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郭海燕小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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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郭海燕小说论来源：湖北日报
作者：周新民
    从总体上看，湖北文学比较注重生活经验的书写，而创作方法上崇尚写实。这些特点决定了湖北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特征。现实主义作为湖北文学的基本特质，已为省内外文学界所公认。虽然，“现实主义”是一个歧义遍生，众说纷纭的概念，但是，还是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用“写实”的笔法写现实生活。具体到小说这一特定文体，还得有完整的情节。不过，湖北文学到新世纪有很大的变化。一批年青的作家崛起，改变了湖北文学的质地。这些年青的作家已经不局限于继承前辈的文学传统，他们敢于突破、尝试，创作出了迥异于先辈的文学作品。郭海燕是这批年青作家中的一员。郭海燕与我，都是浠水人。在她的身上我敏感地觉察到来自浠水大地孕育的不走寻常路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决定了她的小说创作的开拓性。纵观郭海燕的小说，我鲜明地感觉到冲破传统现实主义规范的力量。
    郭海燕的小说已经不再执着地叙述现实生活。现实生活的经验性特征，决定着它有共同性，是可以“还原”的，而郭海燕小说常关注的是幻觉与梦境。与经验性的现实生活不同，梦境与幻觉模糊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是个人的生命体验，也不具有还原性。《指尖蝴蝶》所叙述的表姐的生活，缺乏鲜明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表姐和表姐夫的生活是幸福还是不幸福？表姐和表姐夫离婚与否？表姐和安然之间是否有过爱情？“我”所观察到的表姐的生活与表姐所叙述的生活，到底哪种生活是真实的？哪种生活是虚幻的？在叙述者“我”的叙述之中，真实与幻觉参差出现。而叙述梦境则是郭海燕小说的基本要素。已由论者展开论述，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真实还是虚幻、抑或梦境，都是郭海燕小说中人物语言叙述的产物。郭海燕的小说告诉我们：制造幻觉或真实的决定性力量是语言。《指尖蝴蝶》中表姐的生活，除了是“我”亲身经历的之外，那些“幻觉”部分的生活，都是表姐的语言“制造”的。《殊途》中的有关张鲁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他人语言塑造的，真实如否，泠渝也无法确证。而语言建构真实的叙述思想在郭海燕的小说《秋分》中体现最为突出。《秋分》的主体是柳卡听公公与他人吵架，根据吵架的语言，柳卡“还原”了丈夫方杰不道德的生活。郭海燕的小说以借助“语言”，编织“事实”。而这“事实”是否是真实，这是郭海燕给读者的思考。个人经验的有限性和当下社会资讯与传媒的发达，使人常常迷失在资讯的海洋中。这种迷失经常使个人无法确认自己的人生体验。而真实也罢，梦境也好，抑或是幻觉，其实都不重要。它们只不过提醒你，你常常生活在别处。因为，你的生活与人生体验常常被他者的语言所塑造。郭海燕的小说把现代社会这种生存现实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掌心里的风》是一篇有着明显的编年叙事风格的作品，“1981年”“1991年”“2003年”等年份标记，在叙述中表明小说故事时间发生的年代。《掌心里的风》实际上是从1981年至2003年的编年叙事。倚重编年叙述几乎是所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共性。编年不仅仅是自然时间的排列，还是“意义”的组合。现实主义文学在叙述时，总要体现出居后的自然时间，在性质上要优于自然时间居前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编年叙述是体现事件意义的重要方法。《掌心里的风》虽然有着明显的编年叙事标志，但是，它又不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小说。《掌心里的风》虽然在时间的推进中展开故事，但是，与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时间观念不同，《掌心里的风》所叙述的是溃败图景。小说的开头，是青、余、王、朱四家和睦相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生的图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家之间隔阂渐生。他们或者远走他乡，或者难逃厄运，或者渐入老境。而乡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是遭遇到死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时间推移中，隔阂渐深，成为小说的叙述的中心。《掌心里的风》的编年叙述不再具有线性的进步意义。于是，那些时间标记，只是自然的时间标记而已，已经丧失了意义。意义包括友谊、爱情、甚至是生命的丧失，是《掌心里的风》给我们的思考。
    真实的生活、梦境的记叙，还有幻觉的叙述，在郭海燕的小说中常常杂陈一处。因而，在郭海燕的小说中，你无法看到首尾完整的故事情节。那种整一的叙述被梦境、幻觉，冲击得七零八落。于是，在郭海燕的小说中，你无法找到那种生活逻辑与叙述逻辑完美的编织在一起的状况。而生活逻辑与叙述逻辑的完美统一，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制造“真实”的不二法门。《指尖蝴蝶》的叙述很简单，无非就是表姐生病，“我”在照顾表姐。但是，日常正常的生活常为表姐的“病”所切割得零零碎碎。《秋分》的表层叙述也很简单，柳卡碰见丈夫方杰在嫖娼时突发脑溢血。然而，小说由此“还原”了方杰的“不洁”的生活。而这种“还原”是公公与人争执的语言效果。而编年不再具有统摄众多事件的能力，众多事件成为孤立的碎片，它们只是“自然”地拼贴在一起。从总体上看，碎片式的叙述是郭海燕小说叙述最突出的特征，它显示了郭海燕对于生活本质化观念的反思。
    《春嫂的谜语》是郭海燕近年作品。这篇小说有着和她以前小说不同的特征。坚韧与温暖是《春嫂的谜语》的叙述基调，它是小说的肌理。《春嫂的谜语》的基本主题与郭海燕的前期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春嫂的人生就是在坚硬的青石板上钉洋钉，付出的是锲而不舍的坚韧。春嫂的人生的历程告诉我们，人生并不一定就是要获得世俗意义样的结果，就像青石板上钉洋钉一样，结果就在于过程。坚韧地面对人生，温情地面对他人，是春嫂的人生信条，也是《春嫂的谜语》传递给我们的力量。《春嫂的谜语》似乎预示着郭海燕创作新的开端。郭海燕是一位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她曾在《中国作家》、《芙蓉》、《山花》、《大家》、《文学界》、《红岩》、《小说界》、《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了多篇佳作，也获得了多项奖励。不过，如何在前期的小说探索的道路上继续深化，在我看来，仍是郭海燕要努力的方向。

在此芳芬

   郭海燕

    在初春谈论写作，是件怡心事儿。如同阳光下，徜徉在一步一生香的磨山梅园。
    为什么写呢？是无须回答的。如同有人问：你为什么活着？
    闻到芬芳了吗？那淡淡的，破寒而来、沁人心脾的味道，越静越悠绵。此刻，我的脚步是慢的，像徜徉在文学僻静的小径上……
    记得上小学时，语文老师看我的作文，“人心都是肉长的”，老师在这一句上作了记号，是赞许的标记。发还作文本时，我觉得老师看我的眼神是特别的，是那种对成人的眼神——我的心一阵急跳，莫名自豪。那种瞬间被接受，情感流动、互被激发的感觉，让我印象深刻。人心都是肉长的，不到十岁的我，如何有了这样的感慨？
    奶奶说：百善孝为先，无情最伤人。外婆不爱说，她喜欢对我打开珍藏，都是些好吃的，都是别人送她的，她留给我。父亲严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哦，一切芳芬，皆有备而来。
    它们早早地埋下了宿命。无论花，还是人。
    所以，寒劫后的古梅园里，那800岁的美人梅，600岁的炒豆梅，500岁的小白长须梅，300岁的雪梅，灿然而开时，那800年、600年、500年、300年，全痴痴笑笑地开了，旁如无人，带着当初憧憬、一路本性，不管此方繁华抑或荒芜，将信念开出了幽香不绝，将红尘开成了孩童的眼睛……
    怀春的人们在这里沉醉，有心的人们在此际感怀，他们一个个梦想着，甚至愿意在这美好下，零落成泥。
    包括我笔下的人物。出发前，他们亦一个个怀揣着美好，向往着如花，却到底在岁月的磨砺下，长成油盐酱醋的模样，而将自己的表情深深浅浅、参差地，挂在命运枝条上，任生活风吹雨打来梳理，任新新旧旧理想自由来去。
    比如，从开始到末尾命运都分道扬镳的同胞姐妹余琴、余莉，像《掌心里的风》，她们和青家姐弟、王家兄弟等一起随心性长大，蜕变，圆满也好，残缺也罢，他们都成为时代缝隙里斑斓彼此、见证人生的倒影。成长如斯，让最初的倒影摇曳着美好，我常因这美好而入迷，而惊讶地触摸到熟悉而陌生的来处，它们仿佛有柔软根须，不停地生长，令我不停地回溯、深入和辨析，自来处渐渐发掘、触摸到浩渺，窥见隐约去处。
    又比如，《秋分》里的柳卡，因为丈夫偷情而丧女，她始终无法从嗔恨回身，她选择以牙还牙，“与章成辉有了亲密关系后，觉得生活中多了一样东西：一块玻璃，有色玻璃。茶色？——插在她和这个世界之间。那些狂暴的烈日、风雨，从此与她有了1厘米的距离。”被心魔攫住的柳卡，注定自己的不幸和她亲手制造的悲剧一起，难分难解。柳卡替自己写下命运，身为作者，我竟无法改变，也因此而心有戚戚。笔下人物一旦活了，反过来竟作用于作者——这种反作用力，是我后知后觉的发现——也是另一种关于写作的启示，或者另一个思考维度的发见吧。
    又比如《指尖庄蝶》。庄子梦蝶，人和蝶在梦里轻舞、互证，小说里终于出现分裂的自我。因为背叛的伤害，更因为自尊、自疗，表姐不动声色的表层生活同大浪滔天的内心日夜厮斗，“我”见证着一切，也身不由己体验着精神对现实的巨大逼迫与惊人再塑……常常山穷水尽却又一步一景的世象人情，令我无比留连幽远的人性小径，《无事》、《单双》、《像风一样轻》、《无羽而飞》、《亲爱的妹妹》、《如梦令》、《殊途》等等，牵肠即撒籽，挂肚就施肥，它们竟一粒粒破土、长大了，回馈给我沿路芬芳……即使很淡，却清；即使转瞬即逝，却留香心底。
    渐行渐深，才发觉创作的天地竟如此壮阔，迷人。而最初的跋涉，那些成长、青春或情爱之小径，已难抵彼景、此心。我希望踏上正觉大道。于是，在我目前的创作中，有了新鲜启程，比如乡土题材小说《春嫂的谜语》等；有了探讨沉淀后的人生、启蒙自己也启发别人的思考，有了主动进入、认识和咀嚼历史的愿望。
    我写，故我在。
    我在，故爱我和我爱的亲人们都在。祖先们都在。
    包括此度如云似雾的花海。

《湖北日报》2013年3月31日第7版，湖北新锐作家展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