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变迁中寻找教育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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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代的变迁中寻找教育人生的方向
            ——谈谈我青少年时代的求学与从教

                                   于   漪

于漪，女，江苏镇江人。1929年2月7日生，现年80岁。1951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1978年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曾任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现任上海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教师研究会会长。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及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出版《于漪语文教育论集》等多部教育专著。

  

幼年：国难频仍 家道中落

我192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父亲从商，家境尚可，但幼年即频遭国难。“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我就读的镇江薛家巷小学即将解散。至今犹记当天下午，音乐老师教我们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血，饥吞毡，牧羊北海边……”曲调温柔敦厚，节拍缓慢，但老师非常激动，边解释边打着节拍唱，眼中饱含泪水，我们都被深深感染，心中第一次闯进“祖国”、“气节”、“亡国奴”这些大字眼，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课》。

日军的轰炸很快来临，为避战乱，父亲携全家逃难。有一天，我们长途跋涉，挨到天色漆黑，终于看到农舍。我很高兴，直往门里奔，啪嗒一下，摔了个大跟头，下巴磕在破砖上，血直往外冒，流落途中无处寻医问药，父亲只好从灶膛里拿一把草灰糊住伤口止血。我还不能哭，哭了血就止不住。当时心想，都是日本鬼子让我吃的苦，不逃难就不会跌这个倒霉的跤，我恨死日本鬼子了！至今，我下巴仍留有一道疤痕。

才躲到乡下，又听说日本鬼子要扫荡农村，父亲只好继续带领我们另谋生路。数年时间，经历了母亲的伤寒重症，莫名兵匪的抢劫和无数次担惊受怕、仓皇逃难……国已不国，家亦难家，童年快乐美好的生活被炮火打得烟消云散。

  

求学：同学少年 风景独好

祸不单行，1944年夏，父亲染病身故，家中顶梁柱轰然倒下。我是家中长女，时年15岁，初中毕业，祖父因家境堪忧，又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不希望我继续求学。半文盲的母亲从自身无能担当家庭生计的教训出发，反复跟长辈们陈述让我继续求学的重要性，我也死活想要读书，希望学点求生的本领。最终，祖父作出让步，同意我继续求学，但声明不负担任何费用。而这对我和母亲便是一个不堪承受的重负。

天无绝人之路。此时恰逢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到镇江招生，该校非但不收学费，而且提供生活费用，录取名额不多，我有幸名列其中。我兴奋极了，打心底里感谢母亲。实际上，我们姐弟五人，在母亲的精神感召和倾力支持之下，后来都学有所成。我做了中学教师，其他四人如今都已经是教授、博导，这是后话。

师范读了一年，抗战胜利，学校开始调整，要继续求学，就得再考学校。正好省立淮安中学在镇江临时复校，我与大弟考取后走读了一个学期，学校又搬迁；于是，再投考镇江中学。那时抗战刚胜利，条件艰苦，但师生关系融洽，教学水平很高，加上大家求学心切，无人言苦，均以苦为乐。其间间有班级娱乐、校级露天文娱晚会，月华如水的夏日晚上，洞箫幽咽，锯琴清婉，今天似乎还在耳畔回响。周末休息，总要在田野里撒腿欢跑；暮春三月、草长莺飞之时，也免不了要去踏青一番，一路欢声笑语，青春的欢快至今悠然在心。

学生时代的乐趣，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读书，来自师长的熏染。求学十余年，师恩浩荡，雨露德泽，刻骨铭心。中学求知，如驾轻舟徜徉湖面，湖水晶莹清澈，令人心旷神怡，又如泛扁舟在清溪荡漾，两岸风光旖旎，美不胜收，忽又溪回路转，柳暗花明，教人应接不暇；大学求知，则如临广阔无垠、烟波浩渺的知识海洋，时时令人望洋兴叹，但有时又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感受。我的知识底子与精神气质，均奠基于那个兵荒马乱但也鼎革日新的年月。

  

初入教坛：病魔来袭   祸福相倚  

1951年夏，我自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面临建国以后大学毕业生第一次全国统一分配。上海全市所有高等学校毕业生都集中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为期一月，听首长报告，讨论形势与任务，写思想汇报，表决心。所有活动最后聚焦在六个字上：服从统一分配。对我而言，能读完大学已属不易，对到何处工作不挑剔，只要有工作，就已经很满意了。

分配名单公布，我竟然分在上海，而且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学生都是干部、战士、劳动能手，大部分学生的年龄都比我大。我是教育系毕业的，学校要我教文化班——所有班级中文化程度最低的，我的任务主要是教他们识字。即便如此，上第一课时我仍然十分紧张。学员们大多有革命经历，更能真正地尊师重教，有些学员回答问题时，先起立、立正、敬礼，再述说自己的看法，使我深受教育。

初入教坛，尚在邯郸学步之际，病魔突然来袭。严重的胃溃疡，吐血，便血，使我无法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病情几经反复，苦不堪言。溃疡尚未治愈，肝炎又来光顾。为了确诊，医院决定对我实行无麻醉肝脏穿刺，就是直接用钻子在两根肋骨之间钻洞，从中钩出一点肝脏组织。为防止大出血，医生反复嘱咐穿刺时不能喊不能叫，那一刹那，似乎心肺都被扯了出来，我全身冷汗浸透，几不欲生。

这场疾病的磨难，是工作以后我人生历练的第一课。在与病魔的搏斗中，我锻炼了意志，锻炼了韧劲，锻炼出了一种坦然的心态。生死就是那么回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挫折，都不能张皇失措，更不能精神崩溃，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努力一步一步往前走。

住医院最大的乐趣是读书，读历史，读小说。细细读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再慢慢想，安娜、列文，娜塔莎、库图索夫，马斯洛娃、聂赫留道夫等，一个个鲜活的形象犹如站立在眼前。俄国的、法国的、美国的、苏联的，什么都看，域外风情也就略知一二。郭沫若的历史剧一天一本，朗诵几个经典片段，自己就俨然成了剧中人物。有关抗日战争的小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几乎是出一本读一本，我常为书中的故事激动不已，那种对祖国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执着、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常萦绕我脑际。正如俄罗斯小说家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邦达列夫所说：“一个人打开一本书，就是在仔细观察第二生活，就像在镜子深处，寻找着自己的主角，寻找着自己思想的答案，不由自主地把别人的命运、别人的勇敢精神与自己的个人性格特点相比较，感到遗憾、怀疑、懊恼，他会笑，会哭，会同情，会参与——这里就开始了书的影响。所有这些，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就是‘感情的传染’。”读书对人的影响力，对人的熏陶、感染、塑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惜的是当时身体太差，不能多用心思考，如果身体好一点，用功一点，能够读些理论，读些文、史、哲经典，今天的文化底蕴就会厚实一点。回顾过去的人生步履，总觉得稀里糊涂的时候不少，要是清醒一点该多好啊！

  

“放卫星”的闹剧：在盲从中逐渐清醒

1957年下半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要向普通中学转轨。1958年初，我调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学校十分美丽，占地近140亩，是建国后上海市兴办的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副校长告诉我，学校不缺教育学专业的教师，缺历史老师，课排好了，就等你来上课——后来才知道，是“反右”运动反掉了历史组的两位教师。

副校长要我教师范二年级6个班级的中国古代史，每班3节课，每周18节。开始我有点犹豫，身体刚恢复不久，能承担吗？那时上课基本上是满堂灌，教师讲，学生听和记，一讲到底，每节课50分钟，如果3节连排，就是将近3个钟头。再说，虽有教材，上课可不能照本宣科，要分析得有理有据，讲述得娓娓动听，学生才能信服，所以课前必须下相当功夫。更何况，我不是历史专业出身，教起来真的很吃力。好在我本来就对历史感兴趣。此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出版社同志要我为少年儿童写点历史小故事，我为此读了一些历史书，写了《春秋战国的故事》和《明清的故事》。这两本书，我的确花了不少工夫，算是我改行教历史的微薄基础吧。所以当时想，这样也好，教历史就要学历史，我可以边教边学、边学边教，于是就把任务接下来了。

不久，“大跃进”之风越刮越猛，学校亦不能幸免。要踢开教材闹革命，每个学科都要大胆“解放思想”，要像农业生产中“亩产万斤”一样“放卫星”。历史学科怎么放呢？人人要说想法，而且要用彩色海报画出来，表达“革命的想法”。中国古代史教材是以朝代更迭为线索的，如何破这个框框？报纸上有文章说，历史书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必须翻个底朝天。历史是怎么进步的？主要取决于一次次农民起义。于是，我们想出个办法：把教科书上的一次次农民起义串连起来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造反，逼迫统治阶级退让，农民有了土地，生产就发展，社会就进步。至于经济、文化等等均不作讨论。

我自己觉得，农民起义在社会发展中当然起了相当的作用，但不能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和农民起义之间简单地画等号，不能将中国古代史等同于农民起义的历史。讨论时，一位年长的历史教师总是不开口，显然，他有看法，又不便说。问他，他总说：“我不懂，你们试吧。”大折腾的年代，没有人敢说心里话。

我们既没有作任何潜心研究，又没有大量足以佐证的材料，就随意地删减教学内容。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要改革，改革才能“放卫星”。于是，我们组织几名学生一起编农民起义的文字材料，并制作了大量与农民起义有关的幻灯片，再训练学生来讲解。从内容到形式都改革了，“卫星”放上了天。然而，这些内容连在一起，就给人这样的感觉：历史课就是冲冲打打杀杀，再冲冲打打杀杀。这就是一部文明史吗？当时忙得厉害，没工夫深究。不过学生看着新鲜，有滋有味。学生毕竟是学生，关键是如何引导，要不要讲点科学态度，要不要尊重历史？今天回想起来，这确实是一场闹剧。什么叫“放卫星”？就是胡思乱想、信口开河！但是，那时我们根本没被允许，也没学会独立思考，只是盲目地追风、起哄，不尊重科学，大家都在热热闹闹犯错误。

很快，学校开始大炼钢铁，全校停课，师生齐动手。学校里可以炼钢的东西，教室、宿舍、厕所所有的门把手，包括门轴，只要是铜的、铁的，全部拆卸一空，付之一炬。分派给我的任务是带领学生拆墙、拣砖，然后运回学校砌炉子。不仅在学校拆，还到外面去找残垣断壁，碰到私人的，难免起争执，就得大费口舌。我就想，怎么可以去拆人家的东西？这炼的真是钢吗？但不敢说，因为谁都不敢说。况且，自己也认为国家太需要钢了，要不受人欺侮，就要加紧生产，钢铁产量必须大大提高。一时间，炼铁炉、炼钢炉拔地而起，学校成天炉火熊熊，白天炼、晚上炼，确实炼出了一团团黑黢黢的东西，是铁？是钢？还是渣？不得而知，但是，依然作为成果送上了展览会。

与此同时，我们又开始开垦校园，把大块大块草坪开垦为菜地，掘地三尺种红薯。这是个浩大工程，先是铲除草坪，再人工挖土。肥料从何而来？将学校水沟中的水一勺勺舀掉，待得水沟见底，再将沟底泥挖出来，覆在新开垦的土地上。一番苦干下来，学生都成了泥人儿，而舀水舀泥的脸盆都成了歪的斜的，搪瓷也脱落了，丑得吓人。原来花园般的学校面目全非，如茵的绿草不见了，花坛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形态各异的小火炉，大片大片的“菜地”上堆积的黑泥。

紧接着各班学生又在教师带领下到郊区农村战“三秋”，抢收，抢种。村里办起了一个大食堂，村民吃饭不要钱，可敞开肚子吃。学生们问，这钱是谁付呀？吃光了怎么办？没有人搭腔解答。

在这些闹剧中，师生的体力得到了锻炼，但文化学习完全丢在了一边。钢没有炼出来，深耕的红薯只有胡萝卜那么大。大家似乎也不放在心上，视若无睹。

当时，对所有这些做法我都是从绝对相信开始，在过程中才慢慢产生种种困惑。解答的办法几乎千篇一律：自己水平低，慢慢就会懂了，只管做就行。真是盲从得可以，盲从得心安理得。

  

结尾的话  

我的50年代就是这样在病痛的折磨和荒唐的折腾中度过的。但是因为自己从前求学的经历，因为自己的专业，因为对教育的向往，“大跃进”结束以后，我非常渴望能够重新拿起书本，走上讲台。我的渴望终于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了：

你改教语文吧？

我不是学中文的，有困难。

你不是大学毕业了吗？

我是学教育的，隔行如隔山。

工作需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最高指示！

让我参加进修好不好？

工作这么忙，自己抓时间自修！

我无话可说，从此改行教语文。有书可教，也很满足。这一次改行后，语文成了我一生的事业，从此，无论在任何环境里，我都把全部精力用在钻研教育教学上，用心去关爱、启发学生，多少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获得了不少荣誉，在我看来，这都与我年轻时期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年轻的教师朋友问起来，如何走好教育人生路？我能说的也无非是：认真读书、独立思考，在命运的考验中把握好内心的方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