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我注定和体制无法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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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妮：我注定和体制无法相处2012年04月23日

来源：南都周刊



2005年，诗人王小妮和一群诗人在海南大学成立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每年的秋冬两季，他们都会从各自的城市飞赴这个海岛，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朗诵和谈论诗歌。这被很多人视为一件浪漫的事情，他们像度假一样地与诗歌相遇，同时又能在春天和夏天继续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城市。
不过现实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当诗人们到了海岛没多久，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就因为学校领导层变动，成为一个空壳，王小妮和她的诗人朋友没法安心地写诗，他们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课程和不断扩招而来的学生。
在一群为了饭碗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学生面前，王小妮发现，在那里谈论诗歌是多么不合时宜的事情，她宁可提前十分钟下课让学生到饭堂吃到一口热饭热菜，因为这更现实。她曾期望通过谈论黄家驹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但她没多久前发现，学生们根本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在一个班上，只有一名学生知道王小波。
尽管王小妮已经尽力把课上好，有课的几个月几乎不再写别的东西，尽量推掉校外活动，腾时间看更多的作业，听任何一个愿意说心事的学生的故事，并且她也发现，同一个她教过的学生，一年级的时候和四年级的时候已经完全换过了不止一个人，但她还是决定放弃了，“我从上课中找到了乐趣，但我想保全我自己，我注定是无法和体制正常相处的人。”王小妮说。
去年12月，王小妮将这段教学生涯的“教后感”结集出版《上课记》。其中不仅收录了2006至2010年这五年间，她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影视写作课程的教学笔记，还摘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和邮件。她希望自己去反思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
她没有打算再去海岛，但她认为，在今天，一个自认的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如果有讲课的机会，哪怕白讲，没有钱，只要没有一个糟糕的体制，她还是愿意和学生在一起。
我退到最后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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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你是怎样去的海南大学？
王小妮：当时的校长是八十年代人大的毕业生，估计他喜欢诗歌，想成立一个诗歌中心，设科研编制，不用上很多课，于是找了多多、唐晓渡、耿占春、徐敬亚和我，陈超也过来看过，他就想多招几个人，但没有明确的名额。我和徐敬亚就稀里糊涂地去了，档案也调了过去。
南都周刊：你是怎么上课的？
王小妮：我的课都是提前几天准备，不用教材，刚上课时只有一页讲义，讲完了才有全部，要不然全都写完了有啥意思。我实在受不了讲一样的课，一定要讲得不一样，重复讲，那不是念经吗？写诗要是没有乐趣，那你还写它干吗？
如果老师都像我这样讲都累死了，我在海南上课的四个月，一首诗都写不了，有人觉得太亏了，一个写诗的人干这个太可惜，我不觉得可惜，对这个社会来说，写诗的人是没用的人，你做点有用的事，内心会有一点宽慰。
南都周刊：但你还是要放弃了，为什么？
王小妮：不好玩，教授阿谀奉承，毫无风骨，还有就是开会，就我参加的会议，没有一分钟说到我们怎么设置课程，怎么把课讲好。大学老师是计件工，上课就给你折成钱，有的老师为了挣钱，不停地上课，一周要上三四十节，连上五个小时，学生都听傻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讲的。在大学的经费列表中，还有版面费，也就是说你可以拿这个钱去行贿，去买版面发论文，这真是让我开了眼界。
南都周刊：进大学前，你猜想自己能够适应这个体制？
王小妮：当时觉得挺好玩的，不用上课，写写东西就好，刚到海口时，房价才八百块钱一平方米，在那儿度假也不错。看来我是无法进入任何一个体制的，我在电影厂前后待了十多年，但我从来没有跟电影有什么真的关系，就像我在大学，也从过来没有和大学有什么真的关系一样，我始终无法融入体制。我跟这个体制就是隔膜着，隔阂着，没有碰它，也没有钻进去，它矫正你，你就退后一步，再矫正，再退后一步，现在是退到最后一步了。
体制与控制
南都周刊：谈谈你的学生，在《上课记》中，他们是主角，你和他们交往顺利吗？
王小妮：我不会主动打探学生，你不是一个调查者，还是好好上课，当老师，他跟你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不应该主动上去挖人家的素材，我觉得那样不好，这是一个缺陷，如果我去问的话，可以问出很多故事来。有的学生愿意跟老师说话，有的永远躲着老师，所以其实我只是和一部分学生有交流，有的人根本不来上课，从头逃到尾，到了考试的时候才第一次见，这样的人你根本没有沟通的机会。
南都周刊：你为了上好课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你在书中说可能是徒劳，甚至是飞蛾扑火，为什么这么讲？
王小妮：前些天，我发了一条微博，对现在的学生而言，到底念一首诗对他们更需要，还是念一张菜谱对他们更需要，他们可能更想听川菜菜谱，刺激一点的，油很大，比听一首诗更高兴。
在海南大学会有很多的贫困生，听说有在别人后面捡剩下来的食物吃，一顿饭多花一块钱都会耿耿于怀，他们告诉我荤菜多少钱，素菜多少钱，算得清清楚楚，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背海子的什么春暖花开，肚子咕咕叫，等着走人，我给他们上课中间不休息了，然后提前十分钟下课，这样他们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抢在别人前面去，省得排队。你还谈什么诗意啊理想主义啊！这些在这个时候都是没用的。
我后来也想，这些贫困的孩子，会不会一旦站稳在这世上后，他们对权力的欲望和对钱的欲望和急迫要超出小康人家的孩子，而如果一直处于最底层，那么他们的生命质感又在哪里，诗意、敏感在贫困的孩子身上已经很少见和太短促了。
南都周刊：你觉得大学生对未来缺乏想象力？
王小妮：我从来不说八十年代多么好，每个年代都出人才，每个年代都会有自己的风云变幻，八十年代每个大学生都知道自己肯定会有一个饭碗，现在连这个都没有了，他们为了饭碗弄得焦头烂额。我今年把学生的作业都背回了深圳，里面有一个关于公务员的观点，应该是百分之一百的学生觉得考公务员能够理解，在我收到的作业里，几乎没有人认为未来的最好出路不是公务员，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退却和逃避
南都周刊：我看到你还做了一个关于梦想的调查，结果是95%的学生都选择退却和逃避。
王小妮：以前的学生都是想做大事，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现在就是能当逃兵就当逃兵，躲起来，为什么，因为不安全，国家没有给他们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他们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只有变成了公务员，被组织控制了后，他就觉得控制了他自己，如果他没有被控制，他就无所依靠，这是最本质的，一个人不可能不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没了这个，他就只有靠上个组织，这样才安全、稳定、可依赖。
南都周刊：你觉得作为老师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
王小妮：很矛盾，也很痛苦，要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让他们认清这个体制的问题吗？那会给这个社会增加多少纠结的人。这还是制度问题，不在制度上解决，一个个人能有什么办法，这个悲剧已经注定了，无论你怎么做，这个悲剧都在那。
除非我们自己骗自己，吃上迷魂药，变成朝鲜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笑嘻嘻地看着天，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可我也做不到这样。有一位朋友和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有道理，他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往前扛，扛一步是一步，我们走一步，他们可能就退一步。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这代年轻人和你们那个时代有些什么不一样？
王小妮：前些天，我看到一个同班同学发的照片，当时的学生上课全都仰着脸，现在的学生全都是趴在桌子上，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才是真的读书。我当时心里就想，说不定我们当时听的都是阶级斗争之类的，现在的学生说什么都不听，我还是觉得不听更好，老师讲什么他都听，还当真，这更糟糕。
今天我在报纸上还看到一个新闻，打算摘下来，深圳有所中学的学生做一个活动，活动结束有个学生说自己好假，中学生都知道真和假，其实小学生都知道了，所以这个分离早就开始了，好在我们觉醒了，渐渐迷茫了，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南都周刊：你认为在大学里做老师，应该坚持怎样的底线？
王小妮：起码应该认真上课吧，认真上课挺复杂的，比如说你要不要认识学生，大学老师可以不用认识学生，没必要，这本身是可笑的。真正的老师看了这本书肯定要笑的，我似乎有点大惊小怪了，很多东西都是习以为常的，反常已经成为了常态，这就是我们的大学。所以你不要把我写成好老师，我远远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