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在日记里默默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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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在日记里默默相轻
谭伯牛


所谓晚清四大日记，这个品题应该是金梁首创，他编了一部《近世人物志》，汇钞四部日记中的月旦评，分系诸人，各成小传，自谓“知人论世，发潜搜隐，实可补正史所不及”。 　　所谓晚清四大日记，这个品题应该是金梁首创，他编了一部《近世人物志》，汇钞四部日记中的月旦评，分系诸人，各成小传，自谓“知人论世，发潜搜隐，实可补正史所不及”。有趣的是，四大中的李慈铭与王闿运，默默在日记里互相吐槽，可为文人相轻这个永恒的题目添一些谈资。

　　慈铭（1829-1894）字炁伯，号越缦，浙江会稽人，四十二岁成举人，再十年中进士，六十六岁考取监察御史。闿运（1833-1916）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二十岁成举人，终身不仕，七十四岁，以“湛深经术，淹贯礼文”，特授翰林检讨，入民国，任国史馆馆长。比较二人简历，可知慈铭“一生偃蹇”，“浮湛郎署”（日记中语），垂老考取御史，却不旋踵而殁。闿运则是少年成名，会试虽然不售，而文名藉甚，结交尽老苍，俨然高大上，兼得长寿，居然国老。二人际遇也有相同的地方，一则“《儒林》、《文苑》，胥为通儒”，一则潘祖荫、李鸿章与张之洞是他们共同的好朋友。惟闿运自少年即遨游于公卿间，从旧时代的权臣肃顺、曾国藩，到新世界的伟人袁世凯、谭延闿，皆有交情，此则慈铭所不能比。以此，慈铭骂人特狠，“陷于匪人而不自知”（日记里的自我批评），或可理解。

　　同治十年六月廿五日，张之洞请慈铭赴宴，饮酒论学，听说同席还有闿运，慈铭“辞以病”。而前此的三月廿八日与五月朔日，分别在天宁寺与龙树寺，有两场大局，闿运先后做了主宾与主人，慈铭亦皆与会。看来，闿运在派对里给慈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到了眼不见为净的地步。

　　明年四月初六日，慈铭完整记录了对闿运的观感：“王君之诗，予见其数首，则粗有腔拍，古人糟魄尚未尽得者。其人，予两晤之，喜妄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所以有这段评语，是因为之洞聊到当世诗人，特别欣赏闿运的“幽奥”与慈铭的“明秀”，至谓南王北李，“一时殆无伦比”。之洞是诗坛大鳄，如此许可，本应高兴才对，慈铭却认为之洞尽管是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确属胡说八道，而当面不便直斥其非，回家不得不在日记里记上一笔，否则无以泄其悲愤。而论闿运其诗其人云云，则表示在慈铭的心中，闿运不过是条混混，毫无可取之处。

　　至于“江湖唇吻”，具体是一副什么嘴脸，可以参考张佩纶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其时，闿运致书鸿章，畅论夷务，鸿章将这信转给佩纶，请提意见。佩纶才大如海，又讲求新学，对闿运的信大不满意，斥为“腐儒之经济，门客之游谈”，并说闿运写写信打打秋风也就罢了，倘敢当面瞎说，“佩纶当手捉松枝，力折五鹿之角，令其目瞠舌挢而去”。佩纶说闿运是“腐儒”而为“门客”，只求讨口饭吃，决不能责以实效，这正是“江湖唇吻”之评的正解。再者，说闿运不谙洋务也就算了，信末，佩纶竟说：“篇中好用庄子。庄子大有作用，不是无用者。不但不知洋务，亦复不知庄子。名士如画饼，此辈是也。”按，闿运一生治学，颇以能注庄子自喜，而佩纶竟连这一点也给否定了，无乃太苛。佩纶以中法之战败绩论遣戍，闿运在日记中常以“张军犯”称之，是谑耳，究未如佩纶在背后如此诋諆，近乎虐也。

　　《湘绮楼日记》评论慈铭则宽厚多了，如光绪十八年五月二日记：“看李老友撰潘伯寅墓志，虽不得体，亦尚不俗。”而在《越缦堂日记》里找这么一条不是完全否定的内容还真不容易，所仅见者，大概就是这条了：“此人盛窃时誉，妄肆激扬，好持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人海佹客一辈中物也。”（光绪五年十二月二日）按，慈铭心中的忘八蛋排行榜，状元必是同乡同龄的赵之谦，他对之谦已经恨到了“安得一贤京兆一顿杖杀之”（咸丰四年五月初三日记）的程度。今人知之谦为近代艺术大师，而他一辈子也很困顿，科场不售，仕途不顺，与慈铭同病，而慈铭毫不同情。然则前谓慈铭看不惯闿运过得比我好才去骂他，许是说错了。而闿运只有与之谦一起受批斗，才能收获几句褒语。当然，酷评家说某人“稍知读书，亦较通顺”，实是极高的赞语，这倒是古今一揆的，受者闻言可以暗爽矣。

　　不过，口味容有差别，学术毕竟有公论。蔡元培说：“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鲁迅先生全集序》，1938）论者或以为这是绍兴人的阿私之言（郑秉珊《赵之谦与李慈铭》，1943）。大学者如章太炎，则说晚清文章，“闿运能尽其雅”，一举压倒吴汝纶、严复与林纾诸人（《与人论文书》），汪辟疆则以闿运为湖湘派领袖，拟为近代诗坛的托塔天王晁盖，而慈铭的座位只是天富星李应（《光宣诗坛点将录》）。不得不说，评骘诗文，主持风雅，章、汪的意见要比蔡重要。

　　不过身后的声价不会是慈铭仇视闿运的真正原因，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二人见面喝酒的时候闿运没能留给慈铭一个好印象。然而，闿运赴席，应该不会得罪人才对。他的弟子杨度，将游京华，临行向师父请教“入世法”，闿运曰：“多见客，少说话。”度之弟钧，平时看老师待人接物，却从来是“口若悬河”，所行似与所教不合，揣摩良久，才悟到这一层：“始知少说话者乃少作有边际之言，勿太切利害，即明哲保身之说，非枯坐如木偶也。”（杨钧《草堂之灵》）倘闿运早年坐言起行就是这个风格，不幸仍然开罪了慈铭，惹他骂了半辈子，那真无话可说，只能自慰这是躲不开的孽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