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大学语文”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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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大学语文”课程介绍

发表日期：2008年4月7日      作者：杨建波

一、教学队伍情况     课程负责人与主讲教师杨建波，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大学语文教学18年，一直把它当事业做。对大学语文课程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湖北省与全国同行中有一定影响。创立了“规律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重的教学模式（即理论教育模式）、自助考试模式、科学的教学评估模式以及独特的教材编写模式。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200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的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语文》上下册2003年8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著的全国第一本师生共同探讨教学规律的《学子书——对教与学思辨艺术的思考》1994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表过20多篇教学与科研论文。1997年与2000年曾两次获得湖北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奖。《“规律”教学与“素质”教学并重——对大学语文课程现代化的思考与实践》一文获2002年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首届优秀教学论文一等奖。独撰的学术专著《道教文学史论稿》（武汉出版社2001年出版，42万字）建立了一个新的边缘学科，不但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也为研究中国的本土宗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文本。武汉电视台为宣传此书特地制作了专题节目，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编纂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收录了该书。主持省、市科研项目3项，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一项。     湖北大学大学语文任课教师郭康松，博士、湖北大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出版专著《清代考据学研究》（湖北辞书出版社）、任《湖北地方古文献丛书》副主编。发表论文30篇。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和省教育厅项目共3项，主持项目4项。     任课教师杨薇，硕士、湖北大学副教授。参编《尔雅诂林》，主编《尔雅诂林索引》。发表论文23篇。主持省部级项目4项，参编省部级项目8项。     以上三位与任课教师硕士、讲师余兰兰，硕士、讲师刘颖组成了一个课程梯队，共同担负着湖北大学全校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配合课程负责人杨建波制定教学大纲、进行教材改革、考试改革，积极参与制作课件工作。今后的课程建设是进一步完善杨建波老师创立的大学语文课程的四个模式，尽快完成教材的电子部分，制作有特色的优秀课件，建立有特色的题库。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模式(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条件、教学方法手段)         湖北大学的大学语文课程已经开设20年了，20年来，经过实践、思考，再实践，再思考，不断摸索总结提高，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了一套比较合乎现代化要求的教学体系，这套体系包括四个模式：理论教育模式（即规律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重的模式）、教材编写模式、考试模式和教学评估模式。以下依次分别予以介绍：     1、理论教育模式     大学语文的理论教育模式既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种教学思想。它是基于如下的思考与实践形成的：     ①、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标。语文、语文，既有语也有文。在中学，语文主要是一门工具课、基础课，多年来的语文高考考题也多是关于所谓语言基础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精力在“语”字上。教师往往花大量时间去传授所谓的基础知识和对学生进行诸如选择、判断之类的语言技能训练。大学语文则应该在中学语文工具性、基础性上更强调审美性与人文性。大学语文的教育对象是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而又以理工科学生为主。理工科学生和其它专业的学生对语言方面的知识不需要那么深、那么专、那么精，但他们却需要从整体上提高语文水平、鉴赏能力、文化修养和人格素质。故大学语文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字上，其教学目标就应该依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定在培养学生的阅读、欣赏（审美）、理解、评判能力和表达能力上、定在提高学生的整体文化修养与塑造学生高尚的人文精神和人格上。当然在实现这个教学目标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也培养了学生的个性和创新精神。而目前全国大多数学校大学语文的课时都比较少，老师又多是沿用的中学语文的逐篇分析字词句段篇章结构的串讲之法（这种串讲法当然还包括对文中所涉及到的具体知识作详尽的介绍），这种逐篇细讲的一言堂方式，一是耗时多，教材利用率极低；二是在整体上缺乏宏观思维与逻辑性，教学呈现一种无序状态，知识紊乱不成体系；三是教师漠视学生作为鲜活的生命与个体的存在，把学生当成录音机与抄写机，学生不可能有学习积极性；四是语文的审美性与人文性的特质很难体现。总而言之，逐篇串讲（这里说的是逐篇细讲）的教学方式不能实现我们所说的以上的教学目标。故改革传统的语文教育思想、教学模式就势在必行。     ② 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引入语文教学。大学语文教材不论哪种版本都有厚厚的一本，但再厚，所选范文只是古今中外文学与文章宝库中极其有限的一批例子，它们是优秀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然而又是个别的、零散的、各具特点的。即使我们把这一本教材中的所有文章都讲一篇，学生懂得的顶多也只是这几十篇，不能够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何况靠这么点课时根本不可能把教材中的文章讲完。于是如何使用教材中的例子，才能给学生一杆鸟枪、一把钥匙，实现上面所说的教学目标，就很值得研究了。笔者一贯以为文学之美妙，文化之博大，不是先生讲出来的，而是学生读出来的、悟出来的；学生水平之提高，知识之积累，不是先生讲出来的，而是学生学出来的，练出来的。至于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个性发展、迁移能力、创新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培养就更不是先生对着课文一篇篇“灌”得出来的。但是学生的读和学以及诸种能力之养成、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我们虽然处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年代，但是学科的基本框架、基本范式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课程内容应当依据这种基本框架、范式来按排，注重形成课程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没有理论的教学是浅层次的教学，没有理论的学习也是浅层次的学习。我们当然不能说传统的语文教学没有一点理论，但那少得可怜的“理论”被淹没在详尽的课文篇章结构讲析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被抽象出来，没有形成阅读欣赏之基本规律、基本方法，因而也就不能起到指导学生阅读欣赏的作用。         ③、以一带十、以约反博。在教育活动中，教师是实施教育的主导力量，而教师以什么样的方式施教，直接决定着教育的成败。故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规律指导下，教师应探究方法的教学，探究在教学中如何化繁为简，化无序为有序，化零散为整体、化紊乱为系统、化灌输为诱导，以求在极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获取较多的信息，最大限度提高他们的能力，收事半功倍之效。基本概念、理论、规律是纲，故在课程的一开始就应当让学生有初步了解，在以后具体的教学中再不断强化和深化。变单篇教学为单元教学。教材可以按文学史编（那是为了给学生自学时有一条明晰的“史”的线索）但不必按文学史教。教学时可以阅读欣赏的有关理论组织单元，也可以作品的文化意蕴组织单元，也可视需要交叉组织单元。具体采用以一带十、牵三挂四、以约反博的方法。所谓以一带十、牵三挂四，就是以1-2篇有代表性的作品带动一批即一单元的作品。这里关键是要抓好“一”或“三”，教师以基本理论、规律为指导，着重引导学生阅读赏析好1或2篇，其余的篇目可放手让学生自己去阅读、领悟、探讨。         比如对山水诗词散文的教学，可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中的有关理论性的论述，让学生对山水文学有基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选择两篇两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引导学生重点赏析，赏析时教师一定要以文学的基本理论和诗歌欣赏的具体理论为指导，要全身心融入作品，用艺术的语言描绘出作品的画面，讲出作品的情感，用作品本身的魅力和教师人格的魅力，感染学生，让学生真正领略到美。教材中其它的山水文学作品，则不管是哪个朝代，也不管是文言文还是现代文，都可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去想像，品味、体验、评判。教师应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要求每个人在通读课本上所有这类作品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品味1-2篇，这种研究品味，包括钻研教材、查阅资料，撰写赏析文章或发言提纲等，然后用一定课时，给学生提供展示才华的讲台，让学生自己站出来讲析，互相观摩学习。看起来，一个人只着重研究了1-2篇，但由于提供了交流的时间与空间，所以每个人实际上的涉猎面和收获都远远超过了1-2篇。由于有了一定的理论作指导，老师又做了示范，学生本人又做了充分准备，讲析的效果一般都比较好，学生一般都能将自己融入作品的意境中，与作者和作品产生共鸣。讲析完后，还可以鼓励同学们做补充发言或进行评议。允许不同观点存在。老师可在同学们讲析过程中适时进行诱导和点评，总结则视情况而定，作不作都不重要，因为现代化的教学就在于优化过程、重在参与，淡化结论。     但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积累。你可以不求甚解，甚至不必要搞清楚每个“之”、“乎”、“者”、“也”的用法，但不可以不积累、不领悟。重积累、重感悟，是学习语文最好的方法。一是对教材中文质兼美的作品，特别是诗词，必须采用强制手段，要求学生背诵，背的越多越好。二是以教材为圆心，向四周辐射，让学生形成一个更大的理论、文化、审美圈。读了一首咏月诗，可动员学生广搜古今吟月诗；读了一首咏梅诗，可号召学生广搜吟梅诗，并可与学生共同探讨月与梅作为创作的原型意象所体现的原型主题，传承了中华民族怎样的文化精神。文学就是“人”学，教人怎么做人。优秀的作品积累多了，它们的精髓便会融化在血液里，积淀在灵魂里，外化在气质、风度、言谈举止里，成为人格的一部分，人的审美情趣、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自然也就提高了。     ④、理论教育模式的意义。这种以理论为纲的语文教学模式，以简驭繁、纲举目张，以最基本的概念、理论带动全部教学，使课程内容结构化、体系化。一、它立足教材又超越教材，既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体现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注重师生间的双向互动，注重创造一个适宜学生投入参与、“通过做来学”的环境和条件，注重让学生了解学习的过程，注重课内向课外延伸、注重教材内化为人的品质情操。二、在这种以理论为纲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不仅学到了一些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了科学的带规律性的学习方法（方法是一种更高级的知识），学会了对问题的抽象与概括，获得了独立获取知识的本领，也提高了鉴赏、审美、表达等其它诸种能力及参与意识，同时也无形中培养了在新形势下所需要的迁移能力、创新能力；学生在过程中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每个人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都可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死板变得灵活，由事事听命于老师变成根据爱好自由选择，充分发展了个性、发挥了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学生不仅是教学活动的接受者，而且成了教学的真正完成者。三、改变了以往逐篇由老师细讲，教材利用率和学习效率都很低的状况。如今在较短的时间里，学生可以接触阅读较多的作品，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教学效率明显提高，教材的价值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比起老师一人口干舌燥地说文解字式地丧失文学灵气的包堂死讲，学生无所事事，显然有事半功倍之效。     社会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现代化，而教育现代化又离不开课程现代化。建立现代化的新的课程观念就是要在吸收原有合理成份的基础上，赋予课程以新的内涵和外延。就某门具体的课程而言，现代化最基本的特征不仅是花样翻新的电化教学手段，这只是形式，而是强调以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中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这才是实质。在这种结构化了的课程内容中，学生要掌握的不是那些繁琐的具体知识，而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概念、理论、方法。学生掌握了这些概念、原理、规律，便能以约反博，形成举一反三的能力，从而在中国日益与世界接轨的新形势下，能能动地去获取新知识，取得创造的最大自由。     2、教材的编写模式        近些年来，各地高校纷纷组织人员自编大学语文教材，高校大学语文教材呈现出百花齐放、方兴未艾的局面。但语文教材无论是按朝代编写还是按文体编写还是按内容编写，都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且都跳不出选文汇编外附几篇纯知识性文章这一基本形式和基本内容，而这一基本形式和内容几乎又变成了惟一的形式和内容。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教育观念的更新，这种与现实生活脱离、与学生审美情趣脱离，单纯注重教师传授的传统教材和一篇篇精讲细析式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高校加强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创新教育的需要。形势要求我们必须突破这种传统语文教材编写的模式和思维定势，编一本适应“大学语文”课程现代化要求的、体例和内容全新的适于教学改革的教材。我们经过多年的比较、思考与实践，编写了一本体现自身特点的《大学语文》教材，形成了一种新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格局，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8月出版。目前湖北大学的大学语文课程就是使用的这本教材。     1）对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再认定：大学语文应该在中学语文的工具性、基础性上更强调其审美性与人文性。大学语文的教育对象是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而又以理工科学生为主。理工科学生和其它专业的学生对中文学科方面的知识不需要那么精、深、专，但他们却需要从总体上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文化修养和人格素质，故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就应该依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定在培养学生的阅读、欣赏（审美）、理解、评判能力上、定在提高学生的整体文化修养与塑造学生高尚的人文精神和人格上。而目前全国大多数学校大学语文的课时都较少，以如此少的课时，用传统的逐篇细讲的方式来对付有八九十篇名著的语文教材，显然不能实现以上的教学目标。故改革传统教材、改革教学方法就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2）为了实现以上的教学目标，我们确定了这样的编写指导思想：①、引进必要的理论，以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带动教学。把语文教材作为例子，在立足于培养学生阅读、理解、欣赏、评判、表达能力，总体上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的同时，让他们学会迁移、学会学习、学会创新。采用纵横交错的方式。纵的方面给学生一条文学史的线索；横的方面，一方面给学生阅读欣赏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基本方法，一方面画出一个中国文学人文精神的轮廓。②、建立“大语文”观，让语文的外延在某种程度上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让语文紧贴时代、紧贴现实生活，让语文教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学生了解新时期文化的窗口。③、教材作为承载教学内容的载体，信息量和选择空间要大，要通过足够的例文使学生掌握规律、掌握方法。     3）在体例上；总体上分纸质与电子两大部分。纸质部分由四大板块组成：文学编、文学欣赏的基本理论与语言文化读物，在分量上，文学编大约占百分之70以上。文学编增大了中国现当代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的篇目。依然按文学史的线索编辑，所不同的是加入了中国古代文学概述、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外国文学概述。除了“史”之外，还注重了对中外文学的新思潮和文学方面前沿信息的介绍，以适应面向新文化面向世界的需要。后面两个板块是本教材最有创意的内容。“理论”部分撰写了《文学欣赏的基本理论》并选录了指导同学们阅读欣赏的其它有关的文章。《文学欣赏的基本理论》在全书中起着纲的作用，教师在教学中要以它为纲指导学生阅读欣赏。没有文化意蕴的语文课是浅层次的语文课，为了体现文化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文化这一思想，为学生以文化的眼光观照、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古代文化现象，了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人文意蕴、人文精神，了解民族渊源，撰写了《文化视角中的中国文学精神》。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文章概括的三种人文精神划分单元。“语言文化读物”突破其他教材附录一些纯知识文章的窠臼，把语言当作认识社会的窗口，当作文化的载体，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和审视，注重语言所体现的人文意蕴和文化价值，特别是当代文化价值。力求用语言的流变来折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变迁，特别是当今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不重在讲述那些在中学学过的古今汉语知识，而立足于语言的变化、古今汉语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与运用。特撰写《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汉字与中国文化》、《现代汉语在新时期的流变》等有关文章。电子部分目前主要是制作多媒体课件（正在制作过程中）。但我们说的课件不是象有的高校作的那种纯粹的课文讲析式与分块式的（比如把一篇课文机械地分成作者、背景、文章段落分析、主题、艺术特色、思考练习等几个板块）课件，而是适应我们改革后的新教材新教法的课件。此课件同样应以课程的基本理论作指导，采用以重点带一般即以一带十、牵三挂四、以约返博的方法制作，体现单元教学特色、比较阅读特色，立足于学生对规律性知识和阅读方法的掌握，立足于以有限的时间让学生得最多的信息、有最大的收获。     4）在选文上：一是求好，二是求多，三是求广，四是求新。跳出课堂的狭小圈子，使阅读欣赏由课上向课下延伸。力求给教师与学生最大的信息量，既提供一定数量的精读篇目，还提供一定数量的泛读篇目。《思考与练习》也打破惯用的一课只管一课的方式，适当附有与课文有关的诗词等内容。有关的理论文章也引用了不少优秀的短文。这些泛读篇目与短文主要不是为了让教师在课堂上逐篇讲解，而是为了在教学过程中有更多的文本供教师旁证博引；同时使不同兴趣、不同层次的学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让他们在扩大阅读面、知识面、信息量的过程中学会比较、学会思考。     教材建设还包括相关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内容应包括大纲,对某一作品和专题的古今研究概述,对某一作家或某类作品的介绍、辑录、辑评,全书要既体现资料性,又体现理论性。内容还应有适量的探讨大学语文教学的文章。     5、特点与价值  教材改革是语文课程改革至关重要的一环，教材体现着编写者的教学思想、教学观念，创新意识，教材也直接决定了教学方法。①、一本好教材，关键是使其产生“格式塔质”（将西方完形心理学的理论引进课堂教学，即通过引导学生对有限作品的阅读，使他们掌握大于这些单篇范文之和的基本理论、规律、方法）以实现真正的价值，在教学中收事半功倍之效。而欲实现教材的价值，就必须使教材模式与教学模式互相吻合。本教材由于克服了所谓协作编写的盲目性，第一次将文学的基本理论引进大学语文教材，有目的有针对性的使教材的编写与教学模式挂钩，编写时有明确的教育理论作指导，考虑到未来的使用。故能较好地使教材为教学服务，较好地实现教材的价值。②、本教材创立了纵横交错的编写模式，纵的方面，可以给学生一条文学史的明晰线索；横的方面，可以使学生了解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无论从文学知识的学习积累方面还是从人文精神的继承方面，本教材都做了有益的尝试。③、大信息量。④、便于学生自学。这两个特点是相辅相成的。文学之美妙，文化之博大，不是先生讲出来的，而是学生读出来的、悟出来的；学生水平之提高，能力之养成，不是先生讲出来的，而是学生学出来的、练出来的。内容多，但不需要老师逐篇细讲。文学板块，可变单篇教学为单元教学，以一带十、牵三挂四（关键是要解剖好“一”或“三”，在掌握“一”与“三”的基础上不求甚解，但求积累），提高教材利用率和学生学习效率，用教师与学生、精读与泛读、横向与纵向、讲解与自学、课上与课下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通过对有限的作品的阅读欣赏，掌握阅读欣赏之基本规律、基本方法，以达到自能阅读、自能欣赏的目的。理论板块中《文学欣赏的基本理论》是课程的纲，可在课程开始时指导学生学习。理论板块与语言板块可采用讲座式、自学式、讨论式、答疑式、采风式等一切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与参与性的方式。目的也是使学生掌握阅读欣赏之基本规律，了解祖国语言的发展变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认识与时俱进的顽强生命力和适应力，领略其万古不摧之美，同时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粗略轮廓，并能以历史文化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学和中国古今社会。这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较少的课时要做较多的事。在这种模式中，教师的真正作用是“导”，而学生也由被动的接受体变为学习的主人。     3、大学语文课程的自助考试模式         我们从2000年开始对大学语文课程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作了大胆的改革，以自助考试取代传统的试卷考试。为什么要对语文课程的考试进行改革，其理由如下：①、对于“大学语文”课程的考试，不管是闭卷还是开卷还是开闭卷结合，试题都由老师命，考试的主动权始终在老师手里，这对学生来说，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公平性，学生很难通过一张考卷反映出自己真实的语文水平，教师也很难通过一张考卷正确衡量学生的语文水平。②、这种一厢情愿的考试形式，不可能调动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许多同学都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只是在考前突击温习一下。显然这种形式的考试与平时的教学脱节、与我们创立的活泼主动的“规律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重”的教学模式（即理论教育模式）极不协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更新考试观念，将“考”立足于学，将考试注入更多的学习内容，把考试的过程变成学习的过程。③语文是最有趣味的人文课程，也是最独特的人文课程。学生读到大学，都有了一定的理解认识能力，思想也渐趋丰富，对于语文教材中那些充满情感洋溢着鲜明人文精神的作品，教师只能引导学生去玩味、领悟、体验、感受，而每一个学生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同，选择不一样、爱好不一样，同一篇作品领悟到的内容、感受到的美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故应当允许学生有选择地去阅读作品、对作品有多元化的理解和独特的认识。而命题考试用一种统一的标准去要求与限制学生，显然违背了文学的规律和学生的实际，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发挥，不符合素质教育的宗旨。     既然传统考试有着不可克服的弊病，那就应当从传统的束缚中跳出，来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于是一个以笔记为主的自助考试的构想便渐渐萌生并付诸实践。这里的所谓笔记，不是教学中通常意义上的先生讲学生记或先生写黑板学生抄笔记的笔记，而是集听课、评课、阅读作品、理解作品（这些作品有课内的也有学生在课外自选的）课堂讨论述评、课后心得感受、课下练笔习作于一体的笔记，是对课程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基本方法运用和阐释的笔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笔记。老师对笔记的内容和形式只作总体上的原则上的要求（总共分为五大块，见《教学大纲》），提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个同学必须备一练习本，这本练习本如同一片不小的百花园，种植什么和怎么种植全由学生自己设计决定。这种只有统一要求、没有统一试题、统一标准，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展示学生个性的笔记就是笔者所说的自助考试。     再着重考察一下实施自助考试取得的效果。自助考试，把考试的过程变成学习的过程，实现了“小语文”与“大语文”的结合。老师考察的是学生学习的过程，比如考试的选题、观察的视点、资料的占有、观点的提练和论证等等。老师摒弃了以前那种纯知识性的考察方式，学生也摒弃了以前那种纯知识性的学习方式。比如自助考试就把语言从纯粹的语法句式中解放出来，让它走向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当学生在完成自助考试过程中，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审视、作为认识社会的窗口、注重古今汉语的传承关系、注重汉语的文化意蕴、注重语言所代表和反映的社会、政治、文化及人际状况时，语言的考察和学习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与生命。学生在这方面有许多优秀的选题与文章。比如：对流行歌曲语言的研究、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对由旅游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新词汇的研究、对“圣诞节”、“母亲节”、“情人节”等洋名词洋节日渗透中国文化的研究等等，生动活泼，不一而足，显示了课内与课外的结合、书本与现实的结合。     自助考试，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了学生。一种情形是立足教材又超越教材。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自己确定学习重点、学习要点。根据老师的提示和自己的需要去查阅资料，旁证博引。为了证明和充实自己的观点，为了驳斥或补充别人的观点，他们常三三两两地讨论切磋，同时对资料进行辨析选择，电脑网络和图书馆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学生慢慢地养成了搜寻、利用资料的习惯，掌握了读书、学习的方法。比如：教材中有两首梅花诗，老师并未逐一分析，而是给学生留下思考题：你读过多少梅花诗？中国文人为什么对梅花情有独钟？它体现了怎样的人文精神？一时间图书馆中的“花卉诗选“被学生借阅一空，笔记中摘录并赏析的梅花诗许多都是老师未读过的，论述“梅花人文精神”的佳文也不少。课本所选作品，学生不一定每篇都喜欢，但学生会选自己感触较深的课文挖掘引申，而每每这种时候，“笔记”中就会流淌出一股彻骨的清泉。一种情形是学生完全根据自己的爱好自主地选择读物、进行学习。一位学生写的《缘结李长吉》就是该生对自己几年来学习李贺诗歌的总结。一些学生写的名著读后感、时事评述、创作的诗歌、阐述的文学理论的短文都充分体现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自觉性和指向性，体现了学生真实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同学们说的极是：“大学学习就是要求我们学习老师思考问题的方法、角度，培养自己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毕竟现在是信息时代，懂得如何获取信息比熟记信息是更为有用的技能。”“手把手教，是教不出有灵气的学生的。”（钱伟长语）高校教学之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把学生引上“自学”和“治学”之路，学生将来治什么学和能治多大的学，靠的是自己，而不是老师。但老师的责任就是把学生引上这条路，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验到发现和创造的乐趣，以便为将来治学和从事其它工作打好基础、作好准备。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给学生创造一种氛围和环境──一种自学、研讨、切磋、交流、创造的氛围，一种由教授、教材、图书馆、实验室、网络及获取知识和学科前沿信息的各种手段组成的环境。在这种氛围和环境中，大学生应该有最大的选择自由，而自助考试，正是给了学生充分利用这种氛围和环境的自由。     自助考试，学生的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一代新人。在经过了八个学期的实践后，深感以笔记代考试的方式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前的整齐划一、标准答案被学生的创新思维击得粉碎。禁锢的铁笼一旦被打开，你会惊诧于学生智力的火花原来是这样绚丽耀眼、情感的世界原来是这样丰富多采、审美的感受原来是这样细腻强烈。我们来领略一下学生在自己的笔记中所体现的创新精神：王少华同学的笔记将每一篇课文分为作家作品、文学常识、课文分析、自由天空、他山之玉这五个部分。王少华说：“‘自由的天空’是一些‘我手写我心’的、与课文有关或无关的文字，‘他山之玉’则全是写的课堂讨论给我的启迪。”很明显，后两部分是独立思维和集体思维的结晶，是该生“创造”能力的体现，是自助考试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绝大多数学生的笔记都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属于“我手写我心”的，是一些在课堂上来不及发表的但却颇有新意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比别人看得更深更透，比如：在《齐宣王见颜斶》中，颜斶用自己的才学和过人的见识说服了齐宣王，但颜斶最后还是拒绝了齐王的邀请归隐了。颜斶为什么归隐？有位同学在笔记中写道：颜斶“觉察到了齐王不是那种善听忠言的好君王。……颜斶开始用正面观点论述‘王不贵士贵’时，虽讲得有条有理，但齐王却始终不买他的账，直到他在‘王比士贵’的前题下指出‘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时，齐王才欣然接受‘士贵’的观点。而在这个过程中，颜斶也看到了：只有站在齐王的利益上或至少与齐王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齐王才能接受你的观点。显然辅佐这样的国君，时间一长，不仅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学，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这段分析文字显然具有较强的创造色彩，不仅表明这位同学对教材本身吃得很透，而且显示了他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反弹琵琶也是创新思维的一种。在读《诗经·蒹葭》时，大家普遍对“伊人”的所指感兴趣，而偏有同学能超越其文学价值来一个“经济学”上的反观：“为什么你所寻找的伊人总是可望不可及？为什么他总是远远地看着你而不主动地靠近你？因为你没有弄清他到底需要什么。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学会反观《蒹葭》是很重要的。市场经济一切随市场而动，如果你只是一味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伊人’当然找不到；如果你能根据市场的需要去完善提高自己，“伊人”又怎会可望不可及呢？你又怎么会生‘秋水伊人’之叹？”这位同学的议论是否得当，暂且不谈，但此论的确让人耳目一新，从来还没有人这样来理解《蒹葭》，赋予《蒹葭》这样的“经济学”上的意义。学生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对“大人物”某些观点评论的否定。比如李健吾先生对卞之琳《断章》的理解就遭到了学生的批评，而学生的理解确实比李先生积极、更富有哲理。学生“笔记”中时时可见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那对历史的反省、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的关注的文字，俯拾皆是，令老师大开眼界。仅举此几例，便可见学生在自助考试中所体现出的创造精神。     自助考试，真正实现了语文课的人文价值和文化育人的功能。大学语文文化育人的功能主要是靠挖掘作品的文化意蕴来实现的。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对作品作单篇的个案评析，我们应当将相关的作品联系在一起，把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放到阔大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来观照、审视、探讨，这样课程对学生的造就和影响就大大超越了单篇作品本身，而来自多篇作品的内涵和外延共同组成的文化圈。前面说到的由两首梅花诗而到若干首梅花诗再进而到梅花诗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既从文学层面又从文化层面对作品进行的探讨。多篇表现爱国情感的诗文放在一起就组成一种中华民族的爱国文化、爱国精神；《老子》（选录）与其它相关文章放在一起又组成了一道道家的人文景观，它们使学生对道家的自然平淡、反璞归真的人生哲学有了初步的了解，不仅能从古贤人的人生态度中得到启迪，并且能以道家朴素的眼光来审视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有的同学在笔记中写道：“苏轼一生正义，不趋炎附势。……王安石变法时，他没有投靠王安石；变法失败，他也没有投靠司马光。他只是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维护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这在中国古代是不多见的，我欣赏这种做人的态度。”“中国古代文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逆境中能写出传世之杰作，从而达到自己创作的顶峰，李白、杜甫不例外，苏轼也是如此。不同的是李、杜的诗或多或少表露出‘天妒英才’的不满和郁郁不得志的愤懑，而苏轼却不同，他一生仕途坎坷不顺，但宠辱不惊、心胸宽广、乐观旷达。他没有李白那么狂傲，也没有屈原那样悲壮，……这种身处逆境却依然能保持乐观旷达的精神对我们现在、将来都是一笔很有用的财富。”有的同学写道：“‘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尊遂也，然形神不全。’颜斶一席话，道出了做人的道理，更诠释了如今许多领导干部堕落的原因。一块天然的璞玉，经过雕琢，虽然变得华丽无比，但毕竟失去了它的本性，它不再是那清纯完整的璞玉；同样，一个原来很优秀的人，经过商业的炒作、金钱的包装，在物质世界里打滚，在虚伪的圈子里跳舞，于是他被金钱腐蚀、被权力迷失了双眼，他已形神不全。玉经雕琢，毕竟还可以做装饰品；人经雕琢，却只能堕落成国家的蛀虫、人民的敌人。”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是大学语文重要之教学目的。大学语文的授课对象一般是理工科学生，理工科学生都迫切希望用优秀的人文文化武装自己，使自己将来能用人文知识、人文修养、人文精神来拓展自己的专业领域和事业，以便为社会的进步作更大的贡献，而自助考试正是大学语文实现文化育人功能的极好方式。     自助考试，学生可以更直接地撩开文学神秘的面纱和领略其迷人的魅力。一些原来语文水平略低的学生增强了课外阅读的兴趣，而许多爱好文学的同学又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激发了更高的阅读与练笔热情。课外习作是教师了解学生的窗口，更是学生向老师展示自主学习成果、展示才华的花苑。教师在他们的笔记中总是可以惊喜地发现许多好作文，这些作文由于来自学生自己真实的生活和感受故而显得极有个性、极亲切。特别优秀的习作经老师推荐给报刊，对学生的意义更远非一次命题考试所得的高分能相比的。     自助考试由于是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个部分，它与整个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相呼应，固要求学生在领悟中积累，在积累中领悟。学生要在规定的时间里，不限量地默写自己一学期背诵的课文，以展示自己在创造性学习过程中的记忆成果。这种记忆与灵活运用大面积结合，对学生文化素质提高所起的作用，是传统考试的两小时一张试卷无法做到的。     自助考试，无疑为教师真实全面地了解学生的语文水平、从而更科学地制定教学内容提供了依据，而阅读莘莘学子内容丰富、富有创造智慧的“笔记”，对老师来说也可算得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学习，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学学半”。         自助考试，有利于师生之间的互相沟通，使老师看到了一个个充满个性的内心丰富、活生生的大学生。老师得到了许多有关学生的信息和第一手材料，如果这些信息和材料能够通过任课教师传达给班主任和校系学生工作者，那么其意义又远远超出了考试本身。     “从教育模式看，我国大学的教育仍深深地陷在‘传授知识──接受知识’旧模式的窠臼之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的‘三中心’教学制度，依然顽固地统治今日的大学。这种模式和制度的保守性在于：以教师为中心也就是以教师为主体，把学生当作被动的客体，维护教师的绝对权威，这与当代教育自由平等的原则是相悖的。以课堂为中心的弊端在于满堂灌，使教学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社会，特别是脱离了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以课本为中心致使学生的知识面狭窄，妨碍了学生广泛阅读、深刻思考，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刘道玉《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的构建》）新世纪的教育，就是要变这三个中心为一个中心，即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学校和教师的“上帝”，学校和教师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人才。而自助考试，作为大学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思想到实践都基本破除了这三个中心，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莘莘学子的赞同和拥护。我们曾在四个教学班作过问卷调查，100%的学生都认为自助考试比传统考试好，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下面笔者引用几则学生笔记中的话加以印证：“自助考试更注意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传统的考试过于束缚学生的思想，禁锢他们的灵魂。”“我很赞成这种笔记考试的方式，它使我多次到图书馆查阅资料，获取有用的信息。可以这么说，这个小小的笔记本，确实凝聚了自己的心血，这本身就比考试的意义更大。”“感谢您，给我们一个自由的空间──无论是言论上的还是思想上的。”“您的学生可能因您而成功”，这也许是夸大之词，学生走出校门后并不一定都能成为学者，但是这一段学习和创造、发现的经历，无疑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     最后要说明的是；自助考试模式的创立和施实，一靠教师教学观念特别是考试观念的更新；二靠教师的奉献精神，这种考试模式需要教师付出太多的精力。自助考试不仅没有降低标准，反而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助考试毕竟还处在摸索阶段，我们也在不断努力，使其更加完善。     4、大学语文课程的评估模式                 本课程从1995年开始采用表格式的问卷评估模式，这种表格是自制的，表格的内容在多年的评估实践中不断调整充实，其模式也不断完善。表格的制定，一是立足于与学生本学期所开全部课程进行横向比较，力求在整体的层面上宏观地显示出大学语文的教学水平、教学状况与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二是依据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大纲与教学目标，检验大纲的实施情况与目标的实现情况；三是着眼于教师的师德、责任心和教学特色、教学风格。问卷的表格共有17个栏目，前面8个栏目是横向比较的栏目，后面8个栏目是针对语文教学的。问卷最后一栏是“备注”，这一栏留有较大空间，是学生给老师写“临别赠言”的地方，内容不限，前面表格中的未尽之意可以写，对老师的鼓励批评可以写，只要是心里想说的都可以写。     问卷是在期末进行的，为了了解到学生对本课程教学的真实反映，为了确保评估的公正性客观性，学生人手一卷，100%参加评估。评估采用无记名的方式，不要求写名字（有同学愿意写名字当然欢迎），以便学生能毫无顾虑地填写真实看法。问卷收上来以后，教师算出每一项的百分比，找出学生反映相对差的几项与相对好的几项，录下“备注”栏中有价值的文字（中肯的表扬、批评或建议）。以作为下学期改进教学的依据或参考。     任课教师自己组织学生作这样的教学评估，首先要有强烈的事业心，把自己所教的课程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初衷只是为了从学生那儿得到最翔实最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只是为了摸索一些规律，为建立科学的现代化的大学语文课程积累经验。如果说有什么功利目的的话，这就是功利目的。但功利的事情要用非功利的心、非功利的精神去做，否则，断然不能持之以恒。以非功利的心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能乐在其中，不计较辛劳、不计较付出，不计较有无人知晓，默默的坚持多少年。其次，要高标准要求自己，自己给自己加码。问卷表设立了16项，每一项都是自己给自己定的标高，每一项都起着督促和检查自己的作用，自己只能做好，不能做差。再次，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和客观正确的估计，要有把自己的课程与学校其它课程比较的胆量和勇气。否则，问卷表收上来，情况一蹋糊涂，未免对自己是一个打击。     ①、问卷表的制作、修定、补充的过程是教师教学思想不断更新、教学目标不断明确、方法不断完善的过程，问卷表实际上勾画了一个日趋完美的理想中的语文教师的形象。它所涵盖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要想每一项都做到是很难的，但正因为此，才能够激励我们不断超越自己、完善自己，才能鞭策我们不断向理想化审美化的高度攀登。②、学校每学期也向学生作问卷调查，但掌握情况的主要是校方，一般老师无法了解详情，我们自制的问卷表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遗憾。由于问卷表的制作是立足于全局和所有课程的，故能起到“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作用，从表中能够获得许多其他优秀教师的信息，能够大致了解学校的总体教学情况，从而正确估价自己，并找出自己的差距和在学校全局教学中的地位。这种以最便捷最快速的方法所获得的全方位的信息和直接来自学生的第一手资料对任课教师之所以弥足珍贵的，还在于能为教师进行教学研究提供永不枯竭的最富生命力的源头活水。从这些方面来讲，这张问卷表对我们就已超越了“评估”二字，而具有了更深的意义了。     评估问卷表在本软盘的另一文档中。     三、特色内容     以上介绍的四种模式就是我们的特色内容。这四种模式构成了一个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完整体系，目前国内还未见有如此从理论到实践、从教材到教学到考试到评估这种一条龙的对大学语文课程进行全方位改革并已初见成效的比较完整的体系。     对文学作品：以理论带动作品阅读分析、变单篇教学为单元教学；注重对学生阅读和审美能力的培养。把文学当作”人学”来教,教学生做人。对语言教学：改变单纯的语言知识的重复学习方式,注重古今汉语的传承和联系,特别注重语言的文化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生活功能,把语言作为了解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的窗口。教学中废除一言堂,采用群言堂,发动全体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最大特色。     废除期末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单一考试方式，代之以符合人文学科特点的充分发展学生个性、课内内容与课外学习相结合的自助考试方式，把考试作为教学活动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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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9日第013版
作者：陈平原


    五年前，我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初刊《学术月刊》2007年11期，收入熊思东等编《通识教育与大学：中国的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论文评议人叶晓青教授认为我太乐观了，就因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尽管中国大学问题多多，但“‘素质教育’的提倡，以及‘通识课程’的逐渐落实，还是为人文学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英年早逝的叶教授看来，人文学深陷困境是全世界的问题，中国人无法独善其身。更何况眼下的中国大学，正处于迅速扩张期，越来越急功近利，不太可能真正关心/关注人文学的价值。
    我则反省文中谈及“文化育人”的另一段话：“如何协调‘专业课’与‘通识课’，是世界各国大学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大学的特色在于，怎么看待并妥善处理‘通识课’与‘政治课’的关系。”此外，同样指向“修养”，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在中国大学的命运竟如此天差地别——所有中国大学生，在学期间起码修8至12学分的外语课，至于“大学语文”，则可有可无，各校自己掌握——也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窘境。
    提及如何追赶世界一流大学，领导都会说：中文系没问题，因为，研究中国语言与文学，外国学者哪能跟我们比？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站出来申辩——国外学者确实有比我们做得好的，并不一定“中国人”最了解“中国”。况且，在我看来，这么一种策略性的“表彰”，隐含了某种不便明言的“歧视”。说到底，中文系办得“好”与“坏”，对整个大学来说，不是十分要紧；当领导的，往往更愿意将有限的经费挹注到更抢眼、更有实用价值、“投入/产出比更大”的专业领域。这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只是因最近十多年情势变化而显得格外刺眼。作为一名中文系教授，我明显感觉到大学里非专业的“中国文辞”，正大踏步地后退，颇有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趋势。
    之所以使用古雅的“中国文辞”，而不是时尚的“母语教育”，除了希望兼及“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学”，更因其典出百年前的一场教育改革。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据张自述：“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参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9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参酌变通”的结果，便是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在张之洞等人看来，以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固然很不应该；如今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便应反过来力保“中国文辞”的存在价值。“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而“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故《学务纲要》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参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04页）。此处之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认同张之洞等“杞人之忧”的，可谓代不乏人；正因此，才有民国年间逐渐演变成型的“大一国文”。新中国成立后，此课程位置尴尬，开始扭曲变形；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追摹苏联体制，走的是专业化道路，绝大部分院校不再开设此类课程。文革结束后，在苏步青、匡亚明、徐中玉等人的倡导与努力下，“大一国文”于1980年恢复开设，更名为“大学语文”。二十年间，也曾风生水起，轰轰烈烈。可是，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明显向新兴学科及实用学科倾斜，“大而无当”的“母语教育”，于是命若游丝，随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不管叫“大一国文”、“大学语文”，还是叫“文选及习作”、“阅读与写作”，课程名称及教学内容可以变通，唯一不能模糊的是：是否有必要为所有中国大学生开设讲授“中国文辞”、专注“母语教育”的基础性课程。一句话，只要两个学分，但必须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不做硬性规定，任由各大学自由选择，偶然碰上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或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大学语文”很重要；否则，或信马由缰（如北京大学），或闭目养神（如清华大学），“大学语文”只能自生自灭。以教育部的权威，还有北大、清华在中国大学中的龙头地位，他们不想动或不能动，这口头上很重要、很重要的“大学语文”，就注定只能在边缘地带痛苦挣扎。
    为什么提这么沉重的话题，那是因为，跟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的母语是汉语；而如今汉语的“神圣性”与“纯洁性”正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此，不能只是“彷徨”，需要有人站出来“呐喊”——即便没有多少回声。
    你在神州大地走走，从大城市到小村镇，只要有标语、通知或告示的地方，就很容易发现错别字，以及半通不通的句子。有朋友对“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愤愤不平，问我，什么时候我们都成了垃圾？应该是替垃圾分类，或分类处理垃圾，才有可能“从我做起”。至于报纸上、电视上那些错字或不通的句子（还不算“不雅”的表达方式），更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开始你还愤怒，还抗争，渐渐地，也就见怪不怪了。可怜这“遍体鳞伤”的汉语，在国外正极力推广，在国内却已不再被人尊重、敬畏、爱惜。
    2011年，中国媒体格外关注故宫的诸多失误。比起“失窃门”、“哥窑门”、“会所门”、“屏风门”、“瞒报门”来，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错字门”。5月13日下午，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向北京市公安局赠送锦旗，上面写着“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网友质疑，怎能将“捍卫”的“捍”错成“撼动”的“撼”？人家故宫振振有词：使用“撼”字没错，这样显得更厚重些。回想起年初《光明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对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汉语”课的74份作业进行分析，结果是：“49份作业存在行文格式问题，占总数的66.2%；64份作业存在表达语气与自荐信要求不符的问题，占总数的86.5%；语法方面的问题就更为突出，74份作业都或多或少存在搭配不当或虚词误用等语法问题。”（参见贺阳等《高校母语教育亟待加强——基于海内外十余所高校的调查分析》,《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
    正为此感叹不已，有位在国外大学任教的北大中文系早年毕业生悄悄告诉我：为了做课题，她到图书馆调查北大中文系历年通过的博士论文，发现不只一份论文的评审意见称：“个别语句欠通顺。”她反问：中国语言或中国文学的博士论文，怎么可以有“语句不通”的呢？我辗转反侧了好几天，决定告诉全系老师：如此家丑，必须正视。
    故宫、人大、北大，这都应该是“最有文化”的地方，他们尚且如此，不知道有谁敢拍胸脯说：当今中国大学（就算是中文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能写没有错别字、语句通顺、条理清晰的文章。半个世纪前的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称：“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为了帮助同志们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我们决定从今天起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的关于语法修辞的长篇讲话，希望读者注意。”半个世纪后，重温这篇文章，重读吕、朱所著《语法修辞讲话》，深感惭愧。不知道我们这代人，还能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做些什么。
    语言的使用，首先追求准确，而后才是生动、活泼，有雅致。若学问大了，知识多了，可语句不通，或满纸错别字，就好像浑身名牌服装，可沾满了污秽。以前看中文系学生的考卷或论文，着重观察有无独立见解；现在倒过来了，先问文句“通不通”。如果连专门研究中国语言或中国文学的中文系学生，都可能“语句欠通顺”，那我们的“母语教育”肯定是前途堪忧。
    先是广告的刻意混淆，制造特殊效果以吸引眼球；后有网络语言的迅速普及，趋新、猎奇、搞怪成为时尚；再加上海量的信息以及粗枝大叶的阅读，导致没人再把“错别字”以及“病句”当回事。若你提出抗议，人家会觉得你脑子有毛病，或者是外星人——这样的事，也值得你发火。我多次引用周作人“国文粗通，常识略具”的自诩——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共同追求，也是后人追慕不已的目标。进入网络时代，检索方便，各种“常识”越来越容易获得；反而是“国文粗通”变得有点“奢侈”了。当下的中国人，普遍“外文”能力增强，“国文”能力下降——这个大趋势，正因各种考试制度、录用人才标准，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我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在我看来，针对目前社会上对于母语的忽视，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确实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类似‘公共英语’那样必修的‘大学语文’。”（《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新京报》2010年10月9日）文章发表后，北大校长周其凤院士马上回应，表示大力支持。可一旦付诸实践，则关山万里，困难重重。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部对于是否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态度始终很暧昧。
    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教司下发《关于转发〈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当年5月10日的《北京晨报》上，刊出题为《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所有学生开设语文课》的短文，称：“以前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现在汉语不及格也不能毕业。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北大、清华、北航、南开等多家学校将语文列为必修课。”此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各媒体纷纷跟进。教育部赶紧澄清：这只是建议，并非强制性规定。问题在于，只要不做硬性规定（像政治课、外语课那样），所谓“大学语文”很重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就是一句空话。
    你也许会说，作为课程的“大学语文”之所以被压抑，是因其本身定位有问题。我很怀疑这种说法。为全校学生开设“大一国文”，这本是老北大的传统，傅斯年将其带到了台湾，至今仍枝繁叶茂。最近十多年，台湾大学校方曾做过多次全校性教学评鉴，“大一国文”平均值遥遥领先其它科目，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共同必修课。每个台大学生必修大一国文6个学分（3+3），政治大学则是4+2（大一学生必修“国文”4学分，修满及格后可再选修“进阶国文”2学分），其他大学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我在台大教过书，对那里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国文水平啧啧称奇。反而是在大陆，“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在我看来，这是个恶性循环——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是因为大学内部意见不统一；领导态度犹疑，院系也就不可能投入太多的资源；好教师不太愿意介入，教学效果必定不理想，学生们于是多有怨言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在领导，若是承认开设“大一国文”/“大学语文”对于大学生的阅读与写作、思维与表达、修养与自信大有益处，铁下心来做，就能做好。若三心二意，前怕虎后怕狼，则中国大学生的母语水平还会进一步下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努力阻挡尚且不易，更何况犹豫不决。
    我给北大校长写信：“提议恢复‘大一国文’，很大程度是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若真的推行，必定大大增加我们的工作量，这点中文系同人有心理准备。除了专业著述，我们还有义务为北大、也为中国教育做点事情。但此举的前提是：校长以及学校行政当机立断（因牵涉到学分及课程设置），我们才有可能积极配合。”除了大学校长，希望教育部领导乃至普通民众，都来关心这个问题——如何尊重我们的母语，热爱“中国文辞”。
    我深知，作为中文系教授，这么说话，会被嘲笑为“自我保护”。可“母语教育”之轻重缓急，确实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至于谁来做，委托中文系，还是另立山头，都可以讨论；唯有目前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长远看，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至于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如领导不重视、教师欠投入、课程须改革等，只要大的宗旨确定，制度上有了保证，就都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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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峰教授莫砺锋



    桑哲（以下简称桑）：莫老师，我们杂志有一个语文百家访谈栏目，专门请专家学者就语文和语文教育的一些小的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各个角度，谈一些各自的见解。莫老师，对于语文这个概念您是如何理解的？
   
    莫砺峰（以下简称莫）：语文，可能我的理解比较简单，原来中小学学的课程就叫语文。当然，拆开来，是不是就是语言文学？但我想语文就是一个词，语文就是语文，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它当然是写成文字的了，语言文字或语言文学，它到底是哪两个词的组合，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一个词。现在很多人在说语文的问题，南大是全国最早上大学语文课的，现在已经不开大学语文这个课了，一个是因为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还有就是中文系的老师也太忙。现在这个课，目前暂时不开。我一直觉得语文很重要，非常重要。以前我非常佩服复旦老校长苏步青的话，他说高考先考语文，语文不好就不要考其他的了，语文不好，其他你什么都学不好的。一个人基本的思想表达都是靠语文的。我以前看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说人的思想就是靠语言来进行的，离开语言你就没法思想，动物才是离开语言来进行思想的。一个是自己的思考，还要交流，把你自己的思考同别人交流，同时你接受别人的思想，这里面最终要的就是语文，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我对语文的看法很简单，没有特别的定义，我觉得它很重要。现在，一方面受到重理轻文思想的挤压，一方面是英语的挤压，语文的地位好像下降了。至少在过了高考关以后，到了大学里，不注意学习语文了。造成一部分学生，他的英语比汉语还好。他用英语表达，英语词汇还是蛮丰富的，他的汉语可能很糟糕。现在大学里的考核制度、社会上的评价体系说你英语几级，从来没有人问你语文怎么样。其实，在中国这个环境里工作，语文比英语更重要，主要的交流还是用汉语，所以我是很重视语文的。
   
    桑：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几年，学前就开始抓外语，一直就抓到读博。在大学里，学生有接近一半时间至少三分之一时间在学外语。莫老师您认为外语的学习会不会对我们母语学习造成冲击？
   
    莫：已经造成冲击了，不是会不会的问题。在大学里，中文系可能还好些，但要考研究生、考博、想出国深造，英语是非常重要的。前几年社会上就业，你有没有四级六级证书也是非常重要。没有人问你汉语水平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很荒唐。我本科是学英语的，但没有毕业，读了一年多，就考研究生转到中文系来了，我觉得外语是重要。现在全球一体化，掌握一门象英语这么流行的、强势的外语是必要的，但没必要重视到超过你母语的程度。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说，在武汉大学，教师如果能用外语讲课，工作量计算就加分。有的课能用外语讲，我们中文系讲《诗经》、《楚辞》，你用外语讲就太荒谬了。以前有过用外语讲课的舆论。去年北大改革，有人也提出讲课全部用英语讲这种方案。我觉得荒唐无比。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我们又不是一个小语种的语言，我们汉语是一个大的语种，全球用汉语的人数比用英语的还多。汉语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是非常丰富非常成熟的语言。为什么说我们的母语不重要了，一天到晚去学人家的语言？重视英语是对的，但是绝对不能提到比汉语还重要的地位，这是荒谬的。而且长久这样做下去，将来我们怎么办？将来全国都变成一口流利的英语，大家都用英语来表达，母语没有了，都不会说、不会写，或者很生疏，水平很低？一个民族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语言，除了语言还有什么？血统不是最重要的，文化是最重要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我觉得象你们的刊物要大声疾呼强调学习汉语的重要性。不仅在中小学有语文课，而且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你首先要把语文学好。我原来读博士的时候和理工科的学生住在一起，他们说导师很头痛很多学生试验出好的结果但是写论文表达不出来，他的汉语太糟糕了。表达的不充分，对你的整个人生整个工作肯定是不利的。语言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实际上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我们有那么多成语，成语实际上是古人的智慧，古人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对真善美的判断都在里头，这个东西没有了还有什么。以前新加坡特别重视英语，英语是流行的语言，后来他渐渐地反省了。新加坡以华人为主，都说汉语，将来如果都不说汉语了，将来你是什么民族，你难到是盎格鲁、撒克逊部落的一个分支吗？你不是的，你还要有你自立的地方，你要站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急功近利，过分地追求物资的东西，导致侵蚀我们的母语，当然也侵蚀我们的传统文化，侵蚀本民族的东西，而且唯洋是崇。英语肯定是很好的语言，而且也很有用，一定要学，但是绝对不能把它强调的过分。
   
    桑：最近这几年，台湾对语言文化非常重视。台独分子就提出来把闽南话称台语，把语言文化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去做，这和我们重视英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莫老师，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莫：台独的做法是很荒谬的。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作客座半年，跟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交往。台湾的同行，我大概访问过四、五十个中文系。最早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的是台南的成功大学，那里的老师是清华去的，我认识他们，我们讨论过。后来他们想成立台湾语言文学系，我说你们简直就是荒谬，你成立的话，你这个系有什么内容可教？他说台湾文学。姑且算，可他是用汉语写的。台湾所谓台语就是我们的闽南话，福建南部都讲，这是我们方言的一种。他强调是台语，非常地搞笑。我碰到一位朋友是客家的，客家语算什么？是外国语言吗？台独分子没办法，他一定为台独寻找理论根据。没有就硬找，甚至故意抛弃汉语拼音不用，另外造繁复也不科学的东西取代我们的东西，然后强调独立性，我觉得他是痴心妄想，照他那样搞的话，台湾的文化是没有根的，他是枝叶，根是长在我们文化基础上的。其实，台湾中文系的同行是很不同意这样搞的。台大的很多老师很多朋友都不同意这样搞，他们觉得是很荒谬的。中文的陶渊明、李白都是外国文学，唐宋历史都是外国历史？这是荒谬至极。    桑：莫老师，对这几年的基础教育改革，比如教材的改革，您是怎样看的？
   
    莫：中学的我不太了解。总的来说，我有一个看法：不宜改得太频繁。基础教育要比较稳定，包括教材、大纲、考试科目，你不能不停地改。从实际的层面上说，你不停地改，中学教师无所适从，跟不上。其实教学是教一个稳定的东西，尤其是中小学，我们要教一些稳定的可靠的知识。应该在学术界经过检验，确实大家公认了，慢慢再转化到教学中去，包括在大学中，最新的成果不能一下子拿到教学中去。写论文要注意创新，编教材要注意稳固。教材是个稳固的、公认的、可靠的、经典的，不能说今天我有个想法就把它编到教材中去，这是不妥的。我一直觉得中小学变得太快，变来变去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变到没的变，那你怎么办？有时变得不是很妥当，比如说，数学中的对数压缩到两个小时就要讲完。根据高中时我记得是不可能的，学到一点皮毛有什么用？表面上看是丰富了。实际上基础的东西都没学深学透，这样对学生肯定是不利的。中小学学习就要学得很扎实。现在不停的改，说实话一些新的东西变得花哨，追求表面上的新颖丰富，实际上华而不实。
   
    桑：现在编教材的出发点有些偏离为教育服务的目的，现在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以占领市场为目标。象高中教材除了教育部的一套外，下面编了六套，去年通过五套，有人教社、江苏、山东、广东、语文出版社的，童庆炳老师一套没有通过。通过的这五套和以前人教社的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莫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莫：人教社的不一定是完美无缺的，但它是多年打磨出来的。匆忙肯定是不行的，而且不应该把经济利益吸引进去，大家追求利润，出版社抢市场，编的人挣稿费，这样不行。控制在国家手里这个思路还是比较好的。当然，教材也许适当地可以多元化一点，不是一套，大家来选，可是不能千军万马一起上，发展下去，一个市也编，一个县也编，一个学校也编，这样不是乱了套？这样是不行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的地方还不具备这个力量。随便邀几个大学的、中学的老师，他不具备编教材的水平，编教材的应该比教师的水平高。否则是编不好的。我觉得还是慎重一点好。
    桑：新课程标准把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列为高中生读书篇目，莫先生您认为《人间词话》适合不适合高中生去读？
   
    莫：肯定不适合。因为高中生连《人间词话》中评论的那些词还没有完全读呢，也许读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没读，都不知道它谈了些什么，评论的对象还不知道，怎么去看评论？我觉得高中里面不应该多教这些东西，诗话、词话只能是讲到作品的时候，假如说你讲到某一首词，然后可以说《人间词话》是怎样评论的，这些评论对不对，引导学生有些思考，不能脱离这些作品让学生读《人间词话》。有点好高骛远，表面上好像加深了深度，实际上学生根本掌握不了。大学教授在编的时候，他认为这本书很重要，他就想当然的编进去了，不考虑中学的实际。
    桑：莫老师，您对中学教材古典作品的选文有什么建议？
   
    莫：现在的中学教材我不太清楚。我觉得文革以前，文言文、诗词的比例略微低了一点，古典作品相对来说是少了一点。我也不主张恢复到解放以前。我看到过一个解放前的课本，高三全部是文言文，经典很多，而且篇幅很厚，现在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很多文章都读不下来。但现在不需要那么多，适当的量还是要加强一些。白话文毕竟有很短的历史。很长时间，文化上的很多成果都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现在语文教学一方面是学语言文字，一方面是接受文化的熏陶。所有的中学功课中，对培养学生作为一个人，培养人格，语文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其他的课程甚至是思想课、政治品德课都不如语文课重要，因为他是潜移默化的。历史上许多经典的名篇，传统的文化成果都在文言文、诗词中间。五四以后的白话作品，相对来说，不能说压倒全面，而且白话的东西比如现当代文学根本不可能选到课本中间去，我坚决反对。现在把一些年轻人的作品都选进去，甚至是一些中学生的作品也选进去。它还不是经典，还不能选作课文。学生可以课外去看，学生阅读也没有什么困难，根本没必要放到课本中去讲。学生自己读有一点困难需要教师去辅导的那些是经典。语文课本是精读的，老师要分析、引导你的。课文是大白话，学生一览无余，所有的意思一看就懂了，干嘛要作为课文。老师讲，学生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这些东西都需要课外读。选到课本中一定是经典的。有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你凭什么说是经典的，也许过了两年，一点价值也没有，就被淘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课本中文言文、诗词的比重肯定不能再降低了。是不是需要再加强些？不能过分的强调，太难了学生没兴趣。我觉得学生是要施加一些压力的，经典的名篇应该背诵。我一直觉得五四以后的白话文中真正文学水平高的，真的写得好的，都是旧文学功底好，象鲁迅要不是读了那么多的古书，他哪里有那么好的文学功底。好的词句、好的修辞手法，包括大量的生动的语言都记熟了，以后用到他的语言中去，他的水平就提高了。一个人有没有教养，有没有水准，听他说一番话，看他写几篇文章就看出来。我不太认同现在的语文编法，我是反对的。我觉得不应该淡化文言文教学，淡化文言文教学肯定是不对的。
    桑：莫先生，在古典文学教学方面，您认为诗词教学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呢？
   
    莫：诗词教学最理想的就是通过诗词教学培养学生的兴趣，使他确实觉得这个东西很美，很喜欢，然后，甚至学生对课本上选的还不满足，课外去找一些一般的选本去读一读，这个是最好的。其次，要使学生不觉得这个东西是苦的事情，至少还是可以接受的，不是很差的事情。最差的就是学生不愿意去读，觉得是个苦差事。这与老师引导不当有关外，这个老师没有教好。如果老师讲的好的话，学生应该有兴趣的。古典诗词确实是千锤百炼字字珠玑美的东西。你只要有点审美能力的话，你能说唐诗宋词的名篇不美？如果连唐诗宋词都不感到美，那么这个学生在文学上一点感觉都没有。当然有这样的学生，对文学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也不能强求，有的人确实是这样。大部分人是有一点审美能力的，他肯定是有感觉的。好好的引导，讲解的要活一些，写作背景、意义、后代人是怎样接受的，尽量讲得好些。一篇同样的作品，好的老师讲，学生听得如痴如迷，甚至有的学生由此喜欢上这了。我在南大中文系讲课，有一个商学院的学生到中文系来旁听我的课，喜欢上这个，后来他考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现在博士毕业了，到首都师大去工作，他说之所以要改行，就是听了我的课，觉得唐诗宋词太美了，不想学商学了，改学这个了。讲得不好，味同嚼蜡。对老师要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老师要尽量讲的好，光靠教材还不够，教材选的好，怎么讲还是一个教学的问题，教学是很重要的。
    桑：莫老师，在中学阶段，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作为一个中学生要背诵多少诗词？
   
    莫：这没有一个必要的数字，课本上选的一些经典名篇都是要背诵的，不只是诗词，一些好的文言文如《岳阳楼记》应该会背的。年青人记忆力好，应该适当扩大些，背个上百首是需要的，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背诵诗词其实一点都不苦，我觉得原来背诗词是一种愉快的欣赏。不要压学生背，要启发学生背，让他喜欢。
   
    桑：最近，新课标出台以后，语文教育界包括高校都在对语文教育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进行或大或小的讨论，媒体也在讨论，新课标刚提出人文精神这个概念，莫老师您认为应该如何把语文教育和人文精神教育统一呢？
   
    莫：我觉得我们传统文化中比较优秀的成分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古典文学作品中，体现在我们读的文言文、诗词中。中国这个民族是重视文学的。如果要继承优秀传统的话，很大程度上体现我们的古代文学，诗词与文言文。作为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我思考过。中华民族从一开始思维特征就带有一种审美的倾向，古人对于生活意义的认识，对人生态度都是审美的，真善美是结合一起的，这些都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提到文天祥，作为民族英雄，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诗歌。所以提高语文教育就有一个潜移默化提高人文素养的问题。当然人文素养不只语文，但语文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说，语文教师承担的是不仅仅是教孩子怎样说话怎样写文章怎样读文章，实际对学生也是人格的熏陶。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教出来的学生人格也是比较健全的。历史上正面的优秀人物在课本上往往都出现了。读古人的作品是直接跟古人对话。中国的文学随着历史也有变化，但不象外国那样，比如莎士比亚的东西现在是读不懂了。汉字是方块字，是稳固的，除了先秦的诘屈聱牙外，象唐宋八大家的，只要稍有文化水准的人是能够读懂的。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是不多的。古人好的思想、情操、道德、对生活的了解、对人生的态度、对国家的热爱等等，通过作品影响到我们，所以如果语文教得好，对学生的人格塑造非常好，而且跟政治课的说教不一样。说教一般比较枯燥，接受起来比较困难，甚至还有逆反心理。语文是通过审美来接受，通过感染不是强求，真善美的东西感染你，你慢慢地受到他的影响，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用到语文教育上最妥当。你们要大声疾呼强调语文的重要性。一个民族如果不重视母语的教育，真是贻害无穷，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东西。中小学没有打好基础，后来再改很难。因为那时是塑造他人格的时候，对生活对人生的态度主要是那时形成的，我觉得这两者非常密切，本身就是一个素质教育。
    桑：对于语文素质教育，现在有一个提法叫语文素养。莫老师您认为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莫：我中学的一个老师对我们说，不管你们学什么，首先要学会说话，表达通畅，流利；字要写得漂亮，不要歪歪扭扭；第三要会写文章。这三者可能都是语文素养。现在用电脑打字了，写字大家好像都不重视了。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接受能力，别人说话时你能不能很快抓住要点，读一篇文章能不能比较快的理解他的意思，我觉得交流能力是最重要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去搞文学创作，主要是表达。中学毕业后，方向很多，同样面临一个表达的问题，一个人际交往的问题。现在分工协作越来越复杂，在一个团队里工作，必须跟整个社会交流，哪怕是一篇报告、单位的总结、推销商品的广告，能不能写得言简意赅，这都表现为语文素养。语文素养无非就是读、写、说。现在可能写得不大多了。
    桑：您认为电脑包括网络对语言、语文是不是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呢？
   
    莫：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谈了它的消极影响。用惯电脑的人写字肯定是不行了。世界上写英文字母最难看的人就是美国人了。我们任何一个中学生的英文字母都比他们写的好多了。中小学还是要提倡写汉字的，要知道它的笔顺、结构，对字才有更准确的认识。电脑的任何输入法都跟汉字结构没有很准确的关系，还是要写字。另外是词汇，网络里一些词汇是不规范的，甚至是不符合汉语原来的习惯。汉语是一种包容性很大的语言，本来也善于吸收外来的语言，单字单音组词比较方便。汉语的造词能力很强，汉字中加入一些英文字母，不管怎样说它就是不纯洁了。最好的还是用我们汉语的组词法来消化它吸收它，增加了新的词，还是我们的语言，这不是很好吗？不可能有什么意思一定要用字母来表达，不用就不能表达。汉字的功能非常强大，表意绝对可以表达出来，何苦？这不是我们决定的，网络的问题年青人不停地在创造。
   
    莫：思想说不清，就实践来说，古人就是死读书。象语言文字写文章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占的比重很大，与现代不一样。古人不学习ABC、物理、化学，古人的经验不能搬到现在。古人可能不太重视现在的启发式教育。你要学语言首先是认字，大量的背，大量的读，甚至不求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文章当然不符合现在的教育思想。但它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主张中小学生背一些，学习语文多读多背是非常必要的。从长远看，下这个功夫是值得的，一个人记得不多的话，语文素养是不会提高的。只有记的东西才是为你所有，记在心中的才会产生联想，在胸中体会、蕴涵，像牛反刍一样，才能有更新的理解和新的想法。现在的教学方式还是可以适当地学习一点古人的传统教学方式：多读、多记、多练。这是肯定有效的。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放在分析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那些死的东西，那是对付考试的，即便考得好，你的语文素养也不一定很高。
    桑：前两年新课标出台，一些人提出中学语文教学不要训练，更多的让他去感悟，您对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
   
    莫：训练还是要的。我不主张做那么多所谓的训练题目。好的方法还是要让他们多念作品多写，感悟要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上。学语言就是靠学习比较丰富的词汇，不能只照字典的定义看，关键是从上下文中看怎么用的。有的学生把老师课堂上讲的每个词的意思都记得清清楚楚，但他不会用，这个词汇还不是他的，会用才是掌握。我觉得学语文要培养实际的语文水准，不是单纯地应付考试。当然现在的高考试题也有点问题，有些题弄得太死，太抠，出题的人好像是专门在设陷阱，专门难学生，而不是真正地提高语文素养。
   
    桑：高考包括中考都在模仿托福、四六级的模式，前面是基础知识的标准化，中间是阅读，后面是写作，虽然赋分标准不一样，基本都是这种模式，对这种结构你有什么看法？
   
    莫：假如比较理想的话，是作文的比重加大，前面的减轻。看学生的语文素养好不好，他的作文最能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判卷有问题。那么多学生高考。那么多人改卷，标准不是很好掌握。同样的一篇作文，张三打五十分，李四打二十分，这造成不公正。前面的命题是公正的，但不能真实地测出一个学生真正的语文素养，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假如能做到理想的水平，改卷的人水平很高，可以要求提高作文的比重。我还是很同意要一些标准性的客观试题，只是一篇作文，偶然性太大了。
    桑：2002年以后，高考作文中，文白夹杂或不规范的白话文写作故事新编越来越多，另外还有诗歌创作，莫老师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莫：我不赞成。虽然我是研究古代文学的，我不赞成现在尤其是中学生用文言文写作。我觉得一个合格的中学生首先应写好白话文，写得通顺规范，而且高考作文不应过分也讲求文学性，这不是文学创作。我觉得还是禁止诗歌创作，诗歌更难判断，特别是白话诗。不要说中学生的诗，就是著名诗人的诗，两个评论家来评也差得远了，标准不明确，这么短的时间判断，太不公正了。不写诗，应该也不要写文言文。就写通顺的白话文，文从字顺，层次分明，略微有点文采。
    桑：现在台湾、马来西亚他们的文学院搞专书专人的教学，比如《孟子》、《论语》，您认为大陆的高校有没有必要呢？
   
    莫：没必要所有的课程都这样，可以是一部分选修课。读专书有一定的好处，特别是古代这一块。假如学古代文学、古文字、古汉语学一部专书是比较好的。这个知识点比较扎实，然后通过一部专书研究，等于是解剖了一只麻雀，将来举一反三。每一种都开没必要，开一些若干性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让学生来选修是很好的。所有的课都开成通论性质的，学的很浅，特别是一些研究型大学，不应该这样，应该有一些专书。解放以前很多大学的中文系，一些老师往往是开专书，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很扎实，知识点比较多。三千年的文学史，知识点是很多的。每个知识点都浅尝，不如挑几个知识点，学好一两门课后，学生就知道怎么读书、怎么研究、怎么理解。如果有兴趣把学到的方法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上去，他会学到很多东西。大学除了知识传授以外，还要进行技能的培养，培养他的理解、阅读、研究能力。通过一个具体的、实证的东西全面地在老师引导下读、研究它、思考它，学会本领以后，可以将它转移到另外一方面去。
   
    桑：最近中华书局曾召集一些知名学者主要是搞现当代和外国文学的，把教育部规定中学生必读的一百多部经典书缩编成故事梗概性的，您对这种读故事梗概不读原著的现象是怎样看待的？
   
    莫：我是不主张读故事梗概不读原著的。当然读一些梗概也可以，但不能只读故事梗概。应该通过梗概再读原著，读了梗概，觉得哪几部比较好，再去追到原著那里去，一定要到原著那里去。故事梗概很多优秀的东西没有了，意义不大，说不定还起反作用，本来语言很生动，人物栩栩如生，一旦抽象出几条类似王熙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肯定没多大意思，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还是读原著比较好，我一直不懂现在学生为什么不愿意读原著，原著是那么的美，读原著其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