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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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参考书”

——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

张淑贞

载《中国教师报》2012年5月2日

“个别对待”时，应让学生自由选择

初读时，“个别对待”建议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当时的我正对学生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感到一筹莫展。可是，当我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给不同的学生留不同的任务时，却听到学生说“老师，您瞧不起我”——分层对待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后来，我在《建议》中找到了正确的航向——“把自己的教育意图隐藏起来”，也就是说，在让体力不同的孩子提不同的水桶时，应让他们自由选择，而非指派。这样，那“想当一个好学生的愿望的火花”才能越燃越旺，那条“通往儿童心灵深处”的“小路”才能为老师开放。

以后的课堂上，每次提出不同层次的问题、布置不同层次的作业时，我都说“细心读一读，选择一项你能做好的来完成”。结果怎样呢？几乎每个孩子都选择了稍高于自己实际水平的任务，自觉地动脑思考、询问请教而“做好”——“荣誉与尊严”起作用了。

让孩子们在自由活动中爱上学习

曾为孩子厌学感到苦恼，怀揣这一问题，我细读《建议》中的“为了使儿童好好学习该做些什么”，但它的回答让我感到难以实现——让孩子从“给母亲和父亲带来快乐”的“学习成绩”中，体验到“劳动者的自豪感”，这需要父母“站在儿童知识的摇篮旁，直接参与他的学习”。因为知识能力的限制，因为生活时间的限制，也因为教育观点的扭曲，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家长都难以完成这项任务。

反复阅读中，我找到了更好的答案——让孩子们在自由活动中爱上学习。“通过组织种种活动，通过示范和集体劳动”，让“理论知识成了创造和完成智力任务及劳动任务的主要动力”，孩子们“才能产生对功课的热爱和智力积极性”。于是，在课外活动时间（包括劳动课和休息日），我为孩子们设计了许多趣味十足的游戏，布置了各式各样的劳动任务，让他们在游戏与劳动中来算一算“占地面积”、“交易利润”、“除草效率”、“小麦收成”等。在运用知识的活动中他们感受到了“需要”，在学习知识的课堂上他们竖起了耳朵，在完成作业的家庭书桌旁他们又成了钻研者。

用“热忱训练”来剥开“最硬的核桃”

“我们教育工作中‘最硬的核桃’之一是对‘困难’学生做工作”。虽然，“困难生”在班中的比例不足十分之一，但是，往往老师的精力要被他们耗掉四分之一还多。《建议》只把“困难”的原因归结于“脑力”，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扩大阅读范围”。然而，分析现实中的“困难”，我感觉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懒惰——他们对阅读也无兴趣。所以，我把视线转移到了“怎样和懒惰作斗争”上。

跟身边同行说的一样，《建议》也告诉我们，“无忧无虑、一帆风顺的童年环境”是“使一个孩子变成懒汉的最合适的土壤”，需要“在家庭中对懒学生进行改造”。今天的中国，孩子在家庭地位中的日益上升，为更多的孩子造就了“懒环境”——并非像《建议》所说，“改造懒汉的唯一障碍可能是家长的懒惰”，相反，应说是家长的“过度勤快”、“过度疼爱”把孩子们的锻炼机会给湮没了。

对懒惰的预防与改造都“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细读与之有关的几条建议，“向家长授课”、“个别谈话”等方案我们已开始实施，但孩子的改变还没发现，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真正“使教育者的话进入受教育者（家长和学生）的心”。

读至“情感教育的训练”时，我有了新发现——“一切能使儿童得到美感快乐的东西，都具有神奇的教育力量”。老师的劝导难以改变家长的思想与行动，为何不引导孩子来改变家长呢？这一“神奇的教育力量”不仅要作用于孩子的心，更应让家长体会到。当家长站在教室门口阻止一年级孩子拿拖把时，我亲手接了过来；与孩子单独在一起（远离家长）时，我偷偷让她体会劳动的快乐与自豪——同学的书落到地上，我说“柳林把地拖得干干净净，书上‘纤尘不染’呢”；当孩子把劳动快乐传递给母亲时，母亲同意孩子的劳动任务了。在老师与家长的共同鼓励下，柳林逐渐学会了洗衣、做饭、制作玩具等生活技能，同时爱上了读书，因为她体会到知识的“饥渴感”了。

《建议》的学用，不是逐条实施的，而是贯通理解、交叉并用的。这是因为，对孩子的任何教导都不可能是孤立进行的，就像对学习的热爱需要他们的劳动热忱、对劳动的热爱需要他们的求知热情一样，德智体美劳的任何一项教导都融合在每一个文字、每一次交谈、每一颗老茧的磨炼之中。所以，我认为，用好《建议》的前提是融会贯通地理解它的每一条。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高密市第二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