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入地看待民国时期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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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地看待民国时期语文教材
——答《语文学习》记者问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雷  实



《语文学习》：雷教授您好！近年来，出版界出现了“民国语文教材出版热”，引发了社会对语文教材的热烈讨论。您带领的课题组刚刚完成了教育部“民国国语国文教材研究”的课题研究，能否介绍一下你们的研究情况？

雷实：课题组收集了从2005年到2012年间国内11家出版社出版的41种（套）民国时期国语国文教材，从中选择了两套作重点研究，一套是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全套8册），由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5月重新出版。这套教材是辛亥革命后首先出版的“共和国教材”，具有代表性。另一套是1947-1949年间开明出版社出版的《开明幼童国语读本》(全套4册)、《开明儿童国语读本》（全套4册）、《开明少年国语读本》(全套4册)，由叶圣陶撰、丰子恺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6月重新出版（后简称《开明国语读本》）。此套教材初版时，南京政权即将垮台。两套教材重新出版时都没有删节，一前一后，将其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民国时期国语国文教材的变化发展，有利于深入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民国教材出版热”中的“民国教材”，大多为“小学国语国文教材”，故只宜和当代小学语文教材作比较研究。

《语文学习》：有研究者称，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教育教材编写的黄金时代”，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雷石：1912年至1949年， 全国各书坊共计编印出版了100多套小学国文、国语教材。正是这100多套教材的编印出版，才基本完成母语教材的“从封建内容向近现代内容，从文言向白话文”这两个开创意义的进步。但是，一个时代的语文教材必然受制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范了“民主共和”的教材政治取向。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既鼓励民间编写教材，也有相当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从袁世凯至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一直在开倒车，不断地强化控制，在袁世凯复辟期间，曾经通令学校更换教材，要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肖像及赞扬之语，悉行删除……”。1915年袁世凯发布了《特定教育纲要》，全面推行复古，“特令部设编审处，迅速编辑中小学教材”，“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教材出版界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无一不打上这一政治标记。每一套教材都写上‘提倡孔子教义’这一条”。（王建军《复古思潮下的教科书》，载《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民国期间，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教材出版的品种数量众多，但在编写上进步不大。即使是备受好评的民国教材中，也有许多幼稚低级的毛病。期间，还有由袁世凯指示编写的复古教材，有由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国编”的教材，均充斥着许多与时代潮流不合的内容。一个并非“黄金般的时代”，哪来灿若黄金的现代教材？21世纪对民国教材的怀旧评论，不能无视当时的社会实际。

《语文学习》：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给人以“熟悉的陌生感”，根据你们的研究，其突出的优点是什么？

雷实：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具有那个时代的精彩。首先是前面提到的历史开创意义；其次是“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逐步加强；再次是有的编者努力按照具有进步意义的教学法思想（如“设计教学法”）编辑教材；此外，教材百花齐放，调动了众多学者的积极性。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是从传统的“三百千”旧式启蒙教材向新时代语文教材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教材十分重视日常知识、科学知识的介绍，这样的课文是课本的主要内容，占全部课文的58.6%。远离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哲理教义，远离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创世探索。大量课文介绍的是“人手口、足刀尺，衣帽、窗帘、蚕丝、陶器，母鸡、鹦鹉、蝴蝶，击球、读书、勤学，沙漠、湖泊、高山，武昌、上海、广州，珠江、黄河、长江……，世间万物，几乎应有尽有。教材重视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如《敬老》、《孝亲》、《教弟》、《陪客》、《投报》、《勿窥私书》、《勿听私语》、《戒轻率》等等。重视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礼仪和道德修养。此外，“民主共和”的思想，在教材里有充分的体现；国家图强，人民期望变革的思想十分突出。

《开明国语读本》重视儿童情趣，“儿童本位”思想明确。如果说1912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还只是改变了传统启蒙教材的内容，对儿童生活的记述仍然是从成人出发的“教训”，此时的教材则投儿童所好，大量使用拟人化的故事，“小狗、小猫、小羊、小牛、小马”成为课文的主角。教材内容的组织上还体现出新教学法思想，有着明显的“单元活动设计”思路，如《儿童国语读本》第一册的一、二、三、四课，都是围绕“用自己的画装饰教室”这个活动：开学了，大家展示自己在暑假里画的画，学生自己开会讨论变换教室的陈设，决定挑选画，计划如何布置；接着是自己布置教室，第四课则是诗歌，表达对学校、教室的喜悦之情。科学常识在教材中的比重相当大，如在《儿童国语读本》第三册里共40篇课文，其中有25篇用不同文体讲述科学：从介绍“地理交通”，到“星星、太阳、地球、月亮、月食”，再到“文字考古、云、龙、野兽、植物运动、气象台、霜、冬眠、肥皂的作用”；仅是“煤”的介绍，就有连续三篇课文。读这册教材，有时感到是在读科学常识。这样的分量，在21世纪的语文教材里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语言文字的学习。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些内容有的应该在常识课里；有些日常知识太简单，无需进入教科书。

《开明国语读本》课文中的对话大多为家常话，实实在在，无矫揉造作，无豪言壮语，即使是刻意描写的场景也是如此。在“假大空”盛行又备受诟病的当代，这样的课文很容易给人“清新自然”之感。

《语文学习》：有人认为，民国时期语文教材是“将传统国学与现代教育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典范之作，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雷实：这类判断有点离谱，应该视为溢美之词。我们对商务、开明两套教材进行文本分析，发现教材中既没有一首古诗词，也没有原汁原味的明清白话小说节选。当今，如果哪家小学语文教材没有一首古诗词，一定会受到“口诛笔伐”。

那时的国语国文教材为什么没有一首古诗词？说点历史才能道出个中缘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有关白话文的讨论十分热烈。针对传统语文教学文言文与口语脱节，针对识字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着许多激烈的批评。邹韬奋曾谴责那些教材“是以严格的文字和音韵的技术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志，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这样的论述很多。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反抗的时代，文言文被认作是消磨反抗意志的，是要被边缘化的内容，古诗词也难幸免。教材里没有这些传统的东西十分自然。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后，自然是新文化占了上风，革新人士仍然时刻警惕着复古与复辟。恰恰是那时的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就开始摒弃不该摒弃的“国学内容”。

《语文学习》：比较现行语文教材，民国时期语文教材还存在哪些不足？

雷实：一位作者撰文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精彩；现行教材已然全面超越了民国教材。”（李兴茂《“民国教材”：逝去的风景》，载2012年第11期《人民教育》）课题组通过基本资料的分析和统计，同意这个看法。对比当今小学语文教材，应该对近十余年来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充满自信。当今教材尽管还有种种问题，其现代面貌和民国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例如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民国语文教材在识字教学上的缺陷还是比较明显的。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一册开始每课一个字，后来也只三五字。《开明国语读本》开始识字也不多，识字方式仍然单调，这种识字法后来被批评为“少慢差费”。比较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民国国语国文教材的这一弱点就非常突出。新课程实验教材对各种有效的识字教学法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为：韵语识字的“韵语”更为丰富、更为凝练；新选入的民谣、儿歌生动活泼；创造地引入了传统识字（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属对”等）的部分内容；关注了各种识字方法的综合运用；随文识字的“文”——或为韵文，或为散文——充满童趣，其文字水平和文化品位明显提高。陆静山先生在1981年作过调查统计，绘制了“七十多年来几种主要课本和《大纲》生字数统计表”，说明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的识字量日益趋向合理。1949年以后的许多识字教学实验，都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识字教学。这在许多语文教学论著中早就论述过。

此外，“拟人化”教材编写方式为儿童所爱，一些好的拟人文章，既生动又有意义；但是，不能说凡是拟人文章就是佳品，“狗语猫言”越多越好。对那个时代的国语课本，早就有研究者指出：“有的课文，一味追求趣味化，既无文学的艺术性，又无思想性和知识性。尤其是低年级的教材，几乎全部采用物话的体裁，千篇一律的‘猫云狗语’，使体裁的多样化被表达手法的单一化所掩盖，反而显得平庸无味。”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语文学习》：语文教材的编写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系统工作，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是我国教材建设中十分宝贵的资源，它对我们当今的教材编写可以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

雷实：首先，“平实无华的文风，为儿童着想的编辑思想，实实在在的生活态度” 可作为当今语文教材借鉴。民国教材的清新自然被许多人欣赏，语文界不断有人提倡返璞归真，大多是针对当今语文教材里一些“矫情”文章、空洞套话、不切实际的练习要求。《开明少年国语读本》里写人记事的文章，大多情感平实而又真挚。新闻报道贴近儿童生活，并且具体引导学生去“写新闻”，较好地体现了语文学科性质。如第一册第六课 《学校新闻的一页》中有四则新闻：“著作家将来学校参加演讲会”、“洪先生的病况”、“赏月会海报”、“校园收获报告”。这几则新闻，说得清清楚楚，都没有华丽辞藻，也无拔高的意义。我们看一看其中的《洪先生病况》：

从上星期四起，六年级级任洪先生因病缺席。该级全体同学推张振岗、朱有清两位往洪先生家探问。星期日上午，他们两位去了。据他们回来报告，洪先生的病是痢疾。延请陆医生治疗，医生说痢有虫痢、菌痢两种，洪先生患的是菌痢。经医生每天注射药水以后，病势渐见减轻，大约本星期内可望痊愈。洪先生面色苍白，精神也不很好，但是他再三地说：“下星期一定到校。”对于六年级同学的好意，他非常感谢。

事情写得清楚明白，语言平实，而师生真情跃然纸上。

其次，可以借鉴民国国语国文教材的某些结构，改变当前“主题组元”的单一套路。近十余年来，大多数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采用“主题单元”方式，这种方式有利有弊。因为可选取的“主题”无限，课本里的“主题”随意性大，确定“主题”的理由不充足，“单元主题”的用语常常经不起推敲；而且，所选课文不见得都符合编者预定的“主题”；课后的练习与研讨时常硬套既定主题。于是，就放大了“主题组元”这种结构的弊端。现在，应该考虑有所突破了。

第三，应坚持“一纲多本”的编审政策，坚持百花齐放，发挥编写者的主体创新精神。语文教材的建设十分复杂，头绪繁多。面对复杂世界、复杂任务，只有多种思路、多方人才的探索，才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多种有效方法。这是世界科学史早就阐明了的一条真理。细看民国众多教材，也发现精品不多，趋同不少。这也正常，所有领域的探索，都是如此。如果苛求每套教材都是精品，都是完全的创造，那也就动摇了创造的根基，根本出现不了创造和精品。大浪淘沙才有黄金，精品是在大浪中淘出来的。教材的编写、审查都需要高瞻远瞩，要让所编、所审的语文教材，反映文化的进步，促进文化的进步，这样才经得起历史的经验。

《语文学习》：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对语文教学的批评和非议颇多，站在学科内部，我们该如何理性认识这些批评？

雷实：媒体关于语文教学、教材的讨论，隔一段时期都会有一两个话题，这些议论大多有利于学科发展；对语文教材现状及教材审查过程不了解的议论，有时也会造成一点小困惑，但是，深入讨论后，往往自行解决。讨论中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倒值得重视。在学术问题上，要相信平等的对话会使道理越辩越明；相信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会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这符合系统论的“自组织”观点。此理论提醒我们：开放系统，平等对话，顺其自然，减少折腾。笔者感到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前瞻性、基础性、国际性的母语教材水平比较和母语教材建设的研究。因为，我们的教材建设必须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争取在伟大的民族复兴中有所作为。

《语文学习》：谢谢雷实教授。

（本刊记者何勇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