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强：“童年”：一种思想的方法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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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强：“童年”：一种思想的方法和资源



作者：朱自强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谁能告诉我，童年和儿童文学消逝以后，人类的生活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

　　这是我在2002年发表的《童年和儿童文学消逝以后》一文的最后一句话。在那篇心境迷茫的文章中，我还写道：“鲍斯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观点是令人震惊和惶恐的。作为宣扬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的研究者，我一方面认为人类的童年蕴涵着珍贵的人性价值，所谓人的发展应该立足于童年这一根基，另一方面，我信奉弗洛伊德的童年代表着压抑发生前的一个较为幸福的时期的观点，在心境上像鲁迅的小说《故乡》一样，把童年看作是人生的乐园。可以说，《童年的消逝》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失乐园’的惶恐……由于童年和儿童文学的存在，我成为一个人生的乐观主义者，那么，童年和儿童文学的半路夭折是否会使我成为一个人生的悲观主义者呢？尽管这个问题在我的生涯之内，只能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但是，对它的思考，却成为我的生命中的真实的重负。”

　　毫无疑问，“童年的消逝”这一问题，事关人类的终极命运。它绝不仅仅是从事儿童研究的人关心的事，而是所有人文学科都不该绕过的大课题。但是，在中国，迟至今天，还没有一部童年史，没有得到展开的儿童哲学（似乎只有一部刘晓东著《儿童精神哲学》）、儿童美学研究，即使是在关注儿童精神世界的儿童文学界，“童年的消逝”也并没有成为普遍的问题意识。

　　就像中国很多的儿童问题研究都需要借鉴西方思想来启蒙一样，“童年的消逝”这一警告也来自西方的思想界、学术界。

　　在西方，有着关注儿童，并通过儿童来思考人性的人文传统。自西方进入现代社会，“发现”儿童以后，“儿童”、“童年”成为社会思想的宝贵资源。从“发现儿童”的卢梭，到吟咏“儿童是成人之父”的华兹华斯；从在“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间作犹疑、痛苦选择的弗洛伊德，到将儿童命名为“本能的缪斯”的布约克沃尔德；从通过“童年”建立“梦想的诗学”的巴什拉，到把儿童尊奉为哲学家的费鲁奇，许多思想者面对人类的根本问题时，总是通过对“儿童”的思想，寻找着走出黑暗隧道的光亮。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尊崇“赤子”、“童心”的思想。老子说：“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老子的人生目标即见素抱朴，“复归于婴儿”。庄子所说的“童子”、“婴儿”与老子的“婴儿”是旨趣相通的。追求赤子之心的道德飞跃，老庄可谓一脉相承。主张性善论的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明代的王畿更明确提出保童真勿失的主张：“赤子之心，纯一无伪，无智巧，无技能，神气自足，智慧自生，才能自长，非有所加也。大人通达万变，惟不失此而已。”受其影响的李贽则进一步提出了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将儿童、童年作为生命哲学的思考根基的珍贵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上，不过是吉光片羽、空谷足音，都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形成具有推动社会变革力量的社会思潮。

　　儿童是一个历史概念，是成年社会对“童年”的普遍假设。每一种形态的“童年”，都是某个历史时代的制式在具体的儿童生命、生活上的映现。儿童是与成人完全不同的人种，儿童的身上具有儿童独自特有的心理、感觉和情感，对此，成年人必须给以理解和尊重。这种对于儿童的观念，在今天几乎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常识，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这样的儿童观只不过萌生于两百多年前，而真正在成人社会占据普遍的支配地位，恐怕才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1960年，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斯出版了震动西方史学界的著作《“儿童”的诞生》。 在这部著作中，阿利斯指出，在中世纪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人们并不承认儿童具有与大人 相对不同的独立性，而是把儿童作为缩小的成人来看待，人们只承认短暂的幼儿期的特殊性，要求儿童尽早和成人一起进行劳动和游戏，这样，儿童便从小孩子一下子成了年轻的(虚假的)大人。“中世纪没有儿童”、“中世纪没有儿童时代”是这部著作的一个观点。下面将要讨论的《童年的消逝》、《童年之死》的作者就都从阿利斯的《“儿童”的诞生》受到启发和影响。

　　2004年和2005年，纽约大学教授、著名媒体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名著《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美国学者大卫·帕金翰的著作《童年之死》（华夏出版社）相继在中国出版中译本。我愿意相信，翻译上的选择是思想、学术动态的一种反映。在西方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童年的消逝”问题的讨论，能否以这两部重要著作的中译本出版为契机，而在中国拉开历史序幕呢？

　　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出版于1982年，是“童年消逝”问题讨论的发轫之作。帕金翰的著作《童年之死》出版于2000年，作者似乎扮演了二十余年“童年消逝”问题讨论、争议的评判者角色，并进而提出了具有前瞻意义的建构性意见。阅读这两部关于童年消逝问题的重要著作，我感到，在书中，“童年”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成为一种思想的方法，通过童年研究来寻找解决人类根本问题的路径。比如，波兹曼就说：“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面对“童年的消逝”，波兹曼发出的是“失乐园”的哀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而帕金翰则不无信心地说：“我们再也不能让儿童回到童年的秘密花园里了……儿童溜入了广阔的成人世界———一个充满了危险与机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电子媒体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我们希望能够保护儿童免于接触这样世界的年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必须有勇气准备让他们来对付这个世界，来理解这个世界，并且按照自身的特点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在人生观的意义上，如果简单评说，赞同“将时钟拨回去”的波兹曼是一位悲观主义者，而主张“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的帕金翰则是一位乐观主义者。

　　《童年的消逝》和《童年之死》在论述童年的消逝这一问题时，都十分注重电子影像传媒即视觉文化对童年的影响作用。“视觉文化处于主控地位”，在后现代主义者的修辞中，这是一再出现的语汇。也就是说，这两部著作都探讨了童年的消逝与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波兹曼说：“童年的概念，我相信，长远来看它一定会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牺牲品。”《童年的消逝》主要论述的是电子影像传媒对童年的销蚀作用，如果联系作者在另一部著作《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中的警告，波兹曼对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载体———电子媒体的态度显然是批判性的。而帕金翰在《童年之死》中，面对电子媒体，既没有波兹曼那么悲观，也没有认为使用新科技的“孩子们正在建立一种新文化”的泰普史考特那么乐观。用帕金翰自己的话说，“我的立场是比较温和的建构主义”。帕金翰对裹挟电子媒体而来的后现代社会的态度，是迎上前去，接受它的挑战。

　　阅读《童年的消逝》和《童年之死》，我的最强烈的感受是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对“儿童”和“童年”的重视。其实，在人类思想史、学术史上，凡是有关儿童的研究都产生较晚，比如，哲学中的儿童哲学，心理学里的儿童心理学，医学里的小儿科等等，就是说，只有人类思想智慧和认识能力达到相当的水平，关于儿童的研究才会出现并发展起来。西方关于“儿童”、“童年”研究的兴盛，体现了人类学术和思想的水平进入了更高的阶段。

　　其实，“儿童”、“童年”作为一种思想的方法和资源，也是被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重要的时期所证明了的。这个时期就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时期。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儿童”、“童年”的发现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由于固守这一判定，当学术界出现否定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声音时，我对其本能地产生怀疑，因为，正是在五四时期，中国才开始真正在思想上和文学上发现了“儿童”和“童年”这个世界。

　　五四思想革命的核心和根本在于“人”的发现。但是，没有“儿童”（当然还有妇女）的发现，“人”的发现是既不完整，也不深刻的。周作人之所以能超越胡适的侧重语言形式的文学“改良”论和陈独秀暧昧、空泛的“三大主义”，提出“人的文学”这一理念，从而成为新文学的领袖，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他对“人”的认识包含着对妇女和儿童的发现。由于将“童年”作为一种思想的方法和资源，周作人关于“人”的思想才最为完整和深刻。周作人在那篇“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语）的《人的文学》中就表述了其思想革命的明确步骤：“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子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如果查阅全部《新青年》，那么这个时期，周作人建设新文学理念的“三级跳跃”是有明显标记的，其最后一跳，即达到新文学理念的最高峰的就是以同样堪称“最重要的宣言”的《儿童的文学》为代表的对“儿童”的发现。

　　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在五四新文学的整体中，儿童文学是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这样说，最能显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新”质的，当推“儿童”的发现和“儿童的文学”的发现。

　　我们再看新文学创作的领袖鲁迅的文学世界，他的《狂人日记》，特别是《故乡》、《社戏》，能够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和颠峰，无不因为其中对“童年”的深邃表现。比如《故乡》，它的内在结构和情节动力就是“我”对自己这代人失去的乐园的怀念，对水生与宏儿这一代人不再失去乐园的无力而“茫远”的守护愿望。人生的这个乐园在哪里？鲁迅以小说中那个反复闪回的“神异的图画”告诉我们———人生的乐园就在童年！鲁迅在《故乡》中委委婉婉想说而不说出来的其实就是这句话。正是这句没有说出来的话，使《故乡》蕴含了人类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获得了征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读者的艺术力量。可见，“童年”也是鲁迅的文学世界和鲁迅的人生哲学的一种方法和资源。

　　从五四时期开始，现代文学中曾经出现过不小的“发现”童年的思想、创作脉流。郭沫若、冰心、郑振铎、王统照、丰子恺、沈从文都曾经虔敬地赞美“童心”。“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沈从文的这句话可以作为那些思想和文学的注脚。

　　经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沉寂以后，进入80年代，“儿童”、“童年”又成为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中的十分活跃而重要的艺术要素。对这一文学现象，青年学者何卫青的《小说儿童———1980—2000：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一书作出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不过，从总体而言，“童年”还只是这类小说的一种叙述策略，而没有成为思想的资源和方法。也可以说，“童年”在这些小说中并没有发挥全部的价值功能，在一定意义上，是被矮化了。

　　在中国当代学术界、思想界，与五四时期相比，在“儿童”意识、“童年”意识上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退化现象。尼尔·波兹曼和大卫·帕金翰等学者论述、描绘的“童年的消逝”、“童年之死” 现象在当下中国也正在露出端倪，不仅如此，由于奉行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中国还出现了自身特有的童年生态危机。“童年”生态的被异化是最为深刻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一，也是民族的危机所在。已经成为民族未来的隐忧的童年生态问题，必须是全社会给予最大关注和应对的问题。

　　但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对“童年”生态遭到根本性破坏这一现实不仅十分麻木甚至有所遮蔽。不能不遗憾地说，“童年”几乎没有成为当代思想文化界的精神资源（虽然我也注意到了张炜、刘晓东、吴亮、葛红兵等作家、学者尊崇儿童的言论），而且，与五四当年的思想者相比，今天的思想界面对童年生态面临的危机（也是我们民族面临的危机），既迟钝、麻木，又缺乏责任感。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的教育专家甚至会说，对儿童来说，读儒家经典比唱诵儿歌更能变得优秀，因为“小耗子，上灯台”一类儿歌里什么价值都没有；有的被人褒义地称为“思想的狂徒”的哲学家会武断地把由于成人社会的责任所造成的儿童的厌学、离家出走、沉溺网吧、甚至犯罪（比如徐力杀母）等儿童问题，反过来归咎为是孩子自身本能欲望的膨胀而导致的道德沦丧造成的，进而反对“解放孩子”、“尊重孩子”，说“这种说法虽然表面上没错，却非常不明事理”；也有的学者采取文学和教育二元论的立场，一方面主张儿童文学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却对强制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大开绿灯；还有的学者用自己童年时代物质匮乏的痛苦来遮蔽、否定今天的孩子精神上无路、彷徨的更深重的痛苦。

　　“儿童”是否曾经有过一个幸福的时代？怎样的童年才算幸福？这个幸福由谁来定义？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这里，我只能确定地说，在破坏童年的生命本性和生态性的时代，不管孩子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怎样好的保护，他们一定是不幸福的。游戏性的身体生活，心灵可以“闲逛”的时间，给生命带来充实感和扩充感的读书的快乐，当这些滋养儿童精神成长的生态性“食粮”被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剥夺之后，童年的幸福就只能是天方夜谭。

　　“童年”的问题，包括“童年”的消逝问题，童年生态的守护问题，何时能进入中国的主流思想界、学术界的视野，在中国，“童年”何时能够成为一种思想的方法和资源，这已经成为衡量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准，成为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能力的一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