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独到精准的文学理论批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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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独到精准的文学理论批评视角——论刘铁群文学研究及其批评特点
2012年11月14日
来源：
张利群
　　刘铁群是近年来在学术界与批评界颇为活跃的青年学者、女性批评家，至今已经发表了4部著作以及50多篇论文与评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人其作似乎可以套上那句老话“文如其人”，不仅因其作如同其人那样精致漂亮，而且因其人如同其作那样生动鲜活；但似乎也不完全尽然，其人其作还给人留下外柔内刚的深刻印象，更多的表现出其人作为学者、教授更为内在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涵，凸显其作的学术品质及其文学研究特点与批评风格。
　　总观刘铁群所发表的成果，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她独到精准的文学理论批评视角，形成其文学研究及其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可从三方面，也可以说从其三个研究视角加以分析。
　　一、“双性解放”：突破女性主义的理论创新研究视角
　　作为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时期成长起来的刘铁群，连续跨越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学习阶段后又迅速成为大学教授，从学生到教授的华丽转身注定她学院派文化身份的确立，也注定其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身份在她关注文学现实的同时注重对理论方法的选择。在其研究视域与专业领域中的百年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都伴随着此起彼伏的西方思潮和形形色色的新理论，或许是因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兴起与活跃，或许是因为女性身份的特殊敏感，或许是其理论选择的需要与兴趣，刘铁群选择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方法。女性主义是伴随着中国现实需要以及妇女运动、妇女解放进入中国的，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文艺、教育等领域，尤其在文学及其文学研究领域影响颇大，并且还在突破与超越中不断发展。刘铁群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并非简单紧跟潮流，与一般女性主义不同的研究特点在于：
　　其一，将女性主义放在百年中西文学碰撞、交流的世界性视域和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与现实的整体观视域中定位。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将西方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引入中国，在“拿来主义”与“文化过滤”中将其“中国化”；另一方面也在古今中外文化交流与资源整合中形成中国特色。与上世纪初五四文学主要吸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思潮不同，新时期文学在上世纪末主要引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中改变了中国文学发展格局，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视域的扩展，女性主义被率先纳入其中。女性主义因其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丰富内容，无疑是影响最大最深的思潮之一，尤其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禁锢与社会主义进程人的解放所形成的复杂矛盾语境下，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发展艰难曲折，复杂矛盾，需要理论批评确立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视角，更需要建构先进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以更好引导女性文学正确发展，将激情感性转化为学术理性，推动女性主义转向性别批评，改变目前女性主义发展困境。刘铁群认为：“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性别视角曾经长期被遮蔽、被忽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引入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起和学科化，性别视角才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并显示出巨大的活力。”[①]她以杨丽达的小说《桃花塘记》评论“寻找女人的桃花源”为题，阐明蕴含在女性“乌托邦”理想主义背后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解花雨和青娥在抵制父权制文化规范，拯救自我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解花雨患了抑郁症，青娥陷入疯狂。然而，患抑郁症和发疯不仅是解花雨和青娥反抗的结果，也是她们反抗的一种具体方式。”[②]以理想追求与现实反抗双重视角揭示了女性主义内在矛盾与困惑。因此，确立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性别批评视角不仅具有弥补女性主义缺陷、扩大女性主义视域、填补文学研究的性别批评视角空缺、凸显女性意识及其性别意识以更好推动文学发展意义，而且在于以性别研究视角强化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学理性，改变女性主义研究及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格局。
　　其二，将女性主义放置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反思的语境下认识，有利于厘清西方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性别批评的发展历程脉络和提升过程逻辑。女性主义不仅需要采取解构主义策略激烈批判父权制、夫权制及其男权中心论；而且也需要在自我认识与反思、反省过程中提升自身素质，在提高女性意识过程中更为强化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她认为：“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女性意识，唤醒女性反省自我、寻找自我，认识自我，最终成为自我(一个有主体性的独立的人)。这就决定了女性文学研究者在批判、解构男权文化的过程中必然强调女性经验，张扬女性主体意识。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也离不开性别视角的运用。”[③]从这一角度而论，女性主义反思自我与批判男权主义同样重要。性别批评超越和突破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女性主义往往从女性立场出发，相对于女权主义设置男权主义、女性主义设置男性主义对立立场，容易将男性等同于父权制及男权中心论，使女性与男性对立起来。性别批评设置性别立场和性别视角，无疑突破和超越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单边视角，在“双性同体”、 双性和谐、双性交流中扩大女性主义的性别批评视角。从另一角度而言，女性主义也具有复杂性与矛盾性，通过性别批评视角透视女性观念中的复杂矛盾性会更有利于强化女性自觉意识。如《鸳鸯蝴蝶派作家女性观念》一文的分析就不仅仅局限于鸳鸯蝴蝶派作家表现或如何表现女性观念上，而是更为深入分析其女性观念的复杂矛盾性。她指出：一是表现在“很多鸳鸯蝴蝶派在塑造女性形象时都明显地流露出自己的创作意图，然而，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却常常偏离了作家的创作意图”；二是“鸳鸯蝴蝶派女性观念的复杂性还体现在鸳鸯蝴蝶派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与作者、编者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三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女性观念的复杂性与鸳鸯蝴蝶派作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密切相关”[④]。对这些女性观念的复杂矛盾性的揭示与评判无疑强化了性别批评开掘的思想深度。
　　其三，将女性解放放置在“双性解放”的人类解放高度来理解。妇女解放是衡量人类解放的标尺，妇女解放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说标志着人类解放的程度，因此在推进女性解放的同时必须推进男性解放，女性解放进程有赖于人类解放进程。依据性别批评的“双性同体” 理论，刘铁群提出“走向‘双性解放’”的观点。她认为：“男性在历史与现实中生存真相表明，男性和女性同样需要解放，男性解放和女性解放的任务同样艰巨。我们提出应该关注男性和男性解放，并不意味着遮蔽、消解女性解放，相反是为了使女性更好地走向解放。在女性走向解放的历程中，男性解放是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忽视或无视男性解放，女性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这比之某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所主张的女性解放而言，不仅辩证合理，而且切实可行，可谓是对性别视角的开拓和对女性主义的超越。
　　刘铁群将其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与中国文学现实实践结合，以性别研究视角拓展文学批评空间。研究女性主义并非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更好解决文学现实实践中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将西方女性主义中国化，建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及其性别批评理论，开拓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空间；另一方面是将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实践，关键在于建构性别批评，通过批评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刘铁群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夯实现当代文学专业理论基础，也是为了更好落实于文学批评实践中，扩大研究视角，打好理论基础，寻找学理依据。相对于一般批评者而言，刘铁群的作家作品评论较多运用性别批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不仅使其批评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和学术含量，而且也使其批评方向和评价取向十分明确和稳定，构成其批评特点和风格。这固然与其女性身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其扎实的理论基础、开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审美感悟有关，有着独特精到的阅读体验和细腻入微的评论风格，或许这也是性别批评在女性批评家自身上的一种践行。
　　二、《礼拜六》市民文学定位：独到的文学研究视角
　　上世纪末文坛兴起“重写文学史”思潮，带有对“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还原历史真相、重建价值评价取向以及解构主义色彩，尤其对林语堂、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张爱玲、金庸等过去被边缘化或灰色化的作家作品予以重新认识和评价，力图给予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准确定位。“重写文学史”思潮过后，更多的研究者开始着眼于更为冷静理性的学术研究，包括文学史资料与文献研究、文学史现象研究、文学报刊出版传媒研究、文学史观与文学史论研究等，这无疑具有文学史研究深化和拓展意义。
　　刘铁群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对准了过去颇招非议、现在仍有争议的上世纪初影响颇大的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研究上，这需要有大胆探索的勇气，更需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专著《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礼拜六>杂志研究》，发表系列论文《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礼拜六>作家群的生态与心态》、《<礼拜六>：民初市民文学期刊的代表作》等，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其专著可谓对《礼拜六》杂志及其礼拜六派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民初市民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之作。这部专著以及这些系列相关论文可以说是她在学术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的代表作，也是她在其所属专业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突出成果。就其研究视角而论，刘铁群这部著作及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意义在于：
　　其一，以学术研究视角公正评价《礼拜六》杂志及其礼拜六派的市民文学地位与文学史意义。对于《礼拜六》杂志及其礼拜六派以及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在当时就颇有非议，将其作为与新文学对立的反面而加以批判，此后的现代文学史也将其全盘否定，甚至视为抗拒新文学思潮的逆流。而在新时期“重写文学史”潮流中则以拨乱反正和解构主义方式对其重新评价，但却又带有某些矫枉过正的“翻案”所致的意识形态色彩而缺乏足够的学理性。她认为文学史研究及其文学流派研究应该遵循学术原则和历史规律，应该给予《礼拜六》杂志及其礼拜六派以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她指出：“对于这样一份重要的杂志，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是忽视它的存在就是简单地把它当作批判的靶子，使人们无法了解《礼拜六》的真实风貌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基于这一现状，本文分别对《礼拜六》前百期、后百期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希望能揭示这一杂志的真实面貌并引起学术界对《礼拜六》的关注和研究。”[⑤]基于学术研究视域，刘铁群的评价与观点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公正和辩证的，她既不盲从别人的观点，又能够依据事实材料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其导师吴福辉在该书《序言》中概括刘铁群与众不同的认识，“所以它的结论是：《礼拜六》自然不是‘现代逆流’，但也不充满‘被压抑的现代性’，它并不单纯是为向现代的‘过渡’而存在，甚至也不是‘同路人’! ”[⑥]在形形色色的各种观点及其评价中她的观点既能独树一帜，又更为准确精到，“《礼拜六》杂志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新文学铺路搭桥，它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五四新文学的前奏或过渡到五四新文学的文学现象。《礼拜六》杂志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敌对，也不是同路，他们是两个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学分支。《礼拜六》杂志是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它选择了市民社会和市民读者，满足了民初市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推动了市民文学向前发展，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能用五四新文学的标准进行衡量”[⑦]由此可见，不能简单将《礼拜六》杂志及其礼拜六派视为与新文学对立的旧文学，也不能以新文学作为评价标准衡量其它文学形态，将《礼拜六》杂志及其礼拜六派定位于未成型现代都市的、满足市民消费需求的、带有现代时尚特点和娱乐色彩的市民文学，是言之成理、论之有据的。
　　其二，从文献学和方法论角度体现出重视史料资源的良好学风。当下学界存在浮躁空泛的不良风气，尤其表现在论点缺乏论据、论证缺失材料上，导致主观臆断、学术失范的弊端。因此，重建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资料学以及方法论十分必要，现代文学研究更需要充分发掘利用史实史料，只有夯实文献资料基础才能立足学术研究领域。刘铁群的《礼拜六》研究从学术视角首先确立这一研究对象的历史事实，基于史实材料与当时特定语境而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然后作出公平公正的评价，最后才确立自己的观点和目的。这一研究路径和方法论是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方法论的。她在该书《结语》中谈到：“文学杂志本身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存在，要深入研究一份文学杂志，不仅要考察它登载的作品，还要探究它的背景、诞生、运行以及它的编者、作者等多方面的因素。基于这一考虑，本书将民国初年的《礼拜六》杂志放在‘杂志—都市—市民—文学’的结构中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⑧]也就是说从杂志存在生存的现象状态入手，以文献资料和历史事实为基础，将其放在当时未成型都市社会语境中整体考察，确定其杂志的编者、作者、读者文化身份构成以及大众媒介传播接受效果，还原其作为市民文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吴福辉也提到：“我还记得，当她的论文写作正值紧张的时间，两百期的《礼拜六》杂志刚刚读完，到苏州、上海访学一圈搜集材料回来，开始酝酿论文提纲了，交谈中我问她有什么心得，刘铁群回答说：我怎么觉得后一百期《礼拜六》的现代性，比起前一百期来不但没有进步，总体上反倒退步了呢？ 我看现代性这东西不是直线看涨的，礼拜六派也不是直线发展的。”[⑨]这说明，刘铁群的《礼拜六》研究是建立在大量材料基础上的，通过研读、梳理、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这样才能保证鲜活感性与科学理性的统一，由此才能保障判断评价的准确性。
　　其三，从《礼拜六》杂志市民文化传播视角阐发媒介在社会及其文学中的重要作用。现代文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转型期大众媒介兴起，改变了传统文学创作和接受方式，建立了依赖于科技工具与信息传播的文学新型生产、传播、接受、流传方式，导致文学自身的变革和转型。从这一角度而言，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当时兴起的文学期刊、报纸、出版、电信等新媒介与新型传播方式密切相关。新时期以来学界对长期建立起的现代文学研究模式有所突破，越来越重视过去被忽略或被边缘化的“文学制度”、“文学界”、“文学场”以及文学媒介及其传播的研究，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从而扩展了视域与领域。刘铁群的《礼拜六》研究也可谓这一思潮的推动者，她确立研究对象为《礼拜六》杂志，不仅阐释了这一杂志媒介在文学运动、流派、活动中的作用，而且也论证杂志媒介既具有传播、传承功能作用，又具有策划、生产、培育功能作用，体现出文学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她谈到：“1911年至1928年之间出现的市民文学期刊的实际数量应该远远超出100种。况且在这些文学期刊之外，还有大量的以登载市民文学为主的小报(如《晶报》、《小日报》、《天韵》、《最小报》、《金刚钻报》等)和大报副刊(如《申报》副刊《自由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时报》副刊《余兴》等)。”这仅仅是市民文学期刊数量，文学期刊数量无疑远远超出这一规模，既说明当时文学媒介发展状况，又说明当时文学繁荣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刊物通过策划、生产、销售、传播构成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办刊宗旨和价值取向在一定意义上主导文学发展方向，影响作家创作与读者接受，形成一定范围的作家群和读者群，也形成一定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在《礼拜六》杂志基础上形成礼拜六派，显然影响意义大大超越了杂志及其传播媒介的意义。据此说明，她将《礼拜六》杂志放在‘杂志—都市—市民—文学’的结构中分析的立足点是作为现代媒介和传播方式的“杂志”，《礼拜六》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作用与意义也在于此，由此可见《礼拜六》研究应该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前瞻性和前沿性的。                                
　　三、文学桂军崛起：关注区域文学发展的批评视角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的广西人，刘铁群虽然曾在兰州大学、河南大学求学，但博士毕业后还是义无返顾地回到本科所在母校的广西师范大学工作，将她的研究视角既着眼于学术前沿的“顶天”，又着手于广西文学建设发展的“立地”，以“顶天立地”的方式扩大了她的学术视域与研究领域，可谓立足广西，走向全国，放眼世界。她能够将大学训练培养起来的理论知识运用于文学现实实践中，体现出鲜明的学院派特色；又能够立足于文学实践创造不断丰富完善理论批评素质能力，体现出独到鲜活的女性批评家特点。在高校工作中，她将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服务社会四项职能几乎完美统一起来，以其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特有的感性与理性结合的方式聚焦在文学桂军崛起上。
　　广西地处沿边沿海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有着百越文化、西瓯文化、岭南文化、粤西文化、八桂文化的辉煌，也有“岭西五家”、“杉湖十子”、“临桂词派”等晚清粤西文学崛起，还有“布洛陀”“密洛陀”民族史诗、“刘三姐”传说故事、“侗族大歌”等民族民间文学优秀传统。新时期以来曾一度处于边缘和冷落的广西文学抓住机遇跨越发展，异军突起，以东西、鬼子、李冯“文坛三剑客”为代表的文学桂军崛起令文坛刮目相看，取得连续两届鲁迅文学奖及其它全国性文学大奖的好成绩。刘铁群迅速将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关注点聚焦正在身边发生的文学现象及其活动，成为推动文学桂军崛起的文学理论批评桂军中的一员。
　　其一，积极投身于文学桂军行动中，通过文学批评为文学桂军崛起推波助澜。刘铁群积极参与各种方式的广西作家作品研讨会、创作笔会、文学讲座、文学沙龙、青年作家讲习班、评论家研究班以及调研采风等活动，发表自己对文学桂军队伍建设与赶超跨越的认识和建议，为广西文学发展出谋献策；同时也积极撰写评论文章，对广西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和评论。近年来，刘铁群评论过的广西本土作家作品可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主要有黄继树、许敏岐、冯艺、雷熹平、龚桂华、杨映川、黄咏梅、王咏、盘文波、刘春、杨丽达、刘永娟、邓丽华、伍维平等。其作家作品评论，能以独到敏锐的女性视角深入剖析对象的细腻鲜活的情感细节与深层心理悸动，又能够凭借其扎实深厚的专业理论功底和素质，更好揭示批评对象的内在蕴含与深刻意义。尤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评论不说大话、套话、空话、漂亮话，而是善于抓住细节与重点以凸显特点、亮点。如评论冯艺的散文，她以“沉思者的歌”为题，认为“在广西的散文创作领域，冯艺是成就突出又颇具个性的一位”[⑩]，也就是说“沉思”是其人其作突出鲜明的个性特点，并以“对已逝岁月的沉思”、“对生命、人性的沉思”、“对生态的沉思”三个评论视角将其“沉思”特点凸显出来，达到画龙点睛、一语中的的评价效果。同时，也善于从成绩优点之外发现欠缺与不足，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问题。如评论杨丽达小说《桃花塘记》时，在充分肯定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创新与特点后，也一针见血指出小说结尾的光明漂亮尾巴所形成的某些局限性，“结局的轻松和温馨显然影响了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影响了小说的深度”[11]，有利于作家进一步提高思想深度与创作水平。
　　其二，坚持不懈地进行“独秀作家群”研究，身体力行推动广西文学桂军人才培育与队伍建设。作为高校教师，刘铁群深知文学教育对于文学人才培育和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也深知文学理论批评桂军建设责任重大。广西文学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高校文学教育渠道，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与河池学院等高校成为文学摇篮。广西师范大学素以文科教育见长，长期以来形成“独秀作家群”传统，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家、批评家、理论家。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着力打造“独秀作家群”品牌，主要任务落实到刘铁群所在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刘铁群与学科同事一道，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资料收集、人物访谈、音像制作以及组织座谈会、研讨会等工作，撰写研究论文，出版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独秀作家群”丛书五本。为“独秀作家群”研究作出贡献，也为文学桂军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其三，持续不断进行“桂林文化城”研究，弘扬抗战文化及其文学传统。桂林在抗战期间云集全国各地文人学者，一度成为抗战文化、文学中心，被誉为“桂林文化城”，形成广西文学一个优良传统，至今对广西当代文坛还在发生持续影响。“桂林文化城”研究一直是刘铁群所在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之前已经出版“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等。近年来，学科又相继出版“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 刘铁群负责《桂林文化城散文研究》一书于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绪论”中，她勾勒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形成的背景、原因、状况、成就、意义，从散文创作成因而言，千余名作家聚集桂林，期刊280多种，还有不少数量报社、出版社、书店等，为散文创作提供良好条件。她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无意地成全了散文创作。经受战斗的洗礼，现代散文获得了丰收并且显示出特异的艺术光彩。桂林文化城的散文创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2]抗战题材与主题成为桂林文化城期间文学创作的主潮，该书概括的散文题材内容就有十类之多，几乎都与抗战文学有着直接或间接关联。具体到作家作品研究上，刘铁群对巴金当时在桂的散文创作成就以及风格特点作了准确评价：“当时的境遇遭际也造就了巴金独特的心态以及他作品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国家民族沉重灾难的降临，个人生活境遇的完全改变，现实生活困境的一再凸显，以及对当时国情的不断认识，使巴金的散文创作既结合了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又融合了个人对国家与民族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桂林文化城为代表的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个人体验、社会理想、审美情感和文学信仰等多方面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13]这一分析是精准的，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心态和情态，使巴金散文创作在其热情奔放、激越飞扬的个性风格特点中融入了国家民族同仇敌忾抗战的沉重之思与慷慨之气。
　　综上所述，刘铁群的文学研究及其文学批评已经逐步形成风格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作为学者，在所具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品质基础上，更增添大胆开拓、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作为青年批评家，在所具有的理论素质和评价能力基础上，更增添独到精准、善于发现的批评品质；作为女性作者，在所具有的细腻鲜活、敏锐独特的感性领悟与情感体验基础上，更增添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理性沉思。
　　注释：
　　[①] 刘铁群：《性别视角的开拓与双性解放》，载《职大学报》2006年第1期。
　　[②] 刘铁群：《寻找女人的桃花源——评杨丽达的小说<桃花塘记>》，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③] 刘铁群：《性别视角的开拓与双性解放》，载《职大学报》2006年第1期。
　　[④] 刘铁群：《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载《济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⑤] 刘铁群：《<礼拜六>：民初市民文学期刊的代表作》，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⑥] 吴福辉：《序言》，见刘铁群：《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礼拜六>杂志研究》，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 刘铁群：《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礼拜六>杂志研究》，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⑧] 刘铁群：《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礼拜六>杂志研究》，2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 吴福辉：《序言》，见刘铁群：《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礼拜六>杂志研究》，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⑩] 刘铁群：《沉思者的歌——论冯艺的散文》，载《梧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11] 刘铁群：《寻找女人的桃花源——评杨丽达的小说<桃花塘记>》，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2] 刘铁群：《桂林文化城散文研究》，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 刘铁群、宋扬：《穿越黑暗的飞翔——论巴金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散文创作》，载《东方丛刊》2008年第4期。
　　(张利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