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读写的主体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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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读写的主体重构

孙海峰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

摘
要：电脑网络作为神经的电子化延伸，改变了人类的感知、记忆与表达方式。实时互动的交流结构使当代阅读、写作和批评模式都发生深刻转变，作者与读者身份日益模糊以至颠倒。电子记忆、屏幕空间和网络通讯不仅作为技术中介，更作为精神交流的基本形态，以“远程在线”的方式重建着文学活动的主体间关系。
关键词：记忆 界面 对话 超文本 主体间性
　　尼采在《善恶之彼岸》中写道：“当你长久地窥视着深渊时，深渊也在窥视着你。”此话可以作为网络浏览与写作的生动写照。对坐在电脑前的当代人而言，屏幕就是这样一个深渊：它既是镜头又是眼睛，既是自我又是他者。在这样一种看与被看的无限反馈中，居于权力中心的言说主体日益分解，消散于缥缈无际的赛博空间。这对当代文学活动来说，意味着一种新型话语关系的产生。
电脑：记忆的技术延伸电脑网络的人类学意义在于，它使神经活动远远超出身体的自然尺度，将表象的发生外化到技术装置中。这从主体内部改造着当代人的知觉和思维模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电子记忆”和“远程体验”，将此前须借助想象才能显现的情境变得随时可以“在场”，将历史与现实、异地与本地的生活直接纠缠为一体。其中关键的环节便是海量电子记忆体，其处理文字与形象的效率令博闻强记者望尘莫及，使口若悬河者自惭形秽。
在艺术传播史上，记忆（memory）的形式对于文学主体建构至关重要。从柏拉图、奥古斯丁到胡塞尔，记忆一直是打开心灵与语言之门的钥匙。柏格森《材料与记忆》中更是明白地指出：“记忆实际上与知觉不可分割，它把过去引入现在，压缩成为许多绵延瞬间组成的单一直觉。”[<!--[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在现象学而非心理学或物理学的意义上，记忆与时间性的内在体验有关，它比感觉、知觉和想象更坚实地谱写着历史。正如胡塞尔所言，记忆使意义世界成为可能。“我们生活在记忆之中，以再现的方式实现着体验的关联。记忆是知觉的痕迹，这痕迹又能转化为成为知觉表象，因此存在着记忆中的记忆——第二层第三层以至任何层次的再现。”[<!--[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最直接的记忆介质是头脑，其次是肢体与语言，再次是图画、文字等铭刻于外物中的印迹，直到如今的磁盘、闪存等电子设备。这些媒介形式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对不在场者的持存与显现而使之重新在场（represent）。然而完全的再现是不可能的，在现的不过是替补性的印迹。这种“能指的滑移”被德里达称为异延（différance），异延包含了空间上的差异（differ）和时间上的延搁（deffér），使意义处于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中。
从“异延”的角度来看，记忆本身包含着遗忘，这是任何媒介形式的天命。电脑作为记忆装置的当代形式，也必然带来某种形式的遗忘，这就是无法数字化编码的那些知觉与体验。也就是说，电子记忆强化了心灵中的某些东西，同时又遮蔽了另外一些东西，这正是它备受指责的原因。在目前对网络文学的众多责难中，最常听到的一种声音是：电脑损害了人的记忆力，使主体不再像书写时代那样活跃地生产意象，因此在对机器的依赖中日益白痴化。实际上，记忆技术的革命并非电子时代所专有，文化本身便产生于记忆与遗忘的辩证运动。柏格森指出，语言过滤了无意识与感觉的丰富性，是人类的第一次遗忘；[<!--[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语言之后的文字，则是记忆技术带来的第二次遗忘。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口语文化的捍卫者——苏格拉底对书写这一技术的质疑，认为文字败坏了心灵的记忆力。《斐德若篇》（Phaedrus）中苏格拉底攻击文字的那个著名故事，生动暴露了记忆技术变迁带来的精神恐慌。在他看来，用文字来辅助记忆意味着对真理的遗忘。[<!--[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柏拉图主义关于理念／形象的双重世界，实际上正是口语/书写两种文化的矛盾在哲学上的反映。
当初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指责，正是当代网络文化的批评者们当之无愧的先驱——对于后者而言，纸和笔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电脑则被认为为是记忆的败坏者（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既有的文化权力结构的颠覆者）。这种质疑当然很有道理，前提是原始的交流方式一成不变而且永远正宗。但苏格拉底对文字可能导致失忆而表示的忧虑，一旦置于新的媒介语境下便失去了现实意义。文字确实导致对口语文化的某种失落（现代学者中已经难以找到西塞罗式的大演讲家），但书写与印刷却开辟了新的意义空间，创造出口语交往无法企及的文化高度。同样，在电脑读写对传统书面文化的颠覆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创造，这些意义空间也许无法全部被上一时代的人所理解，却有其坚实的基础。既然文字和语音都无法还原一种无意识层面的“真实”，那么指责电子记忆歪曲了现实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在这个意义上，电脑技术使世界敞开为新的秩序，使心灵获得更深层视域的清晰性。
屏幕：漂浮的读写界面　　对于任何媒介而言，界面（interface，直译为“互相照面”）形式无疑都是重要的。这是我们与事物接触时首先要到达的地方，我们每天都是在与它打交道而非与其后面的“物”本身。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康德现象哲学的诠释：人通过感官界面所提供的现象来把握世界，而无法直面物自体。我们借助于界面了解事物，借助于界面相互交流，界面构成了一切活动发生的直接现场。最原始的界面自然是人的身体——五官、四肢和全身各处的皮肤，其次才是身体之外的材料媒介和各种人造的技术界面。电脑屏幕正在成为当代人最经常面对的交流界面，当我注视着电脑屏幕时，它向我敞开了一个看世界的窗口，同时整个世界（无数他人）也通过这个窗口看着我。当代人在这种不断的看与被看中生活与表现着，其主体性也在相互注视中不断改变其内涵。
　　作为一个阅读界面，电脑显示器的空间构成与纸张大不相同，其呈现于主体的感觉与意义也大异其趣。这不仅意味着文字的载体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主体的感知方式正经历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意义解读的模式取决于符号环境的时空结构，解读的模式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意义本身。[<!--[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一本书打开在面前时，同时打开的还有隐隐的墨香与翻动的质感，文字坚实地“在那里”，透着材料的惰性和气息，偶尔还可以见到由于误印或渍染而留下的点点墨迹。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与坚实而脆弱的肉体有关的东西，这是电脑屏幕中闪烁飞逝的图像世界所不具备的。一个叙事的展开也是一个时间性的诉说，目光在字里行间流连时拾回对无数意象的记忆。意象从空白处氤氲生发出来，形成一个无限流动的场。目光的流连和和想象的飞翔给许多读书人带来的美感，远胜于醉醇饫肥以至游山玩水的乐趣。而当阅读发生在电脑屏幕上时，这一切深邃性便都消逝不见了。对于电脑屏幕的显像而言，一切变化都几乎不存在过程问题。字符和图形瞬息闪现，转眼间又无影无踪，并无一个“来自”和“去往”（海德格尔用语）的地方。这与脑海中的想象情形非常相似，是完全没有物质惰性而灵动飞扬的。这是对原先被认为只有人类大脑才有的想象和记忆的严重僭越，也是对书籍的无限深邃感的取消。
在传统的纸笔写作中，文字作为一个材料性的印迹，一旦产生便顽强地存留在原地，抵抗任何修改和抹杀的企图。即使某段文字内容最终被删除，其痕迹仍会以物质的形式顽强地存留“在那里”，见证着一个曾经发生在头脑中的意象，并且成为主体自我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记忆。正如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所强调的，文本中有作者的“过去和身体”，是一个对话和斗争的战场，而身体印迹正是它作为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人的“书”与“写”更浑然是不分，书写是一个富有神圣意味的事件，关乎天地宇宙与生命之气的贯通。过程是郑重而神圣的，书写之前涵咏、虚静和沉吟的打腹稿过程，其价值则与写作中大墨狂书的淋漓爆发同样重要。个性在纸笔相触中氤氲生成，使文字不是作为一个标准化的符号，而是作为一幅独一无二的图画“在那里”。本雅明将这种非齐一化的、与此时此地的“在场”有关的个体性称为“灵韵”（aura），认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不可化约。
　　如果手写相对于口语来说是对语气、体态与神情等非文字因素的遗忘，那么键盘写作对于手写来说便遗忘了不可数字化的一切——记忆拥有了空前统一的逻辑形式（数字编码），如此方便而准确（无损）地巨量传递。键盘写作将文字标准化，几乎不再带有丝毫个人身体的痕迹。在更内在的意义上，这导致了主体自我认同的齐一化。手指在空间中的运动被简化为一维的上下敲击，作者的个人风格不再能从空间形象的直观中得到体现。在语言风格的层面上，技术因素的影响没有像字形层面那么显性，但也相当程度上消解着作者的个体色彩。当写作中想要输入“消解”这个词时，拼音输入法的对话框却总先跳出“小姐”让我们选择，表明写作工具本身承载着某种庸常的偏好。这样一来，陌生化的文学用词难以顺利输入，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性语言”便在工具的抗拒与挫折中日益遭到遗忘。与此同时，日常用词却在指尖飞舞中畅通无阻，鼓励了口语化乃至口水话的盛行。（当然个人也可以在写作中形成自己的词库，但这不过是从一种空间上的齐一化转向了时间上的齐一化而已——诗性语言永远是反陈规的。）因此，电脑读写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主体的思维习惯和语言方式，进而造就了一类基于共同的“电子无意识”的文风。古人云“言为心声”，这些用词粗糙的语句背后是不是也晃动着一个个扁平的灵魂？深刻的思想能否借助于它们得以生成和传达，甚至化约为0与1的极简形式？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语义学问题。　　
网络：作者与读者的辩证在现象学意义上，电脑网络不仅是个体阅读与写作的工具，更是当代主体间关系的展开形式。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工具含有敞开与遮蔽的双重性质，意味着自我、他人与世界的交互生成。“这些在周围世界上手的用具联络中如此‘照面’的他人不能简单地被联想到一个首先只是现成的物上去，这些‘物件’是从这样一个世界方面来照面的。”[<!--[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此话有两层意思：首先，工具是此在操持烦忙着“在世”的方式，当代人在电脑写作中揭示世界并自我建构；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工具也是“他人”现身的契机，当代个体通过屏幕和键盘等共同的“上手之物”为中介而相互照面。于是问题的核心暴露了出来：人与工具的关系在根本意义上是主体间交往关系的历史形态，我们在对屏幕阅读与键盘写作这共同的“操持”中领会主体在世的彼此关联性。对电脑网络而言，这种关联性的直接层面便是文学活动中作者与读者（包括潜在读者）的对话。严格来说，书写时代的文学对话是想象性的，时间与空间的惰性使实时互动成为不可能。因此作者（author）一词长期以来与“权威”的概念有关，正如福柯所表明的，写作不仅意味着表达，更意味着一种单向话语权的行使。
在文学媒介的演进中，电脑网络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远程实时互动作为新的对话形式，使读者主体性得以充分展现，开始在更直接的意义上（而非仅仅在阐释学的“视域融合”意义上）参与作品的生成。作者与读者的角色和诠释权正在发生着根本的转移，由传统知识精英所把持的文学领域发生着急剧的权力分化与重组。阅读和写作变得平民化而不再神圣和遥远，更多人有机会随时参与而消解了作者的权威。超链接的跳跃性、多媒体界面的灵活性，则使得阅读过程不再受制于印刷品的线型模式，作者借由媒介掌控读者的格局让位于众声喧哗的多元对话。网络作为对印刷媒介的否定之否定，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主体间实时互动的可能。然而与口语时代不同的是，网络互动是以机器为中介的，这意味着新的读写关系实际上经由电脑这个“主体间性客体”而发生。经由电脑的沟通（CMC）改变的不仅是人们所读到的内容，更是阅读和写作着的主体本身。电脑网络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所充当的角色是双重和双向的：一方面，它既代表自我（屏幕前的自我镜像）又代表他人（叙事的直接对象），另一方面，它既带来沟通（跨越空间的普遍联系）又造成隔离（口语表情与书写感觉的过滤）。
巴尔特在《作者之死》中指出：读者的诞生以是“作者之死”为代价的——作者不仅是一个写作的主体，而且更根本上也是意义垄断的主体，宣判作者之死也便促成读者的诞生和意义的解放。由于超文本索引的高度交叉性，文本在不同的浏览序列中被完全重构，因此它提供的不再只是互文性的诠释自由，更是文本重塑的自由。这样，网络文本经过重重转贴、援引和拼合，往往成为一种多作者（实际上也就是无作者）的“无主”文本，传统的作者话语便在多重声音的干涉中依稀难辨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区分日益模糊，产生了一种基于电脑网络交流的“写读者”（wreader，由“读者”与“读者”两个词拼合而成）。这个概念是波尔特在《书写空间》一书里提出的。波尔特在《电脑、超文本与书写史》中进一步认为：究竟什么阅读和什么是写作，取决于载体的特征。[<!--[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电子文本的常态恰恰在于不断刷新。无材料性的电磁信号可以易于切割和重组而产生新的解读方式，因此读者可以透过网络进行解构、转化和再生产。这种易变性带来新的语义分割方式，帮助读者与作者快速重组阅读空间。在充满流动和拼贴的“马赛克”（mosaic）式传播中，“剪接”的过程也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创作。读者透过这种方式与作者及作品产生对话，作品便不再只是作者的声音。读者也可以同时发言对话甚至与作者平起平坐，于是为文学活动中一个关键的行动要素，深刻介入了对话关系的建构。在网络电子文本的阅读中，由于对话关系具有更充分的实时性和现场性。波尔特将这种具有双重行动特征的话语身份定义为“写读者”，它的出现意味着电脑读写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话语结构与文学主体。

结语：媒介与文学话语当使用话语（discourse）这一概念来分析文学活动的主体间关系时，其深层背景是口语交流时代的权力结构。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文学起源于口语，以身体为基本媒介。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神话与诗史作为对世界的第一次命名，具有将从心灵（此在）从混沌（存在）召唤出来的使命。这种源始的诗性语言以身体为边界，建构了自我与他者的最初区分。因此，主体（subject）的概念首先蕴含着世界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经过共同的上手之物而现实化，体现为具体媒介文本中的话语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所谓的话语暴力（权力），其所指正是文学与身体的原始关联性。在演说、辩论等口语交流形式中，身体的出场保证了实时干预的可能，话语主体（支配者）是口若悬河而血肉丰满的现实存在；在书写、印刷等单向传播形式中，读写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分离，保证了文本结构的稳定性与作者形象的彼岸性，由此建构了强记博闻却孤栖书房的现代文学主体；而在电子网络交流中，身体缺席为主体建构带来了新的方式——多窗口对话式的屏幕界面使“分身有术”的虚拟出场成为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主体呈现出多重化和离散化的特征。话语结构的这种裂变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一个解构过程，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对“主体”这一概念的重构与回归——由独白性的现代主体性美学向对话性的后现代主体间性美学的螺旋上升。
由此可见，主体作为一种历史建构，本身依赖于文学媒介所构造的交流语境。网络读写只是这个历史链条中的一环，但它以更尖锐的方式揭示了精神活动与技术形态的深层关联。一千多年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充满神往地写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表现了古人对于时空尺度的深切敬畏。如今人类已借由电脑网络而进入一个“视通万里”的虚拟世界，不必凭空想象便可实现“神与物游”。麦克卢汉早在上世纪中叶曾宣称：“在电子时代，我们以全人类为自己的肌肤”，此言在网络时代尤其显出惊心动魄的意义。借助于在线互动这一身体缺席的在场方式，个体的感性经验正在空前地联结起来，自然的神经系统不再有效决定知觉的界限，交流者作为“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的幽灵，游荡在鬼影重重的电子空间。面对电脑网络的阅读与写作，当代人作为交流主体已经极度地多重化与分散化，不再要求时间与空间上的同一性（identity）。在这一远程互动中，智能通讯机器与人工记忆装置不仅是在线交流的技术媒介，更是作为当代人本身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电脑网络对文学而言最重要的内涵，在于使主体的“在世”（in der Welt Sein，海德格尔用语）拥有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由在场变成了在线。
实际上，这种“缺席的在场”在千百年来的文学活动中一直在发生，但电脑读写和网络交流的语境使之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体解剖对理解猴体解剖而言是一把钥匙，这一具有现代反思精神的方法论是理解媒介变迁中潜在的“合目的性”的关键。网络读写中的主体重构，恰恰提示着对以往一切文学活动之合目的性的反思——在这一进程中，电脑网络不仅作为材料性的技术中介，更作为主体精神活动的基本形式，重建着文学话语的内容、意义与作用机制，这使文学不断回归（而非日益远离）其根本的内涵——主体间交流。由于记忆的电子化延伸，人类集体无意识获得了新的历史形态——网络数据库，进而为意象生产提供了新的模式；由于交流界面的屏幕化，文学活动中的心物关系、读写关系、图文关系都随之重组，为意义生成提供了新的空间；由于网络化的远程实时交互，话语主体间的基本关系由纵向支配的压迫结构让位于横向互联的对话结构，使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更深层的动态建构性。电子记忆、屏幕界面和网络对话这三个层次，构成了这个充满着流动和变化的“读屏时代”里文学活动的现实语境。考察其中的主体重构问题，有助于辩证地理解“阅读”与“写作”的内涵，历史地理解文学、语言、思维乃至人本身的定义，更使界面、互动、超文本等概念超出纯技术的视域，真正进入文学、美学与文化研究的理论版图。

（注：本文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收稿日期：2006-06-21
作者简介：孙海峰(1975-)，男，山东莱阳人。深圳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从事美学与媒介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