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书院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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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书院考略——2011年国学论坛”学术论文

胡锦贤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18日:湖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


来源：http://www.hbcara.org/info.asp?ArticleID=601

一、问津书院研究
与其他书院一样，问津书院亦有渊源。它起于孔子自陈蔡适楚使子路问津，遇隐士长沮、桀溺的故事。而后在汉文帝时，淮南王刘安因当地百姓掘出“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的碑刻，命在石碑发掘处建亭修庙，设私学祭孔，并征召学士在此讲学，著书立说，时间约在公元前164至公元前122年间。此后，世代拜谒，修缮不断。如旧志载东晋成帝成康二年至四年豫州刺史毛宝曾来此拜谒孔庙，予以修缮（毛宝，荥阳阳武人，东晋名宦，晚年官豫州刺史，没于邾城）。唐武宗会昌二年至四年，黄州刺史杜牧亦对孔庙进行了扩建，并改名为“文宣庙”。此为问津书院之前身。
至宋末元初，江西庐陵名儒龙仁夫官湖广儒学提举，始在孔子庙基础上改建为书院，潜心讲学。他博究经史，精通《周易》之学。《元史》称“仁夫所著《周易》多发前儒之未发”。清人吴鼎著《十家易象集说》九十卷，收宋、元、明三代《易》学十家之说，其中元代收龙仁夫、吴澄、胡一桂三家，可见其成就极高。他的文学成就亦高，史称与刘诜齐名。学者称他“麟洲先生”。乾隆《湖广通志》卷八谓“元时龙仁夫尝筑书屋于其（孔子山）麓，嗣建文宣庙、仲子祠，置田供祭，创问津书院。”自此，便有了问津书院。
元末陈友谅率农民军攻占新洲邾城，称帝于此。朱元璋伐友谅，孔庙书院一度毁于战火。明代中期王学兴起，讲学之风盛行，古老的问津书院虽经战火的洗礼，此时又迎来了春天。嘉靖、万历年间，尚书耿定向、湖广巡抚熊尚文等先后对问津书院进行了重建。耿定向，字在伦，麻城人（《明史》本传谓黄安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其学本于王阳明，以讲学著称。熊尚文，字益中，江西丰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曾督学湖广，江夏贺逢圣、熊廷弼同受知于督学熊尚文。熊尚文有“问津书院”题额，并在河南商城汤池建问津书院分院。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在侍御彭公昆仲和诸生萧继忠等人的建言之下，黄州知府王世德、推官许惠一等对问津书院进行了大规模扩建，王世德亦有“问津书院”的题名。万历进士邹元标作《记》，详细记载了这次重修的过程，其《记》今存于世。《湖广通志》卷四十三谓王世德字廻溪，为人“练达机宜，尤留意人材，修葺问津书院，择师课士，人称盛举。”邹元标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其学为阳明支派，而规矩准绳持之甚严，不堕二王流弊，为当世才子。
入清以后，问津书院成为官方科考取士之所，尤其在湖广提学使蒋永修的提振之下，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书院之一。蒋永修，字慎斋，宜兴人，顺治四年进士，官至平越府知府，终官湖广提学副使，在振兴文教方面，成效尤其显著。《江南通志》谓蒋永修“在湖广振兴文教，楚风为之一变。”《大清一统志》谓蒋永修“督学湖广，釐正文体，葺学宫二十四处（《湖广通志》谓‘四十二处’，疑误），修复石鼓书院。”《湖广通志》谓“楚文风自熊、刘后，督学蒋永修振拔之功为最。”在清代，问津书院先后得到康熙皇帝“万世师表”和嘉庆皇帝“圣记大成”的御书金匾。至此，明清可称是问津书院的鼎盛时期。
在此期间，问津书院的规模日渐扩大。其建筑有：大成殿、仲子祠、隐士祠、文公祠、诸儒祠、讲堂、理事斋、酬庸馆、文昌阁、魁星楼等数十间屋宇，庙貌巍然。建筑格局大致中间供俸先圣像，西为仲子祠，配以沮、溺，东祠祀理学先儒。祭器、祭田等釐然具备。书院周边有孔子山、孔子河、颜子港、长沮冲、桀溺畈、回车埠、孔叹桥、风亭、问津碑、讲经台、晒书场、墨池、砚石等诸多胜迹。士子相率肄业切磋其中，一时文风鼎盛，名士辈出。
清末民初时，书法家张翼轸（曾任孙中山秘书）亦为之手书“问津书院”四字，苍劲古朴。书院后在“文革”期间损毁严重。
自西汉刘安建孔庙及元初龙仁夫改建书院以来，历经二千多年，其间不乏风雨洗礼，但由于历代官府和乡绅的保护、重建，使孔庙书院千古不朽，至明清而成为全国著名的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不禁会问：为何由子路问津的故事能够引出后世这许多的事业和热情呢？
明·邹元标《问津书院记》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文曰：“夫圣人之道无微弗暨，虽俎豆遍天下，一游憇处犹切羹墙之见。人心不死，夫子万古如生也，即一问津处可见已。”此言大意是，孔子的觉世学说是与天地共存的大道理，已深入人心，天下人以此通津，而万世不出其彀中，故一问津处足以震撼人心。而历代诸君子重兴问津书院之举，正是“以竟吾夫子津津觉世之意也！”《记》又曰：“诸君至止，其思我夫子当时与子路依依棲棲不得行其志于天下，一师一弟周旋不舍，乃托之乎沮、溺穷而无聊之情，可悲也！又思一片榛莽地，今鬰为文明之场，缙绅结辙，吾夫子精神如聚一堂，可幸也！又进而思夫子于时有显教有密教，显教如问官问礼之责是也，‘问津’一语则密教矣，上接精一之传，下衍一贯之绪，所谓曲而中肆而隐者也，往过来续越津者不知几许，独许夫子知津，其必有所指而不可以言说意，相求者可参也。聚而问，问而思，思而知津塗不远，举足便是。”这段论述，其要在末句，孔子学说在当世并不得志，然孔子师徒虽颠沛流离亦锲而不舍，后世儒者求圣人之道，亦当“聚而问，问而思，思而知津塗”。历代诸君子能识孔学之大，亦知“问津”之奥意，故振兴书院，以开其来学。其良苦用心，邹氏可谓有所发明。
有人说问津书院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东林书院并称中国“四大书院”。对于此说，本人持谨慎态度。或者说，这只是一家言而已。关于中国“四大书院”（还有“宋初四大书院”、“北宋六大书院”、“北宋八大书院”之说），说法不同，也难以统一。一般认为，评估古代书院的地位，应考虑这么几个因素：历史悠久；有名人主讲；名士辈出；有皇帝赐匾；建筑规模可观，环境优越。就这些因素而言，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岳麓、白鹿、石鼓、嵩阳、为中国四大书院。前两者各家基本无异议，后两者则各家有不同。范成大有“宋初四大书院”之说，指：石鼓、金山、岳麓、组徕四书院，马端临支持其说。但这仅指宋初而言，范成大之后近千年，情况有很大变化，例如，白鹿洞书院产生于五代南唐，范氏未提及，但后世公认为“四大书院”之一。明·廖道南《凤山书院赋》中说：“视唐之集贤、丽正、含象、光顺，宋之嵩阳、白鹿、石鼓、岳麓，盖异世而同符焉尔矣。”廖道南这里提到的宋之四书院，与今天 流行的中国“四大书院”之说相符。
问津书院能否称得上“四大书院”之一，问题不完全在于它自身的条件，还要有一定的文字根据，天下之大，书院之多，历史之久，不可肓目尊大。当然，也许是本人孤陋寡闻，但愿有人已就此问题作出了深入研究，有所定论。尽管如此，这里不妨就上述几个因素，对问津书院的条件作一番梳理分析，便于了解其研究价值。
首先就“历史悠久”而言，问津书院若连其前身孔庙，其历史足够古远，而且孔庙自建立时起，就是一个讲学的场所。但是其真正有书院之名，却是元初才有的，而石鼓书院产生于唐代元和初年，白鹿、嵩阳均产生于五代，岳麓产生于北宋初年。一般书院都有其前身，并非只是问津书院有前身，若严格按有书院之名算起，问津书院的历史就不算久远。
就“名人主讲”方面来看，龙仁夫在宋末元初，就其学术造诣，堪称名流，但就其影响而言，尚不能与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大儒相提并论。今有人说朱熹、王阳明都曾来文宣庙、问津书院讲过学，本人尚未见到相关史料，但相信说者当有所据。尤其是王阳明任都御史，长期转战江西、湖广、福建、山东等广大地区，他往往一边讲学一边指挥作战，特别重视教育事业和书院、学校的建设，他在湖广时，定会涉足问津书院。若这些属实，问津书院亦不逊色。
就“名士辈出”方面而言，问津书院造就了大量人才。据有人统计，自康熙29年至光绪31年的215年间，仅新洲万氏一族，共有贡生35名、举人39名、进士11名、翰林4名、秀才205名，全部出自问津书院。仅此可见，问津书院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至于其中有多少名士，则一时难以考证。明代名士高攀龙有《答萧康侯》书云：“问津书院成，门下当以身肩之千古之业，只在眼前，不于他觅也！”可见问津书院的影响在当时还是相当显赫的。
有人说石鼓书院是中国唯一有两个皇帝御书赐匾的书院。其说显然是极其武断的。问津书院先后得到康熙皇帝“万世师表”和嘉庆皇帝“圣记大成”的御书金匾，而前后还得到唐代杜牧和明清数位巡府的题名，这说明问津书院（包括之前的孔庙）是一直得到朝廷和社会高度重视的。在这一方面，它不逊色于其他知名书院。
就建筑规模和地理环境而言，凡知名书院的选址，必定揽有江山之胜。白鹿洞书院在庐山脚下，占地三千亩，环境幽雅；石鼓书院占据整个半岛，山水美景亦不再话下。这样的条件一般恐很难超越。嵩阳书院在嵩山之阳，岳麓书院在岳麓山下，皆依傍名山而建。问津书院本人未得目睹，不敢妄论，只知是在孔子山麓、孔子河畔，其名甚响，周边胜迹亦多，若政府注意保护，其地理人文环境应当不差。至于其建筑，因历代保护、扩建，规模虽不能与白鹿洞比，曾经也算是配置齐备，颇为壮观，否则，不可能得到朝廷如此的重视。
据以上精略地论述分析，不难看出问津书院确实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流至今很不容易。它各项条件优越，尤其有着深厚的国学背景，至少可称为全国著名的书院是毫无问题的，从而有着很高的开发价值。1998年邮政部颁发（四大）书院邮票，因石鼓书院历史悠久，被作为预选对象，当邮政部派员实地考察，只见其址，不见其屋，遂改用嵩阳书院。2006年，湖南政府痛定思痛，亡羊补牢，上马重修石鼓书院，后来邮政部又专门发行了石鼓书院邮票。湖北政府部门应向古人和湖南政府学习，重视问津书院的保护和开发，改善条件，多吸收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深入开展问津书院的研究，扩大其知名度。名次并非十分重要，有悠久光荣的历史就有价值。
二、武汉地区书院略论
武汉地处中原之交通要冲，古为军事重镇，唐宋以来渐为商业都会，宋陆游《入蜀记》言之已详。至明清，武汉为淮盐等货物转输基地，万商云集，城市繁盛，仅汉口便成为中国四大巨镇之一。其时，由于地域富庶，民风奢华，四方人士慕名而来。例如其中就有很多徽州和江浙的儒商，他们一面经商，一面切磋学问，吟诗唱和，相尚以品藻，且矜重名节，为江汉文化带来了良好的风范，清人范锴《汉口丛读》记录甚详。
武汉地区的书院，多为明清时所建，这与明代中叶以来的讲学之风有直接关系。清末学者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五曰：“盖明中叶以后，社风至盛，风习既开，多好以攻文讲学相结纳，诗文沿隆庆七子馀波，讲学沿阳明后学，学会门分派别，声光炯然，皆当日声气翕集之效也。”下面先谈谈几个重要的书院：
江汉书院，明代葛寅亮主持创建，以江、汉二水为楚地之望而定名。原址在武昌文昌门内，清顺治初年定为直省书院，左布政黄志遴、张尔素、翟凤翥等迁至忠孝门内巡道岭（今粮道街武汉中学处）。康熙时巡抚陈诜、张连登次第重修。巡抚林天擎亦集多士肄业其中，捐赀供给。葛寅亮，字屺瞻，钱塘人，万历二十八年进士，为官政绩卓著，为当世名宦。督学湖广，杜绝请谒，讲学聚徒，明严正品。康熙二十四年饶南九三府建希贤书院，祀历代名宦十四人，第十二位为王阳明，第十三位即葛寅亮。
雍正三年，湖北巡抚法敏向皇帝奏曰：“湖北人文向来称盛，近沐皇上教养之恩，士子益知奋励，诵习颇勤，而或苦无指授，未得师传。臣查武昌省城旧有江汉书院一所，今拟延请品行学问堪为人师者俾之教授，使各属士子肄业其中，量资膏火，以仰副我皇上振兴乐育之至意。”巡抚直接向皇帝奏议此事，足见对书院建设的重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武昌，书院被毁。同治元年（1862年）湖广总督官文和邑绅陈庆溥集资重建。1867年，书院山长雷以减呈请鄂督准予扩建，增修了斋舍，使肄业生员达2400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之洞总督湖广时对书院进行改革，在原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四门外、又添经史一门，教习多由经心书院分教兼任。1902年书院与经心书院合并，改为勤成学堂。
由于朝廷和地方政府的重视，江汉书院自万历时创建至清末一直延续不断，享有声誉。书院也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山长，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五有记载：“吾乡江汉书院最著者：康熙中鄠县王丰川心敬，雍正中孝感夏观川太史力恕，乾隆中金坛王云衢拔贡汝骧、孝感王远池太史廷鸿、黄冈靖果园刺史道谟、万南泉侍御牟茂，嘉庆中蕲州陈愚谷工部诗，道光中麻城袁金溪侍御铣，同治中咸宁雷霍郊侍郎以諴，光绪中武昌张濂亭郎中裕钊。尤以丰川、观川、愚谷三先生掌教最久，门下成就较多。”王心敬有《江汉书院讲义》十卷，是其子王功汇录其父在江汉书院的讲稿编辑成书的，存于《四库全书》中。
咸、同兵燹以前之江汉书院，院内有十贤祠，祠刊有《碑记》，为夏澴农院长力恕所撰。十贤者：濂溪、二程、横渠、考亭、南轩，又增陈良、公孙龙、任不齐、江汉先生赵复。又有德教祠，祀肇建书院督抚司道，及历次翰资有功书院者，皆立主其中。又有题名碑记，凡诸生中式者，皆刻录其名。又有院长题名碑。
据上述可知，武昌之江汉书院，在数百年间凝聚着许多代人的心血，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旺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在江汉一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晴川书院，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郝士錞建，其名本于崔灏诗。原址在汉阳府城南纪门内，嘉庆四年（1800年）迁至试院西（今群建路武汉三中处）。“晴川书院”之额名为当时汉阳知府刘斌手书。该书院在龟山脚下，江、汉二水会合处，旁有晴川、鹦鹉洲，独揽江汉美景。张之洞曾有联句概括其地：“洪水龙蛇循轨道，青春鹦鹉起楼台。”清初刘继庄作《广阳杂记》曾极推晴川阁而轻黄鹤楼。可知其地理环境十分优越。书院建筑亦颇具规模，在乾嘉时很是兴盛，一些文人墨客和徽商常留连唱和其中。如乾嘉时乌程盐商范锴《汉口丛谈》卷三载：“瑟园修禊，则玉琴主集，以‘题’为韵，各赋五言短古四首。晴川书院，则毕花薑怀图主集，不拘体韵。”又曰：“毕花薑，字展叔，休宁人，以孝廉令湖南永兴，罢归，主讲晴川书院，卒于丁巳（嘉庆二年）。”咸丰年间晴川阁、晴川书院均毁于战火，同治三年知府钟钧谦率僚属集资重建晴川阁，次年又重建书院。光绪二十七年吾乡学者王葆心先生曾授学晴川书院。
书院共延续了两百多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汉阳府中学前堂。辛亥革命后书院一度改为晴川中学，抗战后更名为湖北汉阳高中，1953年定名为“武汉市第三中学。”晴川书院始建时间不算久，但由于其地理环境优越，便于课士，亦文人墨客争趋之处，故而也曾辉煌一时，在武汉地区有一定的声望。
两湖书院，1891年张之洞总督湖广时创建。原址在墩子湖（一名宁湖、南湖，即今紫阳湖），书院建在湖中，张之洞分湖为二，以讲堂水榭跨其上。其先，同治中张之洞督鄂学，建经义、治事学舍于宁湖火星堂侧。之后，学舍先改为文昌书院，不久又改为经心书院，至光绪十年学使高钊中等改为经心讲舍，又改为存古学堂。光绪十七年，张之洞总督湖广，将其扩建为“两湖书院”，院长由武昌知府梁鼎芬兼任。因书院经费主要出自湘、鄂两省茶商捐资，专取两湖学子（每省员额200名），故名“两湖书院”。另为报答茶商资助，专录茶商士子40名。
张之洞对书院的建设、管理极其重视。每逢书院开学时，他必率文武百官来院参加开学仪式，先率师生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率百官向监督及教习行叩首礼。书院自成立至1902年的12年中，共3届，时间虽短，却造就了大批新型人才，著名的师生有革命家黄兴、唐才常，法学家张知本，教育家张继煦，方志学家王葆心，科学家李 四光等。吾乡史学家罗田姚晋圻，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两湖书院史学分教。
1903年书院改为文高等学 堂，亦称“两湖大学堂”。1906年，张之洞又拨银四万三千两，改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两湖书院的创办，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加上其创办人张之洞的眼光，使教学中西结合，尤其注意吸收西学，使国家及时培养出了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其中还有大批肄业生留洋，他们回国后亦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两湖书院的历史虽然不长，影响却很大。
以上是影响较大的几个书院。其他还有：
濂溪书院，乾隆《湖广通志》卷二十二谓“在府学前，旧为社圃亭，明嘉靖二十四年都御史张雨改建，怀宗（崇祯）六年御史白士麟移建明月桥西，右为濂溪祠，祠前凿池，引水种莲，立坊题曰‘爱莲’。”社圃亭，《明一统志》作“射圃亭”。“嘉靖二十四年”，《明一统志》作“嘉靖四十二年”。崇祯时，湖广提学高世泰又重修书院，选拔优秀的诸生肄业其中，举江夏诸生陈冉为院长，后中式者颇多。高世泰，无钖人，高攀龙从子，由进士任湖广提学，令士习文风为之一张，崇尚理学，著有《三楚文献录》。
勺庭书院，旧在武昌府城忠孝门内，原为康熙时督学薄有德藏书之所，后改建为武昌府公建书院，由武昌知府管摄。“勺庭”为提学薄有德之字。薄有德，顺天大兴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官翰林院修撰，为《康熙字典》纂修官之一。书院在乾隆四年又作了重修，乾嘉时颇为兴旺，常为文人墨客会聚之所，听诗读画，弦歌吹缓，是个热闹的去处。范锴《汉口丛谈》卷五记嘉庆时临洮陆秀三孝廉曾主讲勺庭书院，谓陆氏“诗文瑰丽雄伟，硬语盘空，时有惊人之句，尝馆于素方伯署，与长洲顾剑峰日新，每过汉上，必偕余暨（常）芝仙尊酒论文，清谈半日。”书院后废，原址在今武昌区民主路小学处。
凤山书院，在汉阳府儒学后凤棲山麓，为明代赵蕃、蔡镒读书处，因山而得名。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一谓“此名不甚显著，迨至清季复建以古学课士，始有闻于时。”后改建为汉阳中学后堂。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二载：“光续癸卯（29年）春，余授学于汉阳中学前后堂，后堂即凤山书院改建，休暇之日，涉目山麓小园，断碑馀础，犹卧荒畦。今又改为汉阳高等小学校。”
芹香书院，在武昌府学前，旧为社学，明成化间提学薛纲改建为书院。薛纲，字之纲，浙江山阴人，弘治二年进士。万历《山阴县志》谓薛纲“拜御史，巡按陕西，督南畿、湖广学政，历广东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皆善其职”。薛纲有《登黄鹤楼》诗颇佳，今录于此：“凭栏瞰碧流，拍手招黄鹤。黄鹤去不来，白云满城郭。怅望鹦鹉洲，狂生不可作。曹瞒尚忌才，黄祖奚堪托！文高竟杀身，身后名寂寞。只遗旧江山，千载恒如昨。”
高观书院，清代江夏人建，在武昌高观山，即今蛇山。蛇山在唐以前叫黄鹄山，以黄鹄矶而名山。宋有石城山之名，以鄂州治城在其山之故；又有洪山之名，因孟珙移随州大洪山佛足而名。元代有高观山之名，元人于此置观，而因之名山。明代洪武时更命为长春山，为楚昭王桢生日时所命名。至清初而有蛇山之名，以陆游“石城山缭绕如伏蛇”之语而名。清代江夏人于此山建高观书院，取“高明”之义。院前有清风、明月古井。
东山书院，在黄鹄山东，宋人建，相传为东方朔读书处。书院早废。
钟台书院，同治七年咸宁县旅汉商人建，创办者为县绅侍郎雷以諴（字鹤皋）。后废为咸宁县会馆。旧址在汉口后湖堤。书院中敬奉咸宁先达唐枢密李邕、宋枢密冯京、明巡按孟养浩三公之神位，共立一龛，岁时祀之，以笃忠良而励后进。又录三公史实各赋七律一首以自慨。雷公自为主讲，择同邑旅汉之俊秀者月而课之。见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一。
南湖书院，在旧武昌县治东半里。《湖广通志》卷二十二谓书院“坐挹平湖，诸峰竟秀，一邑奇观。宋淳祐中，权寿昌军事京规、教授黄瑞谅建祠，奉周、张、二程、朱子、南轩、东莱七先生，辟斋筑堂。宝祐中，知府段震午增筑堂庑。至元间设山长领书院事，至正中达噜噶、齐铁山重建。后毁于兵，基存。明景泰间三分其一为府馆，馀为布政分司。”雍正十三年又重建书院，见《大清一统志》卷二。
东阜书院，在旧武昌县城内，明嘉靖中建。早废。
东皋书院，明嘉靖二十一年武昌县教授朱瓒建。早废。
二程书院，在黄陂县鲁台山麓，明景泰中蔡受建。祀北宋程颢、程颐，二程均出生于黄陂。明末邑人杨廷蕴、县丞李成纪重建。
甘露书院，在黄陂县甘露山下，黄彦士建，祀二程、夫子。《湖广通志》卷二十二谓“黄武滨建”，似误。高世泰《三楚文献录》谓黄彦士，字抑美，黄陂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行人，晋御史。及按茶马，详考牧政，条利害十上之，俱切中时政。按中州，见路藩税监苛横，杖其渠数人，立撤税监。“卒以抗直左迁，归作甘露书院，密迩程祠，日与其弟（黄奇士）商求圣学”。
以上书院均见于文献记载，未必全面。武汉地区的书院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产物，它与当时的学术风气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而与武汉地区的经济文化、地理人文环境、人物、教育传统等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湖北书院考略
这里仍按旧时的建制进行叙述，没有特别的意义，只为便 于操作而已。各府之间的次第，亦没有特定的考虑。明清时武昌府辖嘉鱼、咸宁、蒲圻、通山、通城、崇阳等，则置于这里叙述。
武昌府，主要有凤山书院，在蒲圻县，明正德间提学蔡潮建，廖道南作有《赋》。廖道南《凤山书院赋》序曰：“蔡潮，字巨源，别号霞山，为湖广督学，寓蒲肇修凤山书院，时道南为诸生，蔡公乃命作《凤山赋》。”蔡潮，浙江临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视学湖广，有《湖湘学政》一卷。官至河南布政使。明·朱谋垔《续书史会要》称他“好读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释卷，喜作大书巨坊，名扁取称遐尔。”
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卷一对此书院记之较详：“武、汉两府，明代凤山书院有二：一为汉阳府城内之凤山书院，为明赵蕃、蔡镒读书处，此名不甚显著……惟蒲圻之凤山书院，以与大儒相涉，其名乃显著一时，其教法且影响于今日学者。考蒲圻治西三里，有凤凰山，三峰层秀，山半平衍，有泉有池，有洞有寺，书院因此命名。”又说：“《赋》中所述书院规模甚备：中有集云楼；左有无逸所，有颐贤堂，有六行斋；右有务敏轩，有会文堂，有六德斋。据此知霞山讲学，主于以《周官》‘六德’、‘六行’造士，直开后来颜习斋学派。同时如桂萼未枋用之日，其治县立学，办本古制，定课士法，真开今学校规制，与霞山实遥相应和，亦与《习斋年谱》所载某县书院规制，隐通消息。惟两人皆阳明学派中人，桂萼之法，固本之阳明教社学之法，霞山更阳明学侣也。考《阳明集》中，有《梦游黄鹤楼奉凤山书院长七古》一诗，即寄霞山者也。廖氏《赋》称九嶷为蒲山之宗，阳明诗中亦有‘参差遥见九嶷峰’之句。是此书院显于大儒之日，而又为颜李学派之发源，并为今日学科之芽蘖矣。”据此段论述，知蒲圻之凤山书院与大儒王阳明渊源很深，影响很大。嘉靖中吴本固作了重修，万历中知县吴宏济曾改为蒪川书院，书院在明代一直是很兴盛的。但入清以后的情况不详，文献不足征。
其他如：新溪书院，在蒲圻县新店，宋进士周登仕（蒲圻人）建。见《明一统志》卷五十九。《湖广通志》卷二十二作“周风仕”，误。
大宗书院，旧在蒲圻县治东北，明提学高世泰、同知县曾拭建。
龙门书院，在蒲圻县，乾隆二十四年建。
义学书院，在嘉鱼县，宋建明年间李永芳修。
凤鸣书院，在嘉鱼县，乾隆二十四年建。
相山书院，旧在咸宁县儒学南，北宋参知政事冯京读书处，明正德中知县邱魁即旧址迁建。相山，在旧县治东南数百步，书院建山上，因山而名。冯京，字当世，《宋史》本传谓鄂州江夏人，少雋迈不群，举进士，自乡举礼部以至廷试皆第一，官至参知政事，敢直言，数与王安石论辩，卒年七十四，帝亲临奠于第，赠司徒，谥文简。
青阳书院，在通城县儒学东，明嘉靖间巡抚顾璘建，清乾隆九年重修。
罗峰书院，在通山县，乾隆四年建。
金湖书院，在大冶县，乾隆十四年建。
崇阳书院，在崇阳县，雍正十二年建。
黄州府，主要有江汉书院，在广济县（今武穴）龙坪，明瞿九思与诸生讲学处。瞿九思，字睿夫，黄梅人，从学罗洪先、耿定向（属阳明学派），曾历主白鹿、濂溪（广东）、岳麓、石鼓四书院讲席，皆论学有发明。万历元年举人，遭黄梅贪令所诬，夺孝廉，发口外，长子甲年十四，上书宰相张居正讼父冤，得解为民。著述甚丰，征授翰林院待诏，谢不赴。诏岁给米60石，以资著述。地方长吏为起江汉书院居之。
又，东坡书院，在黄州府治东，苏轼谪居于此，及去，以田宅俾潘大临、陈慥教养学徒。苏轼在黄州作《赤壁赋》，与山川争雄，影响甚大，明·吴淮因旧址建为书院。
其他则有：河东书院，在黄冈县治东，南宋宝祐间覃怀李节来守，请建书院。初在郡城内，后改建于此。
崇正书院，在蕲州，明嘉靖中沈庞、罗洪先建，罗氏作有《记》。罗洪先，字达夫，吉水人，嘉靖八年进士第一，官赞善，隆庆初赠太常寺少卿，谥文恭。罗氏宗阳明学说。
阳明书院，在蕲州治北门外，明嘉靖中建。
老塔书院，在罗田县老塔山麓，明正德间郡司马毛应时建。毛应时，河北蓟县人，弘治十一年举人，官黄州府通判。邑人进士王先于此讲学，题斋联云：“未审昔人称老塔，请题今日作东山。”老塔山在县治东，故云。王先，罗田人，任主事，万历间人。
义川书院，在罗田县，义水流经县城，故名，王葆心先生曾受聘主讲义川书院，并作有《义川书院志》，则书院在清末时仍在运行。
南门书院，在蕲水县（今浠水县）南，谢朝宣建，祀王羲之、陆羽、苏轼。《陕西通志》卷五十七上载：“谢朝宣，字汝为，西安左卫人，弘治六年进士，任监察御史，巡按云南……远人感化，升浙江副使，因忤权宦，谪黄州同知。”未知即此人否？
道峰书院，在麻城县牛棚山，知县陈子文为隐士道峰毛凤建。
安陆府，重要的有：文昌书院，《湖广通志》卷二十二谓“在府城（治所在今钟祥市）东里许，子胥台之南，前临汉水，左马良山，右三尖山，为郢城最胜地。明万历丙辰守道高第、吴尚默次第重建，为诸生肄业所，额曰‘大观轩’，明末兵燹。清顺治十六年知府马逢皋重修，塑文昌像于阁上，于季春朔三日，率诸生读书属文于此，后如期而至。十八年，推官黄尊光筑墙建坊，额曰‘文昌书院’，邑人郑茂泰有《记》。”
《湖广通志》没有提及何人创建，只说万历丙辰（44年）重修，额名“大观轩”。又说顺治十六年重修时增设文昌雕像，顺治十八年重修时题名“文昌书院”。郑茂泰，钟祥人，顺治十一年曾作过知府，所作《记》今未见。万历间邹元标有《文昌书院东诸秀才是日校文》诗云：“运当明盛际，芸馆傍江开。济济名家彦，冷冷白雪才。赋堪云汉丽，剑拂斗牛回。百里贤人聚，精光绚草莱。”讲的是文昌书院逢当盛世，傍江而开，以及百里人才齐聚一堂的情况。又有《答刘开卿吉卿茂才》云：“昨冒病走雪中百馀里，上文昌书院。”邹元标是万历二十九年的进士，与“万历丙辰”时间相近，则文昌书院的创建似当在正德或嘉靖年间。
又，传经书院，旧在潜江县前西街，清康熙十年知县王又旦建。王又旦，字幼华，别字黄湄，西安郃阳人，官至儒林郎户科给事中，有政绩。书院内为传经堂，堂左为说诗台，右为操缦轩，后为藏书楼，楼东西为文场。王又旦立有《书院约》七条。朱彝尊为王又旦作有《墓志铭》曰：“君少学于仲父斗南，博通六经，顺治十四年以《易》举于乡，明年会试中式，又明年殿试赐进士出身，当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陆潜江县事……其居期年百废具举，乃建传经书院，以课士。”见《暴书亭集》卷七十五。翰林院编修姜宸英亦作有《墓表》。考《陕西通志》卷三十二、姜宸英《湛园集》卷六，王又旦应是顺治十三年举于乡，朱彝尊所记似误。吾乡学者王葆心先生曾受聘主讲传经书院，则清末时该书院仍然兴盛。
其他则有：同仁书院，在潜江县西，明督学刘垓建，都御史邹元标有《记》。刘垓，字达可，潜江人，隆庆五年进士。《明一统志》卷六十谓刘垓“授太平司理，有声。忤执政，被谪。再起云南学宪，得士心。谢政归，创同仁书院讲学。卒祠乡贤。”
中洲书院，在潜江县大关帝庙街东，明邑人郭世朝建。内有椿桂堂、环翠亭、讲经所、大本达道斋。
石桥书院，在潜江县，早废。
博通书院，在钟祥。吾乡学者王葆心先生曾受聘主讲博通书院，知清末时书院尚在运行。
梦野台书院，旧在天门县东门内，明正德间祭酒鲁铎读书处，茶陵李东阳题额。鲁铎，字振之，景陵人，为大学士李东阳之门生，弘治十五年会试第一，任编修，闭门自守，不妄交人。正德二年迁国子监司业，擢南祭酒，又改北。教士切实为学，不专章句。为人以德望重于时。见《明史》本传。
东湖书院，在天门县东湖畔，亦祭酒鲁铎读书处。
象山书院，在荆门州西，明弘治间参政钟文俊建，祀陆九渊。
德安府，主要有长庚书院，在府治（今安陆市）西三十里之白兆山下，唐李白读书处，元初德安府判官李仲章因建书院，程钜夫作《记》。李仲章，陕西冯翊人。程钜夫，初名文海，以字行，建昌人，与名儒吴澄同学，入元官至翰林学士，追封楚国公。宏才博学，病时文相尚、以奇险相高，始以平易正大之学振文风，元代古文之盛始自程钜夫，为当世名臣。
程文海《雪楼集》中有《代白云山人送李耀州归白兆山建长庚书院序》云：“冯翊李君仲章为德安府判官时，予方家白云山中，君寻亦买田筑室于城西三十里白兆山之麓而居之，乃李太白题桃花岩处，相传太白尝读书于此。予既出山，君亦累迁耀州守，皇庆二年春，君赴调京师，南还，割田二顷，建河南书院，乃二程先生之父作尉之邑。予语君曰：‘君居白兆山，非君家，太白所游历乎？独不可建书院为教育之地哉！’君慨然曰：‘此吾志也，愿归，割应城田四百亩，建长庚书院，聘名师教乡里子弟，以成公之命。’予既韪之，行有日，重为告曰：今天子仁圣，夙夜孜孜，以树教育材为务，君力是举，既无城邑之累，而有江山之胜，士又得所养，而不隶有司，教可专也。审矣，利莫大焉。德安文物之盛，必自君始，君之名与太白此山相无穷，不亦休哉！君勉成之，予归白云山，幸游息焉。”
这段文字讲明了长庚书院是白云山人建言之下促成的。末尾又讲了一个重要话题，就是点明了书院的特点，那就是：教育对象以平民子弟为主；管理上独立，不隶属于有司；选址往往在幽雅有江山之胜和前修之迹的地方。元初蒲道源《闲居丛稿》中有《长庚书院》七言古诗一首韵此事，内容与上文相似，这里不再引录。又明无名氏《元音》中有贯云石（贯酸斋）《桃花岩》序云：“白兆山桃花岩，太白有诗，近人建长庚书院，来京师时中书平章白云相其成，求诗于词林，臣李秋谷、程雪楼、陈北山、元复初、赵子昂、张希孟与仆同赋。”（其文略）《序》中“中书平章白云”应是白云山人。程雪楼即程钜夫，郢州有白雪楼，钜夫尝以名其寓。贯酸斋亦是元初名士。可见，长庚书院也一定是名燥一时。
又，江汉书院，在府城南文笔峰下，元儒赵复讲学于此。赵复，德安人，宋末元初名儒。考《元史·姚枢传》，元世祖南伐，诏姚枢从杨惟中，姚枢即于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及拔德安府，“得名儒赵复，始得程颐、朱熹之书。”德安府数十万军民尽被诛杀，在姚枢的保护下，儒生等免死。赵复欲投水自尽，经姚枢劝说乃罢。姚枢自得赵复，燕学子从者百馀人。元世祖曾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以“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相对，世祖悦，不强之仕。又据《赵复传》，杨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馀卷，请复讲授其中……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可见赵复是一代大儒。赵复家江汉之上，以江汉自号，学者称之“江汉先生”。
其他有：碧霞书院，在府城北之石柱山，明万历四十五年督学葛寅亮建，清初德安知府高翱重修。高翱，江南进士，顺治十六年赴任。
白云书院，在随州，即随侯得珠处。
汉东书院，在随州城外，即宋元以来旧学。
蒲阳书院，在应城县，乾隆初年建。
荆州府，主要有荆南书院，在府城内南纪门之西，康熙五十八年知府邱天英买地建，置学田以为诸生课读之费。邱天英，陕西渭南人，康熙四十九年任荆州知府，在位革绢税，禁折色买民地，置义塜，修通蜀之道，重视教育，有政绩，为当世名宦。
又，竹林书院，在公安县冠公祠旁，一名公安书院，宋·孟珙因蜀士聚于公安，建为书院，以没入田庐瞻养之。元代廉希宪重修。后渐颓废。清乾隆二十七年重建，清知县杨之骈卜迁冠公祠于县治北门外大道旁，以为义馆。孟珙，字璞玉，随州枣阳人，其四世祖安尝从岳飞军中有功。孟珙亦武勇善谋，抗击金人屡建大功，官授检校少师、宁武军节度使。终于江陵府治。
其他则有：崇正书院，在石首县社稷坛左，明大学士张璧建，并作《记》。张璧，字崇象，石首人，正德六年进士，为官圆滑平庸，早卒。《四库全书总目》谓“璧当夏言、严嵩相持之时，入阁不及一年而卒，《明史》不为立传，其人盖无所短长者，今观其诗文，殆亦如其为人焉”。
绣林书院，在石首县，乾隆十七年建。
清江书院，在宜都县清江北一里许白洋驿后，元代文璋建。后渐颓废。明正德中邑人向文玺因旧址结屋三间，知县江朝宗改题曰：“北山书院”。嘉靖二十六年知县陶师文改建于儒学右侧，更题曰“清江书院”。明末毁。
白水书院，在枝江县西三里，元代巴图摩欢司建。后废。见《湖广通志》卷二十二。《明一统志》卷六十二作“拔都府抹温司”。
六一书院，在夷陵州。乾隆《湖广通志》卷二十二谓“宋欧阳修建”，疑有误。《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三谓“六一书院，在东湖县治东，明嘉靖中建，祀宋欧阳修，因以课士。”其说较可信。
墨池书院，在夷陵州治星街，康熙时建，乾隆十二年重修。
兴山书院，在长阳县城西门内，康熙三十八年建，雍正三年修，乾隆十八年重修。
九峰书院，在鹤峰州，乾隆五年建。
襄阳府，主要有隆中书院，在府治西三十 里隆中山广德寺旁，诸葛亮隐居读书处，后人建庙祀之，元代改建为书院。旧有十景：三顾堂、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甫岩、控膝石、老龙洞、小虹桥、半月溪、野云庵。明·杨时伟编《诸葛忠武书》卷九：“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书院。”《明一统志》卷六十：“隆中书院，在隆中山，蜀汉诸葛亮尝寓此，后人因建庙祀亮，元改为书院。”
其他如：武侯书院，在府儒学东，原有《碑记》。
昭明书院，在府学西，明江道昆建。
鹿门书院，在府治南，任显宗居此。任显宗，襄阳人，明建文四年举人，任主事。
凰棲书院，在府治东，即庞统故宅，后建为云封寺，明正德中建为书院，祀庞统、司马徽。
沧浪书院，在枣阳县治东一里，旧名“濯缨亭。”
文忠书院，在光化县耿家河口，明嘉靖间知县郑蔓为欧阳修立，万历中知县陈其范迁至迎辉街。
古南阳书院，在均州治南门内，未知何人建，清康熙十一年知州党居易修，有《记》。党居易，陕西宝鸡人。
郧阳府，有五贤书院，在郧县，祀周、二程、张、朱。见《湖广通志》卷二十二。《明一统志》卷六十二谓“在府治北，正德间建，祀周、程、张、朱。”
直隶归州，有崇化书院，在恩施县。《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四谓“在府城内”。
中国的书院以中原地区较为普及发达，数量较多。就中原地区而言，湖北书院在数量上不算太多。例如从现存方志文献中辑录的情况看，湖北书院的数量仅河南书院的一半。但数量不能说明全部，而是重在研究书院中的故事，研究书院的精神。湖北书院除少数几个产生于宋元时期，绝大部分产生于明清，尤其是明代正、嘉、隆、万时期开创了湖北书院的繁荣局面，清代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事业，其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研究和借鉴。这不光是教育事业需要研究它，就国家长远大计方面来看，也是值得研究开发的一份宝贵遗产。

（作者：胡锦贤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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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高层面发掘问津书院的巨大潜力

来源：百度文库

按：3月17日，问津书院修缮及景区建设推进会召开，会上省政协主席杨松、省政协副主席陈柏槐、黄冈市市长刘雪荣和武汉理工大学教授李百浩就问津书院建设作了讲话和发言：


省政协主席杨松：从更高层面发掘问津书院的巨大潜力

问津书院我是第一次来，事先柏槐同志做了大量介绍，但看了以后就有一种震撼感。第一，现在我们强调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甚至应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第二，以国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还要发扬光大，还要前进，还要进步。今天看了问津书院，最大的感受就是中间那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国学特别是孔学不是封闭的，它是开放式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传承、发展它，还要发扬光大。第三，湖北应该说是文化大省，我们有炎帝文化、诗经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还有三国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再加上近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我们的科学文化，这都发展得很好，而且很有影响力。但是，过去我们整个文化体系中，很缺的就是儒家文化，加上问津书院，湖北的文化体系显得更加完整，相对于我国大多数省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个文化形态体系，这就更能够体现湖北文化大省乃至于将来走向文化强省这么一个基础，一个深厚的在历史传播过程中的积淀，所以我觉得问津书院的意义，我们还可以再充分地来认识。第四，大别山区的经济振兴和扶贫开发，不仅仅包括一个基础条件，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必定要包括文化的发展，必定包涵着文化的繁荣。脱贫不仅仅是经济的脱贫，也包括精神文化层面的脱贫，而且它还有自己深厚的这种根基，酝酿着巨大的潜力，我们还要发掘出来，而问津书院恰恰在整个大别山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发挥很好很大的作用，应该是大别山区振兴开发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从这几个层面来看，问津书院不仅仅是修缮的问题，这个景区也不仅仅是建设的问题，应该从更高层面更全面的角度，从一个历史的长河和我们今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谈了很多意见，规划有了一个初步框架，根据会议各个方面提的意见，下一步要继续推进，实实在在地工作。推进工作有个前提、定位和功能，我觉得这前提就是个人认识，定位和功能就是“问津、书院”这四个字，就围绕这个你把它确定，然后展开，我觉得这个定位和功能就进一步明晰了，书院的本身就是这个定位的核心。当然，我们书院的概念不是书堂，它是一个扩展的包括历史文化遗迹的，包括它的过去曾在历史上、文化的一种积淀，但是核心点不能离开书院。你再发展，搞旅游区也好，搞休闲区也好，搞一条街也好，你要离了这个书院，定位将都会走偏。问津，问津就是这个功能，问津的意思就是探索，寻求，本身就是积极有所作为，永远锲而不舍。孔老夫子到了这儿，让他不要搞，他说我不搞谁搞，按照这个来思考的话，可能它传承国学这个功能我们必须要研究。刚才大家都是一致的意见，既是教育基地，更是一个研究基地，不光要传承，而且要发扬，还要发展，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建一个文化旅游。没有前面两点，没有文化的旅游就失去了根基，然后你的旅游再和周边的规划结合起来，发展起来。所以我想这个定位和功能问题，还能再请有关专业部门好好研究一下。

关于规划的问题，从这次推进会上，我已经感觉到我们的规划不仅是做书院的规划，做这个景区的规划，要分不同层面和不同专业规划，大的层面的规划，整个大别山景区和武汉市东部景区在这个大规划中间，它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样的，没有这个大的控制，这个小的将来一定会出问题，连路网都不好设置。那么总的规划包括像新洲和黄冈，黄冈包括团风，不仅仅限于团风，可能还包括麻城部分，在这个区域内怎么做，也要有一个规划概念控制。我举个简单例子，刚才柏槐讲这个范围内至少可以搞到十万人，我就想到了邾城，因为原来武汉市一直有讨论，阳逻发展起来之后邾城干什么？邾城会起什么作用？现在这个地方到书院只有十分钟车程，那邾城和这个书院是什么关系？你把这个关系在规划中研究透彻了，那么它的建设就好办了，本身的功能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包括团风也是一样。从小的层面来说，就是你自身区域内的发展，到底分哪几个专业？所以说规划要做细。汉宁部长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规划不清楚之前，有钱都不动，有些项目暂时缓一缓。缓上几个月，看清楚了，我们再说。所以规划是很大的高起点，一次就要按5A级景区规划，然后再考虑。还有一个教育规划的问题，它的教育功能有，研究功能也非常重要，你到底是搞什么？搞不搞义务教育，搞不搞继续教育，还是搞研究生教育，还是只是做论坛，还是做短期进修，它都完全不一样。你要教育部门支持，这些东西都没有弄清楚也不好支持。所以这个规划，我建议要以武汉市为主，黄冈市配合，省直有关部门加强指导，然后编制区域内的详细规划。就是在你们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一个详细的规划，把这么一个规划拿出来，才有可能打造一个好的品牌。这个品牌不仅仅是旅游品牌，首先它是一个文化品牌的概念。

关于项目和钱的问题，你把规划编好了，钱自然就清楚了，现在规划都要项目化，项目化以后钱就好办。我觉得资金根本就不是大事，我在车上就说了不差钱，你把这套编制弄出来，三四个亿那都是小数字，国家会支持，省里会支持，市里也会支持，唐市长现在也不差钱了。然后，你还可以吸引社会资金，你做好了大量社会资金投入，这是完全可以的，可以不愁钱。

关于建立一套体制，就是推进这个项目的体制，我还是觉得应该以武汉市为主，区里可以承担交办的、委托的、责成的具体任务，但是市里要统筹，因为它要跨部门跨行业，它和省里有很多的关系，和市里有很多的关系，区里很难全面推进，更难做好，何况还涉及与黄冈的协调，所以责任主体还是交给市里，然后就行使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和资源整合。把力量协调和资源整合这一部分做好了，相信真正开工推进以后，就会速度很快，而且效果会很好。我相信通过这次推进会，问津书院和景区的整个规划到建设到发挥功效，会很快见效。

省政协副主席陈柏槐：充分认识问津书院的现实和历史价值

今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我算了一下，一共有二十四位同志讲话，都是金玉良言，都是黄金白银，良言良策。特别是几位领导的讲话，含义很深，希望我们各个方面理解落实。为了落实几位领导的讲话精神，作为主持人我简要讲四点意见。第一，我们要用战略家思维，充分认识一个小小的问津书院，其厚重的现实和历史价值。我理解，问津书院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是我省落实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对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湖北文化是极其珍贵的填补，是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精神文明的重要民族资源，是推进大别山地区经济开发乃至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补充。对比那些没有景区人为造景区，没有历史滥造历史，没有祖宗借祖宗的地区而言，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化置若罔闻，无所作为。第二点，我们要用激情和真情，给予这项德政工程真心实意的关心和支持。中国有别于其它国家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今天把各位重量级的领导请来，不是为了欣赏我们的今天，而是请大家一起建设我们的明天，同志们给予书院的爱心和资助，将刻在问津书院的建设丰碑上。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德政工程作出贡献的人们。第三，作为问津书院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之主体，武汉市新洲区应该积极协调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黄冈市团风县应主动与新洲联手，两地携起手来，统一规划，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有序建设。要坚持高标杆、大气魄、全方位、均受益的原则，不等不靠，早启动，早受益。第四，希望新闻界的朋友们按照杨主席和尹部长的要求，切实加强这一德政工程全方位有穿透力的宣传，传承先祖文化，建立万代丰碑。我相信，有各方的共同努力，问津书院一定能够打造成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弘扬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靓丽名片和知明文化旅游品牌。今天的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征求几位领导的意见，会议以后，省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政协办公厅三家形成一个纪要，并向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作汇报。希望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回去以后，有什么新的支持意见，新的黄金白银，告知我们省政协文史委。今天我很感动，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志冒雨搞活动，饿肚子听我们讲话，但是我感受到，这正是我们湖北的一种谋事、干事，干成事的浓浓的氛围，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黄冈市市长刘雪荣：统一规划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非常高兴来参加问津书院修缮及景区建设推进会，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于弘扬国学，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全力支持，把这件事情做好。黄冈和新洲区在历史上同属于黄州，这个地方地源相近，人文相亲，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在黄冈曾经给全市干部讲过一次千年黄州，把黄州的历史文化总结为四言八句三十二个字，叫“两属十归、两州分合、四戏两祖、八进两出、千六名人、六千遗址、十六大和、十六城池。”去年我们用一整年做了两个大规划，一个是黄冈名人文化建设的规划，一个是黄冈文物事业保护的规划，现在我们正在按照这个规划的要求来实施。这一次，问津书院的建设为我们历史文化魄梁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了一个样板，一个示范，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借鉴，把黄冈的历史文化建设好。那么从黄冈来讲，市委市政府全力以赴，包括团风县委县政府全力以赴。支持问津书院的建设，主要是在营造良好的施工环境上，在规划的控制特别是乱搭乱建的整治和控制上做好文章，我们将成立一个专班来协调服务工程的建设。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孔子河两边都有一个孔子河村，一个是新洲的孔子河村，一个是团风的孔子河村，这两个村历史上是同一个村，同文、同宗、同祖，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的开发，能够把这两个地方来统一规划，统一开发，来促进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李百浩：在保护文化遗产中创造新的文化基地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么规模盛大的文化战略会议，因为从九年前，我就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建筑设计和规划设计工作，所以我想谈一点点看法。今天的题目是问津书院的修缮与景区建设的推进会，我想这里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一个是文化，对问津书院，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保护和修缮；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未来，我们景区的建设，一个旧的一个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现代的，这两个层次都是围绕问津书院景区展开的。书院是我们景区的中心，是景区的核心，是景区的原点，在长久的历史长河中，书院是古人和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它既是一种空间资源，也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资源，从遗产到资源的观念转变，也是整个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之一，所以我们今天的景区建设，应该是在前人的文化积累、沉淀、智慧的基础之上，再创造出我们新的文化基地。

问津书院的保护修缮以及景区开发建设有两条技术路子，前者将是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来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后一部分要围绕今天的社会发展需求、时代要求和功能需求，围绕我们的文化品味、文化品质，基于问津书院这个特殊的位置，特殊的历史建筑来做工作。我想，它有三个方面的保护概念。第一，就是整个书院，从地理学上讲总体的空间布局，包括周围的山水空间布局，在未来的建设中我们应该很好地发掘和保护，否则将失去问津书院生存的原来历史环境，山水环境、山水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建设文化的精髓，也是要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相和谐。像问津书院周围的山，前面的水是什么样的，它的街在什么方向，村子在什么方向，桥在什么方向、位置，这些都是一个空间格局，不是这么一点点建筑就叫问津书院。第二，就是以问津书院为主体的其它关于人文方面的文化资源的保护，比如说孔子桥、孔子坐石等等这些地方，否则问津书院就成为孤立体，它的资源文化和人文文化无法在历史上很好地保护下来，所以在风景建设上，将会有一些所谓的灰色地带。所谓的文化就是资源的保护，也说是我们将来做文化景观的部分。第三，就是要进行抢救措施的问津书院本体的文物建筑群的修缮和保护工作，九年前这个建筑已经发生倾斜，已经发生歪裂，已经发现裂痕、裂缝，虽然在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关心之下，不断用些小钱，一些可靠的一点经费使它保护到今天，现在它已经到了抢救保护的时刻了，否则仅有的一些历史遗存将毁于一旦。鉴于问津书院的重要性已经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很快会列入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全国的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建筑群价值的核心，在这里面也包括两个部分，今天修缮保护的内容，也就是说目前存在的建筑里面，已经列入我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遗存，那么这个根据文保法的方式保护修缮。第二个方面就是后来的毁坏，通过考古和其它文献记载的方式，我们又找到可靠依据，但这一切又是这个整体建筑群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在经过我们科学的设计以及各方面论证的基础上，逐渐进行复原建设。再一个就是关于新的风景区开发建设，要充分挖掘我们的文化底蕴，特别是我们建设的文化底蕴，不要把不是这个地域的风格拿过来搞所谓的形式仿古，真正秉承中国古人的建设文化理念，我们怎么样去保护那些山水？怎么样去绿色？怎么样去生态？怎么样去可持续？也就是说通过风景区的建设，怎么样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当代人的智慧，使今天所保护下来的问津书院历史建筑，与新开发的风景区、新的建设在百年之后成为新的历史遗存，新的文化资源，进而永久地保护好我们的文化传统。

问津书院问津大武汉

2009-8-25

来源：http://shayuegongzuoshi.blog.hexun.com/36592736_d.html

问津书院问津大武汉

沙月

去问津书院那天，气温很高，第二天湖北经视说，有39.5℃。

我们专程开车赴新洲区参观“问津书院”。一路上，郑主任一再强调，完全是为了满足我的愿望。一次调研结束，被双凤亭吊起了胃口的人们，要求再找下一个位置。我脱口而出：到新洲，看问津书院。在众多场合，我都是把新洲问津书院和黄陂双凤亭连成一线，当作武汉国学游学线路向大家力推。

问津书院坐落在新洲道观河一带，是武汉市保存至今的唯一一座孔庙，每年春秋两季举行两次祭孔仪式。今年8月初，还有一批汉服队伍前往拜谒。

相传2500年前，周游列国的孔子一行，离开“叶公好龙”的叶地，前往蔡国的途中，途经大别山下楚国境内。遇见“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尔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问津，问出长沮对于圣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理解，问出桀溺对于圣人“明知不可为强为之”的精神疑惑。而无论理解还是疑惑，都是不道“津”在何处，只顾着是“耰而不辍”。

一个叫陈继国的中年农民告诉我，这两个人被孔子教化，都做了孔子的学生。所以问津书院里还有这两个武汉学生的“隐士祠”。

后人对于“问津”圣迹，多有研究考证；对于“问津”内涵，更有浩如烟海的探索钻研。我所感兴趣的，是远在大海边边曲阜的孔子，千里迢迢的十年游历之中，竟然还有足迹留在了当时还是荒莽蛮榛的楚地，而且就在我们身边。

小车在新洲区领导的导引下，沿着道观河，过四合庄，朝着老街的方向，挨挨擦擦的从一条老旧的小路蜿蜒进去，先到了一个小坡坡下。

“孔子河。”

王新英摄影孔子河

一条充其量只够沟渠规模的小溪流，在深草掩盖之中。流淌了2500多年，还在不歇的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家园的滋润，这本身，仅仅就自然而言，就是一个奇迹，一个圣迹。

孔子河畔，石岸低处，掩藏着一块千年的红砂摩崖石刻，上有两个字：“坐石”。一块让子路问路，自己坐于其上的石头。如果不是当地领导指点，可能就完全忽略过去了。

王新英摄影“坐石处”

前行十数步，上得一土丘（即孔子山）之上，看见一个貌似寻常院落门前的老栗子树。挂满了沉甸甸的绿毛果实的栗子树身后，问津书院颓败荒凉如同一座野地荒寺，突兀在眼前。

王新英摄影：无法高兴

栗子树旁，一座白色的孔子立像披红挂彩，像一尊佛像一样的摆在树底下，站在很窄的土路边。忽略过去，太别扭了。

书院门口，散放着两块石碑，至少是清代的文物。领导说。叶金生08年来作调研，要求江汉大学把这里作为武汉国学研究基地。地方上花了30万元做了一个开发规划。于是，就张罗着在湾子里收罗散失的疏远的文物。没有时间细看，还没有搞懂是什么碑刻。



踏上两层石阶，进得院内，有复道于顶，复道上是一座可以容纳500人左右的大讲堂；讲堂对面是一座大殿，叫作“大成殿”；两边庑廊长长，有边殿围拱。







除了“大成殿”弄得像有点香火的道观外，其他地方像很久没有使用的柴房，一间一间的，数十间房屋，很有规模，真是可惜了。

想起小发在祁家湾惨淡经营那一幢幢的平房农舍，创办“子贡书院”的筚路蓝缕；德义四外奔走，希望找一面山临水之地创办“德义书院”的宏愿遗址不得以偿，越发唏嘘“可惜了啊！”

看管书院的是一位老太太，原来是她的老伴看守，已经去世了。现在是她的儿子们在这里轮流看守。这一家人姓陈。

王新英摄影：沙月调研



老婆婆说，每年农历三月初一和八月二十七，当地人都会涌到这里来，做会。

做什么会？

拜祭孔子，祈求升学发财。

问津书院里，无人讲经，无人读书，倒像是个庙宇一般！

08年慷慨花费30万元做的规划呢？一张纸而已。

“我们新洲没有资金，哪里能够做什么呢？”

到过岳麓书院，知道我这里的问津书院与之齐名，另有白鹿书院和东林书院比肩，号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这问津书院蓬头垢面，哪里有一星半点“四大书院”的神采风韵？

传说，西汉时期，孔子山下的农民挖掘出一块古碑，上以秦隶镌刻有“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八个大字。当时，淮安王刘安命令在孔子山下孔子河畔建造了一座问津亭，将这“问津碑”立于其间。同时，在亭子附近择地，修建孔庙，设立私学；宋代末年龙仁夫在此讲学，是为“问津书院”。
我在一扇旧木门的后面，看到了这块历经2500多年依然清晰的古碑。木门很沧桑，古碑更其沧桑。



据君恒教授考证，这“问津书院”直到现在，也还是湖北省最大的孔庙和古书院。

几经荒废之后，流传到如今的旧址，依稀可见明代建筑风格，可知，明代重修问津书院，追慕先贤。
陈继国说，这里的人都记得，一个姓汪的人。清代一个汪姓的读书人做官回乡，捐资修葺，还修建了书院外的“孔叹桥”。




孔叹桥四墩一桥。桥墩像量夹具的尺，格外别致；桥面由五条花岗岩巨石搁成。陈继国说，这是五位大力士肩扛过来的，每一条巨石有一千斤。几百年过去了，这道桥还是显得非常坚固。不远处，有一座刚刚建造了三年的新桥，几个农妇在桥下洗衣服。修那座新桥，是为了保护旧桥，所有机动车只准在新桥通过。




走过新桥，再到“坐石”之上，左前方一片葱笼，那是长沮畈；右前方亦是葱茏苍翠，那是桀溺冲。







山川依旧，伊人何方？圣人也罢，隐士也罢，常人也罢，孔子河畔一抔土而已而已。

只是这“问津精神”光耀千秋，让这些圣人、隐士、常人拂去历史风尘，在今人的精神园地里，与我们促膝恳谈。

走在最后，意犹未尽。什么时候，“问津书院”这块璞玉，能够在大武汉的问津之下，为武汉锦上添花呢？
归途中，凑出竹枝词一调，但是修改再三，还是难于拿出手。先贴在这里再说吧。

荒津古畈秋声寥，铎舞传薪叹路遥。

多少残编随日落，垂阴断壁绿芭蕉。

（2011年9月27日修改）

  王新英摄影：沙月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