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清华大学的这些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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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清华大学的这些孩子吧

程曜

　　清华大学关心学生的老同事，希望我能对清华学生的学习，写一些具体的看法。因为我刚从台湾过来，对一些在中国内地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不会视若无睹。的确，内地学生的行为和欧美甚至港台学生的行为，大大的不相同。我们虽然不忍苛责，但是我们还是得认真研究，作为时代的见证。学生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优秀的学生可以先知先觉，在这个大变化的时代领先群伦，改变社会现状。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同其时，全世界也正注视着这些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来面对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们当然理解，年轻人个人的问题，随着年纪的增长，一定会适当解决。而该思考的是，清华里学生的特殊现象，以及普遍不正常的行为。我们在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身上，都能见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被鼓励的傲慢和自大。到了中国，这种精英似的我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解的道德观。

　　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显着的问题就是混乱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之后，沿海的区域发达了，大量吸收内陆的人力，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劳而获的机会。只要占住了重要的位置，挡住别人前进，多少都可以获得一些利益。我们可以在清华大门口的街上，看到有些对红灯视若无睹的清华学生，一对对牵着小手闯红灯，悠哉悠哉漫游过街，可以让百辆车子紧急刹车而不以为意。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训练的新中国一流大学生吗？2003年夏天我回台湾时，遇到了我的老师刘达中教授和作家陈映真。他们都问了我一个相同的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形成了吗？”我的回答如下，城市里的中国人有钱了，他们很注意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但是要他们为公众利益付出一丁点儿，他们就不愿意了。当这些人没一点共识，没有一点共同价值观时，我们如何称之为中产阶级呢？这种中产阶级如果兴起，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万万无法代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再回到被惯坏的清华学生身上，他们一样具有全世界中产阶级斤斤计较的特性，却又不肯好好学习。总以为考上了清华，就能当总书记了。只要稳扎稳打，不犯大错，总有一天能飞黄腾达。知识的殿堂，不再尊重知识，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

　　我们在这里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些学生不要知识。大部份学生上课的时候，只留意老师放了什么资讯，可能要考什么。很少理会一堂课内所教的内容之间的关联性。这件事非常容易证明，只要上课明白说出的一句话，好像会考，他们就会回答。如果需要综合两句话的推理思考，他们就不知所措。即使心里明白，也不敢把心里明白的事情写下，或者尽量写的模棱两可，多拿一点分数。如果不给公式，学生不会算，也不敢推导公式。这样子的态度，不正是明证。他们上课，不理会老师推导公式的思路，大都死记最后公式的结果。上学期我上完光学，考试第一题如下：“如果你的近视眼很严重，不戴眼镜能看清楚显微镜的影像吗？”这样的问题，一百个修课的学生内，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不会答，还有四分之一答错。这个问题，起码清楚表现了两件事：一、课本里没有的他们不会；二、他们不看显微镜，也不看望远镜，只会使用全自动对焦的照相机。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有一点我确定，他们不会将上课的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上。这些知识只是用来考试，让他们踏进大学之门。剩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学生之中，才有一些是愿意知道，喜欢知道的人。上个世纪美国着名的教育哲学家杜威，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概念。我思考这句话三十年，回到祖国后，突然发现中国的现状和一百多年前的美国非常类似。当年的美国，被欧洲人瞧不起，认为美国人没有文化。虽然教育水准低落，却有欣欣向荣的活力。杜威说生活即教育，让美国的教育和实际结合起来，也去除欧式教育中的矫揉造作。中国的现代教育，应该吸取这个宝贵的意见。事实上，杜威为胡适的老师，正是胡适当年在大陆宣扬杜威的教育观，延续到台湾。而我回祖国后，见到学生的问题，似乎又回到胡适在北京的时代，一百年来没有多大的改变。

　　学生们不敢问问题。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理解这个现象。当然，我们在台湾对这个现象并不陌生。可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听一些演讲，如果授课老师不在场，他们喜欢在同学面前大放厥词，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往往不知道，问的问题和演讲有任何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问问题。一、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二、怕在老师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影响分数；三、再次验证学生对知识不感兴趣。知识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妆饰、和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模糊记忆。竟然有学生辅导员对新生说，你们尽量背，考完就忘记掉，不然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课程。清华大学怎么能让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扮演大人的角色，在学生内部流传一些不入流也不正确的观念，培养了一群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

　　清华的学生还有一个特色。正是因为当年高分考进清华，受到了很大的奖励，从此就对分数特别感兴趣。学生之间，以分数作为一切评价标准，有了高分就高人一等。拿不到高分就去修更多的学分，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拿不到高分。甚至有大学三年半修了一百八十多学分的例子，平均一个学期二十六个学分。这样的学生，往往对所修习过的课程一无所知。清华大学应该降低必修学分，严格把关控制品质。前些日子，我亲耳听到一位北大附中的老师说，现在四月正忙，过几个月学生进了大学就好了，只要交钱就能毕业。言下之意，大学教育不如高中教育辛苦。我想，这个看法在学生之间是普遍的，念高中比念大学辛苦。有的学生不但不认真念书，还敢来恐吓老师。我就碰到几个例子。清华大学严进宽出，已经是有名的了。这件事再不倒过来做，抓紧学业放松政治，明显和经济崛起的中国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放松人民币汇率和管制，已经箭在弦上，是多久才能完善银行体系的问题，是能忍受多少关税报复才开放的问题。经济发达后，中产阶级检查自己口袋和堵车的时间，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学生花脑筋赚钱的时间，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学生已经没有政治的热情了，学校不必太担心，应该好好的抓学业。混文凭不该毕业的，千万不要妥协，尤其是研究生。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喜欢动手。不但千方百计逃避动手，还会去耻笑动手的同学。作为老师的我，千方百计的强迫他们动手，甚至不惜以退学要胁这些学生。我必须承认，即使这样，仍然所获不多，或者面临损坏设备的风险。我们发现，学生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不动手。背后的原因往往很简单，除了考试，他们几乎什么都不会动手。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形而上观念，根深蒂固。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很多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动手，由小学到大学一路因循下来。再者，现代的电脑普及，又有很多网路新贵产生。这种弄不坏、不必负责任的玩具，反而给了他们很大的动力。还有，动手的分数通常不好评价，老师会送分。学生花很大劲学习动手，不如一个计算所得数字的成本效益高。老师不重视动手评价，学生当然不会重视动手。系里和老师的研究室里，没有摆满手册和厂商零件目录，学生当然除了玩软的不能玩硬的。学生最常找的不动手理由，就是设备不够好或者没有设备。我们发现，最好的设备给他们，他们也不用，更何况让他们自己建造设备和修设备。最好的创新科研，绝对没有配套的设备。往往在设备不足的情况，才能激发想像力，开发出前所未有的科研方向。国外学校经常有一些竞赛，鼓励学生在有限的资源下，把所学知识运用来创造新的小发明。我们不也是该认真地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释放学生的想像力和能量。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问学生，当光照到物质上，多少时间之内光电子会被释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一起回答：一个纳秒。这件事让我吃惊万分，他们可以由一个老师或某本教科书上得到错的答案，完全不思考这个答案的荒谬性，和教学的内容完全不一致。上学期在期末考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方法，物理学和你所就读的学科方法，有何不同？竟然有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回答，物理有很多要背，生物也有很多要背，非常不容易同时记住。我宁可相信他在和我开玩笑，不然我如何自处，到底是怎么教的。中文的教科书有几个大弊病，略举两点如下：一，不与时俱进，不能不断再版，更正错误和更新知识；二，没有良好的索引和参考文献，学生学完之后，无法一辈子用来翻阅。学生宁可花钱买手机、电脑和配件，不肯花钱买一本好书珍藏，太令人失望了。好的外文教科书，都有中文翻译本，但是这些翻译本的再版往往更不上时代。在中文教科书完善之前，我们只能大量使用外文书籍，而且减少学生使用翻译本的可能性。

　　如果大家不认为，上面列举的现象是我捏造的。不免要问，中国该何去何从？这些清华的大学生像是会考试的文盲，不但对知识不感兴趣，对文化也十分陌生。虽然可以随时琅琅上口一些专有名词，似乎学习了很多。但细究之下会发现，他们就像文化大革命里的样板戏，架势十足好看，内容简单易懂，却不深刻。我必须要说，这不只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责任而以，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我必须呼吁大家来救救这些孩子，把他们的思想紧箍咒拿掉，让他们开始思考。我们不能再纵容这些自以为是的清华学生。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不能够创造更进步的文明社会，就不配走出清华大门。要让他们知道，再聪明的人，也需要严格的锻炼。要让他们知道，世界不只是海淀清华园，而是五大洋五大洲。

　　附：程曜简历

　　出生日期：1956年10月

　　最高学历：博士

　　专业：微纳加工

　　1974-1978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学士

　　1980-1984德国鲁尔大学电子工程系硕士

　　1985-1989德国鲁尔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

　　1989-2001台湾新竹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999-2002新竹清华大学工程与系统科学系与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合聘教授

　　2002-为北京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引进的百人海外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