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山花落又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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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山花落又花开

　　——明招中学的断章与断想
（《师道》2009七八期合刊“往事今说”栏目稿）

吕伟超

初夏的夜里，泡一杯清茶，翻一本叫《过去的中学》的书，突然电脑上的QQ闪烁起来，有人请求加为好友，留的验证信息是一首小诗：“冷月，栀子花，半池春水。吹皱的，是琴声吧，更行更远，春草，少年的心事。”一下子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初中时代……

校园里，栀子花开，那会大概是初三吧，我的同桌，学校半月池文学社的社员，拉着我在音乐教室外谈他的文学梦想，一边等他心仪的姑娘，她正在教室里弹琴呢，那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一架钢琴，小小少年的心事啊，多么美好的回忆。这位毕业后再未谋面的同学，通过QQ，用一首小诗，唤起了我对中学生活的回忆。

人一生中最纯真的友情、最美好的憧憬、最彷徨的迷茫、最朦胧的爱情，一切刻骨铭心的记忆，所有最隐秘的青春往事，一定是发生在中学校园里的，中学时代是我们习惯、性情和思想得以养成的时期，是我们完成从青涩少年到激扬青年蜕变、振翅欲飞的时期。日本人非常重视中学教育，认为中学的性格，决定着未来公民的性格，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近代中国的中学教育，始于清末的学制改革，许多中学由传统的私塾、书院，结合西式课程、学制转变而来，近代中学的嬗变史，可谓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过去的中学，在历史的吉光片羽里，凝固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最为生动的表情，就如我的中学——一所位于浙中山区小县城里的中学，在大浪淘沙的教育长河里，不甘寂寞地激荡起美丽的浪花。

我所就读的中学，创办于1945年，当时叫私立明招初级中学，1958年后更名为武义中学，创办者为邑人汤恩伯。汤恩伯，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早年留学日本，先入东京明治大学法科，后转入士官学校习军事，抗日战争期间，在南口战役和台儿庄会战中，重创日军，人称“抗日铁汉”，汤恩伯在日本留学期间，对比中日教育，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为东亚强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十分重视新式教育，中国要改变积弱，必须优先发展教育。当时，聚集了大批留日学生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已在钱塘江下游地区声名鹊起，成了新式学堂和教育救国的典范，但在汤的家乡，钱塘江上游新安江支流里的武义县，因地处偏远，风气未开，全县尚无一家新式中学。因此，汤恩伯决意要在家乡武义创办一所中学，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汤恩伯回国后，投身军界，此后戎马倥偬，办学的理想，一时竟无法实现。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日本战败已无悬念，战后的国家重建问题开始进入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视野，汤恩伯在家乡创办一所新式中学的宿愿终得实现，但其过程却非一帆风顺。经过八年抗战，以武义县财政竟无力创办一所公办中学，1945年5月，汤恩伯倡议以民间力量，筹办私立明招初级中学，并被推选为董事，他以董事长之名，联络各方，筹措资金，并亲自捐款100万及钢琴一架，在汤恩伯的热情感召之下，社会各界踊跃出资，更有徽州商人武义商会捐赠新安公所(徽州会馆)，作为明招中学校舍，解决了办学的场地问题。 1945年8月14日，不知是汤恩伯的刻意安排，还是机缘凑巧，这天恰好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武义私立明招初级中学正式成立。彼时，汤恩伯正忙着在南京和上海等地主持日军投降仪式，无法亲临学校出席第一次董事会，但他还是派代表参加，圆了他的办学之梦。

那时的明招中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怎样简陋的一所学校啊，设在逼仄的小巷里，没有校园，没有操场，校舍狭窄。1946年，汤恩伯又致函武义县政府，要求借用孔庙为明招中学校舍，以解决校舍太过狭窄的困难。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我读中学时，学校才在原孔庙的旧址上有所增建(古朴雅致的半月池即原孔庙里的一个半月形水池)，但办学条件还是相当艰苦的。当时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前清的房子，国民党的桌子，坐着共产党的儿子。”可以想象，草创之初的明招中学，办学是多么艰苦，但明招中学又是一所充满朝气的学校，汤恩伯少年时代就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甚为服膺，明招中学寄托着汤恩伯培养“新民”的理想。他对教育的热忱和理想，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为学校独特的性格与气质，影响着在这里求学的少年学子。

明招中学的性格与气质，一是进取日新，弘毅尚武，在一般学校里，体育和音乐属于副科，但在明招中学，却很受重视，汤恩伯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在于国民情操之萎顿，体育和音乐有益于扫除萎靡之风，培育蓬勃之朝气，只有进取日新，才能养成“新民”。这里的“新民”，是具有儒家“日新”精神和传统“义士”情怀的新型公民，如明招中学校歌所云：“明礼义，知廉耻，前贤昭示，振颓风。正心诚意，谨始慎终。浩然以正气，勇敢竟成功……发扬我国五千年历史之光荣。”汤恩伯即自诩有此义士情怀之新民。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汤恩伯致电蒋介石请战，称“……俟有明令，当咸抱与倭寇以不共天日之决心”，在南口阵地上，他在发给其下辖89师王仲廉部的战地电报中称：“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南口血战，严重地挫伤了侵华日军，使日军叫嚣“三月亡华”的神话彻底破灭。 1937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的《解放周刊》也说：“南口战役这一页光荣的历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汤恩伯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明招学子十分崇拜，他所倡导的“日新、义士、新民”自然也成了明招中学的独有特质。

学风上讲求实用、包容博杂是明招中学的又一性格特征，在日本，汤恩伯认识了学习蚕桑专业，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王竞白。王竞白回国后出任杭州女子蚕桑学校校长，受妻子影响，汤恩伯主张用实业改造传统农业。1946年，汤恩伯回乡省亲，在学校礼堂作了《农业是立国之本》的报告，说中国的民族实业，如蚕桑、棉纱、面粉工业，均以农业为基础，改善农业，发展实业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受其影响，明招学风，朴素务实、不尚空谈，直到今天，武义学子还有重视理工农林，轻视文史政法的倾向。汤恩伯本人，学风也博杂务实，他写的《步兵中队连操练之研究》一书，内容详尽实用，在国民革命军陆军训练中被奉为圭臬。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汤恩伯赋闲在家，常在家中举行读书会。牟宗三，徐复观，郭廷以、张佛泉等人常为座上客，一起探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他还用娴熟日语，亲自为某教授与日本将军之辩论作传译，且常在台湾及香港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对时局的观感，自称敏而好学。

如果把一所学校性格之养成，都归结为创办者的影响，自然是有失偏颇的。除了创办者，教师、学生、地域、乃至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渊源都会影响学校性格的养成。要真正理解明招中学的性格，恐怕还要放宽历史的视界，向历史之河的更深处漫溯。武义城外，有一丽阳川，是钱塘江上游里的一条支流，沿岸千竿修竹，一湾绿水，满地桑麻，东面有一小山，峰峦叠翠，白溪水绕。东晋时，“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孙子阮孚，在前往广州任太守途中，路过此地，见山水清秀，遂生归隐之意。楚辞里有《招隐士》篇，陈说山中险恶，劝告所招隐士归来，阮孚既决意归隐此山，遂反“招隐”之意而用之，取名“明招”山，晚年在山上建明招寺。可见，“明招”二字，最初有“隐逸”之意。在中国古代，“隐逸”往往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方式，是一种远离浮华，更为务实的心态，到了南宋时期，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隐居明招寺讲学，反对“性理”，强调“致用”，开创了浙东史学之先河，不能不说是受明招隐逸文化的影响。此后，武义人性格中的“呆气”，包括汤恩伯在明招中学倡导的务实学风，正是此种隐逸和浙东史学文化之遗留。

表面上看，作为明招中学的创办者，汤恩伯的思想似乎直接影响了明招中学的性格，但细一思索，汤恩伯的思想行为，本身就是受史上明招文化影响的产物，所以他才会把自己创办的中学命名为明招中学。明招中学的性格，实则为千年明招文化之遗韵。南宋时，吕祖谦在明招山讲学，弟子云集，从钱塘江下游的临安太学，到上游的明招书院，再沿丽阳川而上，过永康学派创始人陈亮的家乡，转换水系到瓯江，直到永嘉学派的发源地温州，形成了一条浙东千里教育之路，与浙东海上丝绸之路和浙东唐诗之路遥相呼应。而明招书院恰处在两大水系的连接点上，是浙东千里教育之路的中心，当时，朱熹、陈亮、叶适都曾到明招山讲学。汤恩伯出生的村庄，就位于明招山麓，他的热衷教育和办学情结，除了受日本新式教育影响之外，明招文化的熏陶是根本原因。

明招文化对教育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以为“兼容包并而取务实事功”是其主要精神，兼容包并，首先体现在儒释道三种传统文化的包容合流，阮孚归隐明招山的道家隐逸文化，因其舍家建庙而开始了与佛教文化的合流。明招寺是浙江最早的寺院之一，住持德谦禅师，日本禅学院将其编入《中国一百个著名和尚》一书。南宋时期，儒家诸子会集明招寺，设讲堂而名动天下，特别是吕祖谦，意在调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更与永康陈亮与永嘉叶适共倡务实事功之学，以兼容包并之胸襟，创浙东学派之先河。小小明招山，竟成了多种思想的交汇激荡之地。汤恩伯抗战后回乡，在明招中学作报告，有学生问及南口战役，他说，居庸关南，我十三军将士，以十万血肉之躯，对抗从日军飞机、坦克、大炮里倾泻数而出的炮弹，视死如归、慷慨悲歌，那时我头脑里常浮现出一画面，就是明招寺德谦和尚圆寂前，有僧人问他，“和尚百年后向甚么处去？”德谦和尚抬起一足，说：“足下看取。”这里，汤恩伯以“足下放光，照益地狱”喻十三军将士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视死精神，亲赴国难，不亦明招文化多元精神里之一种生动写照吗？

夜深了，空气里飘过半月池边的栀子花香，和月光里的琴声——学校董事长汤恩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钢琴里流淌出来的琴声，“半月”的隐逸与谦逊，琴声里的悠扬与刚强，令我想起了明招中学，我的中学，过去的中学，在千里浙东教育之路的明招山下，故山花落又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