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点与线条的对比：邱振中近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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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与线条的对比：邱振中近期作品


毛岱康


　　　来源：中国网滨海高新
　　

　　中国人的毛笔制作原理很简单，即将毫料捆缚于竹制笔管。中国人的墨水同样取材自最简单的材料：细烟灰与黏合剂。无论是在原来的形式上，或是采用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更为精致、做工复杂的材料，毛笔与墨水能一同创造出许多令人惊叹、创作力丰富、充满活力的水墨作品。然而，水墨画在当代社会也面临了必然的现代性挑战。许多艺术家，尤其是那些对毛笔的认识不够精深的，往往未做好准备迎接这一挑战。相反的，他们在中国视觉文化的发展中创作了“水墨艺术”。水墨艺术并不应与水墨画所混誵。它们之间的区别经常被认为过于模糊不够清楚。邱振中经过各种思考以后，在他的艺术理论、他的书法、及最近的画作里，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响应了这项挑战。中国古代有天赋的艺术家都会通过文人三绝：诗词、书法、绘画以达致修身之道,并创作出具有艺术史意义的作品。但如今我们很难找到能同时很好地体现这三者的艺术家，邱振中可谓是罕见的例子。

　　邱振中，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在书法、文化研究、语言及诗歌等领域的造诣众所周知。邱毕业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前称浙江美术学院），硕士学位，邱振中相信书法作品的价值在于其线与空间的表现力而非字符，并致力于将书法创作扩展到当代艺术中。邱于1988年开始创作的《待考文字系列》是其创作进入当代艺术范畴的重要标识。基于来自商周朝代青铜器上无法辨识的文字，此创作系列回归到中国历史中。其作品承认人性永恒存在的欲望和相应的交流需求，创作重点落实在线条与空间上。因为这些文字是不可读的，所以笔触与空间分割变得尤为重要，同时线条之间的相互作用将笔触细微之处——包括笔触的韵律和力度——的表现力揭示无遗。《待考文字系列No. 31》（第x页）与《待考文字系列No. 32》（第x页）都是2003年创作的小幅作品，作品将韵律与力度间的对话，叠加在墨色浓淡与笔触干湿的变化中。

邱振中近作

　　邱振中指出，传统的书法是着力展现“文字的艺术”，但是现代的书法则是展现“线条与空间的艺术”。他最近的作品看似完全脱离书法创作，而专注在人物和静物的创作上，灵感来源似乎相去甚远：马蒂斯的画作和描绘著名中国戏曲《西厢记》的版画。仔细观察，则会发现，两个不同的灵感来源都是与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思考有关，都与他对“线条的艺术”的思考有关。无论是汲取自马蒂斯的画作，还是寄托于中国版画，邱的开放胸襟和系统的构思开创了当代中国水墨的崭新局面。邱振中认为，中国当代水墨的创作必然与中国传统和现代西方艺术相关，但是人们对此缺少清晰的认识，常常在背叛与融合之间徘徊不定。邱振中这两组作品实际上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到底能不能从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某些有益而重要的东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能够汲取哪些，转化的途径又是什么？——当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最有价值的当代艺术必定是从中国文化根基上生长出来的艺术，而水墨又是其中最重要的类别之一。由此不难明白，邱振中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整个中国水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是何等重要。

　　当然，在此篇短文《出发点与线条对比》中，书法仍然是谈论的重心。“点”与“点”，然后形成“线”，这是书法和中国画的核心。邱振中对马蒂斯和版画的重新演绎运用了水墨中点和线的笔触。Michael Knight最近在他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的展览图录论文中，提及孙过庭（公元648-703）的话，“你必须了解点与线的运用，并大量地研究字符的历史发展”。「1」

　　作为一位成就非凡的现代书法家，邱振中对中国书法中所积累的技艺深有会心。在对马蒂斯画作和中国版画的钻研中，邱在笔触婉转中阅读、理解这些巨作，从细节到技艺再深入精髓。

邱振中近作

　　马蒂斯（公元1869−1954）是许多20世纪中国顶尖艺术家的重要创作灵感，特别是那些曾旅居巴黎的艺术家。马蒂斯，野兽派运动的鼻祖，色彩大师，同时对线条深有研究。受到马蒂斯影响的中国艺术家不胜枚举，但是一般会想到常玉（公元1901−1966）和林风眠（公元1900−1991）。常玉作品中，尤其是他的裸体素描，油墨和木炭的纸上作品，是对比邱振中近期作品的最佳参照。常玉的作品，简洁、优雅，笔下生花，将神髓力显。常玉对于线条的驾驭力无与伦比，得益于他早期多年的中国书法和绘画学习。常玉旅居欧洲后，除了本身的水墨运用，他也开始使用了铅笔、木炭、油彩。

　　邱振中将马蒂斯作品中一些丰厚油彩的布面油画作品诠释成大型的纸上水墨作品（《马蒂斯组画》），也包括一些小型“习作”。其中邱对马蒂斯的初步研究包括重新演绎马蒂斯1925年作品《Nu assis sur fond rouge》。其原画是一位裸体女性坐在红黄相间的条纹椅子上，强烈的红色背景扑面而来。在邱的演绎中（未在本图录展示），线条被明显简化，色彩基调也转灰色，女性裸体尤为突出，占据了画面的主导地位。女性的线条由宣纸上的灰色阴影所勾勒，较采用浅色的条纹椅，更为深邃。

　　在色彩的运用上，马蒂斯指出艺术家“必须先从培养如何抓住神髓，再经过多年训练、准备之后，年轻的艺术家才可以触及色彩......”「2」也就是说，色彩不能成为干扰。这个观点与传统中国水墨相似，相对笔触精良的线与点，色彩只是辅助。现代美术馆（MoMA）策展人Ann Temkin在其录音笔记《舞−1》中提引述，“1908年，在马蒂斯创作《Nu assis sur fond rouge》之前，马蒂斯提到‘如果我要画一个女人的身体，首先，我要捕捉到那种神韵；但是我知道我必须付出很多。我会将对身体的要求缩小，去追求其基本线条。第一眼看去，魅力可能会减弱，但是真正的魅力会从最终创作的画面之上油然而生，更具力量、深度的意义从而诞生，一个更为丰满、完美的人物。”「3」邱振中的水墨作品初看与马蒂斯原作截然不同，但仔细玩味，两者在优雅、生动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邱振中对马蒂斯的欣赏远远超逾他2003年在巴黎逗留两个月期间，在庞毕度中心所看到的马蒂斯作品。激发邱的灵感的作品不仅局限于马蒂斯的布面油画，马蒂斯的钢笔淡彩画及雕塑同样也启发了他。邱振中的另外一件小型水墨习作则来自于马蒂斯的著作《舞》， 这里有两个版本，《舞-1》（1909）和《舞-2》（1910），前一件是后一件的初版。在两个原型版本中，马蒂斯简化了人体，将非本质性的部分省略，创作出力量充沛、象征欢娱的化身，五位裸女环绕着舞蹈。邱在2012年所作的较小习作《马蒂斯 •旱金莲花和舞蹈之一》里（第x页），只采用了原画中最左边的两位。采用连续的行笔线条，将前台人物的手臂拉长。左侧的舞者的躯干和她伸展的手臂亦是一个连续的、自信的连贯线条。与之形成对比的背景则由柔和的、散开的灰色抽象色块图案组成。

　　在对马蒂斯的重新演绎中，邱振中还将点的运用大加发挥。在大型组画作品中，湿墨散点将画面中的织物和静物烘托得更为生动。也就是在这样的大型组画作品里，中国水墨画的独特质量呼之欲出。两幅2012的作品《马蒂斯第一组画之一：工作室中的女人体》（第x页）及《马蒂斯第一组画之二：镜前跪着的女人体》（第x页）都有真实的体现：与马蒂斯的原作不同，无论是倚靠着抑或是跪着的裸女，邱呈现的连贯线条及图案复杂而细致。《马蒂斯第一组画之二：镜前跪着的女人体》是根据马蒂斯1937年的drawing in pen and India ink on white paper 作品《Nu devant le mirror》而作。没有除去原作里描绘裸女的自信线条，邱的版本里显现的并扁平电缆条及多样的装饰图案，给作品整体带来了丰富的视觉效果。只有像邱振中一样对中国水墨非常熟练的艺术家才能达致这种境界，成功的关键就是在感觉的最深处，深深融入马蒂斯的风格中，同时在那里找到中国伟大传统中与之契合的要素。

　　邱振中2012年年底创作的《马蒂斯第三组画之一：风景》、《马蒂斯第三组画之二：头饰》、《马蒂斯第三组画之三：站立的裸女》是对法国现代艺术大师的绘画及雕塑作品致敬。邱的手握着吸足了浓黑墨汁的画笔，充满活力地在纸上淋漓尽致地挥洒着，创作出极具张力的作品。

　　中国文学经典著作《西厢记》的明代版画插图，是邱振中在马蒂斯之后精心的选择。马蒂斯——邱振中——西厢记，在这三重交织的关系中，《西厢记》的加入使三者之间的张力达到一个临界点：西方现代—中国当代，中国当代—中国传统，中国传统—西方现代。邱振中把自己推到了这些对立面的中央。

邱振中近作

　　印刷是中华文明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历经了延续千年历史的发展。邱振中将印刷中的线条化为笔触中的线条，这样的创作已经远远超出解构行为，而应视作更大的进步。邱的作品完全依靠笔触到达之处的细致、精准去创造人物形象和所处环境。早在公元8世纪，印刷品在中国即是大量生产，将纸张压入雕刻有图案和文字的木刻版上。单色的印刷即是如此完成，接下来再进行多色的印刷加工。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就是在中国被发现，公元868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个横向展开的卷轴，现存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4」展开这个卷轴，首先是图画，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须菩提，以及其他的早期追随者。接下来继续展开的部分则是佛教经文。此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由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发现于中国西北部的敦煌石窟。

　　邱振中用《西厢记》中的插图作为出发点，以明朝弘治年间（公元1487−1505年）的版本所叙述的广泛流传、家喻户晓的民间爱情故事作为灵感来源。1498年的版本是最早、最完整的印刷版本。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样，此版本是插图和文字相结合。《西厢记》中，插图在页面的顶端与图画下方描述的故事情节相互呼应。从明朝开始（公元1368−1644年），白话文学即采用木版印刷。1498年的版本中，《西厢记》由当时的画家进行插画创作，在1639年的版本中，著名画家陈洪绶（公元1599−1651年）亦参与了创作。

　　元朝的剧作家王实甫（公元1260−1336年）改编杂剧《西厢记》取材唐朝诗人的浪漫传奇《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在王实甫笔下，故事角色惟妙惟肖：张生、崔夫人、崔莺莺（崔夫人女儿，与张生相坠爱河）、以及令人难忘的婢女红娘（助莺莺和张生暗通书信而成功幽会），这些人物为当代水墨的诠释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张生和崔莺莺私秘幽会，终成正果，情绪高涨，当然也极富喜剧元素，同时叛军和其他负面人物一一登场，危机时刻穿插始终。

　　《西厢记》的热门场景已经无数次地在陶瓷和雕刻，以及各种中国艺术及材料中被诠释。邱振中以中国水墨创作重新演绎，正如马蒂斯系列作品一样，作品分为第一系列、第二系列、第三系列和习作。《西厢记第一组画之一：莺莺与红娘》（第x页）和《西厢记第一组画之二：思春》（第x页）是邱创作于2008年的两件大型绘画作品，其中莺莺和婢女红娘的亲密关系可以从她们的肢体语言中观察到。红娘通常是关切着莺莺，虽然邱采取了人物的不同大小以区分她们的角色，但她们的姿态和手势更为精确地表示了她们的角色。画作的背景是莺莺的闺阁装饰或庭院布置，采用相比人物更浅的水墨笔触，画作中的人物或人物关系非常突出。第一组画成功地以水墨来转写木刻线条，除开水墨淋漓的绘画感觉不谈，它们把带有大众文化性质的木刻画转化为优雅的文人画风格的作品。这种转化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具有重要意义。当代艺术大量地把传统世俗化、大众化，从来见不到把世俗化、大众化的因素逆转为另一类艺术的例子。

　　《西厢记》第三组画中的人物关系以更狂野的方式演绎。纯黑色调中的墨色，显现出线条的速度与流动感，略去了头部的人物形象和空白的背景间对比强烈。这些充满力量与生命力的绘画，无论是在形式或表达方式上，完全是当代的演绎。画面中飘动的衣襟，在如此厚重笔触的描绘下极具视觉感染力。木刻版画依赖文字和精细的背景图像传达故事情节，邱的作品却仅仅只专注于他最感兴趣的部份。

　　创作木刻版画的第一步是制作原稿。然后将上水的原稿反转过来摊在平整的木板上、固定好。随后，工匠在木板上雕刻绘上的、画上的或写上的原稿。之后再将木板刷上墨，在印刷机中加压形成原稿的复制品以完成印刷。精确雕刻的图像和文字清脆、锐利。邱振中的《西厢记》创作中，则利用许多与原版相比分散、模糊、柔和的线条，使场景在整体上更显浪漫。原本的木版插画与邱的创作绝不可能相互混淆，邱的大型组画亦不会被误认为原始木版画。

　　邱振中开创先河地认为他的作品是概念化的创作。传统的临摹之法基本上是去效仿原作和被临摹的模式，采用同样的材料（毛笔、水墨、颜色、纸张），以及和原作同样的技艺。然而，邱从启发他创作的原作出发，最后脱离了原作，尤其是他对马蒂斯的临摹。在邱的创作中，马蒂斯的布面油画变成了纸上水墨，《西厢记》木刻版画变成了自由洒脱的纸上水墨。中国传统中，对原作非凡的临摹作品其自身亦被视为杰作。艺术家的精神过程包括了对原作的理解、吸收和模仿。拥有相应的高超技艺是前提条件，然而提高创造力则是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和最为基本的过程。“模仿”大师作品风格（仿）和“复制”大师作品（临摹）被视为相当高尚的创作练习。邱振中对于线条的决心和线条运用的迷恋，使得他对马蒂斯作品和《西厢记》木刻版画的诠释成为其追寻当代艺术转型的坚实出发点。选择前人的伟大作品，甚至忠实地保留原作的某些成分——例如构图，都成为邱振中的策略：那些保留的部分，正强烈地衬托出改变的部分是何等的激烈、重大。这些改变之处，正是邱振中所关注的中国当代水墨问题的核心。
　　

　　注：

　　「1」Hans Herman Frankel，引进、翻译和评论，关于中国书法的两篇专题著作（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14页；Michael Knight 引述《简介：解读中国书法》，《字符以外──中国书法解碼》（旧金山：亚洲美术馆，2012），21页。

　　「2」“马蒂斯给Henry Clifford的信，威尼斯，意大利，1948年2月14日”，Herschel B. Chipp，现代艺术理论（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140−141页；引述自Rita Wong论文《常玉——短篇传纪》，网上来源：http://www.asianart.com/exhibitions/sanyu/wong.html

　　『3』录音日记文本版来源于 http://www.moma.org/collection/browse_results.php?criteria=O%3AAD%3AE%3A3832&page_number=46&template_id=1&sort_order=1 ，现代美术馆（MoMa）中的马蒂斯收藏还有相当数量的艺术家肖像画，展现艺术家对于线条的驾驭。

　　「4」关于文字历史、创作和保护的描述，参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世上现存最早的印刷书的故事》（伦敦：大英图书馆，2010），Frances Wood，大英图书馆中国部负责人，以及Mark Barnard，大英图书馆保护部经理，负责了此图书7年的保护和珍藏。

　　「5」中文版的文字可以在Gutenberg网上浏览：http://www.gutenberg.org/ebooks/23906，英文版本由Stephen H. West 及 Wilt L. Idema 翻译、编辑并附上简介，《The Moon and the Zither-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毛岱康是一位拥有广泛学术兴趣和多重事业的独立学者。她是亚洲艺术和文化领域的资深顾问、教育家、作家和发言人。毛岱康出生和成长于多伦多，早在学习汉语、美术、历史和文化还未成为时尚趋势前，她就已经全部涉猎。 1981年，毛岱康以本科和硕士双重学位的身份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同时她也是康诺特研究学者；随后她移居北京，以加中学者的身份在中央美术学院访问和研究。其间，她在中央美术学院研习艺术史，频繁参观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并游历中国大江南北，拜访佛教和重点文化遗址。其后，毛岱康作为联邦学者重新定居香港，并密切关注中国和整个亚洲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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