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西来：思想者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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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来：思想者的自白——读柳鸣九先生《且说这根芦苇》

去年秋天，柳鸣九先生的《且说这根芦苇》（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刚一出版，便送我一本。我以先睹为快。

柳先生和我同住劲松九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的一处小院里，我住901楼，他和夫人朱虹住902楼。两楼之间是一个不大的花园，那是他工作间隙小憩、做操和散步的地方，也是我外出小院必经之处。我们常在这儿碰上了聊几句，或互致问候。他也常在这里说到他正在写的文章、书稿，也把尚未定稿，或虽已定稿却由于种种忌讳一时发不出去的文章拿给我看，听取我的意见或建议。在这个小院里，我们交往三十年上下了，如果加上之前认识他的时间，则有半个世纪以上。我深知，他是一位勤谨、认真、有思想、有追求的大学者，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我以能与这样的知识者长期交往而倍感自豪。
柳先生的主要著作，每出一本，都会主动签名送我，就像送我这本《且说这根芦苇》一样。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是法国文学的顶级专家，对于我这样一知半解的人，读他的著作，就是学习，用韩愈《师说》里的话来表述，叫“吾从而师之”。读《且说这根芦苇》，我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先说书名。芦苇的比喻，来自法国十七世纪的哲学，一位著名哲人曾把人称为“会思想的芦苇”。柳先生说，自己之所以取目前这个书名，是“因为我这几十年生命存在，到头来只不过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但他又认为，“会思想”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宣称自己作为人是“会思想”的。而他本人的以此自喻，“不只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对象、工作范畴而进行一些思索而已，由于我从事的是思想含量比较高的文化工作，要能应对下来，就必须强迫自己‘多思’，而自己也还算比较‘勤劳’，于是几十年下来，也就自认为算得上‘会思想的芦苇’这个称谓了。”这里既有自谦，亦不无自豪，更从根本上确定了这本书的性质与面貌。于是，书名也就成了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人生和思想历程的最朴实、最准确，也最形象的文化概括。
柳先生并不认为他写的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自传。他认为，真正的自传有很高的要求，他举的经典例证是卢梭的《忏悔录》和萨特的《文字生涯》。对于当今社会上有点地位、有点名气甚至有点财力的人动辄便写自传以自高的浮躁风气，颇不以为然。他以“文化自述”作为副题来标示这部书的性质，从而与世俗的，甚至等而下之的“自传热”区别开来，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然而，《且说这根芦苇》又确实带有很强的、很明显的自传性。收在最前面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的中学时代》，一篇是《未名湖畔四年》，前者正如题目所示，记述了由于父亲厨师职业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少年柳鸣九不得不随父母在重庆、南京、广州、长沙等地飘泊。他重点写了居住于南京和家乡省会长沙时期内，在南京的中大附中和长沙的湖南省立一中的求学生活。在进入湖南省立一中之前，他还先后在长沙的广益中学读了初中二年级，在重庆的求精中学读完了初中三年级，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当地的名校。因此他受到了高质量的中等教育，为他后来考入北京大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记述了师长对他的影响和自己所经受的磨砺。
《未名湖畔四年》记述的则是作者在北京大学西语系难忘的读书生活。他满含深情而且不无庆幸地回忆了名校名师对他的栽培、濡染和熏陶。他说，北大西语系可谓“星光灿烂”。他一口气列出了一大串在学界光芒耀眼的名字：冯至、朱光潜、田德望、杨周翰、李赋宁、吴达元、闻家驷、张若谷、吴兴华、盛澄华、钱锺书、卞之琳、杨绛、潘家洵等。他从这些名师身上，悟出并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成名成家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之途，而成名成家的核心就在于要有自己过硬的‘本钱’。何为‘本钱’？按我的理解，那就是文化学术实绩，就是一本本论著，就是一部部作品，就是‘本本’，在燕园如此强大的名家名师磁场中，我不仅很快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的努力方向，而且几乎无时无刻不感受这磁场的魅力与感染。”作者还记述了自己艰苦的、甚至超负荷的学习经历，记述了一位青年学子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充实自己的真实的心路历程。
《辞别伯乐而未归———从文艺理论到外国文学》，记述了他怎样到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室工作，以及怎样从文艺理论研究走上了法国文学的研究。这篇文章之后的其余十三篇文字，基本上都是与法国文学的研究与译述有关的。它们叙述、回忆了作者生命运行中最重要的方面，以致我们可以说，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对象化到他所从事的法国文学、文化的研究中去了。这个领域，是他作为学者、知识者、文化人和思想者的根据所在，实绩所在，价值所在。在这个领域，他继承了先行者和他的老师辈，集了大成，达到了新的高点；同辈学人，罕有出其右者。全书十六篇文章，放在一起看，可以见出作者的学术经历，以及与学术活动相关的生命体验、人生际遇、喜怒哀乐、盛衰荣辱等，是一个思想者勤奋而又并不顺当的一生，是他学术人格比较完整的、多侧面的勾勒与展露；分开来看，又是一篇篇相对独立的文化散文，或称学术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