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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汝杰: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
(一)解题: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
1.汉语方言学的性质和特点
汉语方言学史可以分为传统方言学和现代方言学两大阶段。从汉代扬雄《方言》到清末民初章太炎《新方言》,中国传统方言学的研究目的在于以今证古,即以今方言证释古文献,或以古证今,即以古文献中的材料解释今方言。传统方言学属于语文学(philology)的范围。古代的民族学著作如地方志,虽然也记录一些口语词汇等,但其研究框架仍是语文学。
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来研究汉语方言,肇始于19世纪中期以后纷至沓来的西洋传教士,他们用西方语言学的学理和概念来记录和分析汉语方言的语音,记录和整理方言口语词汇,研究方言句法,还进行方言比较和分类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与中国传统方言学并没有传承关系,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目标与传统方言学也大异其趣。
西洋传教士的研究工作和中国学者的描写方言学,虽然在时间的先后上有相衔接的关系,但是后者并没有直接继承前者研究成果的明显迹象,中国学者是另起炉灶重新研究各地方言的。早期现代学者如林语堂、罗常培等人也曾注意到西洋传教士的成绩,并且撰有专文介绍。不过也许他们认为传教士只是准方言学家而已,至多只是将传教士的记录作为一种参照系罢了。
中国的现代方言学发端于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中国现代方言学是在西方描写方言学的直接影响下诞生、发展的。赵元任对各地吴语语音的描写所达到的精微程度,比之同时代的国外描写语言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从西方的描写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描写方言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描写语言学。调查字音的表格是从方块汉字在中古切韵音系的地位出发制定的,分析和归纳音类也都离不开中古音系的名目。从设计调查表格,到归纳声韵调系统、整理调查报告,从方言之间的互相比较,到构拟方言的较古阶段,都要借助传统音韵学知识,都离不开中古的切韵系统。方言研究的全过程几乎都跟历史语言学牵连。中国的描写方言学实际上是西方描写语言学和汉语历史音韵学相结合的产物。
汉语方言学是在欧洲兴起的现代方言学的一个支派或一部分。如果要问它有什么特点?那么可以说它的特点是将从西方输入的现代方言学与中国传统音韵学相结合。
2.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异同
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相同之处有两方面。
虽然现代方言学的诞生比社会语言学要早得多,但是它与后出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却是相同的。
第一,欧洲传统方言学的初衷是试图从语言地理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演变历史,从而检验新语法学派“语音演变没有例外”的论点。方言学对历史语言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传统方言学的初衷是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故与社会语言学的目标之一是一致的。
社会语言学的目标之一也是研究语言演变,研究语言有哪些变体?如何演变?有什么规律?不过它不是从地理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及其原因。就此而言,社会语言学和传统方言学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语言是抽象的,方言是具体的,实际使用的语言即是方言。所以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社会语言学的三位先锋:拉波夫、特鲁杰(Peter Trudgill,1943-)和海姆斯(Dell Hymes,1927-),其中有两位实际上是在研究方言的基础上创建社会语言学的。拉波夫主要研究的是纽约的城市方言,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以纽约黑人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特鲁杰研究的是英国诺里奇方言。海姆斯的背景是人类学,而人类语言学也是以实际使用的语言或方言为研究对象的。
虽然社会语言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它们与方言学在理念、旨趣和调查方法等方面也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描写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同质有序(ordered homogeneity)的,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异质有序(ordered heterogeneity)的。“同质有序”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系统在内部是一致的,在同一个语言社区里,所有的人群在所有的场合,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或方言的标准是统一的,而其结构和演变是有规律的。“异质有序”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系统在内部是不一致的,会因人群、因场合而异,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标准,内部是有差异的,但其结构和演变仍然是有规律的。
第二,描写语言学的旨趣是描写共时的同质的语言。社会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共时的异质的语言,即研究语言的变异或变体(variant),并通过研究语言变异与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异体扩散的社会机制,从共时的语言变异中,去研究历时的语言演变规律。最终建立语言演变理论。拉波夫1971年以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语言演变,把该校的语言学系变成世界著名的“语言演变”研究中心。拉波夫近年来正在撰写三卷本的《语言变化原理》,第一卷《内部因素》已于1994年出版,第二卷《社会因素》已于2001年出版。
第三,传统方言学全面调查一种方言的语音,以归纳音系为直接目的。社会语言学并不一定着重全面调查语音,归纳、研究语音系统,而是着重调查研究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场合的语言差异,即语言变项(variable)。
传统方言学从描写语言学的立场出发,调查一种方言的时候,要求尽可能全面记录这种方言,从而归纳这种方言的音位、声韵调系统等,目的是描绘这种方言系统的全貌。
社会语言学注重探索语言变异,从而研究语言的层化特征,建立层化模型,它并不以全面描写方言系统为己任。例如特鲁杰在英国诺里奇市(Norwich)调查16个语音变项。拉波夫在纽约调查r的变项。两人都没有全面调查两地的语音系统。
社会语言学认为分层的社会方言研究比地域方言更重要,注重探索层化特征的语言变项,认为方言学对方言的描写仅仅是社会语言学的起点而已。
第四,方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都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但是因为理念不同,所以具体做法也大相径庭。方言学的被调查人是经严格的程序人为选定的,并且是一地一人调查定标准。社会语言学家也从事实地调查,其特点是多阶层和多人次的随机抽样调查。拉波夫在北美抽样调查达数千人之多。然后进行定量分析,用概率统计来说明语言规则。实际上是借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语言。
第五,方言学醉心于偏僻的乡下方言的调查,希望能找到古老的演变缓慢的语言现象,早期的欧洲方言学尤其如此。方言地理学则更重视农村地区方言点的调查材料,绘制同言线(isogloss)必须有这些资料作为基础。比较而言,社会语言学一般致力于调查和研究大中城市或城镇的方言。因为城市里有更丰富的社会现象,有更纷繁的社会阶层,有更为多姿多彩的社会方言。
第六,方言学上的方言区是根据语言特征划分出来的单位,社会语言学上的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是根据语言层化特征、交往密度、自我认同划分出来的单位。言语社区的范围可大可小。在同一个言语社区允许存在双语或多语现象。
第七,方言学几乎不研究“语言计划”,而“语言地位、语言标准、语言规划”等问题却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课题。
3.社会语言学是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
广义的西方方言学史似应包括三个主要阶段,即欧洲的方言地理学、北美的描写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狭义的西方方言学只是指19世纪末期在欧洲兴起的方言学,以及后来以此为规范所进行的研究。
社会语言学大大地改变了方言学家的作用。方言学家不再仅仅只是公布他们的材料,而是注意将他们的材料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并且从中探讨理论问题。社会语言学革新了方言学只研究地域方言的传统,将研究旨趣转向社会方言,例如城市方言的社会层次分层研究。社会语言学应该成为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事实上已经有人将社会语言学纳入方言学的范围,例如W.N.Francis所著Dialect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gman,1983)的最后一章即是“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而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许多方面大不相同,所以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应该自有特色,不能照搬欧美社会语言学的某些范式。
社会语言学已经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它应该是方言学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传统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将使方言学在语言学园地里大放异彩。同时应该强调方言学的传统研究方向仍然需要继续,某些领域甚至需要进一步加强。新的汉语方言学的特点应该是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三结合。
方言学今后要朝社会语言学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意味着方言学的传统研究方向应该取消。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方言的地域差异比社会差异要严重得多,何况方言的地域差异研究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在方言地理学方面尤其如此。所以传统研究方向仍然需要坚持,某些领域甚至需要进一步加强,例如方言语法研究、方言历史、方言地理等。
专题一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
第一节 汉语的历史源头和地理扩散
一、 汉语的历史源头和地理扩散
1,上古汉语的形成
中国文明的历史,如果从古代文献来考察,可以上溯到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时代,中国
人从那时候开始自我认同,至今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自认是炎黄子孙。然而汉语的历史,充其量只能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的殷虚甲骨文。商代的甲骨文是最古老的汉语文献,它所记录的应该是商民族的语言。
夏民族的语言
那么,在商代之前建立夏朝的夏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与商民族的语言是不是同一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人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器上有些符号可能是最早的汉字,这些遗址从甘肃到台湾都有所发掘,距今六七千年。如果这些符号是文字的话,那么似乎它们所代表的有可能是夏代的语言。其实这些符号决不是真正的文字的前身,因为这些符号的种类太少,而分布的地域又过于辽阔。
商民族的语言
商代甲骨文和后出的金文中的语音成分有相承关系,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从商代到周代的过渡,在语言上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换。说得确切一点,应该是商代和周代的官方语言或书面语言都是最原始的汉语(或称为“华夏语”)之一种。然而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周代的人民所使用的口头语言也是汉语,其实他们出身于戎族生活的地域,也许只有占人口少数的贵族才使用汉语。
周代的雅言
上述原始汉语在周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称为“雅言”。据《论语 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假借为“夏”。“夏”是西周王畿一带的古名,“雅言”即“夏言”,也就是王畿或周室所使用的语言。当时的朝、聘、令、盟等政治和外交场合都以“雅言”作为正式的交际媒介。流传至今的“雅言”的代表作品是《诗经》和《易传》、《论语》等其他先秦文献。雅言的确立对于汉语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先秦时代虽然只有“雅言”,而没有“汉语”这个名称,但是现代语言学家通常把见于先秦文献的语言称为上古汉语(archaic Chinese或old Chinese)。“雅言”是以周代的主体民族周民族的语言为基础的,它的形成的文化背景是当时国内语言或方言分歧异出,妨碍交际,不利全国统一。
上古汉语的地理分布
“诗经”是构拟上古汉语的最重要的材料。《诗经" 国风》按产生的地域分篇,包括周南、召南、卫、郑、齐、秦、唐、宋等十八个地域。“雅言”是相对于“方言”而言的。上述不同的地域应有方言差别。例如据《左传"文公十三年》的有关记载,秦、魏两地的方言差别很大,互相不能通话。《诗》三百篇本是民歌,最初应该是用各地方言传诵唱的,后由士大夫整理,改用雅言记录。所以在《诗经》内部我们并不能看出有方言差别。
我们将上古汉语的地理分布范围拟测为《诗经》十五国风产生的地域。与上古汉语在地理上相邻的非汉语,据《左传》、《史记》、《孟子》、《说苑》等文献的明确记载,有戎、南蛮、楚、齐东、越等。这些语言跟中原的汉语不同,在当时是很引人注目的。
1 南方各大方言的形成及其历史层次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社,1988)的分类法,现代汉语方言第一层次分为十大方言,即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和平话。对其中晋语和平话在方言系属上的地位,还是有争论的,反对者的意见认为,晋语是官话的次方言,而平话是粤语的次方言。先简略地谈谈汉语各大方言是如何形成的。
1.吴语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让贤,南奔至今江苏无锡、苏州一带。这是见于史籍的第一批移民吴地的北方汉人,他们带来的是三千年前渭水流域的汉语。吴语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在《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南北朝时代的文献里,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吴语在地理上是从北向南扩发展的,最初形成于无锡苏州一带,然后扩散到浙北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继而进入浙江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历史上北方汉人移居吴语区有三次大浪潮:第一次在三国时代,孙吴时代对江南的开发和经营吸引了大批北方移民;第二次在两晋之交,北方人不仅因战乱逃难,大量移入江南的宁镇地区,而且越过钱塘江,深入到浙东;第三次是在两宋之交,北方移民不仅造成后世的杭州方言岛,而且继续大批南下,在浙南的温州地区定居。历代北方移民带来的方言与吴语区原住居民的方言相融合,逐渐形成现代吴语。
2.湘语
先秦诸子、汉扬雄《方言》、汉许慎《说文解字》和晋郭璞《方言注》屡次提到楚语,楚语的使用地域:荆楚、南楚、东楚、荆汝江湘、江湘九嶷等。这些地方相当于今湖南、湖北。楚语在晋代以前的汉语方言中是非常突出的。据《世说新语》豪爽篇和轻诋篇的有关记载,对于当时的北方人来说,楚语的可懂度很差,听起来像鸟鸣,不知所云。古湘语的最早源头应该是古楚语,但是因受历代尤其是中唐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的冲击,现代长沙一带的湘语,反而跟官话接近起来,较古老的湘语特征应保留在南片湘语中。
3.赣语、客家话
赣方言和客方言的核心地区在江西以及与之邻接的闽东和粤北。今江西一带在汉扬雄《方言》、汉许慎《说文解字》和晋郭璞《方言注》里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地名出现过,其地在《方言》中包含在“南楚”或“吴越扬”之中,在《说文解字》中包含在“吴楚”之中,在《方言注》中包含在“江南”之中。可见其地独立的方言特征并不显著。古江西在地理上被称为“吴头楚尾”,在赣语和客家话形成以前,古江西方言可能是一种兼有吴语和湘语特征的混合型方言。唐初大量北方移民进入赣北鄱阳湖平原。这些移民的方言和古江西方言接触形成最原始的赣语。中唐和晚唐陆续到来的北方移民,从赣北深入到赣中和赣南,赣语进一步得到发展。北方来的客家人起初定居在赣语区,于宋元之际西移至闽西和粤北。他们原来所使用的赣语与赣东南、闽西和粤北的土著方言相交融,于元明之际,形成客家方言。
4.粤语
据《淮南子》,秦略扬越,出兵五十万,越平,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东汉初马援出征南越,其士卒多留越不归。又据《通鉴》载,东汉末士燮为交趾太守,兄弟雄踞两粤,中国人士多往归之。宋代因北方辽金的侵袭,大量汉人南下广东避难。这些新来的移民被称为客户。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客户占广东总人口的39%。看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宋代朱熹《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八云:“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这说明宋代的粤语语音比较符合当时中原的标准音。清代音韵学家陈澧《广州音说》云:“广州方音合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余广州人也,请略言之。”他指出广州音有五条特征与切韵音相合,如四声皆分清浊、咸摄韵尾不与山摄混读等。所言甚是。看起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
5.闽语
第一批汉人入闽时代应是西汉末,当时中原政权在闽地设置了第一个县,即冶县,地当今福州。两汉间第一批入闽的汉人可能是从吴地去的。吴地人民大规模入闽应在汉末、三国、晋初的百年之间。移民入闽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海路以冶县为中途港在沿海地带登陆;二是从陆路移入闽西北。为了安置移民和行政管理,政府在沿海地区新置罗江(今福鼎)、原丰(今福州)、温麻(今霞浦)、东安(今泉州)、同安五县;在闽西北新置汉兴(今浦城)、建安(今建瓯)、南平、建平(今建阳)、邵武、将乐六县。由于沿海地带和闽西北的移民来源不同,加上长期以来沿海地区和闽西北交通不便,至今这两个地区的闽语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到了唐宋时代闽语作为一种具有明星特征的独立的大方言才最后明确起来,为人所注意。“福佬”这个代表闽语居民的民系名称,最早也是见于唐代文献。宋太宗时,福建泉州南安人刘昌言曾任右谏议大夫,时人“缺其闽语难晓”而不服。
关于徽语形成的历史,由于缺少研究资料,无从深入讨论。从方言的特征来看,大致
可以认为它的底层是吴语,或者说它是从吴语发展而来的。
狭义的汉语方言可以不包括官话,所以上文未予讨论。从上文的讨论可知,中国南方的吴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这六大方言,从方言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吴语、粤语、湘语、赣语是从北方方言直接分化出来的,闽语和客家话则是次生的,即是分别从吴语和赣语分化而来的。从方言形成的历史层次来看,吴语和湘语为最古老的一层,粤语其次,赣语最晚。
北方的汉语向南方扩散的过程不仅是汉语分化为方言的过程,而且也是汉语与当地土著语言融合的过程。这些土著语言后来发展成为现代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它们在汉语南方方言里留下了底层成分。如果把汉语的分化和融合的过程结合起来看,图1是不完整的,我们不妨用图2来示意。
3、域外方言
汉语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将在第4节讨论,这里先谈谈因间接接触形成的域外方言。
在语言地理上跟汉语邻接的越南语、日本语和朝鲜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吸收了大量汉语字音和字形,这些字音和一部分字形一直沿用至今。语言学上把这三种语言里所吸收的汉语成分称为汉语的“域外方言”(xeno-dialect)。
1.越南语(古汉越语、汉越语、越化汉语)
越南语里的汉语成分可分为三个层次。最早的一层是古汉越语,指汉至唐初传入越南的零星的汉字汉音,例如“箸、舞”越南语读作dua4、mua5。这些字音带有上古汉语的特点。第二层次是汉越语,指唐代之后大量输入越南语的成系统的汉字和汉音。例如“六、难、见”在越南语里分别读作luc6、nan1、kien5。这些字音带有中古汉语的特点。汉越语大多见于越南语的文言。唐代的科举制度促使今越南地区的知识分子诵读汉文的经典、书籍,从而造成系统的汉越语。其历史背景跟汉语方言文读音一样。第三层次是越化汉语,产生的时代晚于汉越语,它是汉语和越南语融合的结果,在今天的越南语里很难辨别哪些是地道的越南语,哪些是越化汉语。
2.朝鲜语(高丽音)
自汉武帝在朝鲜建立郡县制度以后,汉文化和汉字大量输入朝鲜。到7世纪的新罗时代,产生了一种汉语和朝鲜语混合的书面语,称为“吏读”。字形采用汉语,实词多直接用汉字写出,虚词只用汉字记音,语法则仍用朝鲜语系统。在朝鲜语里与汉语有关的字音称为“高丽音”,从中可以看出古汉语的遗迹,如“三、方、湿” 在朝鲜语里分别读作sam、pa、sp。“吏读”一直使用到20世纪初期日本并吞朝鲜的时候。
3.日本语(吴音、汉音、唐音)
据文献明确记载,中国和日本正式交往始于汉光武帝。此后两千年日本全盘输入中华文化,包括汉语的大量词汇和汉字。日语里的汉语词汇分为三个系统:吴音、汉音和唐音。吴音是模仿中国唐代以前的南方语音的,汉音是模仿中国唐代中原一带语音的,唐音是模仿宋明清时代的语音的,如“京”字的三种读法:在“东京”里读作kyo(吴音);在“京畿”里读kei(汉音);在“南京”里读作kein(唐音)。
域外方言研究不仅是汉藏语言学,特别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也是研究古代中国和这三个邻国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例如,这三个邻国不仅从汉语输入大批汉字、汉字的读音、声调系统(限于越南语)和词汇,而且知识分子学习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也蔚然成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文化是通过汉字、外来词、汉语及其文献直接传播到这三个邻国的。这三个国家的政府也颇重视汉字和汉文化的学习,例如朝鲜李朝的科举,设置了吏文科,所谓吏文是指古代朝鲜官方奏章文牍中所使用的汉字。官方还设了讲录院专门教授吏文和汉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16世纪的朝鲜诞生了著名的汉学家崔世珍(?—1542)。他不仅精通吏文,而且通晓汉语口语。他编写的《老乞大》和《朴通事》,是供古代朝鲜人学习汉语文的两本入门书,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这两本书也是研究16世纪初期汉语北京音的价值极高的重要资料。朝鲜另有一种拼音文字,称为谚文。谚文是一种音节文字,创制于15世纪。不过20世纪初期之前,汉字一直是朝鲜的正式文字,国家文献都是用汉字出版的。
古代日本的贵族也谙熟汉文,日本现存的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用掺杂日文风格的汉字写作,并用汉字做音符来标记诗歌、专有名词和古语。古代日本贵族用汉字写作的原文,保存至今的有:法隆寺金堂释迦像铭和法华经义疏等。8世纪前后他们模仿汉字的偏旁和笔画,创造、推行了“万叶假名”。古代日本能写汉诗的知识分子也大有人在,如大友皇子和大津皇子能做六朝风格的汉诗。汉字在4-5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成为古代日本的官方文字。后来日本另行创制由平假名和片假名组成的音节文字,平假名假借汉字草书造成,片假名假借汉字楷书偏旁造成。汉字在日本一直沿用到当代,不过字数受到限制,日本文部省1981年公布的“常用汉字表”上的汉字只有1945个。
在古代越南情况也类似,例如《全唐文》卷四四六载有唐代德宗年间日南人姜公辅所著名的篇《白云照春海赋》。汉字对于推动这三个邻国的古代文明发展史曾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13世纪以前越南没有自己的文字,书面语言采用汉字。汉字被成为儒字(chy4nho1)。13世纪创造了记录越南语的文字——字喃(chy4nom1)字喃是借用汉字的笔画和部首,重现组合成的新方块字。来自欧洲的传教士Rhodes神父创造了用罗马字拼音的越南文(Quoc ngu)。19世纪末期法国人侵占越南后,拼音的越南逐渐盛行,至今已取代字喃和方块字。
第二节 语言演变和社会、文化的关系
语言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语言的宏观演变一般都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语言的微观演变有一部分也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有关。本节以汉语方言为例,讨论两者的关系。
1 方言的据点式传播和蔓延式扩散
人口迁移是方言形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原居一地的人民,其中有一部分人迁移到别地,久而久之形成与原居地不同的新方言,这是很常见的,例如部分闽人离开福建,移居海南岛,形成新的闽语(闽语琼文片)。
汉语的几大南方方言的初始原因即是北方人民迁徙南方。秦汉之前,长江以南是百越所居居地,《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曰:“自会稽至交趾,千八百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字异义同,《史记》写作“越”,《汉书》写作“粤”。
北方人民移居南方的方式大致是,先在交通要津建立大的居民点,然后在乡下合适的地点,建立较小的居民点,再向四野逐步蔓延扩散。北方汉语也随之向南方各地传播。起初只是在汉人居住的城邑里通行汉语,广大农村仍是当地土著民族语言的天下,后来才渐渐通过杂居等途径扩散。其情况正如《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唐代柳宗元贬官广西柳州,所著《柳州侗氓歌》载:“愁向公庭问重译”,可见当时柳州一带土著民族的语言还是相当流行的。这个渐进的过程从汉代开始连绵不断,至今在西南地区仍在继续。例如,就浙江而言,这个过程从秦代开始,一直到明末才结束。但就广西的大部分地区而言,这个过程远未结束。目前的一般情况是,在城市和县城里,使用官话或粤语,在城镇里使用平话(一种汉语方言),在广大乡村还是使用壮语。
从历史行政地理的角度来看,北方汉人移居南方的过程是分两大步,第一步是县的建置,即在汉人集中的居民点建立一个县(母县);第二步是县的析置,母县人口增加到一定数量。就将部分人迁移到附近的地方,建立新的居民点,即子县。在一个县的内部,县城是最大的居民点,随着人口的增加,又在乡下建立较小的居民点,即镇,镇下则有村。北方的汉人和汉语就是随着县的建置和析置在南方落脚和扩散的。来源于同一母县的子县,其方言自然也较接近,甚至在现代仍属同一次方言区。因为一则方言来源相同,二则来自同一母县的子县,因人文和地理的关系,其人民往来较多,方言容易保持一致。例如西汉在浙江中部今台州一带建置回浦县,三国时代析置天台,东晋又从天台析置仙居,唐代再从回浦析置黄岩,明代再从黄岩析置温岭,三门则是1940年从台州(即古回浦)析置的。上述天台、仙居、黄岩、温岭、三门都是从同一个母县回浦析置的,至今这些地方的方言仍较接近,在吴语内部自成一个次方言区,即台州片。
总而言之,北方汉语自秦汉以来,在南方随郡、县和镇的建置形成大小据点,然后向四野蔓延、扩散,此过程开始于秦汉,至今仍在继续。
2 历史行政地理与方言地理的关系
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及其管理制度,论历史之悠久、区划之严密、管理之有效,都是世所罕见。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除非战乱或荒灾,一般人都视离井背乡为畏途,在升平时代活动范围大致限于本府之内。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历史行政区划与汉语方言区划,尤其是次方言区划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旧府、州(二级政区)为单位,方言内部有较大的一致性,各省都有这样的例子。如江苏省的徐州府、福建省、广东省内部的方言界线。就南方方言而言,方言区或次方言区的界线有一大部分甚至可以上溯到南宋时代二级政区的境界线。如从唐代开始,徽州(唐宋时称歙州)就下辖六县: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一直到清末没有变动。今安徽和江西境内的徽语也就是分布在这几个县市。今江西的婺源,其方言属徽语,其行政区划唐代以来即属歙州(后称徽州)。行政区划对方言区划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别的人文地理现象。从普遍方言地理学的观点来看,行政地理对方言地理多少会有些影响。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行政地理对方言地理会有如此深刻的作用。
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同属一府的县往往是从相同的母县析置的,方言的源流本来相同。例如浙江温州府的几个县,其最原始的母县都是西汉时的回浦(今临海)。由回浦析置永宁(东汉前期)和瑞安(三国),由永宁析置平阳(晋)和乐清(晋),由平阳和瑞安析置泰顺(明)。
第二,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地域,在升平时代一般百姓常年生活在一府之内,不必涉足府外,即可安居乐业。除赴考、经商、游历之类不寻常的事外,稍大的事皆可在县城或府城解决。所以一府之内的方言容易自成体系,与外省有别。而府城是一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其方言自然是强势方言。在一般明清时代的县志里,常常会提到方言视府治为重。例如嘉靖《上海县志》说:“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上海县属松江府,华亭为松江旧名。府城的强势方言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是维系全府方言一致性的重要因素。
历史行政区划对方言区划的形成和稳定,在一般语言里多少都会起些作用。不过中国的历史政区的形成和发展对方言地理分布所起的作用之大,实为世所罕见。在早期欧洲,宗教地理对方言地理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法国,主教所在的城市,其方言会影响整个教区;德国的情况也一样;在瑞典,同一教区内的方言往往相同,方言界线很少不跟教区界线相重合的。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各种人文地理对方言地理能够产生深刻影响的,依次为历史行政地理、交通地理、戏曲地理、民俗地理、商业地理和宗教地理。宗教地理对方言地理的影响是最不重要的。
3 文白异读和科举制度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的普遍现象,不过因方言不同,有文白异读的字在常用字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同,如在闽语里几乎占一半,在吴语里只占不到十分之一。汉语的方言纷繁歧异,书面语却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重心是在官话区,书面语也向来是以官话为标准的。隋唐以后实行考试取士制度,读书人普遍重视字音的标准和辨别,各地因此产生尽量向标准音靠拢的文读音。文读音本来应该只用于读书,但是后来文读音也渗透到方言口语中,同时文读音伴随着历代产生的以官话为基础的书面词汇大量进入方言口语。例如上海话里的“见组开口二等字”有文白异读,白读声母为g ,文读声母为j。“我交拨侬一本书”中的“交”为白读,“交通、交易、交涉、交叉、交换、立交桥”等中的“交”皆用文读音,不用白读音。从现代方言的立场来看,文白读不一定是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差别,而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字音的并存现象。一般说来,文白异读不是社会方言的不同,而是字音的历史层次不同,只有极少数方言是例外,如浙江的寿昌话。当地人内部交际用白读音,与外地人交际则用文读音。
字音的文白异读反映字音的不同历史层次。就方言而言,白读代表较古老的层次。文读音是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之后产生的。有文白异读的字,往往白读用于较古的词汇,文读用于较新的词汇。例如在厦门方言里,“家”在旧词“家官(公婆)”里白读作[ke1],在新词“家长”里文读作[ka1];“行”在旧词“先行”(先走)里读[kia2],在新词“行动”里文读作[hi2]。
文读音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唐宋时代的科举制度。文读音在历史上长盛不衰、在现代愈益发展的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则是各地方言中的文读音更加接近北方话,而北方话向来是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基础方言。
汉武帝时代开始建立“五经博士制”,由注重政治、历史、教育、文化的学者担任博士官。这些博士官不但有参政、议政的职责,而且还要教授弟子。此辈弟子称为太学生,都是各地十八岁以上的优秀青年,由各地郡县政府选送京城深造,即所谓“乡举里选制”。太学生最初的名额只有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到东汉末多至三万多名。各地来的学生自然都有自己的方言,这三万多人的教学和交际都是使用什么语言?史籍没有记载,当时全国方言分歧严重,其中秦晋方言是强势方言,但是可以猜想教学语言一定是秦晋方言。太学生毕业之后,除少数成绩列甲等者留京城充任皇帝的侍卫郎官外,其余基本回原籍充任地方政府的属吏。方言中文读音的始作俑者应该就是这些从京城回乡做官的知识分子。以上所说是官学,即“国立大学”,同时已有私学产生。因文风日盛,向学者日众,地方名儒四方从学者往往多则逾千,少则数百。私学的兴盛无疑有利文读成分的产生和发展。
三国魏晋时代因地方政治解体,选举无法实行,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即由来自各地的京官将原籍的地方人士,分为九等,造为簿册,作为政府选用人才的依据。
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有一个共同的流弊,就是官员个人的权力过大,难免私心,而失去公平。
唐代创设新的科举制度,这是一种公开竞选的才智考试制度,它比上述两种制度都要更公平合理,也给一般百姓以更多的机会。科举制度起初只考策论或训诂,即国家政策的理论问题或古代经籍的训释。这两种考试内容往往雷同,答卷常常流于空泛,难以考出才智的高低,所以后来改为偏重诗赋一项。(钱穆 1993)
诗赋讲究平仄,有种种韵律限制,因此读书人普遍重视字音。诗赋的音韵标准自然是帝都所在的北方话的语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文读音因而在各地方言里越来越发达。各地文读音的形成、稳定和发展大多得益官方和民间的教育事业,即由教师传承,然后进入民间。汉唐两代国家的公立学校极盛,宋元明清则盛行私立的书院制度,还有大量遍布城镇和乡间的私塾,而教师中有一大部分是科举考试的落选者。
4 方言扩散和语言融合
北方汉人自秦汉以来陆续南下,他们带来的北方汉语,渐渐演变成各种汉语方言,与此同时,与南方固有的百越土著语言接触,互相吸收对方的成分,发生双向的语言融合现象。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大量吸收汉语词汇,另一方面汉语也吸收少数民族语言词汇。
在西南各种少数民族语言里都可以找到大量汉语来源的借词,在侗语里占词汇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在壮语里用于日常谈话的词汇有10%来自汉语,如果谈话内容涉及政治时事,借词通常超过半数。例如“筷子”(箸)在壮侗语族里读音如下:
壮 ta6 布依 t6 傣语 th5 侗 o6
么佬 ts6 水语 tso6 毛难 tso6
“筷子”在古汉语里称为“箸”,是澄母御韵字,上古应读t-声母(舌上读舌头)。所以壮语、布依语、傣语里的“筷子”借自上古汉语。其他语言则借自中古汉语。
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汉语词汇借入少数民族语言,从这些借词的语音面貌往往可以判断
借入的时代。就壮语来而言,除了少数上古时代的借词(如 肥 pi2 锣 la2)外,大部分是中古或近代借词。中古借词在各地方言的读音和对应规律比较整齐,保留促声韵和闭口韵及其韵尾-p -t -k -m,保留八个声调。一般认为中古借词是从粤语借去的。近代借词则是从当地的西南官话借入的。近代借词的语音与本族语固有词的语音变化规律不相吻合,没有-p -t -k -m韵尾,只有四个声调。
伴随借词的是语音成分和结构的渗透,例如黔东苗语的韵母一共有27个,其中有9个是专门用来拼汉语来源的借词的,即uei ie uu iu uen u。从这些韵母的语音面貌可以判断它们借自西南官话。
伴随词汇的借用,也有可能借入相应的句法结构。例如在壮语里数词“一”是本族语,
“二”以上即借自汉语。“一”与量词及名词结合,用的是本族语固有的词序:量词+名词+数词,如to va deu (一朵花); “二”以上与量词及名词结合,用的是汉语词序:数词+量词+名词:so: to va(两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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