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报理论30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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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报理论30年回顾


刘念/赵岩/幸娅


　　来源：《情报资料工作》(京)2009年5期
　　 　　【英文标题】The Review of 30 Year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heory in China

　　【作者简介】刘念，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300071

　　赵岩，幸娅，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郑州450001

　　刘念，女，1986年生，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情报学硕士研究生。

　　赵岩，女，1987年生，郑州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情报学硕士研究生。

　　幸娅，女，1985年生，郑州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情报学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文章通过对我国情报学理论自1978年发展至今的文献的回顾，尝试将情报学的发展划分为了三个阶段，指出情报学在每个阶段内的理论研究特点，并从情报的定义以及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两个角度进行了总结，最后指出我国情报学理论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

　　【关 键 词】情报学理论/理论体系/情报/情报观

　　

　　1 序言

　　自1945年美国学者万尼瓦尔·布什（V. Bush）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了情报学的开辟性巨作《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情报学至今已经发展了60余年。在情报学最初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情报学理论在西方国家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的情报学在这一阶段内得到初步发展。我国初期的科技情报工作是参照苏联的模式，主要以翻译出版苏联文摘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到这种“洋为中用”的做法的不足，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工作之路，在这期间开展了一系列具有较强影响的学术工作，主要围绕着文摘工作、分类法与主题法、我国情报刊物的理论体系、情报研究等开展工作[1]。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多方面因素的破坏及影响，我国的情报学一度进入了停滞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情报学开始出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各种情报机构相继建立，学术刊物不断增多，对情报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的可喜成绩。90年代初期国家科委宣布“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引发了关于情报与信息、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大讨论。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导致情报学环境的巨大变迁，情报学不断与其他的相关学科进行交叉融合，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引入新的思维、方法与技术，但是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其理论体系尚未发展健全，在信息化浪潮的冲击影响下，情报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其定位是什么，如何去完善其理论体系，成为近年来情报学领域研究与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情报学理论在这样的发展中也凸显出很多问题，如情报学研究本质的批判、情报学理论的失语等，这一度使我国的情报学发展陷入困境。

　　为了使情报学的发展能够顺应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加速的社会经济信息化浪潮中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下去，有必要对情报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使情报学理论能够规范化与系统化。本文以“情报理论”、“情报学理论”为检索词，选取《情报学报》、《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科学》、《情报杂志》5份情报专业核心期刊作为检索对象，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为辅助检索对象，检索时间段为1980－2008年。通过对检索文献进行分析归纳，对我国情报学理论的发展现状做一个梳理，侧重于情报的基本概念及情报理论体系的探讨，希望能够找到我国情报学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

　　2 不同阶段情报学理论研究的特点

　　本文中，笔者试将情报学理论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依次分析这三个阶段理论研究的重点、特点及所出现的新的理论方法等。

　　2.1 情报理论的发展期（1978－1989年）

　　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改革促进了科学技术情报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情报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是对国外情报理论的引进及探讨，如文献[2][3][4]通过对国外情报理论的引进和探讨，来指导我国的情报工作。这个时期，对我国情报学影响较大的国外理论有布鲁克斯关于波普尔“三世界”的理论体系、米哈依洛夫的“科学交流理论”、萨瑞塞维克理论体系以及约维茨理论体系，通过对这些理论的研究对我国情报理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另一个方面，这一时期更为注重对科技情报的探讨，如情报的工作过程、情报工作方法[5]、情报工作特点、情报工作社会功能、理论体系[6]等。

　　在借鉴国外情报学理论的同时，更加注重我国自己的情报学理论研究，并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如严怡民在1982年所提出的情报学理论研究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知识的特性和情报过程的原理及社会作刚的研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研究和解释科学理论及其特性；二，科学的、通讯的、机理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神经生理学的原理等有关知识理论；（2）知识的增长、组织和控制理论；（3）情报传播理论研究；（4）情报学专门适用的数学方法研究；（5）情报与社会[7]。

　　这个时期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1）情报理论研究注重为科技、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战略服务；（2）注重我国自己的情报学理论研究；（3）注重情报学的定量化研究[8]。

　　2.2 情报理论的混沌期（1990—1999年）

　　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信息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情报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并与其他学科发生了交叉，这一方面促进了情报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情报学的发展陷入了危机。在这样的混沌状态中，情报学依然向前发展。由“情报”改“信息”的政策下所引发的大讨论以及情报学实践观的转型，使得人们从一个更加宽广的角度去理解情报的实践观，实现了“小情报观”向“大情报观”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情报观的转变影响着情报的理论与实践。扩大了的情报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情报基础理论的泛化，不利于今后情报工作的开展[9]。但是事实又证明，在网络时代中，情报学的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将情报学仅仅限制在科技情报的范畴内，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10]。与此同时，情报学开始关注情报用户的研究，卢太宏指出了情报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三个规范：面向情报的S规范、面向传递过程的T规范、面向情报用户的U规范[11]。米哈依洛夫“科技情报交流”理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受到了质疑。“科技情报交流”理论仅仅将情报的范畴限定在科技情报，而情报学的发展现状是情报的交流范围在不断扩大，显然如此界定情报交流是需要商榷的。文献[12]提出情报交流的新模式，指出情报交流过程应分为“直接交流”、“准中介交流”、“中介交流”三种模式。

　　另外，这一时期，情报学的分支理论有了一定的发展，如比较情报学、情报心理学、公关情报学、企业情报学、情报经济学、情报市场学等等。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情报的商品价值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的改革，导致情报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情报需求日益广泛和紧迫；另一方面，情报机构自身的弊端和情报体制的桎梏使得情报机构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和要求[13]。

　　2.3 情报理论的探索期（2000—2008年）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导致情报学研究范畴的扩大化。由于情报学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情报学的定义、学科定位、研究范畴等等都缺乏统一的认定，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人们将理论探讨的重心转移至网络时代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及其对情报学的影响上，如信息量的激增、知识化所带来情报学范式、研究范畴、理论体系的改变，网络时代情报学的特点等。情报观进一步扩大化，知识化、全球化、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知识管理理论开始对情报学理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运用有助于情报学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完善与创新。情报学的发展对人际情报的高度重视趋势也使得情报学的研究需要知识管理的辅助，知识管理在隐性知识的创造与传递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以知识流的有序化为过程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的管理过程，其引入对情报学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4]。对情报的认识上出现了很多新观点，如从认知链角度重新定位情报学、情报[15]。从信息“”角度重新定义情报概念[16]。在这个阶段中引入了新的理论，最受关注的就是信息构建（IA）。信息构建是从建筑学的角度理解情报的组织，对情报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17]。情报学的分支学科竞争情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国外竞争情报理论对我国竞争情报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也建立了自己的竞争情报体系、竞争情报方法，如人际情报网络分析法[18]。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情报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1）研究领域由传统领域进入到网络领域，如网络计量学的研究、网络检索系统的设计、网络信息服务及网络用户研究等等，网络化给情报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增长点。（2）注重与实践领域的结合。（3）注重实证与定量分析方法[19]。

　　3 情报概念与情报观

　　情报学发展至今，在情报学概念上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近年来还出现了泛化与虚化的趋势。作为情报学的一个理论研究基点，这是非常让人担忧的。情报学概念上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情报学自身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理论根基不成熟；另一个方面是由于情报学学科本身是一个对技术变化极为敏感的学科，网络化与知识化的趋势使得情报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情报学概念的界定与情报观有很大联系。如在最初的科技情报观的影响下，米哈依洛夫认为科技情报是认识过程中所取得的，如实反映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现实与规律，并用于社会历史实践的逻辑情报[20]。

　　情报观的发展经历了“小情报观”——“大情报观”——“认知情报观”。“大情报观”将情报学的活动领域扩展到包括科学情报、经济情报、政治和军事情报等在内的情报复合体领域，但是“大情报观”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虽然“大情报观”扩展了情报学研究的外延，但是对每个领域却又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观念是不利于发展情报学的理论体系的。而随着人们对情报活动的主体对象——情报用户的重视度的不断提高，情报观开始向认知观转变，其将用户视为产生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情报观下产生了不同的情报定义，笔者在这里总结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以知识的有序化为研究起点。情报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社会信息[21]。（2）以情报学研究的问题为研究起点。情报是非本质主义的理解[22]。（3）以情报的产生、组织、传递与利用形成的情报流螺旋环为研究起点。情报是作为交流传递对象的知识[23]。（4）从哲学角度对信息层次的划分为出发点，情报是个体精神世界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中介，即思维信息。（5）从情报是一定环境下对用户有用的信息，指出情报就是信息“”，其中信息“”是指“一定量的信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满足信息用户需求的最大量”[24]。（6）以认知链为研究起点，指出情报不是认知过程链中的一个固定的环节，它是认知过程从数据到智慧的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动态的认知元素，它可以以数据、信息、知识的形式出现，但它是特定的具有环境性、相关性和关联性的数据、信息和知识[25]。

　　4 情报学理论体系

　　理论基础是一门学科理论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即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理论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研究属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部分。其中理论体系的研究属于基础理论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可以指导该理论体系内的工作实践，并解释说明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及现象，进而引导和促进该学科的良性发展。尽管建立理论体系是相当的困难的，但是我国学者在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笔者对我国学者所提出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做如下梳理：

　　（1）洪传科的“理论—应用”情报学理论体系[26]。理论情报学是研究情报现象客观规律的学科，包括以下内容：情报科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性质；情报的概念和本质，情报的产生、传递加工与利用机理等；科技情报发展史；情报学的方法论；情报科学的分支学科；情报教育；情报学与科学学的关系；情报科学的基础学科和相关学科等。应用情报学主要是指情报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特别是指整个情报处理技术的现代化问题。

　　（2）洪传科的“狭义—广义”情报学理论体系[27]。狭义情报学研究的内容包括情报来源、情报传递内容、情报传递方法以及情报理论的研究与总结。广义情报学研究广义的情报（信息）的生产、传递、接收的全过程。广义情报学是扩大后的狭义情报学，将情报科学作为综合科学，把与信息有关的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研究作为情报科学的一部分。

　　（3）钱学森在情报学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上有着独到的见解，尽管其见解在目前的情报学体系构建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在我国早期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钱学森认为，情报科学所研究的内容可以划分为情报搜集、情报存储及检索、情报分析三个方面。强调重视情报用户需求与情报存储以及二者间相互促进的关系[28]。

　　（4）文岳雄的情报学根树框架体系[29]。文岳雄结合了系统论与钱学森情报学理论观点，将情报学的理论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情报服务工程，研究向情报用户提供情报的方式方法；第二层是情报技术科学，是上述应用技术服务的理论基础；第三层是情报学原理，即情报学基础理论。

　　（5）刘植惠的“宏观—中观—微观”情报学理论体系[30]。刘植惠以知识序化作为其研究的基点，按照知识序化的层次将情报学体系划分为宏观情报学（研究社会情报交流的现象、机制及规律）、中观情报学（研究文献交流系统）和微观情报学（研究情报单元及人脑吸收情报单元的机制）。

　　（6）卢太宏的SCU规范情报学理论体系[31]。指出情报学研究的三个规范，即面向情报的S规范、面向传递过程的T规范、面向情报用户的U规范。三个规范间有着不同的研究原则、问题域、研究对象方法、研究基点，但三者间存在着迁移及互补关系，并具有明显的时序性。

　　（7）卢绍君的“深层—表层—边缘”体系结构[32]。指出情报学深层结构是情报学各分支领域和构成要素所共有的结构，是情报学的本质；情报学的表层结构是情报学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情报学各分支领域和构成要素所特有的结构形式；情报学的边缘结构是指情报学与相关学科建立起的各种联系。

　　（8）刘东维的立体空间结构体系[33]。以分层理论为研究的起点，按照基础科学、工程结构和研究规范三个维度研究情报科学内部结构，认为情报科学体系是具有层次结构与横向交叉渗透的硬科学和软科学系列所构成的多维空间。

　　（9）文岳雄的情报流螺旋环结构体系[34]。以情报交流的过程为研究主线，提出了情报螺旋环中情报的生产、组织、传播和吸收四个环节，以及这四个环节所对应的四个基本原理，即超越创造原理、相关序化原理、量子传递原理和内耗补给原理。

　　（10）靳娟娟的“结构—交流”理论体系[35]。该体系是在文岳雄的情报流螺旋环结构体系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以情报及情报交流为研究对象，以“序”为深层结构，以情报及情报交流的“超越制造原理、相关序化原理、量子传递原理及内耗补给原理”为内核的情报学“结构—交流”理论体系。

　　（11）严怡民以科学交流为主要特征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严怡民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是参照美国赛瑞塞维克、前苏联米哈伊洛夫以及英国布鲁克斯的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情报学研究的概况提出了其情报学理论体系。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划分为以下四个层次：情报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情报交流，包括正式过程和非正式过程；情报用户及情报需求；情报系统的设计、运行与评价、管理等[36]。

　　（12）马费成的基本原理情报学理论体系[37]。指出情报学的理论体系应当构建于对以下六个原理的充分研究理解之上：情报的离散分布原理、相关性原理、有序性原理、情报交流获取的省力原理、小世界原理以及对数透视原理。这六个原理将为情报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提供基本原则、思想及规律，并有助于解决情报学知识、信息序化及用户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以上的大多数情报学理论体系是围绕情报交流而展开的，即以情报及情报工作的动态流程为主线，包括情报的搜集、存储、检索、分析等流程，而且部分理论体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的情报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禁锢在了以情报交流为核心的研究范围之内，鲜有进展。而马费成以六大基本原理为情报学理论的基石去构建情报学的理论体系的视角是极为独到的，是情报学理论体系研究中的一个崭新切入点。

　　5 情报学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5.1 理论体系尚不健全，缺乏学科特色

　　自情报学诞生以来，关于情报学理论的探讨一直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虽然从学科多元化发展的角度这样的状态表明了情报学理论繁荣发展，但是理论研究的过于分散会导致情报学的发展缺乏一个统一认知核心。尽管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在其发展中追求单一的理论，但是建立一个核心的理论体系还是相当必要的。基础理论的游离不定造成了情报学的理论研究缺乏学科特色，无法与其他相关学科有严格的区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献数量剧增，“信息爆炸”现象的出现对文献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促使了情报学的产生，而90年代后，网络信息技术的兴起，使得情报学的发展有了新的语境，同时，网络环境下实现知识的组织和提供成为情报学研究的新课题，由此计算机科学的相关理论在情报学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学科的不断深化，情报学继续寻求理论支持以完善其学科体系，实现由最初的情报工作技术向情报科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情报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间的交集在不断扩张，在摄取理论营养的同时，情报学的理论阵地正被其他的相关学科所分割蚕食，如图书馆学、信息学、新闻传播学、信息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等。尽管情报学可以在与这些相关科学体系的交叉发展中获益，但情报学若想坚持其学科立场，而不是被其他的学科理论占领其学术阵地，就应当有个科学的、统一的理论基础。在这个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再来寻求多元化、多学科交叉化的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基础性的理论起点，才能在学科的发展中，不偏离学科研究的方向，促进学科理论体系的整合，使得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成为一种螺旋向上的趋势，在不断完善中发展，才不会导致情报学的研究领域在拓宽而情报工作的业务却在萎缩，以至于表面上情报学的路越走越宽实际上却越走越窄的现象。

　　5.2 理论研究出现泛化及虚化现象，理论研究框架体系盲目扩大

　　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情报学发展环境的巨变。由于情报学学科本身的技术敏感性，使得情报学的研究领域开始向外扩展，并产生了很多新理念。以情报观的改变为标志，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尽管这样的交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情报学学科发展及理论更新的作用，但是一些学者盲目地去探讨学科交叉点的新领域，忽视了对情报学学科本身的探讨。从文献中可以看出，情报学研究的热点从文献工作到科技情报，再到网络环境中的情报学，很多学者都将研究的重心集中于网络环境中的新技术，而忽视了理论本身的探讨与研究。1992年“情报”改“信息”使得情报工作者陷入了研究的窘境中，情报学的理论基点是情报还是信息？情报学与信息学的关系又如何？情报学研究的失衡导致学术研究中盲目追求热点现象的出现。而目前情报学的多学科交叉性正是其研究盲目追逐各学科学术热点的表现，最终将导致情报学“居无定所，进退维谷，战线过长，脱离实际”[38]。

　　不可否认的是，情报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与信息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联系从内部推动着情报学的发展。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情报学必须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及研究范围，切不可本末倒置，将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作为自己学科研究的主体。在情报学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过程，有学者认为情报学正在成为一个领域内缺少协作，研究机构是个人的、分裂的，研究方法缺少标准化，薄弱的进入壁垒与短命的研究联盟[39]。情报学的跨学科性导致其核心内容和发展方向的模糊性，造成情报学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不断扩大的学科框架导致确定情报学学科边界的困难，对今后情报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疑问。而在情报学交叉发展的过程中，知识流动的方向大多是由相关学科向情报学流动，而情报学自身理论的知识扩散现象较弱。这使得情报学更像一个盛放其他学科知识理论的容器，而非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事实上，情报学的跨学科影响性较弱，说明情报学对相关学科的影响力远远小于相关学科对情报学的影响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情报学缺少自身在社会人文方面成熟理论的事实。因此，在情报学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在建立情报学核心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围绕理论体系来进行情报学的研究。只有这样，情报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才能做到创新发展的同时而不依附于其他的学科。

　　5.3 强化情报用户研究

　　文献调查中显示，只管近10年来情报用户的研究逐渐被我国学者所关注，但是其研究成果并不多。在情报学理论体系中，也鲜有情报用户的理论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卢太宏所提出的三个规范中的U规范（面向情报用户的规范），文献[40]探讨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重要性。作为情报理论的理论起源之一，缺乏对情报用户的研究会直接影响情报学理论体系建立的完善度。伴随着网络化的发展，情报服务向以情报研究咨询为主的开放的网络化、数字化模式转变，情报需求的多元化使得情报学中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情报用户作为情报工作的最终受体，是情报价值的最终体现。对情报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更多的是强调用户感知。事实上，情报认知观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对情报用户的重视度的提升。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情报产业化时代的到来，情报学出现了人文社会化趋势。情报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与社会这两大因素，对其的研究也必将从对情报加以纯技术的分析、处理逐步转向关注情报交流过程中情报客体与用户的交融，更加突出人所应有的主体地位，更加关注情报用户的心理需求。在实践过程中，应当从用户情报需求出发，改革情报服务模式，顺应时代潮流，切实为情报用户做好服务工作，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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