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作家”是一个神圣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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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家”是一个神圣的称号 ——对话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毕飞宇

    毕飞宇，1964年生，江苏兴化人。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做过教师、记者、文学编辑，现为“南京大学毕飞宇创作工作室”教授。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作品曾获第一、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台湾开卷好书奖，法国《世界报》文学奖等。作品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世界各地发行。

讲述了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作者希望结识黑暗里的他们，反思光明中的自己。

1976年，高中毕业生端方回到家乡王家庄，他将经历怎样的爱情？平原涌大海，峰起潮落，青春祭日月，暗红枯白。

小说展现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与周遭、与时代之间普遍而又奇特的关系。 以上三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青衣》、《哺乳期的女人》、《大雨如注》等7部中短篇小说。《中国好小说·毕飞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随着电视剧《推拿》和话剧《推拿》的播出、上演，著名作家毕飞宇这部2011年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又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长篇小说《推拿》被誉为“独一无二的文字推拿”，彻底而生动地还原了一个盲人世界，评论者评价这部作品彰显了毕飞宇的小说功力，从头至尾洋溢着令人沉醉的“体温”。借助这份阅读的温度，本期我们约请曾经的中学语文教师、现供职于南京素养教育研究中心的姜广平先生与作家毕飞宇进行对谈。姜广平不仅是毕飞宇的同乡，还是高中同学、大学校友，这份对毕飞宇其人其文的熟稔使他早在2000年即以对话体文学评论《“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深度解读了毕飞宇的作品。此番两位老友再次对话，不过，这次的切入点不是文学，而是教育。——编者

    ■姜广平

    谈《推拿》

    “小说的魔力引领我进入看起来无法进入的世界”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最近中央电视台热播《推拿》，观众感动的是，用卑微的心也能照亮世界。甚至，正是这些卑微的心照亮着世界。我知道许多人问过你写这部小说的动因，但我仍然希望从这个问题进入我们的对话。

    毕飞宇（以下简称毕）：凤凰卫视的“名人面对面”栏目采访时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写这个作品是个意外。我因为受伤去做推拿，就和推拿室里的按摩师成了朋友。有一次，其中一个小伙子和他女朋友请我吃饭。结果吃完饭出来，楼道里黑咕隆咚的，灯坏了。我一看外面这么黑，就拉着他女朋友扶她下楼，但伸手不见五指，所以我的脚就很犹豫。还没犹豫完，女孩手一拉说毕老师我带你走。噔噔噔噔特别快，就把我从五楼带下来了。到了楼下的时候她说，毕老师你看你不如我吧。

    刹那之间我感触特别多。因为在黑暗里，明亮的眼睛归零了，而看不见光亮的盲人，因为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在特定环境下，形成了一种步行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她的眼睛。你看看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转换，在黑暗中本来我是想帮助她的，她却来帮助了我，而且这个过程如此有趣。如果你没有跟盲人打过交道，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你终身都体会不到。一刹那我就想写一部小说，就在这个点上，它来了。

    在大部分时候，我们痴迷于生命的长度，其实，宽度一样有意思。一个人如何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生命呢？写小说无疑是一个好办法。小说有小说的魔力，它会引领我们进入那些看起来无法进入的世界。本质上说，促成我写《推拿》的原因和我写别的作品没有区别，那就是我对别人有好奇心。

    姜：毕竟是写盲人这个你并不十分熟悉的人群，写作过程中有什么不同吗？

    毕：《推拿》的写作和其他作品的写作没有太大区别。当然，在写作过程中，我对自己也提了一些要求，那就是处理好人物的关系。你知道的，《推拿》的体量很小，人物却非常多，如何在这样小的体量里包裹那么多的人物和人物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考验。为什么要选择小体量呢？原因很简单，盲人的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天高地迥”的世界，如何呈现小说内部的逼仄和拥挤？只能是小体量。小说家都贱，都喜欢给自己设置障碍和难度。跨越障碍和难度，你只能从小处入手。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从大处想，往小处做。

    姜：《推拿》里有很多教育内涵可以挖掘，诸如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励志教育及价值观的建立等。看来，读师范学院、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任教，这些经历让你无法忘情于教育了。

    毕：是的，应该说，我是有些教育情结的。这些年来，我真正关心的其实是教育和计划生育之间的关系问题。你也知道，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家庭格局变化了，家庭伦理也变化了，这些东西必然会体现在教育上。我说过一句话，因为独生子女，我们做父母的都是神经质的。为什么呢？我们输不起。一个人输不起是很不好看的，一个家庭输不起也是很不好看的，一个民族输不起就更不好看了。什么时候我们输得起了，我们的文化就会变得大气、从容，我们的教育也才会跟着大气、从容。

    谈教育

    “小说家和教育有点瓜葛，怎么看都是件好事”

    姜：我们不妨列举一下你的关涉到教育的作品：《哥俩好》、《好的故事》、《地球上的王家庄》、《哺乳期的女人》、《彩虹》、《玉秧》、《家事》、《写字》、《白夜》、《相爱的日子》等。当然了，这些作品都写到教育，可又觉得光是教育也装不下这些作品。像《好的故事》、《玉秧》，只不过是因为事情发生在学校，可能也并不能被当作真正的教育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儿童视野里，则又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

    毕：我一直关注教育，这是真的。在我看来，对一个民族来说，没有比教育更大的事情了。和教育比起来，ＧＤＰ实在算不了什么。无论ＧＤＰ有什么闪失，过几年总能调整过来，实在不行，十几年二十几年也就够了，可是，教育一旦出了问题，一代人就废了，一代人废了，文化就会变异，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事实，它的影响力可以延续一百年，甚至更久。

    姜：在非常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青衣》中，剧团里筱燕秋与春来是师徒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教育关系了。当然，从文学上看，她们的关系则更为复杂。

    毕：剧团里的师徒关系就是任课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甚至是班主任和学生的关系，怎么不是教育呢？当然，这样的师徒关系有一点是特殊的，他们之间有竞争。我想这是有趣的，当师生之间、领导与部下之间有了竞争，会是怎样的一种盛况呢？

    我很在意竞争之间的公权力，公权力会参与竞争吗？我的回答是：公权力不参与个人竞争，这是一个好社会；公权力一旦参与了个人竞争，那就必然是一个不良的社会。

    姜：我想到了你的长篇处女作《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其中的耿东亮，既是音乐系的大学生，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钢琴教师，这算是一篇真正的教育作品了。你写过这么多教育作品，称得上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教育作家”。因为写女性特别出彩，过去有人说过你是“女作家”。我觉得，你还应该是“教育作家”，你写教育的笔触伸到了我们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毕：“教育作家”是一个神圣的称号，我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可我真的不敢当。我关注教育说到底和我的家庭有关，我们家祖孙三代都从事教育工作，我年轻时读的是师范学院，现在的身份是大学教师，我关心教育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一个小说家和教育之间有点瓜葛，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

    姜：最近读了你的《大雨如注》，我发现，你这篇小说对教育的思考愈发深刻了。

    毕：谢谢你的鼓励。这篇小说其实就写了一件事,我对汉语未来的担忧。你也知道的，我不可能是一个狭隘的种族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放弃对汉语的感情。汉语毕竟是我的母语，它的处境又是那样糟糕，我滋生出担忧的情绪是正常的。当然，《大雨如注》的难点就在于，不能因为对汉语的处境担忧，就对外语、尤其是对英语抱有必然的敌对。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纠结，话又说回来了，我写所有的小说都纠结，没有纠结就没有我的小说。

    姜：我自认为是很好的文学读者，可还是没有读出你的这层隐忧。看来，大作家的心灵空间的确是浩浩荡荡无边无垠的。这恰恰说明了一个真理，一部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误读史。而且，也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才会存在误读。一条小溪，清澈见底，怎么也无法与大河大江大海相提并论。

    毕：你过奖了。可你别忘了，我首先是个读者，然后才是作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误读了，我只觉得你高估了作者的自我阐述。相对于一部小说而言，“作者自述”真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吗？不一定的。在文学这个范畴内，作者的自说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一旦进入文化这个空间，读者和作者必然是等值的。什么是阅读？什么是误读？其实也说不好。我的作品未必够资格，但是我想说，好作品必然经得起解读，这个解读包括阅读，自然也包括误读。

    姜：说了这么多你与教育的瓜葛，在你眼中，教育究竟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毕：教育的本质是国家与民族的需要，国家与民族需要什么，教育就是什么。这么一说事情就简单了，国家是什么样子，教育就是什么样子。反过来说也一样，教育是什么样子，国家就是什么样子。

     谈读书

    “称职的老师每一天都是读者”

    姜：这就不得不谈到教师的读书了。你觉得一个称职的教师应该是怎样的读书人？

    毕：我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我想说，他们是最合格的乡村教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见证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每一天都围绕着课堂，即使是吃饭时，谈的还是备课、上课和批改作业的事。我的父母每一天都是读者，虽然书本不多。我觉得称职的老师就是“每一天都是读者”。

    姜：据我所知，在大学里，你“啃”了不少哲学著作。后来呢，你又读了哪些书？

    毕：我没有一个好的读书履历，这真的很惭愧。大学毕业之后，我读书再也没有系统了，都是乱看，说来说去，还是文史哲方面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几乎没有读过中国的当代文学，许多作品是写作之后才开始读的。我直到现在都没有在网络上读书的习惯，还是喜欢端坐在桌椅旁边，捧着一本书来读。

    姜：这些书，给了你哪些营养？哪些书对你的影响是终生的？

    毕：对我一生都有影响的还是年轻时读的书，比方说，西方文学的经典。这些阅读对我很重要，它帮助我建立了文学的美学趣味，我就此知道了文学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文学，尤其是，什么是好的小说与好的诗歌。当然，其中也有变化，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喜爱法语作家和西班牙语作家，人到中年之后，读的更多是英语作家的作品。这样的阅读也影响着我的写作风格，细心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变化的。

    也许我还要说一说《红楼梦》，我大学时没有读过，因为总是读不进去。真正领略汉语小说的魅力已经比较晚了，我的导师不是鲁郭茅和巴老曹，而是《红楼梦》。的确，作为一个汉语作家，不好好地认识《红楼梦》是不会有大长进的。

    姜：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毕：我最近在集中阅读李辉，中国有许多李辉，我说的是人民日报的这个李辉。最近我一直在读他的《封面中国》。

    姜：李辉的文字，我主要是在《收获》上读过，确实是一位现实感与历史感都非常强的作家。过去，你曾向我推荐过何清涟、秦晖、朱学勤、王彬彬，你说他们是当今的财富。你在阅读李辉时，又是如何定位的？

    毕：谈不上定位李辉，我可以说的是李辉的语言，我喜欢他语言的表情，是的，表情，这种表情很容易与读者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我想说，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他语言的表情比小说家还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阅读就是对话，在对话的时候，读者不是只看你说什么，他还会盯着你的表情。我很喜欢李辉的表情。

    姜：在南京特殊师范学校教书的那些年，应该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人与事吧？这种教书的经历，对你的人生有哪些影响？

    毕：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真正学会在语言当中使用逻辑，还是在做教师之后。站在讲台上对一个人的帮助很大，尤其是一个小说家，他会更加敏锐，他的认知更加立体，他知道怎样建立语言的权威性。当然，做教师对人的内心影响也很大，他习惯于与人为善，他盼着别人更好，他也更耐心。我的很多坏毛病就是在做了教师之后慢慢地克服的。

    姜：现在，你的身份是南京大学教授，我还了解到此前你便给研究生授课。你主要讲什么内容？

    毕：我给南大研究生上课的时候从来不讲经典，原因很简单，在南京大学，讲经典的老师很多，都比我讲得好。我只讲学生自己的习作。我提前把这些习作拿过来分析，分出不同的逻辑模块，然后，和他们一块一块地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以延续许多课时。我的工作就是挑拨离间，让他们争论，他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写作方法来证明自己。我不做裁判，只给建议。在提建议的时候，我会涉及经典、文学的基本理论，还有我的经验。同学们的感觉是怎样的我没问，但是，我自己很愉快。

    姜：你对大学生的阅读有什么建议？

    毕：读经典。读经典永远正确。我的建议是，不要乱，先分语区，再分国家，再分时段，再分作家，这是比较靠谱的阅读经济学。我是一个失败的阅读者，失败之后我终于懂得怎样种地了：一块地，要种玉米就都种玉米，要种小麦就都种小麦。你要是在一块地里同时种上玉米、高粱、大豆、小麦和芝麻，你得到的将是一堆柴火。

原文出处：《中国教育报》2013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