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国学

教师之友网

马一浮与国学

在浙江大学“东方论坛”的演讲

刘梦溪

浙江大学的人文传统

   浙江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你们学校我是第一次来，但你们学校的一部分——杭州大学——是我非常熟悉的学校。杭大的一些教授，像姜亮夫教授，敦煌学家；语言学家蒋礼鸿先生；像戏曲专家徐朔方先生；还有词学家夏承焘先生，都是我认识并且熟悉的长辈。包括原来杭州大学的校长、现在卧病的沈善洪教授，我也熟悉。我几次到过杭州大学，它的人文传统在全国的高等学校里面是一流的。开始你们合并的时候，我作为局外人，还曾经为杭大抱不平。现在生米煮成熟饭，只好如是了（大家笑）。

   我也熟悉你们原来的校长竺可桢教授，当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书我细读过，特别是他的日记，我读得非常仔细。他怎样去请马一浮先生，见面情形，前后的经过，以及马先生在抗战时期，你们的学校已经从杭州搬到江西泰和的时候，第一次讲国学，竺先生也在下边。他日记里都有记载。后来到广西宜山，竺先生也在那里。我看他的日记很感动，在战乱流离中的这样一所学校，可以说始终弦歌未绝。他的妻子在流离中去世了，而许多的学生和教授都蒙受苦难。但这所大学始终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无论是在泰和还是在宜山，都是如此。我看这段历史，个人非常感动。那么，可以想见，现在的浙江大学如果能够承继这个传统，未来自是不可限量。

王国维是否真的“烧书”

   我是念文学出身，但是中间在学问上有一个转变，八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开始不那么喜欢文学，因为在集中读陈寅恪、王国维、钱锺书的书，看他们的文章写的太好了，学问太精到了，自己就不想写作了。（听众笑）甚至以前出的一些书，关于文学的，越看越不顺眼，在家里都塞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由于自己有这个感受，我就相信王国维烧过书。大家知道有一个掌故，在1912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罗振玉有点不赞同当时的新的政治变局，他就躲到日本，住在京都的乡下。这时候王国维也跟他一起去了，他们是好朋友。或者如何如何，两个人的关系，故事非常生动，我不去讲它。罗振玉说，王国维到了日本以后，在他的影响下，把带去的《静安文集》——王先生早期学日文，后来又学英文，喜欢康德、叔本华，把他们的著作翻译成中文。而在那个前后，他办《教育世界》杂志，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这上面发表的。这些文章，关于教育的，关于文学的，关于西方哲学的，关于美学的……这些文章后来搜辑起来，出版为书，叫《静安文集》，他到京都的时候，带了一百多册——罗振玉讲，王国维到京都以后，学问发生转变，把带去的书烧掉了。但是研究王国维的人，大都认为他不会烧书，我也算研究王国维的之一吧——相信他会烧书。

   因为，一旦进入到古史研究，接触到金文、甲骨文研究，就会觉得文学研究一钱不值。我当时也产生了这个思想，非常看轻文学。但我现在必须补充，当我年长以后，又觉得文学有点意思，它还是史学和哲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它给我情感，也使我的语言比一般的人文工作者稍微有一点意思（听众笑，鼓掌）——但是我不能跟鹏程教授相比，你不知道他的文笔有多么好，千字文，倚马可待。我是说，文学也不可偏废。当你的年龄有一点大了以后，学问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你会觉得文学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因为你想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必然要走向史学和哲学，而在这个走向的阶段当中难免轻视文学。可是当年龄再大以后，觉得文学也是多么好啊！

无论何种学问太“热”都未必好

   二十世纪的学者当中——我喜欢王国维，喜欢陈寅恪，可以说研究了他们多年，如何如何——但是我还喜欢另外一个人物，马一浮。我在1996年为一套书写的长序，叫《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后来三联书店出版了，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讲到陈寅恪和马一浮的时候，我说陈寅恪是站在地上，怀着家国的深情，和历史的兴亡之感；而马一浮，我说他站在云端，很早就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超越。在二十世纪的学者当中，能够完成自我超越的学者并不多，马先生是一个。当然，当时很多学界的朋友不赞成我的说法，庞朴先生说：“你把马一浮说成神仙了，怎么可以？”李泽厚也不赞成。我多么高兴，刚才杜维明先生居然说马一浮提出的“国学就是六艺之学”的观点，他表示赞成。杜先生，你知道，我这个观点孤立了十年。（观众笑，杜插话：汤一介也赞成）是的，汤一介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年长，汤先生也同意“国学是六艺之学”。我的文章是2006年发表的，叫《论国学》，两三万字，后来出了一本书也叫《论国学》。我为什么会特别地赞成，简直是不得了地赞成，深深地赞成，无比地赞成（听众笑）马先生的关于“国学是六艺之学”的立说？他的这个见解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

   大家知道近十年，中国出现了“国学热”，出现了传统文化热，这不是没有原因。因为百年以来，我们长期处于传统的断层当中，当经济有了一点根基之后，围绕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一个传统的重建问题，有一个文化的重建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不足为奇，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一个看法，只要是学问，一旦成为“热”，就没有好事情，还是“不热”好。因此我提出国学不需要那么“热”。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过去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热”：一个是《红楼梦》“热”，叫“红学热”，还有一个是“鲁迅热”。鲁迅好不好？当然好。《红楼梦》好不好？当然好。“热”的结果，《红楼梦》蒙了很多污，到现在很多人一听“红学”还在摇头。很不幸，我曾经很长时间，从大学开始就研究《红楼梦》。“鲁迅热”以后，鲁迅也蒙受了巨大的扭曲，反而鲁迅在当代的价值没有真正得到认知——这个鹏程兄你说——现在很多人否定鲁迅，其实鲁迅何等深刻啊！他没有过时！仅仅由于当年“热”的时候把他捧得太高。人们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把他放在了地上，无人闻问。但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学术的人，甚至了解文学的人，岂可以轻视鲁迅！当然也不能轻视《红楼梦》，我只是说，无论何种学问，只要是学问，“热”了都未必好。

   国学也一样，如果在没明白国学为何物的情况下，“国学”就大热起来，肯定不是好事情。当然大家真正了解国学了。也就无所谓“热”，就变成日用常行了。前些年甚至说出现了“陈寅恪热”、“钱锺书热”，我个人也甚不以为然。因为陈先生的著作并不是很好读，还没研究到怎样呢，就已经“热”了。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马一浮热”？吴光兄？（吴：不能说热，刚刚开始）我希望马一浮不要“热”（听众笑）为什么？马一浮的书以及他的人格精神最不好懂。我在上次吴光先生开的马一浮的会里，他叫我做一个讲话，我就讲，马先生的学问很不好懂，甚至最近，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还没看见有几个人真正读懂了马一浮先生的著作”。这是后话，我想说明读马研究马，不那么简单，不那么容易，如何如何。

马一浮是“儒之圣者”

   马先生不仅仅是学者，不仅仅是大儒，他还是二十世纪的“儒之圣者”。过去——杜先生了解了——常常把熊十力、梁漱溟跟马一浮相提并论，但在这三个人当中，要讲学问的“本我”境界——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学问的“本我”境界——马先生要高于梁，高于熊。但梁和熊也都很了不起，人格精神也都是了不起的。但是马先生的“本我”境界，比梁、熊要高一筹，这是我的看法。我说马先生是二十世纪大师中的“儒之圣者”，但是你不能讲熊十力是“儒之圣者”，你不能将梁漱溟是“儒之圣者”，他们都是儒学思想重构当中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只有马先生我们可以称他为“儒之圣者”。

   但马先生又不仅仅是“现代大师”，“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还是“逸士”。在中国传统当中，有品评人物的传统。这个在六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发达。出现了很多奇书，譬如刘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说新语》，一部记述魏晋人物风采面貌、品评人物性格精神的专书。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品评人物，马先生显然不仅仅是大学者，不仅仅是大师级的人物，不仅仅是“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原来杭州大学的一些朋友，当时就流传，很多人不敢去看马一浮。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去拜望过马先生，为什么这样？他又没有权力，也没有门卫，为什么很多人不敢看他？因为他的学问太大了，他的眼光太厉害了，你刚一进来，想说的话，没想说的话，他全知道。（听众笑）所以他是“高人”。

   马先生学问根柢之深厚，他的超越的精神，他的内在精神的净化，少有与之比肩者。他常说的一句话叫“刊落习气”。大家不要以为“习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之气”，不仅为我们学者所要去掉，也为一般人所要去掉。当然这是佛家的话。每个从事专业的人也有这样那样的专业“习气”。常常我们看到有一些学人，甚至有一些老师，自己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就把这一方面抬到非常高的位置，觉得另外的领域没有他这个领域重要。这也是一种“专业偏执病”，也是专业的“习气”。专业的成就是好的，专业的精神是好的，专业的“习气”是要不得的，需要“刊落”。马先生身上一无“习气”，把这“习气”完全“刊落”了。他是位“圣者”，他有很多思想，我们没法在今天一一细说。

到底什么是国学

   马一浮的国学定义为什么重要？在于以前讲“国学”，对国学的内涵外延，没有阐述清楚，或者虽有所说明，但在学理上论证不足。“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也是近三十年恢复重建起来的。这个书院最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你要知道这两位都是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呢，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黄遵宪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历，有外交经验，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在1898年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他被革职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以为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他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我们今天研究“国学”这个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讲的“国学”的概念——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甚至上海还出版了一个刊物叫《国粹学报》，讲“国学”的多了，讲“国粹”的多了，但是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时间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讲这些了——“国学”的概念继续讲，但不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就把握不住主要内容了。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刚才杜维明先生讲了。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也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你看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

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而在马先生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这个定义合适不合适呢？不合适。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所以他在1938年5月，你们浙江大学转移到江西的泰和，在那里，竺可桢校长请马一浮先生去开了一个国学讲座。

   关于马先生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这件事可以写一本书，竺先生一到杭州就任——他是大气物理学家，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刚到杭州，不到两个礼拜，就听说此地有个马一浮，立刻登门拜望，邀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马先生拒绝了。要知道，马先生不愿在大学里任教，这话说来很长，一会儿再作补充。过了不久，竺校长又带着人去了，再次恳请马先生来学校任教，马先生又没有同意。第三次，他又去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礼仪，凡事不过三，三次邀请，对方不好再拒绝了——于是谈到用何种名义去开讲座，马先生想到是否可以用“国学讲习会”的名义。因为马先生不是教授，也没有职称，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名义。他自己提出，可不可以就叫“国学大师”。以马先生的学问和身份，“国学大师”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浙江大学的领导研究，说是以“研究会”的名义肯定不行，那是要成立组织了，需要党中央批准。（听众笑）至于“大师”的名字，认为有点像佛教，也不好，就没谈成。

   不久，日本人打来了，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的泰和了，马先生自己也去逃难了。开始他逃难到了富阳、桐庐一带，几个亲戚，几个学生，一百箱书，他没有太太。马先生的婚姻的故事更好听，我没法给大家讲了（听众笑）。他们就商量，马一浮先生这个时候想，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好些？（听众笑）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措辞之典雅，表达意思之婉曲，只有马一浮写得出来。我能记住信中的很多句子，不讲给大家了，讲的时间超过了（听众笑）——然后是，竺校长接到此信，如获至宝，如何如何。马先生到了泰和，就在1938年5月的一天，开了国学讲座。

   马一浮国学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揩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汎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就是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国学定义。“六艺”就是“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最初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他提出的国学的这个新定义，长期没有人闻问——这里我得稍微表彰一下自己——直到2006年，我写《论国学》，才把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重新提斯出来。从那以后，七八年的时间，我不断写文章，演讲，倡导，鼓吹，不遗余力。虽然不见有谁写文章跟我讨论，但是我知道，大多数人不赞成我的看法，觉得刘梦溪竟然认为国学就是“六经”，这不是把“国学”等同于“儒学”吗？其实“六艺”不光是儒学的源头，道家的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易经》，“六经”是和文史哲各科都不相重复的我国学术的一门最高的学问。

   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不无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会有关系。马先生的两位朋友——刚才讲到的熊十力和梁漱溟——熊先生就讲过，“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你要了解“基本依据”这四个字，实际上是说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和根底在“六经”。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现代的教育。

国学和“六经”的价值论理

“六经”的文词很难读，怎么进入呢？但是我告诉大家，《论语》和《孟子》可以看做是“六经”的简约的、通俗的读本，因为孔子和孟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孔孟阐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我把“六经”的基本义理概括为“敬”、“诚”、“信”。刚才杜先生讲到“诚”“信”，但是我把“敬”放在了最前面。这个“敬”是什么？就是人的“自性庄严”。你看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演讲录》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个“敬”字。“敬”是个体生命的庄严，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以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我甚至认为“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这种“自性的庄严”，是不是一般人不能实现呢？马先生当然实现了。我刚刚讲的陈寅恪，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是“自性的庄严”的变现。马先生对这个“敬”字的解释，有一极重要的特见，他说《论语》里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马先生说“志”就是“敬”。因此这个“敬”是不可以夺的，已经构成个体生命的精神信仰，当然不可以“夺”了。

   学者、知识人士有“自性的庄严”，一般人士、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自性的庄严”？当然有。我们看《红楼梦》，当贾赦要娶鸳鸯做妾的时候，鸳鸯坚决不允，做了很多极端的举动，包括破口大骂，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所彰显的就是鸳鸯这个年轻女性的“自性的庄严”。最近我在一篇对话文章里，叫《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就讲了这个问题。人的“自性的庄严”，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妇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没文化都可以做到。我们当下所缺的，就是这种人的“自性的庄严”。当代文化价值理念的建构，亟需添补的，就中国传统这一块，我讲的以“敬”来带领的这些价值，应该是最重要的。

   而以“六经”为内容的国学，就可以通过教育的环节，和全体国民联系起来。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当然文化价值的建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文明的观念、途径、方式、礼仪，也需要填补建构。传统不能割断，世界也不能脱离，既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谢谢。（全场鼓掌）

（原载2013年5月3日《人民政协报》，根据2013年4月22日现场演讲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