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四川话里的锤子与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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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四川话里的锤子与雄起
作者:冉云飞

　　川人甲领其外国友人乙到其熟识的面店，吃面条当早餐。店小二因知道其喜欢吃什么佐料什么臊子的面，故只问其吃二两还是三两。甲说，二两。嗯，锤子！还是来三两算了！店小二问外国友人吃什么面？乙说，跟他的一样，也来三两锤子面！可以想见，他这一回答使举座食客及店小二笑安逸了，捧腹弯腰不一而足。

　　“锤子”的声名在四川早已妇孺皆知，不劳多说。此词川人互相之间大都会心，但要把它说清楚明白，却非易事。川人甲在这里所说的“锤子”，意为“算了”，且有加重决定的语气与意味。而外国友人乙显然以为“锤子”在这里代表包括臊子在内的打底的佐料。“锤子”之意在四川话中用途滋多，非常广泛，似乎还没有研究者专文讨论过。大约是不太雅驯的缘故，我也只能稍举几例以概其余。“锤子”常作四川男人阳具的别称，比如说“你以为你长着个锤子，就算是男人了嗦”。作为典型的川骂词汇之一，其一般都表明强烈的愤慨及否定之意，例如“公安局为啥事抓你呢？锤子事！红不说白不说就把老子抓进去了！”

　　由我老师张一舟先生等人所主编的《四川方言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除了包含“锤子”以上二例之意外，自然也未做到应尽量罄尽该词之词义的编纂原则。“锤子”的强烈否定之意的确比较普遍，如说某人“就是个锤子人”或“他就是锤子”，在否定之外亦含轻蔑之意。但理解“锤子”在川语中的使用，一定要看它所处的语境。有些语境也并非都是强烈否定，甚至少有愤怒、轻蔑，倒有几分哥们儿亲近之意。“你这个锤子人哦，说三点钟到，却六点钟才来，把我等惨了！”真正浸淫于四川话中的人，就像活在水中的鱼，是能分辨其细微差别的。而外人则可能只知道“锤子”比较固定的骂人之意，初遇外地人就说“你个锤子人哦”，则十分可能翻脸。

　　“锤子”与另外一句“龟儿子”的川骂之广泛使用同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于心。有次四川的公交车发生火灾后，发现没有配锤子。由此有网友编了如下央视记者采访的段子：“记者：车上有锤子吗？幸存者：有个锤子！记者：有锤子？你们怎么不用来砸窗子呢？幸存者：莫得！有个锤子的锤子！记者：什么？还有两个锤子？幸存者：哎呀，有个铲铲！记者：铲子？那也可以用来砸窗啊！幸存者：砸个锤子的窗子！记者：是砸窗子不是砸锤子……幸存者：哎呀我跟你说个锤子！”实指的锤子和否定及骂人之“锤子”搅在一起，彻底使双方的交流无法进行下去。虽是极端之例外，但可以想见“锤子”作为方言的微妙之处。

　　07年在下毕业二十周年同学会，搞得颇为闹热——“闹热”即为“热闹”的倒装，“鸡公鸡母”为“公鸡母鸡”之倒装，对普通话的倒装是四川方言的一个特点——最牛的是几十位同学坐在敞篷车上，喝着酒唱着歌沿成都市主干道的夜游，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空前绝后的“壮举”。但更好玩的是，同学们照像时喊的不是喊大家所熟知的“茄子”（西人照像时普遍喊“cheese”，中人则喊“茄子”，大约开口说出这两词汇时就呈“笑意”之形状也），包括外省人在内同学们集体齐喊“锤子”，开怀不已，这当属于“锤子”使用范围之新创也。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说不定川人照相时会逐渐喊“锤子”而不名“茄子”，俨然成为一景。

　　但八七年版的《四川方言辞典》里却缺“雄起”，由此可见颇有研究的学者要想罄尽四川方言，那也是相当难的。“雄起”的全国性影响得缘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全国足球联赛，重庆人率先喊出“雄起”来为主队加油，随即遍布整个四川。且是唯一与京腔“加油”，在传播效果上有相当抗衡能力、并且响彻全国的方言。事实上“雄起”在此之前，也广为川人所知，它也与男女性事有关，不知何故学者未将其编进字典里。其实“雄起”不比“锤子”不雅，针对有人谓“雄起”之不雅，吾蜀学者流沙河先生举“雌伏”与其相对，来解释其如何久远及雅致。事实的确如此，《古微书》辑汉纬书《尚书帝命验》载：“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清人昭梿《啸亭杂录·善待外藩》：“蒙古生性强悍……虽如北魏、元代皆雄起北方者”，二例都有崛起之义。至于何时有川人关于男女性事之“雄而起之”之义，则待考。

　　最接近流沙河先生所谓“雄起”对“雌伏”之说的，当属《东观汉记·赵温传》：“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两位屡试不第的晚唐诗人温庭筠和罗隐，都用“雌伏”来抒发其不能“雄起”的愤懑之情。如温庭筠在《病中书怀呈友人》一诗里说：“鹿鸣皆缀士，雌伏竟非夫”，罗隐《旅舍书怀寄所知》一诗道：“道从汨没甘雌伏，迹恐因循更陆沉。”吾友郭玉闪兄在微博上的自我介绍里说：“天地浩然有正气，雌伏于穷巷之间，雄起于青萍之末，温养之功，只在吾人。”可见雄起之多用常用，但雄起多书面义和精英义，民间和世俗社会之男女性事义，终未见于典籍之记载，表明文化精英之有意遗弃，实在是一件憾事。众所周知，并非只有民主、平等、自由等高尚词汇才有传播能力，事实上人类文明中污言秽语的传播力一点都不弱，而成为人类文化中的一道风景。巴蜀文化中值得深究的污言秽语不少，特举二例作为引玉之砖。

　　2013年10月2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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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新游戏《疯狂的方言》 玩转方言地图2013-09-13中国文化传媒网
方言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它传承千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我们日常以普通话为主导的社会交流环境中，方言的生存空间日渐狭窄、颓势明显，如果我们再不努力拯救，我们的后代也许就会忘掉方言，而让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承受损失。


前一段时间流行的方言地图以及近期上线的苹果ios游戏《疯狂的方言》都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方言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方言地图从常规的方言保护出发，而《疯狂的方言》则是从寓教于乐的角度出发，使用手机这一大众化的工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让用户领略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等各地特色方言，通过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选择答题方式让用户从游戏娱乐的角度感受各地方言独特的魅力，从中不仅能听到久违的乡音，又能体会答题的乐趣，从而为保护方言贡献一点力量。


“忽悠”、“逗你玩”、“阿拉”、“我顶你个肺”、“嗯呐”、“俺”….这些各地方言也许你曾经听过，但未必能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方言所体现的地方特色是普通话无法比拟的，例如东北方言，其简洁、生动、形象，富于节奏感的特色，与东北人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相当吻合，语言文化遗产有特别重要的保护价值。

你说的是什么?你们那骂人的话怎么说?方言是你我除普通话以外的另一种交流语言，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更是拉近朋友之间情感交流的一种表达方式，也许在《疯狂的方言》这款游戏中能够找到答案，哪怕是全国各地的方言学会几句应该也很有意思，保护方言从你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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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音苑”到方言保护2013-09-13中国文化传媒网
最近，一个关于汉语方言的网站“乡音苑”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乡音苑的两个主创人都是美国人。网站的主界面是中国地图，图上放着一些不同颜色的图钉，点击不同的图钉，就会弹出来一个播音界面，点击“播放”键，就可以听到各种地地道道形形色色的方言故事，同时还可以看见这些方言故事的汉字转写、国际音标转写、罗马字拼音，还有普通话和英语的翻译。从这里可以看出，乡音苑网页的设计者在后台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是大多数方言都有国际音标转写。做过语言调查的人都知道，做语言的国际音标转写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必须受过专业训练。

2013年4月乡音苑正式上线时有45段录音和75个注册用户。到6月底，录音数增加至192段，注册用户增加到4623个。可见这是一个迅速发展，很有吸引力的网站。而汉语方言的魅力亦可借此略见一斑。

中国近代史大致也可以被视为一部中国人的灾难史和屈辱史。晚清至民国之间的仁人志士在探寻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时，繁体字，方言多是公认的原因之一。在当时，国共两党都有一些著名人物力倡废除汉字，消灭方言。民国政府还成功的制订了国语标准。

195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大规模“推普”，经过50多年的努力，普通话在我国各项事业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方言受到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有关部门制订了多种法规限制方言的使用范围，其中有两项公认对今天汉语方言的大规模萎缩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在中小学教育中限制并最终禁止使用方言，二是在广播电视等公共传播领域限制或禁止使用方言。方言失去了公共传播途径，退出了社会公共交际领域，从而失去了正常有效的代际传承途径。由于切断了方言的社会传播途径，其萎缩直到完全消亡都是可以预期并可精确计算的。这是因为，语言不仅是社会交际工具，语言也需要借助社会土壤才能生存和传承。

方言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近年来，一些大中城市的“方言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引起很多人的忧虑。所幸的是，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认识到众多的汉语方言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从“不消灭方言”转为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方言保护项目“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调查、保存各种语言与方言资源。这个项目虽然目前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力量，缺乏民众的自觉参与，但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对比“乡音苑”和“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一个民间自费，一个政府买单，对方言的保护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限于录音，止于保存。对方言来说，仅有保存还不够，“保存”与“保护”，一字之差，差之万里。效果大致也就是扬汤止沸，对于方言的日渐萎缩和消亡，都不可能做到釜底抽薪。

普通话和方言满足了不同方面的需要，两者的发展应是并行不悖的。最好的方言保护，应该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视和修改过去对方言使用所作的一些不合理的限制和规定，给方言传播、使用和传承打开一定的社会生存空间，比如在公共媒体中适当安排一些方言节目、开设方言兴趣班等。让方言如山间小溪般自然流淌，如田畔野花般自然生长，随处可见，随地可闻。倘能如此，何劳费心保存?

这是“乡音苑”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寄望未来我们在方言保护上能够更加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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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青年办网站记录中国方言
打开乡音苑网站，点击首页“说者地图”上的图钉，可以链接到图钉所标注区域的一段方言音频，音频播放时，下方还会同时滚动中文笔录、注音、国际音标和英语翻译，以便网友理解。乡音苑是由来华工作、学习多年的美国青年柯祎蓝和司圆直于2009年共同创办的，今年4月正式上线，迄今为止，乡音苑共收录了247段音频。

司圆直是中文语言学博客Sinoglot的共同创办人，如今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他通晓包括汉语在内的多国语言，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到北京方言中独特的“京味儿”。而柯祎蓝则是台湾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生，2006年他来到长江流域一带，本以为自己已基本掌握了汉语，但发现自己听不懂当地人说话。对中国方言差异性产生兴趣的柯祎蓝与司圆直一拍即合，萌生了建立网站记录汉语方言的想法。

乡音苑所采集的音频主要靠志愿者提供。据了解，乡音苑目前有5000多个注册用户，他们可以自由地在网站上传音频，对音频进行翻译。“我们鼓励志愿者找身边的朋友、长辈采集故事，让他们能在最轻松的状态下留下原汁原味的方言。”司圆直告诉记者。

来自无锡的王歆悦长期在乡音苑担任志愿者。“大批志愿者的加入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的工作，除了个人兴趣，对方言保护意识的增强也是志愿者加入的原因。”王歆悦说，随着方言音频覆盖面和网站工作量的增加，乡音苑从6月起吸纳了近20个地方负责人，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华人集中地区推广网站、进行方言采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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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汉语方言需要民众有语言自觉


“城镇化对方言的冲击是致命的，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方言消失的速度将会越来越快。”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曹志耘告诉记者。截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

当前，一些汉语弱势方言濒危程度加剧，消失速度进一步加快，汉语方言的保护更具重要性与紧迫性。

部分汉语方言濒危

中国语言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据曹志耘介绍，2010年我国人口统计为13.39亿人，现在已发现的中国语言有130多种，分属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5大语系。汉语的使用人口大约有12.89亿人，汉语方言的使用人口大约有11亿人，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大约有0.5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张振兴认为，总体来说，南方大方言、北方官话区方言都不存在濒危问题，目前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但一些方言，如山区等小地方的方言，会逐渐向中心方言靠拢，或者向普通话靠拢。这类方言有可能处于濒危或者已经处于濒危状态。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詹伯慧表示，汉语方言中确实有少数弱势方言通行范围比较小，但一些大的强势方言根本不存在濒危问题。因此，“汉语方言濒危性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保护方言

201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纪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依法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交际障碍，方便沟通和交流，而不是歧视、禁止方言，方言是客观存在的，有其自身的产生发展规律和使用价值，并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将长期存在，对方言特别是一些濒危的方言，还应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有声数据库建设等进行调查、整理、研究和开发应用。”

詹伯慧说，普及普通话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流上的困难，并不是以消灭方言为目的。普通话的普及是要使方言地区的人除了说本地的方言之外，也会说普通话，从单一的方言交际转化为方言加普通话的双语交际。国家推行普通话的政策是“推广一种、保留多种”。

张振兴认为，从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本身来看，我国提倡推广普通话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普及普通话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对方言尊重不够的现象。如认为方言是很“土”的东西，这是对方言文化的一种误读和错觉。语言本身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方言也是一种财富。

语言政策和语言自觉都不可少

张振兴告诉记者，方言是有语域的，政府要尊重民众自己的选择，提倡一种宽松的语言政策，在语言使用上不要有太多行政干涉。

詹伯慧表示，应该加强语言研究为语言应用服务的工作，在语言知识的普及和语言政策、语言法律的宣传教育方面多下工夫。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继续发挥方言在地方的作用，明确方言是承载地域文化“无可替代”的载体。

曹志耘认为，语言保护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另一方面需要社会大众采取积极的行动，需要民众有语言自觉。这两点是语言保护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学界已经提出建设方言博物馆的设想，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中国方言文化典藏》也在进行中。《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将实地调查收集实态的中国方言文化资料，该项目研究团队日后还将建设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多媒体资料库和中国方言文化典藏网站，编写出版中国方言文化典藏系列图册。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张湘忆、秦华

来源：　http://www.npopss-cn.gov.cn/GB/n/2012/0907/c219470-18944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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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和“渔”
曹志耘


    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本人的工作主要是做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三十年来风雨兼程，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海峡两岸、青藏高原。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客家话、赣语、湘语、平话、土话、乡话、畲话都做过或详或略的调查，赴实地调查过的方言点不下百个，近几年还调查了侗语、道孚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在调查的基础上，也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论著。自2001年以来，我主持实施了大型研究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国内外34所高校和研究单位的57名研究人员历时7年，实地调查了全国930个地点，获得原始调查数据100多万条，编写出510幅方言特征地图，包括语音图205幅，词汇图203幅，语法图102幅。《汉语方言地图集》是世界上第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语言特征地图集。
    中国境内的语言多达一百三四十种，汉语方言则更是不可胜数。在当今现代化、全球化浪潮的凶猛席卷下，绝大多数弱势语言和方言正处于急速衰亡之中，与此相关，众多弱势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灭绝的危险。但要对语言文化一体化运动作出反应，要留住或部分留住那些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珍贵的语言文化遗产，要让人类的语言文化生态保持应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单靠少数学者的个人努力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我们无能力指挥别人，更无权力制定法律。但是，历史的进程最终还是由民意决定的。如果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建设“和而不同”的语言文化生态，我相信，我们会有所作为！
    在这项艰巨的工作当中，我选择网络。传统的鱼网是用来捕鱼的，现代化的网络也可以作为“授渔”的理想工具。我希望“走过田野方言文化网”里的某些东西能够让某些网友有所触动，更希望有所行动。那样，我们未来的餐桌上就不会只有汉堡包，而是有鱼有虾。（尽管我不吃，但我希望想吃的人“有得吃”汤溪话，意为“有某物可吃”。）
            转载自 曹志耘教授的走过田野——方言文化网  http://www.chinadial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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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龙教授：我与汉语方言

  
一、关于我的母语



我的母语是福建东南部的泉州片闽南方言。我的出生地是南安县，前几年改为南安市。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说，先有南安（隋设南安郡），后有泉州（唐设泉州），福建东南部的莆田、漳州、厦门等地闽语都是从泉州分出来的，福建之外的闽南方言则都是从莆田、泉州、漳州分出去的。可见南安――泉州的闽南话是最古老的闽南话。

福建省东南沿海首先兴盛起来的是泉州，宋元之间那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据马可勃罗记载，当时是“东方第一大港”。明清之间漳州的月港取代了泉州港的地位。1840年以后厦门兴起，成为闽南侨乡对外联络的港口。厦门话是从泉、漳两州来定居的人所带来的家乡话混合而成的，大体上声母近泉州，声调近漳州，韵母两边各取一些合成。总的说起来，我的感觉是6成泉州腔，4成漳州腔。

泉州片方言又分为两种口音，东北片是沿海的晋江、惠安二县市。其余的泉州、永春、安溪、德化，同安是另一种口音。南安大部分属后者，小部地区属于前者。我的家乡正在这两种口音的交界处，所以我都能听到并加以分辨。其区别主要是鱼韵字和止摄精庄组字，泉州等地读    ，和其他止摄字读的有别，而惠安、晋江则混为  （如渠－其，去－气，资－脂，辞－时，使－死，士－是）厦门、漳州同此；又，戈韵字（过，火，坐）和蟹摄一等（袋，灾，配，退，灰）和三等  的少数字（脆，税）以及部分止摄字（如髓，吹，垂，飞，尾）读为  ，和麻韵齐祭韵的  有别，惠安、晋江和厦门混为  ，漳州混为    。（如吹－差，尾－马，退－蜇，过－嫁，袋－帝，螺－黎）。我母亲原是洪濑人，是有央元音的，因为16岁就嫁到梅山来了，这里    占优势，不久就受同化了。

我到泉州念高中时，不留心把“书家”（卫生）说成“之家”，“大尾”（大只）说成“大马”，就会被城里人取笑，并且夸张地说我们是“戏袭戏基洗袭西”（四十四只死石狮）的口音。我当时还真努力学习泉州音，总以为城里的话不至于像乡下音那么土。可是后来到了厦门念大学，很奇怪，这个大码头的口音有的反倒和南安音近而和泉州音不同。例如去－气不分，果－假无别。在词汇上还是南安、泉州比较接近而和厦门不同。例如厮共－斗骨手（帮忙），鲑菜－物配（下饭菜），  做得－  使得（不行），无用去－太去（别去）。这些方言差异引起我很大兴趣，我总想去解释它。有时小时候留下的一个问题几十年后找到了答案便会一阵惊喜。例如我老姑妈把“街、鸡”说成   的音，我原先以为她没有文化，说话走音，上大学后见到《汇音妙悟》有鸡韵，1982年我在福鼎沙埕调查闽南方言岛时又听到了   的读法。1992年到了台湾听洪惟仁先生说台南也有    的说法，这才放心地把“鸡”韵定为    音。还有一个例子，小时候跟母亲去拜菩萨、供祖宗时，母亲最后总叫我            （合掌作揖）音同“唱蚁”，我也以为母亲说的是土语，无字可写，后来读了《水浒》才知道这个音就是“唱喏”，日母白读为   又多得了一个例证。（燃、耳、肉）南安人应答时肯定说      （厦门说    ）我原也以为“土得无字可写”，不敢再说，后来才发现这个音正是《世说新语》常见的“诺”（在漳州说成      ）原来却如此古雅。

30岁以前我从南安到泉州到厦门，一直生活在闽南。到了一处就学当地的闽南话，和不同地方的熟人在一起也用他们的口音同他们交谈，后来走到哪里就说哪里的话，经过不断地听和说，在闽南地区我大体可以辨别不同县的口音。



二、关于我的学习方言和语言



首先我应该提到的是学习普通话。福建省历来有推广普通话的习惯，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1、省内方言复杂，全省没有一种共同语，除了福州、厦门在周围10多个省大体可以通行之外，其他方言区也没有共通语。2、八闽文化崇尚正统，爱以“海滨邹鲁”自居，旧时读书识字也重视正音。雍正五年，鉴于闽粤方言复杂官员入朝不能通话，勒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教学正音。此后福建果然推行得不错，也编了一些《闽音正读表》（黄绍武）

《官音汇解》（蔡伯龙）、《官音便览》之类的读物。到了清末，在维新运动中卢戆章、力捷三、蔡锡勇等人提倡文字改革，同时也主张推广官话。赵元任组织数人会推动国语运动。和福建相比，广东省这两条都显然有异，至今广东未能推广普通话，是有深刻原因的。在东南亚闽南人成堆的地区和国内故乡一样，自辛亥革命以来，儿童入学识字先教国音，后用方言“解说”，华侨中也有“推普”的传统。而在广东华侨成堆的地方，推行的却是粤语（如旧金山和吉隆坡）。闽粤两大方言是南方的古老而殊异的方言，但“推普”的不同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福建省，小学启蒙教育先要教注音符号及其所注的国音。当然老师和学生读的都很不准，但觉得那是很有意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学国语、正国音当然是城里好过乡下，因为老师的水平不同，城里的老师见识广，接触普通话也多。我初中以前在老家学的普通话既没有唇齿音   ，塞擦音也只有舌面的一套，也没有撮口呼韵母。到了泉州开始有了舌尖前音；上了大学才知道还有那么多毛病。1954年我到北京俄专学了两个月俄语，开始时送衣服到胡同里给老大娘洗，听不懂她们满口的儿化韵和翘舌音，不久，自己的舌头也软化了，开始有了翘舌音。两个月后回来，有人表扬我学到了北京音，有人说我装腔作势，到过北京、就想表现一番。我往后就采取一种对策，到了北京或是和外省人交谈就留意一些，，在课堂上也尽量说得准些；和老乡交谈就随便一点。为了教别人学准普通话，我自己还下了工夫背过不少绕口令，朗读文言和白话的诗文也成了我的一种爱好。我的体会是学好普通话不但是教学的需要，也是研究方言的需要。普通话学不好（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研究方言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比较，是一定研究不深的。

从中学开始，语文课也学了一些文言文。我小时候，村里还有私塾，有些比我年纪大的农民读千家诗，顺“上大人”的帖子还叫我帮忙，我从小也便背了一些古诗文。到了大学古汉语和古典文学的课程不少，我学起来还蛮带劲的。不久我就体会到了说闽南话的人学文言文占了一些便宜。比方，《孔雀东南飞》里的“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唐诗的“妆罢低眉问夫媚，画眉深浅入时无，”用闽南话一读就很容易理解。至于押韵和对节律的理解，就更不用说了。全国统一高考之后，南方的学生古文题都答得比北方学生好，但是作文的分数却不高，因为他们用方言思惟，普通话说不好。但是论研究方言与古汉语的关系，却是南方学生要便当得多。后来，为了学好音韵学，我有时还写点旧诗词，尤其是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和朋友唱和的时候，可以增加许多情趣，所做的研究工作也不至于太枯燥无味。

除了学古今汉语，我还学了几种方言，这主要是在大学里完成的。厦门大学是全国招生的重点学校，我们班的二十多位同学，除了本省各地的人外还有江浙、安徽来的。我首先学的是福建的莆田话和福州话，莆田从宋代才从泉州分出，离泉州只有100公里，说的话却是泉州人听不懂的，我要知道个究竟。后来学了点福州话，才知道莆田话就是泉州话和福州话联办的股份公司，两种话同时学才能学好。泉州话是我的母语，事实上只要学好福州话，莆田话便容易对付了。所以我重点学的是福州话。后来，我又向上海的同学学上海话，其中一位同学很以说上海话引为自豪，很愿意跟我说（班上还有两个上海人就不太爱说）并且不要我教他闽南话，所以我的长进很快。还没毕业时，我参加过一段时间工作，，出差去苏州，上海话竟然用上了。不但住宿、上饭店、问路没问题，连作调查时的对话也可以勉强对付。这个经历对我学习外地方言鼓舞很大。另外一位绩溪来的同学，我一次偶然问了他几句话，觉得他的话怪得很难捉摸。从那么怪的方言区出来，竟然有胡适之这样的大学者，我也便很想探探绩溪话的奥秘。可惜这位同学很不愿意说家乡话，总是坚持说着徽州腔很重的普通话。我心里想，与其说很不准确的普通话，不如干脆说方言，还更不致于难为情，但是对此他一直不认同，我也无可奈何，终于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我学习方言的时候，语音方面是利用对应规律去推的，词汇上则是联系古今汉语多作语素的分析，常常想想本字是什么，不满足于语音的模仿。所谓对应规律，同是闽语就用我的母语泉州话去推，其他方言则用普通话的音类去推。当然模仿也是少不了的，而且很重要。上海话的变调，福州话的变声、变韵，我便是通过语词的模仿去掌握的，当时，并未去归纳音变的规律，只是自觉的模仿、自发的类推。要学好一种活的语言，我想单靠理性的了解进行类推，按规律去套是一定学不好的。如果以模仿为基础，加上规律的类推，学习的速度和效果一定都会更加理想。这其中我尤其要鼓吹考本字。学习方言词的时候，想想本字是什么，对理解和记忆都很有好处。若是进入研究阶段，考本字就是更加重要的锻炼了。我学福州话时就是靠考本字来了解它与古汉语的关系及其与闽南话的不同，有时还靠考本字来发现它和吴方言的历史联系。这些经历给我留下了学术研究的极好素材，印象特别深。例如“殆”，意思是”糟糕”，原来就是<论语>里的“思而不学则殆”。“加”，副词，更，同《孟子》说的“寡国之民不加多”用法相同.“复”,副词,又,见于《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路，徒固切）与闽南异,而于古有征；弄（小巷）、驮（拿）、荡（落下）、转去（回去）、矮（低）则是同吴方言并见诸古籍的。

后来，我又因为调查方言和改变居住地学了一些方言。离开闽南后在福州住了20年，福州话自有不少长进。最后两年，借编福州话词典的机会又作了加深和充实，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母语了。有一次，去拜望一位阔别多年的80多岁的福州籍老师，整整两个钟头全用福州话听和说竟没有遇到障碍，当时还真有点得意，因为福州话确实是最不好学的方言之一。

1959年我第一次调查客家话，头一个点是闽西的汀州府。长汀话的音系是客家话中最简单的，只有30个韵母、21个声母，5个声调，而且古今音类对应整齐，我当时正年青，大学刚毕业，工作劲头很大，学起来很用心，一个星期之后，我便可以用本地话和发音人交谈，（发音人是长汀师范的名师周晖老师，发音稳定而明确，工作十分认真）。上街也可以用本地话同人交谈。后来又调查了上杭话，1964年厦门大学一批师生到上杭参加“社教”，我用两天时间编了一本袖珍本《上杭话学习手册》，用汉语拼音为方言注音，收了数百常用方言词和几段短文。几天之中全校师生都在用这本小册子学上杭话，有的竟然下乡时便可凑合着用本地话和农民交谈。

70年代以后，我在福建师大教书，多次到建瓯调查方言，有一次在那里举办全国性方言研究班，住了两个月，93年前后，又参加全国的“八五规划”（汉语方言大词典），同潘渭水合编建瓯方言词典，经过多次长时间的调查和为注释推敲、考本字，后来到建瓯时也勉强可以通话。

最近的五年在广州生活，加上两次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共有6年时间生活在粤语区。起先，对粤语区不热心“推普”，很有些反感，没下工夫学，后来体会到粤语区不推普是有历史文化原因的，作为一种重要方言，研究方言的人不学习是说不过去的。一开始学就体会到：果然“广韵，广韵，莫非广州之韵”！用广韵的音韵地位去推，我开始壮着胆子说。热情的香港人很喜欢外地人跟他们说白话，不相熟的人听到我的发音还蛮准确的，便正而八经的跟我说上一大串的话。有时连听带猜我还能懂几成，有时对方用的方言词一多，我便会摸不着头脑。有一次我问罗杰瑞，你的福州话怎样？他说：能说不能听。当时我很纳闷，以为学话总是先学听再学说，哪有能听不能说的？现在我理解了，先选好词、造好句，再用语音对应推字音，这就能说，说是主动的。听就被动了，方言词掌握得不够就硬是听不来。为了减少能说不能听的尴尬，我又通读了粤语词典，慢慢的就能说能听了。最后感到困难的是语助词，因为书上说的往往很简单，非长期捉摸积累不可。现在，一般的交际是可以对付了，只是方言词语还掌握得不够多，表达水平不高。考考本字，做一点小题目的研究还是可以的。

至于学习外国语，说来惭愧，先后学过英语、俄语和日语，但都没有学到手。归根结蒂是没有用心学。没坚持下来，没有把它和我的工作、生活联系起来。



三、关于我的研究方言



我是在大学二年级选定了研究方言和语言学的路子的。这一方面跟我从小所接触的许多方言实际并且养成了探求其中关系的爱好有关；另一方面跟当时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文字改革有关。我感到研究方言与共同语（古代和现代的）的关系，为“推普”和文字改革服务，既是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又是实用性很强的事业，在学术上和事业上都大有可为。和研究文学相比，一不依赖灵感，二不受政治的干扰。和农村里种地一样，花多少劳动，其成果是可以预期的。当然，其中也有老师的影响。给我们上语言学课的黄典诚教授，熟悉音韵学和古代汉语，对方言也有很多很深入的了解，文字改革方面也很热心。后来我走的路子和他的路子大体上是一致的。

大学一毕业，我就参加了全国方言普查，做的是闽南方言和闽西客话的调查。当时缺专业教师，一毕业我就上了几个年级的课，组织高年级学生学习国际音标和调查方言的方法。我自己先做过自己的母语的调查，把课堂上学来的和自己做过的说清楚了，组织低班的同学调查自己的母语或与母语相近的方言还是容易上手的。1959年，厦大中文系搬到福建省新建的钢铁基地三明工地办学，“语言专业队”的同学，除了调查方言还编扫盲课本，在工地上教民工学普通话、识字、学拼音，叫做“三结合”扫盲。因为是教老乡学话、识字，用上了方言调查成果，效果还很不错哩。有一次，文改会主任胡愈之来福建省检查工作，我去福州向他汇报，得到了他的赞扬。

从1960年到1963年，我一面教书，一面整理方言普查材料，负责组织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当时这项工作是在语言研究所的指导下进行的。李荣先生曾两次来闽考察指导过我们的工作，并派了几位研究员（包括陈章太和张盛裕）来协助我们。实际工作则由我和潘茂鼎先生组织，黄典诚先生是业务指导。这几年，我分工调查了闽西客话的几个点，包括长汀、上杭、连城，后来还到过尤溪、将乐、邵武作些初步的复核。编写《概况》时我负责写闽西客话概况和总论的一部分，并为总论其他部分修改定稿。该书在厦门大学铅印内部发行，全书是我负责校订的。

1963年暑假，《概况》讨论稿印好后，我们邀请了全国重点大学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的老师来讨论这部稿子。大家对福建方言普查多所肯定，这就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参加这次讨论的先生有黄家教、詹伯慧、陈章太、施文涛、许宝华、张盛裕、王福堂等，后来大家都成了好朋友。会后，我们几个《概况》主要执笔人合写了《关于福建方言的分区》一文在《中国语文》发表。我还把《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中抽出最有特色的两段重新搜集补充材料写成《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和《厦门话的变调和轻声》两篇长文，刊登于厦门大学学报。这两篇文章曾得到袁家骅先生的热情肯定。研究文白读和方言变调这在当时是具有领先的水平的。1964年，我和潘茂鼎先生专程到北京，住在语言所一个月，在丁声树先生和李荣先生指导下制定《福建方言概况》的修订方案。可惜，后来没有继续这项工作，因为不久“四清”和“文化革命”政治运动相继而来，业务工作陷于停顿。

1973年底，我到了福建师大，便抓紧调查闽北和闽东的方言。在闽北，我是一个县一个县跑，每个点调查7－10天，不少点去过两次以上，有些县（如尤溪、建阳、南平、浦城、建瓯）不止调查一个点。闽东则抓住有特色的点作调查（如福鼎、宁德、周宁）。有了对闽北闽东的了解，我便进一步做了对闽语的综合比较研究，后来和陈章太合作写成了《论闽方言的一致性》和《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两篇大论文，先后刊登在头两期的《中国语言学报》。这两文章中关于闽语的分区意见很快地就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写入各种教科书和百科全书。后来根据地方上编修县志、市志的需要，我先后为10多个县写了方言志（包括建阳、崇安、浦城、沙县、将乐、建宁、泰宁、明溪、三明、南安、晋江、仙游）。在福建境内我调查过的方言点大概不下百个。

1981和1987年，我两次主办全国性方言调查研究班，第一次是受中国语言学会的委托，办在建瓯，第二次是受国家语委委托办于泰宁和厦门。我负责讲课并辅导各省来的学员记自己母语的音，借这个机会我又接触了许多福建以外的各种方言。

1987年起我招收方言学硕士生。在训练他们调查过自己的母语之后，我每年都带他们下乡做调查，让他们参加我的研究计划。在福州期间先带着两届三名学生（万波、邵宜、练春招）调查了36点客赣方言，后来又取得与香港中文大学张双庆先生的合作，编成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以后又组织另一届两名学生（庄初生、严修鸿）调查了福建境内的各种“双方言”现象，写成了《福建双方言研究》一书。

1993年我转到暨南大学，不久招收了博士生，前后10几名博士生先后参加过我组织的几个课题：东南亚华人社区的语言研究、粤西客家方言研究和广东省方言地图集。前两项编成的专著都正在印制，后者正在开展调查。和学生合作做研究确是好办法，既可出成果，也能出人才，并且有可能图谋较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因为这样的项目不是一个人力量所能胜任的。但是如果要保证成果的质量，指导教师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

在七、八十年代，除了方言本身的调查研究，我还结合一些相关学科开展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如方言学与音韵学相结合的研究，1996年编成《方言与音韵论集》（后来多次获奖）；方言学与地名学的相关研究，先后也出版了两本专著《地名与语言学论集》和《汉语地名学论稿》。还有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我所熟悉的方言，写成《福建文化丛书、福建方言》一书，与方言学相关的应用研究则编成《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一书。

在经过几个区域方言的比较研究和学科的应用研究之后，我深感汉语方言乃至整个汉语的研究十分缺乏理论方面的探讨。而如果理论认识跟不上，方言的深入研究也必将寸步难行。因此，近十年间，除了继续发掘新鲜的方言材料外，我个人的思考和研究转入了理论的探讨，正好博士生们入学了，这些思考的结果就可以充入教学内容并且和青年学者们讨论。在许多问题上已经有些年轻人可以运用我的理论观点延伸有关的研究了。

关于汉语方言的研究，我的另一点不满足是缺乏机会开展一些较大型的课题的合作研究。“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真理。近十年间，境内外同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了，相互间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经过商议我参加了两个国际合作的课题组，一是关于东南方言的语法比较研究，一是吴语和闽语的关系的研究。由于平田昌司和丁邦新先生的热心支持和参与研究的同人们的同心协力，这两个课题的研究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并且表现了很好的发展势头。



四、几点体会



回顾40年间的方言研究，我有若干体会。

第一，研究方言从母语入手，从自己住地方言入手，这是李荣先生反复说过的，很有道理，因为这样做可以由易而难，少走弯路。但是，母语也好，所在地方言也好，并不是你会听会说，很熟悉便一定了解很透彻，从感性到理性不经过研究是不可能达到“飞跃”的。我在福州住了20年，许多福州话常用词习以为常，并未加以深究，到了编词典时，只好重新做调查，例如“好囝”究竟指的是什么？“清楚、不清楚”如何理解，还确实费过一番心思。但是对于母语或住地方言要研究得透彻一定要多了解其他方言，你知道的语言事实越多，研究就越深入。研究方言要有成就，归纳起来就是两句话；腿要勤，多跑几个点；脑要勤，多思考一些问题。

第二，研究方言一定要作比较。在同一个方言区由点及面，由面再回到点，这是一种横向比较；拿方言与普通话比较与其他方方言比较，考察它们之间的同异以及相互影响，这是另一种横向的比较；拿方言与古汉语作比较，这是纵向的比较。经过比较，既可以了解方言及古今汉语间的源流关系，也可以了解方言间的渗透关系，还可以区分不同的类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罗列事实的基础上去说明事实。考本字、音韵比较、底层现象的研究，这是源流的考察；文白异读、方言间的借词、借音，这是渗透的研究。这都比较容易理解。我举几个关于类型研究的例子：像邵武话是闽语赣化，浦城话是闽语吴化，应属于蜕变型方言；像福建中部的尤溪话、大田后路话，海南岛的迈话，应属于混合型方言（归入什么区都不合适）。关于方言区之间的界线，我发现有断然界线、模糊界线、双语交叉和渐变过渡四种类型。多数方言岛与包围方言之间有明显的界线；而多数方言区的同言线并不集中，分界处呈模糊界线；渐变过渡则是很难划清的分界，双语交叉的过渡意义自明。关于两种方言间是否可以通话，也有两种类型：一是结构类同、接近而有助理解；一是接触频繁而利于沟通。有时结构相近而缺乏联系，并不易通话；有时差异很大但来往频繁，却大体可以相互了解，这些不同的类型在我所调查过的的方言中有不少具体例证。

第三，研究方言还必须兼通相关学科，做到相互为用，才能进行全方位、多视觉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所谓系统的综合研究有三个层次，一是内部语言学的，二是外部语言学的，三是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由于任何方言都具有完整的结构、都是自足的系统，研究方言就不能像以往有些人做法那样，只研究方言差异，或者只研究语音，而必须如实地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去研究。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发现了方言语音与词汇、语法之间有复杂的制约关系，这说明了语音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汉语史等都是汉语方言研究者必须全面掌握的。吴方言“炒饭”变调不同表示着不同的意义，福州话“有味”声母类化与否也能区别意义，都是典型的例子。语言的演变，尤其是移民带来的分化，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不同民族语言的融合、方言强弱势的差异及其不同发展状况等等，都必须从社会、历史、文化方面去寻求解释，这便是外部语言学的研究。近些年来，人们对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些学科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方言的现象，反过来，就方言进行“外部”的研究，也一定可为这些学科的建设提供大量可贵的材料。关于客、赣、闽、粤诸方言的关系，我最近形成了一条新的思路，今后希望能从内部比较寻求答案，从外部比较找到论证。至于其他学科的相互为用，怎么说也不为过。地名学、人名学与方言学有密切关系。历史学、民族学（还有民族语言的比较）考古学、文献学对于了解方言史是十分重要的。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许多材料和观点都很值得借鉴。假如动植物的分类弄不清楚，有时方言词汇都难以调查。总之，方言的研究，特别是汉语方言的研究，真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多少学识、多少才华，都是不够用的；方言研究又是开采蕴藏着多种矿物质的富矿，它的材料和观点足以用来为构筑许多学科的大厦添砖加瓦。尤其是建立汉语语言学、东方语言学更是离不开方言的研究。

转载自 走过田野 方言文化网 http://www.chinadialect.com/info_view.asp?id=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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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与粤语之争又起

    7月以来,广州市政协一份关于增加电视台普通话播音时间的提案,引发了一场关于“粤语存亡”的大争论。从政协委员到普通市民,“保卫粤语”成了重要话题。普通话与粤语,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一份提案引发的“推普废粤”之争

　　今年6月,广州市政协针对亚运会软环境相关问题进


行调研时,在其网站上挂出了关于广州电视台播音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观众希望广州电视台继续沿用粤语播报方式。
　　7月5日,广州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纪可光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的建议》提案交给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其中一条是:亚运会今年11月要在广州举行,建议在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和主要频道黄金时段的新闻播音,由粤语改为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为办好广州亚运会创造条件。

　　随即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发出一条微博:“今天获得消息,广州市政协将正式建议广州电视台新闻和综合频道全部或在主要时段改播普通话,母语危矣!”短短几个小时,便有上千条评论和数千条转载。

　　几天后,广州当地媒体报道了广州某小学“封杀”粤语一事,讲述了老广州祖孙语言不通、新广州人想学粤语而无环境的经历。这一消息无疑令反对提案的广州人郁闷纠结。

　　一时间“保卫粤语”之声四起。

　　《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一条微博:“没有方言的城市是可耻的。”成了转发率最高的评论之一。

　　广东著名媒体人陈扬叹息:“粤语沦陷。被消失的方言后面必定是被弱势的文化。”

　　更有网上无数的留言力撑“粤语”:“粤语是很多海外华侨华人维系故土的根,不能砍断。”“粤语、普通话之争实际上是南北文化冲突,岭南文化垂危。”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提案、捍卫“粤语”的广州人中,有众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7月11日,一批广州本土的“80后”在广州一家公园集会,利用“快闪党”的方式齐唱粤语歌。



“保卫粤语”背后的文化焦虑

　　这场辩论,把建议在电视台推广普通话的代表人物、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纪可光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网上谑称他为“碎粤神偷”。

　　在广州出生、长大、工作至今的纪可光,在接受广州媒体采访时表示:广州不仅仅是广州人的广州,它还是国家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也是国际化的广州,广州应该有开放、包容的胸襟,让在广州学习、工作的外来人融入广州,而这种融入首先是语言上的融合。我不是建议“取消粤语”,我只是呼吁主频道应以普通话为主。

　　其实,早在2009年,为迎接亚运会,广州电视台就投资3000万元,将原来用粤语播出的经济频道改为普通话播出,另将粤语播出的“午间新闻”也改为普通话。然而,改版后的经济频道收视率并不理想,今年初又改回粤语播出。不过,在纪可光看来,收视率与思想观念、节目制作、播出质量有很大关系,为了追求收视率而改用粤语是“因噎废食”。

　　令人不解的是,在广州市政协提交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的建议》中,共有35条,为何这条增加电视台普通话播音的建议令广州人有如此大的反应?

　　力挺“粤语”的韩志鹏认为:广东话是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很多海外华侨华人只会说广东话,这是维系华侨华人的一个纽带。粤语与本地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如果粤语没落,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我怕广州人到时会集体失忆。

　　粤语真的岌岌可危,到了“捍卫”的地步吗?

　　一直关注“粤语存亡”之争的一位中央驻粤媒体的刘先生表示,“粤语沦陷”纯属杞人忧天。在广东,粤语主要包括广府话、客家话和潮汕话,但一般人认为,粤语是指在粤港澳地区通用的广府话,也叫白话,是保护情况最好的方言。目前全球粤语使用人口大约有6700万,粤语不仅在海外华人社区中被广泛应用,而且支撑着粤港澳为中心的岭南文化,有着顽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一位政府公务人员认为,“一个城市要走向全国,就需要沟通。外地人都不明白电视里讲的是什么,他怎么了解广州?电视台不讲广东话,不等于就是扼杀了这门方言。”

　　其实,随着广州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移民、“新客家”大量涌入,北方文化迅速渗透和浸染,使得岭南文化的发展空间萎缩,无形中加剧了粤语圈的文化焦虑。



“粤普之争”的文化博弈

　　对于“推普废粤”之争,广州市政协有关人员回应道:广州电视台要取消粤语播音,显然是一个误读。广州1400万常住人口中,讲粤语的只有700万左右,其余大多数还是普通话受众。市政协的建议,只是希望综合频道等重要时段能够增加普通话播音。

　　据了解,近日广州电视台对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关于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应增加普通话节目播出时段的建议》作出答复,表示该台目前自办的各频道节目,普通话和粤语兼容,这种播出的现状有广州这座城市历史形成的原因以及现实发展的需要,并没有变动的考虑。

　　近日,广州市市委副书记苏志佳以接受媒体采访的形式,对“推普废粤”之争给出了“官方说法”。苏志佳表示,广州市委、市政府从来就不曾有过“废除粤语”、“弱化粤语”的想法。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弘扬岭南文化的过程中,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不但没有矛盾,而且还可以相得益彰。

　　苏志佳指出,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粤语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岭南戏曲、音乐、饮食等息息相关,不仅不存在“废粤”的可能,而且对于本土优秀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向来是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久前也告诫:“岭南文化不要断送在我们手里。”

　　有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广州经济社会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外省人在广州定居,成为“新客家人”。而随着广州市中小学教育的普及与居民教育程度的提高,目前大部分广州人都能通晓普通话。普通话和粤语并用,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语言,已经成为广州人的生活方式。推广普通话与保卫粤语,不是“非此即彼”。推广普通话,是要实现的“语文现代化”;而“保卫”粤语,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普通话和粤语播音时长之争,背后是文化多样性和统一性相融合的问题。

　　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粤语存亡”之争,人为放大了粤语与普通话的矛盾对立,过度解读粤语的存亡去留,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化的媒体误导,更是一种伪文化保护主义。

　　其实,无论是“推广普通话”、还是“保卫粤语”,“粤普之争”的背后是对岭南文化式微的恐惧和对本土文化保护不力的担忧。有学者认为,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但文化建设差强人意。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北风南吹,粤语及其文化正逐渐退出主流,不再成为流行文化的风向标。年轻人不再以说粤语、带港台腔为时髦。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文化优越感不复存在,这场争论也就应运而生。

　　在正确看待这场争论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员流动的频繁,越来越多的方言正面对着退化甚至消亡的危险,地方传统文化有离人们渐行渐远的趋势,这确实也值得人们深思。



　　▲广州电视台在公共汽车上做的粤语广告，意思是：“下班回家看好戏，每晚7点约定你”。邓圩摄



▲一条建议引发粤语存废之辩。春鸣/绘

光明日报 张景华　发布时间： 2010-07-26 　
来源：光明网 http://www.gmw.cn/01gmrb/2010-07/26/content_11922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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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丁启阵



《国歌》有句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今，中华民族未必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语方言却的确是到了相当危险的时候。

汉语方言，自古就有。《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说明孔子平常讲方言，读书、主持典礼（赞礼）的时候讲标准语。《礼记·王制》有“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的话，隋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也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汉语史的研究也证明，汉语方言现象跟中华文明史同样古老，同样悠久。汉语史、音韵学、方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还证明，现代汉语各方言尤其是南方的吴语、闽语、客家话、赣语、湘语、粤语等方言中，保留了程度不等的上古至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例如，闽语、客家话、粤语中保留了一些上古汉语没有“舌上音”（类似j、q、x与zh、ch、sh之间的声母）、“轻唇音”（f等齿唇音声母）的痕迹；吴语、湘语（湖南省中小城市以下人民所说的老湘方言）中，保留了中古汉语声母的“全清—次清—全浊”对应系统；闽语、客家话、赣语、粤语、吴语、晋语等保留了上古、中古汉语语音的入声系统。取吴语的声母，加上粤语的韵母、声调，基本上就是隋唐音韵，今天的人们就能领略到唐诗的韵律，韵味，理解辛弃疾词所说的“吴音媚好”。

为了保存祖宗留下语言，千百年来，人民尤其是南方的人民，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努力。其中，客家人的精神尤其感人：为了使语言能代代相传，不轻易变化，他们一直恪守着“可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古训。

可是，这些好不容易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古代语言特点，最近一二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衰落的情形，可谓触目惊心：环北京地区的许多大中城市，例如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山西省的太原、大同，年轻一代基本上都只会说普通话，而不会说方言了。据说，方言成了地痞流氓二流子的专用语言。吴方言、湘方言等部分地区，浊声母已消失殆尽；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等的入声韵尾，-p、-t、-k三分系统正在变得残缺不全乃至合并为一个喉塞尾。我最近做了一点调查，发现，80、90后来自方言区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许多字已经只会普通话的读音，而不知道家乡话的读音了。换言之，在他们的语言结构里，汉字的三个读音系统：方言白话音、方言读书音、标准语（普通话）读音，前两个系统，已经降低到相当于“文盲半文盲”水平，不太会读了。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汉语方言就会大面积、大幅度沦陷，消失。

每年回南方老家，我都会发现，能跟我用地道家乡话交流的人，在日渐减少。倘若我也跟唐朝诗人贺知章那样，“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有朝一日，就会出现这样的悲惨局面：家乡再也没有一个能听得懂我说家乡话的人！

方言的衰落，不是单纯的语言演变，它必然会出现“多米诺”效应：建立在方言方音基础上的地方戏曲，跟乡音密切攸关的乡情，都会发生变化，由浓转淡；古音韵特点的消失，会让人们跟包括唐诗宋词在内的文化遗产之间的联系，日益淡泊，直至完全丢失。

我没有兴趣做遗老，一味哀叹方言的衰落；我也不认为，方言现象会彻底消失。事实上，古往今来，方言演变一直就存在着两股力量：向心力和离心力。此消彼长，鹿死谁手，还很难说。但是，我认为，目前普通话对于方言的鲸吞蚕食，速度过快，很可能会对文化的多元化，对地域文化的保存、保护、发展，对于人们的乡土情怀，产生不利的影响；还可能会让许多人尤其是上年纪的人，产生不适、晕眩的感觉，突发心脏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乃至危及生命。因而，特作此小文，算是给有关方面、给大家，提个醒，敲个警钟。

                                                     201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