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大：西南联大时期的学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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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大：西南联大时期的学人们

文章作者：柳士同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3-5-24   

  《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是刘宜庆先生继《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之后，又一部研究西南联大学人的著作。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于西南联大这一特殊时期特殊大学的知识群体，应该说是很有眼光也颇具胆识的。存活于1938-1946年的西南联大，的确集中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顶尖级的学者、教授和作家，将他们称作“大师”实乃实至名归。然而，大师究竟是如何成为大师的呢？在此过程中，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与沉浮？这正是《大师之大》所要探寻的。
    西南联大的学人绝大部分应该算作是现代知识分子，较清末民初那一代学人来讲，他们拥有更多也更纯粹的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原本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概念，中国古代是只有士、文人或者说士人，而没有知识分子的。就文化层面而言，士人大抵只涉猎“子、经、史、集”，而忽视自然科学的研究，即使有某些技术发明，也往往被视为“奇技淫巧”，常常被“君子不齿”。但自从西学东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界对科学的追求日趋强烈。即便是在人文领域，也不再拘囿于子、经、史、集，而是广泛地深入到现代的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哲学、心理学、法学等等领域。西南联大已开始拥有一大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分别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正如梅贻琦校长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学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既是西南联大的座右铭，也应为当今中国所有的大学所铭记。有幸的是西南联大当年就已拥有众多的学术大师。
    以上是专业知识方面，而从思想观念和人格修养上看，他们也无不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人们对中国古代文人精神品格的推崇，往往注重他们的“士人风骨”。然而，尽管“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值得称道，可这种士人风骨是局限在正统观念之内的，它始终遵循的是忠君的原则，绝对地服从君王。比如为人们所称颂的“竹林七贤”，他们拒绝与司马氏合作，是因为司马氏的政权不是刘汉王朝之正统；方孝儒的名垂千古，也不过是因为他拒绝替篡夺皇位的朱棣拟诏。所以，历代为文人所崇尚的士人风骨，尽管其精神可嘉，事迹可叹，但与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意识相去甚远，甚至有着本质的区别。恰恰在这一点上，西南联大的学人们，体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正如贺麟所言，“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而“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学人已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至少也是在中国传统的士人风骨里融入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尤其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们无不以自己坚挺的骨骼担当起了社会的道义和时代赋予的责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古代的中国文人热衷的是“学而优则仕”，把做官当作读书的唯一归宿，从而“货于帝王家”。现代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也不应该逃避或远离政治的，关键在于是投靠与依附于权力，还是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积极地参与政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能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与见解。周炳琳、张奚若、罗隆基、钱端升等人竟然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从某种程度上，蒋介石毕竟还是懂得尊重知识的，即使国难当头也不忘教育这一“基本”，直言“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全部可以摆在一边”。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成为当时中国大师的荟萃之地，同时也成为中国未来大师的摇篮。林语堂先生路过该校时，竟情不自禁地称赞道：“西南联大的物质不得了，联大的精神了不得。”就连为今人津津乐道的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称其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
    前面曾提及，传统的士人风骨和现代的知识分子精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所谓的士人风骨毕竟难以剔除其中的忠君情结，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以效命于朝廷为荣。这一深远的背景几乎决定了西南联大的大师及其高足们后来的走向，或留在内地，或卜居台湾，或远走海外，其薪火又将如何传递呢？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将士人风骨和知识分子精神水乳交融，并矢志不移的，几成绝响；像周炳琳那样“为争民主，九死而不悔”（语出任继愈先生）的，亦属凤毛麟角。就留在内地的大师而言，以前面提及的四位敢于“起立质询的参政员”为例，除张奚若先生还算平安地享年85岁之外，其他三人都未能善终。传统士人无非纠结于“入世”和“出世”之间，“入世”为官当然是他们的首选，即使“出世”退隐，“闲来垂钓坐溪上”，也少不了“忽复乘舟梦日边”。当下，则有许多文化人游走于官、商、学三者之间，可以说是三面逢源；圆滑世故老谋深算，一个个把中国式的处世哲学（美其名曰“生存智慧”）把玩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曾一度引发人们的热议。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多么“艰深的命题”，早在七十年前的战乱时期，西南联大就已告诉了我们，大学怎样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