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旧体诗词纳入新文学史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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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旧体诗词纳入新文学史研究范畴
记者 郝日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8日　　

　　【核心提示】如果将旧体诗词纳入新文学史研究范畴，将对许多现当代文学作家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旧体诗词在近一百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始终未曾缺席，绵延着中国文学的传统。进入新世纪以来，旧体诗词创作及相关研究越发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正逐步得到主流文学话语圈的认可。

　　旧体诗词创作及研究现状如何？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引导旧体诗词健康发展？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创作的繁荣与研究的“边缘”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表示，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现代诗歌得以迅速发展，并将这种繁荣发展至今，但旧体诗词创作始终并不曾因为新诗的蓬勃生气而间断。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旧体诗词创作凭借其在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价值，被纳入国家整体文化发展当中。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首次向旧体诗词敞开大门，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管的中华诗词研究院成立等，都是推动旧体诗词创作与发展的积极信号。

　　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蔡世平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诗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创作队伍扩展至上百万，涵盖了老、中、青三代；每年发表的诗词作品共计数百万首。

　　“旧体诗词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喜爱和认可，关键是由汉语言本身独特的音节美、韵律美决定的。从汉语言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旧体诗词，只要汉语言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价值取向依旧，就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蔡世平说。

　　然而，与创作的活跃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界对于旧体诗词研究则相对沉默。“20世纪以来的旧体诗词目前尚未被纳入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范围，并呈现出‘边缘化’的状态。”李遇春说，“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五四’以来所流行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已然成为惯性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对当前旧体诗词创作不甚满意，继而导致对整个20世纪旧体诗词关注较少。”

　　文学性的回归与学术理性的坚守

　　蔡世平认为，从民族文化角度来看，当前的旧体诗词创作热值得肯定，这不仅彰显了一种文化自信，而且丰富了文化生态。从文学视角出发，旧体诗词创作则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以新世纪以来的旧体诗词创作为例，文学性的缺失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这也是人们对当代旧体诗词不甚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众创作群体文学素养的良莠不齐，使得创作出来的旧体诗词虽然在形式上符合平仄格律，但却与古典诗词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品格存在较大差距。当前，若要树立旧体诗词的当代声誉，不仅要注重传达当代人的精神意向和人文情怀，更要强调文学性的回归。”蔡世平说。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大勇表示，许多旧体诗词作者并没有“诗言志”的意识，讲求形似时，却忽略了对内在真实情感的表达，加之一些摹写日常生活的卑琐或故作高深的卖弄，都大大折损了旧体诗词的意趣。

　　被访学者表示，不能因为旧体诗词创作的“鱼龙混杂”局面，便放弃了对其文学史价值的挖掘。李遇春认为，旧体诗词应同小说、散文、戏剧、新诗一样，纳入新文学史研究范畴。“以鲁迅先生为例，学界对他的关注大都集中于其小说、散文和杂文上，而对其‘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为世人熟知的旧体诗句品评却显得微弱许多。因此，如果将旧体诗词纳入新文学史研究范畴，将对许多现当代文学作家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在将旧体诗词整合进新文学史序列过程中，应注重考察旧体诗词创作与新文学浪潮的内在关联，并理性审视新诗与旧诗之间的关系。”李遇春强调。马大勇对此表示认同：“强调新诗蕴含着旧体诗词传统是基于学术层面的探讨，并非意欲为新诗的‘古诗化’张目。正视旧体诗词创作存在不足之处，不虚美，不隐恶，方才是研究者坚守的学术立场。”

　　融合时代精神 促进旧体诗词创作健康发展

　　引导旧体诗词创作在当代健康发展，应当注重将时代精神融入其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兆鹏提出，“将时代心声、现代语汇与传统旧体诗词规范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不仅可满足人们对传统文学的审美需求，还能够获得读者群体的情感共鸣，这不失为引导旧体诗词创作健康发展的有益尝试”。

　　蔡世平也认为旧体诗词表达当代人的感情信息是时代使然。此外，他还强调，“呼吁学界重视旧体诗词的创作及研究，并不意味着要让其与今天的主流文学并驾齐驱。之所以推动其发展，是因为直到今天，旧体诗词仍有它的表现空间。从宏观角度来说，文学样式不存在谁优谁劣。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新诗、体诗都应受到尊重。良好的文化生态对于各种文体健康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马大勇更为详细地向记者介绍了他关于推动旧体诗词研究的思考。“创作与研究所需的文献储备薄弱，是制约相关研究开展的首要因素。对旧体诗词进行可靠的、全面的编目是当务之急。此外，划定一些时间的、人物的、群体的基本坐标，以及发掘个案的研究潜力和价值，同样需要研究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