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一个八国联军后裔

教师之友网

邂逅一个八国联军后裔
－－作者：徐星
在法国内地，在一个陌生的法国老头家里，发现了一些古老的中国物件。
2000年9月，我在法国南方滨海以一个电影节著称的小城——南特市旅行，寄住在一个娶了法国女人的德国朋友家里。一天，朋友夫妻应邀参加一个晚会，我是他家的客人，也在被邀之列。
聚会在花园里举行，黄昏时分，几个壮汉缓缓转动着烤肉架上的把手，一只尸首分家、羊头已不知道去向的整羊在通红的炭火上烤着，在一片从海边涌到花园上空通红的火烧云下，羊看起来在受着双重的煎熬。参加聚会的人们手里拿着酒杯三三两两聊天，一群孩子们跑来跑去，一会儿为了一条蚯蚓、一会儿为了一点别的什么小事儿喊叫，有一个叫让·巴蒂斯塔的漂亮小男孩儿，显得非常活跃，是孩子们的头儿。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是他的姐姐。
这是一个女主人为自己大学毕业的儿子举行的晚会。我不会说法语，只能埋头喝酒，又是啤酒又是香槟，加上红酒白兰地，一会儿就喝得站立不稳。我突然觉得兴致勃勃，就开始给花园里那群以巴蒂斯塔为首的孩子们变变小魔术，用这些小魔术，我很快和所有的孩子们成了不用语言交流的好朋友。孩子就是孩子，我变完最后一个魔术，把所用的一枚硬币顺势送给了巴蒂斯塔，他对着硬币上的天安门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庄重地揣起来，说了声谢谢跑开，剩下我醉醺醺的一个人。我手里拿着他塞给我的一个球，落寞地站在那儿。
这时，一个个子不高，留着一圈花白连鬓胡子的老人向我走来。他对我急急忙忙地说了几句什么，显然已经完全醉了。以他的年纪来说，实在是不应该喝这么多。我一脸茫然，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我的德国朋友，一个像我一样的自由职业者——他为各种舞台表演做舞台装置。作为德国人，他显得自由自在粗犷豪放，不拘小节，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相识时间不长，但已经成了可以一起谈论女人屁股的朋友。他有着一般德国男人的发达肌肉，身材高大眼睛碧蓝。他走过来试图帮我，但他基本上算是个体力劳动者，肯定没受到过翻译的训练，他挥动着骨节粗大的手试图用德语让我懂老人说了什么。不知为什么，老人对他的法语不满意，改用英语，他的英语很吃力，但是对于一个法国老人来说这很难得：“你是中国人吗？请来我家，我给你看一些东西……”
我犹豫不决，无法判断他的真实意图，另外我应邀到这家作客，却到那家去打尖，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说得过去。
“我家就在隔壁。”老头又诚恳邀请我。在朋友夫妻的鼓励下，我决定去看看，看看他到底要给我看什么东西。
我头晕脑胀地跟着他到了隔壁。他拿出钥匙开门，手抖个不停。打开门，开了灯，可是屋里的光线还是很昏暗，他请我坐下，然后走到一个柜子前蹲下找东西。我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打量他的房子，房里很整洁，但是墙纸很陈旧，不知道为什么，整个房间里的陈设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衰老的味道，大概是因为房子里没有任何亮色的家具，也没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
靠墙正面立着一个欧洲古典式大柜子，我一进房子就无法不看到，因为它摆放的方式有点儿像中国的中堂。透过柜子的玻璃门，里面陈设的东西让我的酒醒了一大半：一幅一米见方的黄色丝绸，上面绣着几条龙，有的龙被拦腰剪断，丝绸下面放着香包，鼻烟壶，小银元宝，茶壶茶碗，象牙筷子，残缺不全的山水画儿，旱烟袋，清军军官的帽子，法国军队的军功勋章等一大堆东西。最让我吃惊的是，柜子里居然还有一个因为年代久远而已经完全变成黑颜色的民间玩具空竹，老头哗啦啦打开了大柜子的几层抽屉，里面居然满满当当放满了刀剑匕首等冷兵器，我一件件拿着看，全部是中国兵器，有的刀钢质量非常好，居然一点儿不锈，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在法国内地，在一个陌生的法国老头家里发现这些古老的中国物件，我不知所措，时空错位。正诧异间，老头向我走过来了，跟他现在手里捧着的东西相比较，我刚才的吃惊真不算什么了，他拿着一本相册，伏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页一页地翻给我看，相册的第一页夹着一封信，黄色的丝绸信封，正面写着法国的地址和收件人姓名，我只看懂了“De China”（寄自中国）几个字。经过老头允许，我翻过背面，一个红色的火漆，我抽出信件，文字很清楚，可我一个字都不懂，落款是“De Pikan”。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信封和那块悬挂着的黄丝绸都是所谓的“明黄”，是中国皇家才有权使用的颜色。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中国，所以老头才执意请我来他家，是想让我看看他家的中国东西。
老头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是他爷爷1900年从北京带回来的。
接着，老头给我翻看这些照片，指给我看照片上一个军官着装的中年人，他也是一把连鬓胡子，双手拄着军刀。老头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他爷爷。以后的每一张照片上都有这个人，有的是和别的法国军人的合影，有的是个人，所有照片上的人都是手持武器的军人，老头的爷爷总是在照片的中心位置，看得出他当时的显要地位。照片的背景都是北京，大部分是在故宫里面，有几张好像是在颐和园，全部照片上的法国军人的表情都有种夸张出来的得意，舞刀弄枪的。
老头慢吞吞地一页页翻动着那些照片，有一张照片的内容是一群手持武器的西方军人围着一个尸首已经分离的中国人尸体，用那种大木匣子式的、带着木头三角架的照相机在拍照；还有一张照片的内容是几个被砍下的人头，用长辫子系在一起，挂在城墙上；还有九龙壁前一群当兵的架着机枪趴在地上，老头的爷爷站在中间拿着手枪做射击状；还有在故宫御花园的假山上，还有白塔寺、东岳庙、宣武门的天主教堂、东便门。
所有的照片中都有人物，但是人物除了法国军人以外，几乎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一到两个中国人，这些人肯定不是皇宫里的太监，因为他们是平民着装，这些人没有帽子，拖着长辫子，裹着长及膝盖的大布褂，手里也都拿着或弓或刀的兵器，和照片上架着机关枪的法国士兵比，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对照。这些中国人都被分配到合影人群的边上或站或盘腿坐着，表情木讷。他们在这些法国军人中的角色让我费解，因为他们不是穿清兵的制衣而都是民间的衣服，他们不是军人可手里却拿着武器，和法国军队对照鲜明的是——他们的武器都是冷兵器，一个中国人张弓搭箭站在边儿上一个最不重要的位置，中心位置是一排拿着长枪做战斗姿势的法国人，一个法国士兵架着机枪趴在地上……
老头指着另一张相较而言新一点儿的照片上的人物说，这个人就是他爷爷。这个八国联军的爷爷，和在北京时对比，已是老态龙钟，戴着一顶黑礼帽，一只手牵着一只大狗，另一只手拄着一把猎枪，坐在一个山顶上，目光严峻，符合那个时代的殖民主义者眼光特征。这张照片拍摄于五十年代，就是说这个“爷爷”活到了五十年代。
我正好带着一个小的数码摄像机，经过允许，对着那些东西和老照片拍了十几分钟录像。光线不好，我的摄像机质量又不高，显得力不从心。
又聊了些别的：老头和他八国联军军官的爷爷一样有着非凡的冒险精神，他拿出自己的照片给我看，他年轻时曾是法国第一代伞降摄影师，老头很骄傲的说，那个时候从事这种职业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心里想的是，这职业尽管不一般，可和他那非凡的爷爷比起来可太一般了。
在这家做客，却跑到邻家猎奇，总让我感觉不太礼貌。我起身告别，老头特意告诉我，那块一米见方的“明黄”丝绸是一件衣服的袖子，是慈禧太后的一件衣服，被几个军人分割了，他爷爷分到了一只袖子。
回到主人家的花园里，晚会还在继续，孩子们又围上来，让我继续给他们变戏法。可惜我已经没有戏法可变，把戏已经通通用光。
回国以后，那堆中国物件，那些照片，老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感觉就像有点儿什么事儿没弄完。它们虽然不算太古老，可能并没有什么博物馆价值，但对我来说能如此近距离的看到，并且能拿在手里把玩，毕竟也是生平中的第一回。
闲着没事我就翻出那盘录像带看看，不断臆想一些故事，比如那只已经变黑了的空竹，是宫廷里的太监们玩儿的吧？或者北京胡同里的小孩儿正在抖空竹，见到洋鬼子来了，吓得半死，扔下空竹就跑了？可是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时候，哪还有如此大胆的小孩儿敢在胡同里抖空竹？
我再推翻自己，编一个悲情电影在自己的脑子放给自己看：一个穷孩子，被送进宫里当太监，净身后送进宫里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的妈塞给他平时里最爱玩儿的玩意儿，其中就有这只空竹，而这个小孩儿正是这条胡同里的空竹大王。后来小孩儿进了宫，当上伺候妃子的跟班，落寞无奈的妃子整天跟这个小太监抖空竹玩解闷儿。后来洋鬼子来了，小太监跟着妃子逃出宫，再后来鬼子走了，妃子领着小太监不知道从哪儿回来了，妃子的首饰衣服什么的都没了，小太监的空竹也没了，都被鬼子拿走了……然后过了一百多年，空竹就在这鬼子的后代家里的大柜子里当装饰品。
因为老就着这些东西胡思乱想，我突然意识到它们其实已经深深的吸引了我。以后又去过两次欧洲参加活动，也曾路过法国，但是因为时间和日程安排无所作为，直到三年后，我应出版社邀请参加我的新书发行式再去法国，活动正式开始前一个星期没有安排活动，让我休息。我想起了那堆东西和老照片，为这事儿，在巴黎给我的德国朋友打了个电话，可他并不直接认识三年前那天晚上请我们去他家的醉老头，于是又打了电话问那天晚会的女主人，才知道老头已经死了，现在是他的孙子，老照片主人公孙子的孙子住在这个房子里。德国朋友又通过那天晚会女主人帮我问了孙子的孙子，说是如果我感兴趣可以再来看这些东西，也可以拍。
我犹豫了很长时间，因为这花费可不低。好，再想一个办法，咬咬牙花钱给中央电视台管记录片的部门打个国际长途电话，看看他们能不能感兴趣，我拍了以后可以跟他们共享这些资料，只要他们给我付从巴黎到那里的路费就行了。我想的挺好，可人家不感兴趣。我在北京时间上午打了一次，接电话的说是不懂咋回事，让下午再打，下午再打过去，有人懂了，但是“不了解都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有什么价值，不知道能用来做什么”。放下电话仔细一想，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理解人家的不感兴趣，大家忙的可都是正事啊。
我和一个法国朋友借了一个专业一点儿的摄像机，和孙子的孙子约了几次时间，总算约准了他什么时候在家，知道了我从几点到几点可以拍摄，买票就去了。欧洲特快，五个小时到了。
我的德国朋友开车来车站接我，把车直接开到孙子的孙子家，开门的是一个姑娘，一看，认识！这不是让·巴蒂斯塔的姐姐吗？
进屋一看，房子粉刷过了，和我三年前在这儿的时候大不一样，窗明几净生机勃勃，男女主人相继从楼上下来，比我想像的友好多了，尤其是女主人，长着一双活泼的眼睛，所以显得表情很生动，很热情的招呼我。
这时居然出现了一个老熟人让·巴蒂斯塔，原来是孙子的孙子的儿子，长高了，长大了，脸也可以隐约看出一些少年人的棱角。他还认识我，记得我把一元中国硬币往腿上一磕就没了的戏法儿。
寒暄以后，支上摄像机开拍，人家给我的时间可不是多得用不过来，先拍了那些照片，然后再拍实物，我三年前看到的那些中国东西，是庄重地陈列在这房子最醒目的地方，类似于中国人的中堂那部分地位，可现在都集中在几个大卡通纸箱里，搬动起来时，响动哗啦哗啦的。
让我奇怪的是这家人，缺了两代人，缺了两个爸爸，一个是八国联军军官的儿子，醉酒老头的父亲，一个是醉酒老头的儿子，现在这家人的父亲，巴蒂斯塔的爷爷。后来我闲来无事给这家人列了一个家谱，按照年代罗列，仍是一笔不得其解的糊涂帐：
1900年在北京找空竹的法国胡子军官：从照片上看，姑且算作那年他三十五岁，那他应该是1865年出生。他到五十年代去世，活了九十来岁。
胡子军官的儿子，不详。
醉酒老头（伞降摄影师）：胡子军官的孙子，死于2001年，看样子有七十五岁。从2000年算起，他应该是1925年出生。
伞降摄影师的儿子，不详。
伞降摄影师的孙子，现在这家人的主人，看样子应该是五十年代出生，就算伞降摄影师二十岁结婚生孩子，也得是1945年，伞降摄影师那不详的儿子不可能十几岁就生出了这家现在的主人。
这些弄不清楚的疑惑先不说了。
主人看出了我对这堆东西的兴趣，他们当然理解我从巴黎赶到南特的目的，大度的让我录像不说，最后同意把所有的照片复制给我，不过我得留下钱，我跟我的德国哥们儿简单商量一下，留下了钱。
现在这些复制的照片在我手里，拿到北京以后，我第一时间请人翻译了那封1900年12月18日寄自北京的信，信是寄给他“亲爱的妻子”的，除了表达爱情以外，为我翻译这封信的法国朋友有点儿不好意思，因为寄信人抒发了一些对“到处都是可怕的尘土的臭烘烘的北京”和“中国佬儿”的观感，北京大街上很多死人，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绕着死人走路，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他在给他妻子做马可·波罗式的表述以示夸耀，还有他们分到了多少钱，他让一个中国人给他扛着口袋，他不断地在后面踢那个中国人的屁股等等……
后来我回国上飞机时，公务舱的客人已经先上了飞机，他们花了钱，理应受到优待。我穿过公务舱走向经济舱时，发现公务舱居然大部分是中国的少男少女，这些阔少已经脱了衣服，脱了鞋，已经开始了旁若无人的大声喧哗，已经从包里掏出了在巴黎昂贵的商店里买的昂贵商品互相炫耀。看着这帮二十来岁的少年颐指气使，再看看我身前身后悄无声息排着队、默默走向经济舱的法国男女老幼，我想起了老照片上那些舞刀弄枪的法国军人和受其摆布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