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培：在人文的历史长河上摆渡－－与严凌君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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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培：在人文的历史长河上摆渡－－与严凌君对话
蛇口的四海公园有家叫“东林小筑“的茶馆。我跟严凌君在那里对话的周末的下午，窗外正下着小雨。严凌君说话的同时，茶馆播放着舒缓的音乐，它们一起被录了下来，这使我在听着录音整理的时候，总是恍惚地觉得像是在听配乐散文，严说话的调子也是舒缓的，若有所思又带有一些诵读的味道。我还感受到这是80年代的味道。到底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学生。跟后来的学生不大一样。严是1983年大学毕业的。
我跟严不算很熟。我们大概见过两次面，其中的一次他送我一本书《深圳城市病》。再就是有一阵子读到过他的文章。这一次的聊天使我了解这个人，一个中学教师，一个读书人，一个竭力简化生活的人，一个踏实地生活在城市一隅的隐士……他有一些有意味的说法，比如说，教师其实是一个摆渡的人；又比如说，在人类不多的有意义的职业中，教师是一种；还比如说，他发自内心地相信只有给别人幸福自己才可以幸福；他还说他可以一辈子就这样教现在教的读书课。这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他的未来似乎一目了然。但是他并非心如止水。他有大的希望，这就是把最好的精神养料给他的学生。为了这个目标，他编了一套书，《青春读书课》系列人文读本。他跟我约定，我们只谈这套书。我知道他爱这套书。而且，我想我也知道他爱的理由。当你把一些非常好的、自己也很喜欢的文本推荐给如饥似渴的学子时，是会有一些激动和骄傲的。
王：我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有关你搞了一套“读本”的文字。现在终于看到这沉甸甸的三大本了。我们就从这里聊起吧。
严：按照我的设想是要搞一个人文读本，给青年人，给中学生看的，是一个系列，一共有六本。现在这三本是给高中生的，还有三本给初中生的，也是三本，篇幅小一点，快要出来了。它们是我在学校开的选修课的教材，有很丰富的人文含量。三本书的分类，很容易看出基本的知识架构，第一册《白话的中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读本，实际上也是一个中国现代思想的简史，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用白话书写过的中国的命运、生活，选了百年来比较有名的文章来浓缩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带有比较强烈的人文性。第二册《人类的声音》，范围更为广泛，是世界文化读本，希望给学生一个广阔的人文空间，让它们看到人类经过几千年后，有哪些经典是我们应该去理解、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体会的。有学生读完第一本之后，特别痛苦、焦虑，感受到思考的艰辛，同时感到非常沉重，对现实、对历史更多一份思考和了解。读完第二本后，则豁然开朗，感到人类的精神空间是那么博大，进入到一种新的境界。有学生说，每次上完读书课，都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我想非常好……
王：这个感觉也蛮有意思。第一册就像我们看黄河、长江，它们弯弯曲曲向前奔流，第二册则像它们突然汇入大海，一派浩瀚。
严：这也是一个历练的过程。首先要正式现实，经过炼狱才可以上升，上升到天堂。这种感觉也是知道自己有路可走，你在生活中碰到的问题，你苦闷，彷徨，压抑，但是不能因此就消沉，实际上总还是有更多、更好的选择，这一点对青年学生非常重要，在他们的心智正在养成之际，不仅可以打下一个厚实的人文基础，而且也增长一些人生的智慧，慢慢构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
王：这样一种阅读的效果，是无意中形成的呢，还是有意的设计？
严：这首先是一种设计。第一册要认识我们中国近现代的重要文本，这是一个青年学子必备的学养和家底，知道我们的前辈曾经探索过什么东西，做过什么，是不是都变成了现实，我们现在处在一种怎样的生活状况。直面现实总是痛苦和压抑的，这种效果是必然的。在这一册里，我们不仅有久远的文本，还有新近的东西，因为我希望这些学子在不久的将来不光是接受思想，还要加入到思想的创造中去。到了人类文化的境界呢，按照学生的说法，第二本比第一本好看，他们发现了很多的希望，很多美的东西，不光是痛苦的思考了。第一本里面也有美，但是，这些美好像在一间玻璃屋里面，看得见光明但是找不到出路。在第二册里，很多东西都变成了人类的现实，而它们曾经是古人思考的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
王：这一册也不光是外国人，也有中国人的。像孔子的文字。你这样做是想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看吧？
严：是啊。我是主张从一个大的背景来看我们人类的文化。所以有人说我编的这套书，不仅仅是给中学生看的，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读本。我们不能只看那么狭隘的东西，不能只看那些实用的东西，我们更应该看到有一个高尚的、远大的、海阔天空的世界。
王：你的第三册很有意思啊。全部都是诗歌……
严：为什么要把诗歌作为一个读本呢？这是我的一个理念。人能够诗意的生存，这是最高的境界了。如果一个人一生中都没有接触过诗，没有爱好过诗，这肯定是一个极大的缺憾。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补上这一课，首先是所谓大地上的诗意，然后是心灵上的诗意，为我们个人的生活增加一些诗意。所以前面的导读都是用比较诗意化的语言来写的。
王：你怎样归纳这套书的主要特点？
严：一个是她的人文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个跟导读有关系。我写的这些导读，主要是要诱导读者、刺激读者，而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教材那样提问。现行教材中很多问题都是假问题，只具备让学生复述知识的功能，并不能刺激学生的思考和想象。我希望读者尽快进入到文本本身。事实上，有不少孩子读了之后很激动。一个大一的学生，深圳大学的，在读了第一本后很激动，跑到我们这里来，买了十几套书送给朋友。把这套书送朋友是有象征意义的，他产生了思想的激情，被打动了，他希望他的好朋友也产生同样的激情，这样就有共同的话语。
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搞这样一个读本？
严：朦胧的想法很早就有了。我很长时间都在中学教育界工作，对现行的语文教材有很大的不满。我们自己曾经感动过的东西，却不能教给学生；教给学生的，只是那些规定的很狭隘的东西。如果我们对这种状况不做点改变，我们自己的职业会变得很可怜，学生也很可怜，它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只好去找些流行文化来填补自己的精神空白。几年前，有过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很大的鞭策或者说批评，所谓“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我当时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我并没有参与进去。也有人来找我，想编一套书，讨伐中国的语文现状，我也没有答应。我想的是，问题提得很好，但是，我们可以批评甚至讨伐现有的秩序，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最终除了自我贬低，一无所获。如果人人都在抱怨，或者等待上面有一个指令下来，这个改变现状的过程肯定是很漫长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与其抱怨，不如自己行动，而且是由下至上的行动，可能更加有效率。于是我开始着手选编这本书。
王：最早出来的时间是新世纪开始的两千年。这也有点象征意味。
严：实际上在这之前就有油印本。
王：编写这个读本完全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嘛……学校方面呢？
严：我征得学校的同意。我们学校的王庭尧和黄戌平两位校长还是比较有气魄的，也很有眼光。
王：这点很不容易啊。开课是在两千年吗？
严：是两千年。现在开了两年多了。
王：在育才中学是一种实验性的课程吧？
严：是的。我们作为教改的实验，新增加一门校本课，如果有价值的话，我们会一直做下去，甚至向外面推广。应该说，现在开始有推广的可能了，像珠三角洲有些学校就来买我们的教材。南山区下个学期也准备推广。
王：那就是南山区教育局也认可了这个读本。他们有什么评价吗？
严：他们认为值得推广，给了学生很好的精神养料。广东省的语文教研员也认可了我们这个东西，上次就把广东省的中学语文年会放到我们这里来开。每个与会的教研员都发了这个读本，他们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都认可它的创新价值。
王：对于这个读本里面的文章，有没有领导来说什么，比如说应该选什么，不应该选什么？
严：没有。完全自由。
王：那就是说，这个选本完全是你个人的眼光，反映了你的判断和偏好。那么，你认为这个读本跟过去的一些读本又很大的差异吗？
严：当然是这样。否则我就不会去做了。首先从外观上看，这个读本的容量大。这需要从大量的文本中去选择。好在我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这样。为了把这个工作做好，我甚至找到大学时代的笔记。可以说，编一个读本是一个知识储备的大掏底吧。然后，这个读本借助了现在文化思想界的很多成果。我个人的价值判断当然也是一个方面。我个人是从构建青年学子的精神家园、关注国家的前途、未来的命运方面来定位的，而不是简单地看文章是不是漂亮。我也不是给他们提供作文的范本，而是看对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还有一点是它有兼容性。既有周作人，也有瞿秋白。在第二册里面，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几大神话传说都包括进来了。再比如说像《人权宣言》、《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也都放在一起。
王：我注意到还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这是一个很新的文本。一般作为教材，在时效上总是比较慢的。
严：我很注意时效。你看我还选了《读书》1998年12期的编辑手记《请国人温习常识》，以及《南方周末》1999年元旦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文章。我们不能老是谈过去的东西，当下的东西其实更值得我们重视。这些是及时的养料。当然，倾向性也很清楚吧。比如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我选的是“地下诗歌”，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这些诗才是诗。另外，我选了催健的歌词，因为它是很能代表一代觉醒的青年的典型情绪。还有王小波、谢泳、摩罗等人的文章……
王：这些人的文章显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字。
严：是啊。这涉及到我的立场。我的立场是民间立场。我认为文化的命脉在民间。中国文化几千年连绵不坠的原因，主要就在民间的文化凝聚力。民间的思想者不断地提出新的思想，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尤其在封闭的时代，这一点表现得格外明显。任何时代都要有民间思想，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而且我认为它们是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王：说到民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网络上的东西呢？
严：在目前，网络上的文本的可信性还不清楚，还涉及到版权等等，都不是很确定。不过下一步在续编辅助材料里应该考虑到。
王：美国人也搞过一本书，叫什么“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你这个东西在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角度呢？就是感动一个民族、启发一个民族？
严：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新启蒙”的问题。“五四”一代的启蒙没有很好地延续下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生活在鲁迅时代，他们所焦虑的、所针砭的现实，并没有得到改观，有些甚至可能还倒退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重新启蒙”的问题。不过，到了我这里，我所理解的重新启蒙，主要是播种，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播下思想的种子，让他们知道人类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人类的生存也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有多种多样的文化存在，当他们有了开放的视野、开放的心态之后，我们的未来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这种播种者的心态很明显。当然，成人看了我编的这个东西之后，也有很强烈的反响。最近在ｋ１２教育网上，我看到有人在推荐这本书。我也主张向中国的语文教育界推广“人文关怀”，也得到了响应。
王：在育才，你的这门课是选修课，来听的学生多吗？
严：来听的人多是喜爱这门课的。现在基本保持在100人左右。
王：育才的高中生总共有多少？
严：900多人吧。
王：九分之一的样子。这个比例你觉得怎么样呢？
严：我当然是认为每个学生都应该来听。但是，我不能强求。现在有些学生的家长比孩子本身还需要这个东西。他们让自己的孩子来听。现在的孩子更多会选择流行文化，毕竟流行文化既轻松，又更容易找到知音，大家都在一个流行文化的话语圈里，很容易跟别人交流。如果你深入到文化的不毛之地，马上就会感到很孤独，没有人来交流。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经济时代的人，以经济为唯一的生存标准，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不能带来现实利益的东西就不会去选择。一旦有闲，他们会去找消闲的文化，很浅层的东西，能够逗乐或者能够赚取一些眼泪，他们就认为是很好的东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的必然是孤独的事情，因为我们只能面对精英，一小批愿意思考、不愿意随俗的年轻一代，给他们以好的熏陶。这几年中国的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路里面有一条，提出课外名著阅读，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要学生把眼界放宽。各地也有人在做。但是效果未必理想。读名著的好处，我想美国有个学者叫布卢姆的说得很好，现在的人都生活在此时此地，而一个人的生活不可以这么简单。读名著可以帮助我们回溯过去，重温人类的经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对现实的不同的理解，然后我们才有勇气面对未来。名著不是一个增加一点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生存的必修课。应该有更多文化的积累和精神的养料，才可能有更包容的心态，才会对生活有更多的理想。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人可以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不至于活得越来越无聊。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语文界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来推广这些理念，来做点真事，不是仅仅对付几节课，或者应付高考的升学率。这些东西对升学率也应该有好处，事实上，我选的一些文章在高考中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不是目的。
王：现在的学生有没有觉得这个读本太艰深了？
严：学生的程度很不一样。有些就能产生很大的共鸣。我举个例子吧。我讲完第一本后，有个学生出国了，他要家里把后面出的书寄给他。还有的学生出国的行李里面，就放着厚厚的几大本书。我想这种精神上的需求就表明他们很认可这个读本吧。
王：我看过你的学生写的作文，你们不是编了一本书《春韵》吗，有些作文写得还是很不错的。跟这个读书课有关系吧？
严：肯定有关系。不过一个学生的成长不是一个老师的事情。我们在读书课上只是强化了某些东西。学生写的文章，很多跟我们在读书课上的讨论有关系。
王：另外几百学生不选读书课的原因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
严：客观上，学校的课程安排是一个原因，在上选修课的时候，老师要补课，或者要测验，或者搞一个体育比赛。能够坚持听课的学生，基本上都克服了很多的障碍。在下个学期，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就是尽量给选修课专门的时间，从制度上来解决。还有很多孩子，从小到大，没有自己选择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是等老师给他们东西。
王：我想跟现在的应试教育也有关系吧？尽管读书课是有益的，但是毕竟看不出明显的好处，不跟高考挂钩，学生的课业那么重，家长大概也不支持自己的孩子来学这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是觉得育才中学的领导很不简单啊，他们可以在整个教育的大环境中，让你来做这个实验……
严：是啊。现在读书课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它涉及学校领导的策划，也涉及学校的实力。在我们的身边，还是有很多想做点真事情的人。再说，在相对较短的单位时间里，吸收到尽可能多的文化资源，是一种有效率的减负，也符合“求知经济学”吧。
王：我觉得有些意思的一点是，蛇口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得最早的一个地方，也可以说是一个摇篮。过去有一个短时间，她甚至是一个文化观念的输出地区，在全国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现在情况有些不一样了。但是，刚好是在这个地方，又产生了这样一个人文性很强的教育实验。也许这不是偶然的吧。
严：你这个分析很有意思。我想蛇口这个地方对我的观念上的冲击是很大的。我是1990年到这里来的。当时我目睹了蛇口工业区的董事会的竞选，听他们的演说，下面的提问，有很多问题都很尖锐。那种状态确实是一种文化场。只不过我赶上的是末流吧。这种蛇口的文化跟第一代领导人袁赓老先生的个人理念是很有关系的。有意思的是，我的这套书出来后，袁老知道了，因为他的孙女在我们这里读书嘛，我们给他送了一套书去，他说很不错，非常认可，向去他家的许多客人作推荐，有些人就是从他那里得到消息，来向我们要书。所以，我在这里编这套书，也许不是偶然的。呵呵。
王：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我知道你过去也喜欢写文章。很多写文章的人后来开始做官了，处长啊，科长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潜下心来，坚持文化的理念的。
严：我们现在也不好说自己就是知识分子，也不好说是文化人。说得平实一点就是读书人吧。读书人嘛就应该真正给出一点读书人的气质来，给学生看看。他们可以不以老师的个人生存状态为仿效目标，我们个人的生存状态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给出的精神的养料很重要。比如告诉学生：学生时代不是只有一个升上大学的目的，学生时代也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你要在这时候铸造你的人格。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比如在学校创建一个书香校园，这多少是可以实现一点的。我想老师比较幸福的地方就在于，可以看着一个人成长。
王：你过去的经历跟你现在的行为有什么关联吗？
严：我的父母基本上是文盲。我是在江西师大接受的高等教育。1983年20岁时毕业，到江西吉安师范当老师。1990年，我向深圳的学校写信求职，这样有机会来到育才中学，一呆就是12年了。
王：你似乎很看重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
严：说起来很幼稚。上大学时写诗，办诗刊，觉得写诗可以直接作用于人心。后来觉得做老师也是可以直接作用于人心，这显然跟我学生时代的傻气有关。我在学生时代很是信奉宗教里面以爱为中心的理念，爱世人。我接触过几种宗教教义，但是我没有选择做一个教徒，我接受了其中的一些理念，比如爱和善的理念，不是作为自己的个人修行，而是生活的理念。我来深圳这些年，跳槽的机会不少，但是没有动。我想，我现在做的事情，没有一点宗教理念的支持的话，确实会觉得非常孤独，因为它是无可告诉的。随着自己对人的认识的完满，我觉得当初的理念是对的，没有什么问题，虽然在现实中经常碰壁，但是，它们是好的，这就够了。一个人年轻时候接触过什么很重要。
王：这么一说呢，就要涉及到哪个时候的大学生活了。
严：哪个时候的大学生跟后来的不一样。大家有一种复杂的特殊的经历，也积累了巨大的能量。
王：你估计你的将来呢？会有变化吗？
严：没想过将来有什么大的变化，没精力去想这些。我觉得当一个老师，可以这样说吧——人类社会里面真正值得做的职业不是很多，而老师是其中值得做的一个。不管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教师这个职业总是有它独特的价值，它是消失不了，因为它是人类需要的职业。教师是文化的传播者，或者说，我们就像一个摆渡人一样，把一代代学子送到人生新的彼岸。所以，从内在来说，这是一个高尚的职业。而我们社会上的很多东西只是生产的需要而已。这话说起来会得罪很多人，但我个人的选择就是这样的。
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看见读书课的实验成果，需要很长的时间吧？你会不会很坚定地把这门课一直教下去呢？
严：我如果能够把这门课教上一辈子，我都会很满足。我现在不去设想变动，在我的心里没有想到变动，除非我还是可以教这门课。你问为什么叫“白衣书生”，白衣嘛，就是一介平民。我只想简化我的生活，做一个简单的读书人。我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更多的孩子可以有机会接受这样的熏陶。我相信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一个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别人幸福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只是一个单干的行为，它的意义和愉快都会小得多了，就像一个人喝酒，自斟自饮，实在没有太大的乐处，无非是把自己灌醉了，然后却说“天下皆醉我独醒”，变成一个屈原似的自以为是的优越。中国的读书人有这种通病，一旦自己领悟到某个真理，发现某个东西是好的，他会孤芳自赏，怀璧自珍，成为群众的对立者而不是启蒙者。最后孤独地死在路上。连鲁迅也没有避免这个命运，不过鲁迅意识到了，他希望有一个知识阶级的出现，来共同推进国家的改革。现在中国号称知识分子的人不少，有学历的人也不少，但是有人文关怀的人不是很多。
王：你是否认为写文章、写书比起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来，显得很虚？
严：是啊。所以我现在文章也不写了，专栏也停了，几年来一门心思做这件事。这一方面使我觉得痛苦，因为我编书的过程中，只是为学生而读书，已经习惯性把看书变成一个选择文章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为自己而看书了——当然最后还是快乐更大，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但我还是希望把一套书全部编出来以后，能有时间为自己的兴趣读点书、写点东西。黄山谷不是说：三天不读书，人会变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教师不读书，变得一口教书腔，人就乏味了。
王：你似乎很满意现在这样的状态？
严：也不尽然。其实我很怀念刚来蛇口的时候，有一帮人经常在一起，谈谈文化、文学等等。其实一个思考者，一个写作者，很需要彼此之间的互动和支持。现在，这些都没有，大家在单兵作战，过去有过的状态现在只是潜伏着。另一方面，我们更加狭隘，更急功近利，缺少了单纯的道义之交，没有了思想上的感动和激动，我想这是非常可悲的。这种丧失很容易，获得就很难了。
王：你认为，加入ＷＴＯ以后的中国青少年教育趋势，与你编辑读本所追求的理念是否合拍呢？
严：是的。应该说正逢其时。在技术上，现在的学生已经有了自我选择学习内容的可能。信息时代带来的信息的丰富和混乱都是前所未有的，教育的改革似乎反应迟钝，是被动地被信息化的普及和学生的自我选择所拖动前进。以中学语文教育为例，如果我们还是拿着文化含量极少的课文教学生，并且用的是老三样的武器——主题、段落、写作手法来分析文章，依旧做的是“解剖尸体”的工作，古人说得好听点，叫“拆散琉璃宝塔”，这样做下来，文章没有了生命，学生也不是为了吸收精神养料而学习，语文就变成学生厌恶的学科，语文教学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人文内涵。语文教育也该与世俱进吧。我们希望下一代有个什么样的生存空间，我们首先要给他们一个足够呼吸的文化空间。所以，我愿意在语文教育届呼唤人文精神，向广大的青年学生推广人文关怀。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一同做这件事。
在南方周末的网页上看到关于你的介绍文章，很兴奋，又顺藤摸瓜，在搜索引擎上搜到了你的网站，更进一步的了解了你。我是一名年轻的高校英语教师，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到了高校上课。在这两年的教学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为什么有多学生学了十多年的英语，还是读不懂，听不懂，说不出口，缺乏最基本的用语言来获取信息和进行语言交流的能力呢？看了你的文章，发现其实中国的英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中国语文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语言之间真的是相通的。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有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做了20年语文教师的严凌君说，两种学生是常见的。一种接受了12年的系统语文学习，但却仍然没有学会读书———既没有自学的兴趣，也没有读书的方向，更没有读书的方法与审美意识；另一类学生功课优秀，能够顺利考上大学———目前绝大部分是进修文科之外的专业，有可能，他们一生的人文功课，就是中学时代那几本教科书。“ 这句话是对目前语文教学问题以及语文教学的功能精辟概括。其实，我的学生，我的同学，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两种学生的特点。我们都功课优秀，考试能拿高分，但却没有自学的的兴趣，没有读书的方向，更没有读书的方法与审美意识。而我们所学的另一门语言英语来讲，我们所在乎的只是能过四级、八级，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到图书馆去读一部英文原版，感受一下人文关怀。其实我认为广泛的阅读和语文考试拿高分是不相矛盾的，和我们的英语过级考试拿高分也是不矛盾的，在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一个很爱看书的女孩子的语文考试就常常拿高分，因为她看的多，思考的也多，语言的基本功也好，考试当中要写的作文要读的阅读当然也就可以拿高分。英文也一样，当你能够顺畅的读完一部英文原版的时候，什么四级、八级，都不在话下了。
我觉得您说观点，您的学识和您的修养，让我觉得您象一个哲学家，博学、睿智、独立、实干。我一向认为有些人为了钱最后闹得一无所有，而对于真正的成功者，钱只不过是他努力奋斗的副产品，而你则属于后者。我想你的网站和相应的培训完全可以做成像新东方式的教学机构，用它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去吸引学生，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获益，帮助更多的人成长。
另外，网站好像有一个关于心理方面问题的论坛，我觉得这个很好。中学生们所面临的各种压力会让他们有很多心理上的困扰，而彼此的交流会让他们觉得其实其他人也有跟自己同样的问题，自己并不孤单。这是一个心灵的牧场，他们一定会在交流中慢慢放松，达到良好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