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写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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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的写作态度


启 阵



任何人写文章写书，都有一个基本的态度。例如，鲁迅的基本态度是：我哀我的，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我说我的。

鲁迅生于启蒙时代，他看到的人民多是神情呆滞、精神麻木的。因此，他一方面“哀其不幸”，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写文章的时候，他别无选择地成了医生，针扎火灸。一边担心药效不够治不好病，一边也怕施药过重反误人性命。于是，他既写言词犀利的杂文，也写温情脉脉的散文小说；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既感到他讽刺的辛辣，也感到他心肠的慈悲，原因就在这里。

毛泽东身处革命洪流之中，他需要的是大众都相信他、听他的、跟他干。因此，他知道自己最需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讲清楚利害关系，给大众指出一个方向；二是塑造出一系列的榜样，好让大众向他们学习。读毛泽东的文章，我们就会自觉地放弃自己的想法，顺着他指的方向走去，学着他塑造的榜样去做人做事。

钱钟书先生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我玩我的。

从《谈艺录》到《围城》，再到《管锥编》，到《宋诗选注》……哪一种不是他自娱自乐的方式？他玩什么？玩读书卡片，玩古今中外作家学者妙语大串联。因为他眼光宽、手头勤、记性好，所以玩得许多人都眼花缭乱，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只好崇拜他，崇拜得五体投地。钱钟书先生的自娱自乐，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娱自乐——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自娱自乐——因为他们都还是需要别人的参与的。钱钟书先生不需要别人（读者）做他的理解者、知音、衣食父母，他需要别人做他的木偶。他用一般人看不见的线索把木偶们调动起来了，喜怒哀乐各尽其态，他自己好躲在幕后悄悄欣赏。他曾把自己的作品比作鸡蛋，把自己比作母鸡，以此拒绝在媒体上亮相。他就是想要躲在暗处，观赏明处的大众在吃鸡蛋时露出的众生相。

钱钟书先生的娱乐有点恶作剧色彩，证明是：他并不重视大众是否能在他的游戏中感到舒服。你看他写书，除了《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围城》等文学作品，他的著作基本上都用文言写作——要知道，这是在白话文运动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之后的时代。他的《宋诗选注》，哪里是一本通俗读本？根本就是他老人家的学术札记嘛。

不知道是钱先生的恶作剧没有被大家识破，还是大家潜意识里多少都有一点受虐狂情结、情愿被痛痛快快地虐待一把，抑或大家也正好趁机附庸一回风雅、假充一回高深有学问……种种原因、种种动机，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人人谈论钱钟书，人人崇拜钱钟书，人人购买钱钟书的著作，而人人未读钱钟书的书（《围城》还是看的电视连续剧，陈道明演方鸿渐）！

我当然不敢说自己有多高明，竟然识破了钱钟书先生的把戏。实在是因为，近日弄一本古代诗歌选注的书，想参考一下钱钟书先生这本得到过许多名人交口称赞的名著《宋诗选注》。结果发现，价值不大。因为，它不能算是一本合格的《宋诗选注》。名不副实，需要注释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注释，不需要详细注释的地方却有连篇累牍的发挥。我以为，这书如果改名为《宋诗札记》，就会名实相符了。可见，我是有感而发。

                                                                                          2006-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