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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永传说的民俗学研究
作者:杨友彭 来源:孝文化研究
什么是民俗学?一般认为它是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传承现象,并探求其现象的本质及其发生、发生展、变化、消亡的规律的科学。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民俗本身,即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惯和歌谣、故事、传说、谚语等;二是指研究民俗的科学理论。我们对董永传说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指前者。
民俗学具有传承性、历史性、变异性和地方性等重要特质。所谓传承性是指某一类型的民俗在流播过程中自始至终有相同、相似的内容,或有大致相同的形式。它们有形态承传与性质承传两大类别。形态传承指民俗活动方式等外在形态;性质传承指信仰等内在因素。所谓历史性亦称“时代性”,它是民俗发展在时间上所呈现的特征。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事更替,社会经济、政治强烈地影响着民俗的形成、发展与消失。新俗取代旧俗,某些传统习俗的部分或全体发生变异,使某些民俗以其鲜明的时代色彩而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因民俗的更替、变异极为缓慢,且无明显的界线,故此历史性并非指时间的年月日,而是指某一历史阶段。所谓变异性则是民俗在流播过程中内容或形式发生变化的特征。它受地理环境、历史时代、民族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我们可从中窥见一个民族的历史面貌或发展状态。所谓地方性特征亦称“地理特征”或“乡土特征,是民俗发展在空间上所显示的特质。每一民俗的形成、发展和消失均受一定的地域的生产、生活和地缘关系的制约,因而或多或少总要染上地方色彩。
民俗学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董永传说在民俗学和民俗文化方面显示出了其重要的价值。
一、“孝感“地名辩——兼谈董永传说的历史传承轨迹
董永传说最早只是作为一个自然朴实的善人善事传颂的。在汉代武梁祠画像石和三国魏时的石棺线画中,它只应算作是具有史料价值的民间故事,其中所包含的民俗信息主要是物质的(生产生活环境及条件)和精神的(风尚、礼仪和习惯),但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时代、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它便开始出现了变异,我们从“孝感“县名与董永传说间的联系中可看出这一点。
孝感在晋以前一直都没有独立置县,据《舆地广记》:“孝感县本孝昌县,宋孝武帝置,属江夏郡。西魏置岳州及岳山郡,后周并废。又有环岳郡,隋开皇初废以县,属安州。唐武得四年置环州及环阳。八年,州废省,环阳入孝昌来属。元和三年,省入云梦。咸中通复置。后唐改为孝感。”
关于孝昌县的建立及其县名的来历,很久以来就流传着这样一段民间故事: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被长子刘劭所杀。刘劭杀父后抢班夺权做了皇帝。这件事引起了举国上下的不满,因为刘劭的做法违反了孝义。皇族都称刘劭是杀父逆子,认为不能听命于他。这时被册封为武陵王的刘骏(即刘义隆的第三个儿子)驻扎在酉阳(今湖北黄冈东),他得知此事后便立即檄告全国,同时联合荆州刺史南樵王刘文宣、雍州刺史藏质等“并举义兵”讨伐刘劭。此时,由于刘劭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又拥有战斗力量最强的军队,故刘骏兵屡战屡败。当他正身陷忧患,兵残将缺之际,忽一夜刘骏梦见一位老翁,向他面授机宜,让他以“为父行孝”作旗帜,兴兵讨伐不孝的逆子。当时,孝义之道是倍受尊从的正统教义。刘骏依计而行,高举“孝”的大旗,全军将士身着白衣白甲,以号召民众、鼓舞士气。果然,刘骏的军队每到一处,都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打起仗来连连得胜,后因得到江夏王刘义恭的帮助,终于打败了刘劭,刘骏也因此夺得了帝位。刘骏即位后,为了感谢托梦指点的那位老人,他四下寻访,并悬出皇榜寻找。皇榜张挂出来后,第二天上面便出现了这样四句话:
孝为百善首,子报君父仇,懂得其中意,永固保千秋。刘骏一看,发现是一首藏头诗,把每句话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孝子董永”四个字。为了报答董永的指点之恩,刘骏于是更改年号,改大初元年为孝建元年。同时还布告全国,大奖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对有孝行之人,一律倍加赏赐和升迁。特别是将盛传为董永故里的地方,即当时安陆郡的东部及黾县(今河南省罗山省西)新置一县,名为“孝昌县”。
这个传说在史学上其实证意义显然很有限,但它却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刘劭本是宋文帝刘义隆的长子,按照封建皇位的继承法中“立嫡为长”的习惯,他承袭皇位是合乎世袭制的原则。但由于他利欲薰心,迫不急待地要登上皇帝的宝座,冒天下之大不韪,杀父登基,理所当然地要引起社会公愤。刘骏本是刘义隆的第三个儿子,按照封建体制中长幼有序的原则,还远远轮不到他来做皇帝,可他抓住大哥杀父不孝之过,顺应时代风习大潮,利用“为父行孝”的名义,推翻了刘劭。刘骏和刘劭之间的这场战争,实质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战,刘骏之所以取胜,就在于他在运用武力夺取政权的同时还运用攻心战术,为此便显得计高一筹。刘骏夺权后,加紧了舆论宣传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一方面大吹自己为父行孝的功绩,大骂其兄杀父不孝;另一方面布告天下,对全国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赐粟、帛各有差”,还对“孝悌义顺,赐爵一级,”并以建孝昌县来标明自己对孝义之倡导,一时间举国上下孝行之风大盛。
到了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助为避其祖父李国昌的名讳,于同光二年(公元924年)改换了孝昌县名,为了不致使董永行孝的典故在县名上被抹掉,于是就从“董永行孝感天”之意中取“孝感”二字更孝昌之名。至此以后,整个地域内孝子倍出,有的宗族甚至把“行孝义恤贫穷”写进了族谱、列为族规,要求全族人实行。董永所受的礼遇也越来越高,人们还专为他修建了祠堂,以供常年祭祀,董永像前的香火常年不断。可见孝感的老百姓对董永其人敬重的程度。
事实上,根据目前可查到的历史实证材料来看,孝感地名与董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在南宋学者王象之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中提到了一个相关的线索。该志卷七十七载,孝感在南宋时属荆湖北路德安府,其城的地理位置:“在府东一百三十里,旧唐志云:孝昌县,宋分安陆郡。唐武德四年,置环州,领孝昌、环阳二县。八年,环州废,以环阳、孝昌二县属安州。图经云:因孝子董黯立名也。西魏置岳州及岳山郡。……”这里所述的材料与《旧唐书·地理志》中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最后一句话《旧唐书》中未有记载。那么董黯为何人?他与董永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从清人吕景端署《校正尚友录统编·卷十四》中查找到这样一份记载:董黯汉,字叔达,句章人,仲舒六世孙,事母孝。比邻王寄之母以黯能孝讽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之。后母死,斩寄首以寄母。自陈于官,和帝召释其罪,且旌异行,召拜郎中,辞不就。
由此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关键。即孝感县名的来历与董永之间虽并没有十分必然的联系,但通过《舆地纪胜》中引用的这一材料可证明,正因该志书提到了一姓董的孝子与此地名间有瓜葛,于是才有可能出现传说与史实间的混杂。故孝感县名来之于董永传说则全属于民间对董永故事之喜爱甚重而出现的对历史的附会,它正是民间传说在流播过程中,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时代、民族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是民俗文化历史性特征带来的必然结果。
从诸多史料看,董永都以千乘为祖籍。《中文大辞典》说他“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汝南为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所置郡名,在今河南上蔡西南,辖境相当今河南颖河、淮河之间,京广铁路一线以东,安徽茨河、西淝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东汉移至平舆(今河南平舆北),其后治所屡迁,辖境渐小。东晋移至悬瓠,南朝宋移上蔡县来治(在今河南汝南),隋开皇初废。除这部辞典提及董永在汝南一带生活过外,未见其它任何书证材料证明。综合各方面史料分析,汝南正是董永由山东流寓孝感的一条路径,至于董黯与丹阳的问题,据四县志记载:董黯,句章人。句章在今浙江省慈溪县西南、城山渡之东。《汉书·地理志上》载它属丹阳郡。由此看来,董永家住丹阳之说又是传说与史实的混杂。具体地说就是人们在传播孝子故事时,将董黯与董永二人搞混淆了,最后由于某种原因,董永的名声远胜于董黯,以使董永在董黯生活过的地域里取代了他,这也就是为什么董永传说在全国有那样多的地域都得以广泛的传播。
“ 孝感”地名之所以与董永传说之间产生了如此密切地联系,它一方面体现了孝感人民对董永的挚爱至深,而在复杂风俗传说中,使董永传说与历史建制沿革产生了混杂,带上了鲜明的孝感地域的风采。另一方面,它还说明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董永传说在民俗文化中的存在形态与性质发生了历史性变异,它以其鲜明的时代色彩而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标志,这正标明了它的历史传承性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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