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需要诗意

教师之友网

教育需要诗意
　　华夏时报记者李北辰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刘再复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曾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曾作为第一位中国作家与评论家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其“文学主体论”和《性格组合论》曾在文化界掀起不小波澜。
　　多年来，这位“漂泊的思想者”一直不间断创作和思考。在他最近与女儿刘剑梅合著的《教育论语》一书里，刘再复写道：“我有一种对教育的自然关怀，这是人文关怀的一部分。”
　　刘再复曾多次提道，二十一世纪将是教育学的世纪，即重新树立人，塑造人，培育全面优秀人性的世纪。在他看来，教育应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第一目的。当今教育过分偏重工具理性的培育，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培养。“教育是有诗意的，现在的教育处于功利境界中而无自知之明。”
　　在《教育论语》中，刘再复提出了很多有关现代教育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学校就是学校，社会就是社会。学校要影响社会，而不是社会影响学校。学校自身应有一种不同于世俗的高尚精神，和崇尚创造性劳动的风气。就像必须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一样，学校也必须有养成独立校风的意识”。
　　日前，远在美国的刘再复接受了《华夏时报》的采访，不仅谈到了教育，也谈到个人命运以及他的故国情怀。

　　教育的本质是提高生命质量

　　《华夏时报》：作为文学研究者，除了对教育的一种自然关怀，还有什么原因促使你把近年来的研究课题集中在“教育问题”上？

　　刘再复：在和女儿刘剑梅合著的《教育论语》一书中，我曾提及家庭原因。我因父亲早逝，便随母亲生活在外婆家，外婆家是典型的教师之家。我大舅父（叶重青）、舅母（吕惠芳）是中学的生物教师，二舅父是小学教师，阿姨是小学教师。我结婚之后，妻子（陈菲亚）一家也是教师之家。岳父（陈英烈）是中学教师，菲亚本身是厦门师范学院毕业，毕业后在福建连城三中、一中当教师。她的阿姨、姨夫、兄弟、堂兄弟也有七八个中小学教员。没想到，出国后，我也在校园工作。大女儿剑梅更是从美国的大学“教”到香港科技大学。亲族中有二十多个教员，耳边布满“教育”之声，这不能不影响我对教育的关注。

　　《华夏时报》：你多次强调要回到教育的本质，在你看来，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刘再复：教育的本质就是教育本身，即——教诲人、培育人、提升人、塑造人。更具体地说，教育的本质就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建构人的卓越人格。

　　《华夏时报》：如何理解你所说的“教育的诗意”？

　　刘再复：“教育”如果仅仅着眼于培养生存技能、职业技能，教育便没有诗意。只有充分着眼于培养人的全面优秀的人性，造就出精彩的人才、卓越的人格时，教育才有诗意。如果校园成了“猪的城邦”（苏格拉底语），“驯服工具”的制造厂，流氓痞子的化妆室，这有什么诗意？或者校园里只知道追逐分数，只知“经营关系”，只是“学习”谋生手段，这又有什么诗意？诗意在于生命之中，在于心灵之中，在于人格之中。那里拥有人的激情，拥有人的信念，拥有人的精彩。那里人才辈出，那里摆脱牛马似的教育和扼杀式的教育，那里才有教育的诗意。

　　德育教育已经变质

　　《华夏时报》：你在书中提到，就教育内涵而言，中国的教育结构比美国教育结构更为合理，因为它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三维结构，但这三维现在都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变质，尤其是德育？

　　刘再复：到美国后，才知道美国没有德育课，这是根本性的缺陷。中国始终坚持德、智、体三维教育同时进行，历来重视“德才兼备”、“品学兼优”，而且以德为先，以“品”为重，这是一种伟大的传统。美国没有这种意识，这乃是教育的幼稚病。可惜，我们的德育蜕变成政治意识形态教育。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可以理解，但它只能解决政治立场问题，不能解决一个人如何对待社会、对待他者、对待自我、对待家庭、对待朋友、对待自然、对待宗教、对待传统、对待成败、对待生死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德育”范畴。德育不仅要教会学生遵守社会规范，而且还要帮助学生确定永恒性的道德形式，尤其是对道德的敬畏感。“天上星辰，地上的道德律”，康德对待道德就如仰望星辰的敬畏感，是政治意识形态教育所忽略的。

　　《华夏时报》：你说学校要有“免疫力”，“学校要影响社会，而不是社会影响学校”，但也有人觉得这个观点有些理想主义，会放缓学生“进入社会的脚步”，你怎么看？

　　刘再复：教育切勿急功近利，切勿急于催促学生“进入社会的脚步”。倒是应当培养学生关心社会的情怀和理性认识社会的能力。我认为，学校对于社会潮流与社会风气应当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即应当有“免疫力”（杜威曾表述过的思想）。这是指学校应当保持一种独立于潮流之外的理性能力。这是理性，不是理想。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中国基础教育最为欠缺的一环是什么？

　　刘再复：最为欠缺的，恐怕是只重“知识”，不重“智慧”。换句话说，只重原理原则，不重质疑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等。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慧根”。基础教育的关键不在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慧根的培育。

　　在美国多年“面壁”

　　《华夏时报》：旅美多年，你个人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刘再复：最大的改变是简化了人际关系，使生存状态几乎变成“面壁状态”和“沉浸状态”（指读书的沉浸状态）。此时我与松鼠、太阳、月亮的关系完全大于社会人际关系。

　　《华夏时报》：你以出国为界，把自己的人生划分为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而现在则到了第三人生，即世界公民阶段，对一名学者来说，这是否意味着更大挑战？

　　刘再复：你说得很对。我把自己推入“第三人生”，完全是对自己的挑战。关键是对眼界的挑战，挑战“一国一族一方”的眼界。其次是对心态的挑战，挑战“流亡心态”，挑战“国学心态”，挑战“价值偏执心态”。

　　《华夏时报》：现在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有很大的转变吧？

　　刘再复：出国时四十八岁，与那时的“激烈壮怀”相比，我此时对待人生的态度，可说是“万念归淡”。去年我在《读书》上发表了《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讲述我近十年人生的“反向努力”意识，即人生不再朝着更大功名的方向去努力，而是朝着相反的“复归于婴儿”的孩提方向去努力。

　　《华夏时报》：你在《两个自我关于故乡的对话》中说“想到故乡和祖国，我的情感单纯到只剩下一个恋母情结，像哈姆雷特那样，因为害怕伤自己的母亲，总是犹豫彷徨。”一定是有过很多经历才有这样一种情怀？

　　刘再复：对待“祖国”与“故乡”，我确实充满矛盾与彷徨。一方面，我是根深蒂固的爱国者[微博]，东方那片土地埋着我的祖母、外婆，埋着我的父亲、母亲，生活着那么多爱我关怀我的兄弟姐妹，我能不爱吗？还有故乡的森林、花草，它们不仅长在那些土地上，同时也早已长在我心中，我能不牵挂吗？但我又是一个不断打开视野，不断寻求高远境界的学人，这又必须时时超越故乡、故国。看来，既做中华之子，又做天下之子，这大概正是我的宿命。

注：作者原题目：《答<华夏时报>编辑李北辰先生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