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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晖:《小西门集》与“四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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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23 19:25:4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小西门集》与“四十八条”


            二0一一年五月,钟叔河先生《小西门集》在他曾任过总编辑的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书三十二开,布面精装,印数五千册,定价三十五元。作者在《小序》中说:“‘全世界最美的图书’的设计者南京朱赢椿君,曾表示愿为这册小书作整体设计,代理出版。惜‘天’不随人,未能如愿……这篇小序早已写成,并收入了《念楼序跋》,因时移事易,末节字句不能不稍微改易,读者鉴之”。翻开《小序》所说的《念楼序跋》第一百五十七页,《〈小西门集〉自序》尾注为:《小西门集》,二千零十年八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小西门集》还是《小西门集》,“时”由二0一0年八月“移”至二0一一年五月,出版单位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易”至岳麓书社,是什么原因导致该书出版“时移事易”呢?
           一九五七年,在《新湖南报》(《湖南日报》前身)工作,年仅二十七岁的钟叔河被定为“右派”。当年十月,报社反右办公室印了一本三十二开,一百二十八页,“内部材料,不得外传”的册子,名《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些关于自由、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的言论,就是被划为“右派”的证据。全文共分五部分,(一)关于自由,共九条;(二)关于民主,共八条;(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共七条;(四)关于党的领导,共八条;(五)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共九条;(六)关于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共七条,一共四十八条。对此言论,作者认为:这些乃是五十多年前一个二十几岁年轻人的看法,自不免幼稚肤浅,也肯定会有错误,但正如自己身上的伤疤,虽然难看,却抹不掉,因为它已经成为历史了(见《“错就错在要思想”》,第一百四十五页)。而这次出版的《小西门集》,《“错就错在要思想”》一文附录就有这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全文。而《小西门集》出版的“未能如愿 ” ,恰与这“四十八条”有关, 作者在赠予笔者的一幅本人照片的背面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小西门集》历经南京师大、江苏文艺、华东师大等出版社,开头都表示很愿出版,后来又都因为“五七年的四十八条”一文,认为大有妨碍,必须删改。我则认为文章虽可删改,历史则不能改,拒绝删改,于是都被退稿,只好拿回来在湖南出版了。”出版社要求“四十八条” “必须删改”,作者“拒绝删改”,结局只能是退稿了。
         再让我们看看“四十八条”,随便列出几条: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如果不准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反而要束缚人的思想。
在革命已经胜利,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多了,专政的职能交给少数专门机构掌握就行了,不必要当成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任务。否则的话专政就会扩大化,引起没有根据的镇压。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
          对于一个有知识的人来说,精神上的自由,有时比物质上的自由,来得更重要。
           理想的社会秩序,要靠道德来维持,不能靠纪律来维持。任何的强制,都不符合自由的精神。
           当时报社领导拿着这“四十八条”对钟说:你错就错在要思想------要胡思乱想,这还了得。及至一九七九年平反(一九七0年因“污蔑攻击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提前出狱后,一位老领导拿去看过,说:“你这四十八条,可以发表一下嘛!”,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人物》杂志《述往事,思来者》一文,刊出过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九条。
           江苏兴化书友姜晓铭在《积树居话书》(天地出版社二0一二年五月出版,定价二十八元)一篇《钟叔河题签〈小西门集〉》中说:《小西门集》书中还附录了不少难得一见的图片和史料,如《错就错在要思想》一文后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是不可多得的弥足珍贵的史料,而这书本身的出版过程更堪嗟叹。这位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韬奋出版奖”、“中国图书奖”获得者,著名的出版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方绪晓采访时说到“对当前的书刊出版可否谈一点看法”时,他的回答是:“我的理想,简单点说,就是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读书和写作。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也少有可读的书刊。现在的自由度,比起‘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时来,已经大得多了。令人不可理解同时又很沮丧的是,上级主管部门还没有那么严格,下面发稿和审读的人却总是先意承志,拼死命也要把关把得更严。比如,有些内容‘上头’并没说不允许出版,总编、社长、审读小组却要把好好的书稿‘毙’掉。比如我最近出版的《小西门集》,就在南京和上海的出版社里积压了两三年,最后还是被退了稿。”(载二0一0年九月二十五日《新京报》)“未能如愿”,“只好拿回来在湖南出版”的《小西门集》,尽管推迟了十个月,但终于出版了,广大读者终于看到了“成为历史”的“四十八条”,这是作者和读者在“嗟叹”之余都应倍感欣慰的。



            二0一一年五月,钟叔河先生《小西门集》在他曾任过总编辑的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书三十二开,布面精装,印数五千册,定价三十五元。作者在《小序》中说:“‘全世界最美的图书’的设计者南京朱赢椿君,曾表示愿为这册小书作整体设计,代理出版。惜‘天’不随人,未能如愿……这篇小序早已写成,并收入了《念楼序跋》,因时移事易,末节字句不能不稍微改易,读者鉴之”。翻开《小序》所说的《念楼序跋》第一百五十七页,《〈小西门集〉自序》尾注为:《小西门集》,二千零十年八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小西门集》还是《小西门集》,“时”由二0一0年八月“移”至二0一一年五月,出版单位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易”至岳麓书社,是什么原因导致该书出版“时移事易”呢?
           一九五七年,在《新湖南报》(《湖南日报》前身)工作,年仅二十七岁的钟叔河被定为“右派”。当年十月,报社反右办公室印了一本三十二开,一百二十八页,“内部材料,不得外传”的册子,名《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些关于自由、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的言论,就是被划为“右派”的证据。全文共分五部分,(一)关于自由,共九条;(二)关于民主,共八条;(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共七条;(四)关于党的领导,共八条;(五)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共九条;(六)关于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共七条,一共四十八条。对此言论,作者认为:这些乃是五十多年前一个二十几岁年轻人的看法,自不免幼稚肤浅,也肯定会有错误,但正如自己身上的伤疤,虽然难看,却抹不掉,因为它已经成为历史了(见《“错就错在要思想”》,第一百四十五页)。而这次出版的《小西门集》,《“错就错在要思想”》一文附录就有这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全文。而《小西门集》出版的“未能如愿 ” ,恰与这“四十八条”有关, 作者在赠予笔者的一幅本人照片的背面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小西门集》历经南京师大、江苏文艺、华东师大等出版社,开头都表示很愿出版,后来又都因为“五七年的四十八条”一文,认为大有妨碍,必须删改。我则认为文章虽可删改,历史则不能改,拒绝删改,于是都被退稿,只好拿回来在湖南出版了。”出版社要求“四十八条” “必须删改”,作者“拒绝删改”,结局只能是退稿了。
         再让我们看看“四十八条”,随便列出几条: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如果不准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反而要束缚人的思想。
在革命已经胜利,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多了,专政的职能交给少数专门机构掌握就行了,不必要当成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任务。否则的话专政就会扩大化,引起没有根据的镇压。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
          对于一个有知识的人来说,精神上的自由,有时比物质上的自由,来得更重要。
           理想的社会秩序,要靠道德来维持,不能靠纪律来维持。任何的强制,都不符合自由的精神。
           当时报社领导拿着这“四十八条”对钟说:你错就错在要思想------要胡思乱想,这还了得。及至一九七九年平反(一九七0年因“污蔑攻击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提前出狱后,一位老领导拿去看过,说:“你这四十八条,可以发表一下嘛!”,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人物》杂志《述往事,思来者》一文,刊出过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九条。
           江苏兴化书友姜晓铭在《积树居话书》(天地出版社二0一二年五月出版,定价二十八元)一篇《钟叔河题签〈小西门集〉》中说:《小西门集》书中还附录了不少难得一见的图片和史料,如《错就错在要思想》一文后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是不可多得的弥足珍贵的史料,而这书本身的出版过程更堪嗟叹。这位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韬奋出版奖”、“中国图书奖”获得者,著名的出版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方绪晓采访时说到“对当前的书刊出版可否谈一点看法”时,他的回答是:“我的理想,简单点说,就是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读书和写作。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也少有可读的书刊。现在的自由度,比起‘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时来,已经大得多了。令人不可理解同时又很沮丧的是,上级主管部门还没有那么严格,下面发稿和审读的人却总是先意承志,拼死命也要把关把得更严。比如,有些内容‘上头’并没说不允许出版,总编、社长、审读小组却要把好好的书稿‘毙’掉。比如我最近出版的《小西门集》,就在南京和上海的出版社里积压了两三年,最后还是被退了稿。”(载二0一0年九月二十五日《新京报》)“未能如愿”,“只好拿回来在湖南出版”的《小西门集》,尽管推迟了十个月,但终于出版了,广大读者终于看到了“成为历史”的“四十八条”,这是作者和读者在“嗟叹”之余都应倍感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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