来。在这最需要讲道理的时代，“改文风”的第一要求就是撰文者要有讲道理、讲清道理的自觉。此时此刻，重温马克思关于“批判的武器”的论述，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意义重大是无疑的。
　　短文例谈
　　沈扬
　　笔者曾经旅居多年的八闽之地，近来人们在议论改进文风会风的时候，常常说到两篇短文，一篇是马尾船政学堂招生规章，题为《求是堂艺局章程》，全文218字；另一篇是福建日报的一篇社论，全文163字。
　　现如今各类学校的招生章程，我们是见多了，即便叫做“简章”，也不会短到哪里去，218个字，大概仅办学宗旨、任务这一项便全用去了。马尾船政是建立于1866年的我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其招生章程真正做到了简明扼要，全文7条，把学制、考试、待遇、假期、赏罚、监督、学成之后的去向等项都说清楚了。虽是清末的事情，但行文通俗平白，一看就懂。
　　至于那篇超短社论，题目是《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 》，发表在1982年2月7日的《福建日报》上，见报之后产生的强烈社会反响中，除了因其内容切中重大时弊，还对文稿起草者用最少的文字表达了重要内容的文风革新予以肯定和赞赏，被称为“史上最短社论”，记入了新闻史集。这篇社论稿由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亲自书写。——笔者当时在福建日报总编室工作，对此文发稿情况有具体的了解。记得总编、副总编拿到这篇文稿后都很振奋，在与项书记沟通中特地安排两篇有关重点案件的新闻稿与社论同时发表在第一版。当时福建的情况是按中央要求开展的查办经济案件的工作遇到了重重阻力，不少案件在不同层面上“卡壳”办不下去。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项南书记用犀利的笔触指出三条：“一是(领导)自己屁股上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 ”真正是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当矛盾被严密盖着的时候，舆论先行推动揭盖子是当务之急，而揭露矛盾的支点又必须找得准。应当说彼时彼地的特定情况，写一篇时论，是可以用大篇幅的，但项书记选择了用短文“四两拨千斤”，直捅相关人物的要害。这组报道发表后，引起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了案件的查办工作……
　　不论是《求是堂艺局章程》还是《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倘用类型文章的尺度做全面衡量，也是未必完美无缺点的，但从简文要义的角度，在用最精短的文字表达文章主旨这一点上，确实起到了革新文风的好作用，很值得称道，其传播过程中所获得的功效，就是最好的说明。
　　关于文章的长和短，都是有一定的内在规律在里头的。我们并不一概地反对长文章，总是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庄子》)。现实存在的情况是，我们的一些弄文者就是常常喜欢做接续野鸭子短腿那样的愚蠢事。有些人对文章“内容为王”作片面的理解，以为“猪肚”里的东西越多越好，就不愿在角度选择、材料取舍上花更多的功夫。当然从根子上说，文风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与党风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对“上情”、“下情”皆心里没数的官员，又要发言，那么不说四平八稳的套话空话就怪了。写文章的坐在书斋里，眼中无“物”，心中少“谱”，也就难免要走长、空、假的歪路子。
　　改进文风会风，是改善党风社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时际，读一读议一议上述两篇短文，对提倡和实践短、实、新的好文风不无裨益。当年钱钟书先生力倡写精短文章，认为“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是一种庸俗浅薄的看法。我想，这些都是对嗜长者的忠言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