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访谈：写作在生命更迭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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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访谈：写作在生命更迭之外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03年12月16日



    毕淑敏是平和的。她的宽容与和善，不仅体现于文章。“三·八”妇女节前夕，我采访她时，她刚刚搬家，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她首先想到的是为母亲滕出一间房。她还因为书稿太多、要麻烦搬家公司多搬很多趟而感到很不过意；同时又要考虑搬了新家的行车路线，想着早点儿上课，千万不能迟到——总之是那种人到中年万事忙的感觉，但却有条不紊，事事都考虑到了。她说：“我搬了新家，首先要做的事儿就是把妈妈接过来一块儿住。我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可以给妈单独布置一间房，并且按她的意思把墙刷成玫瑰红的颜色，我觉得上了年纪可以随心所欲用各种颜色，妈有这个特权。如果一个人爱世界，爱别人，首先要爱自己的母亲。”
                     
    你无法不敬重一个热爱自己母亲的人。何况她的爱心并没有局限于母亲。生命思考和母爱主题是一直贯穿在她的小说创作中的，无论《红处方》还是《血玲珑》。对此，毕淑敏说：“我是女性、母亲，还做过多年的儿科、妇产科医生，总能感到母亲们在生死抉择之际不可理喻的母爱。医生的职业使我看惯了生命更迭，一次次被触动。在西藏的经历加强了这种感受：生命本身是特别复杂的过程，人类遭遇挑战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生命。”
    毕淑敏出生于新疆，半岁时随父母返京，1969年参军，是以特等甲级的身体状况被派往西藏。专职写作之前，毕淑敏从事了22年的医生职业，至今仍对医生的职业充满热爱和敬畏之情。1980年返京后，她被分到工厂医务所任主治医生、所长。一直到1991年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出于对医生这一职业的敬重，才脱离医生专业，专门从事写作。1998年起，正处在写作黄金时期的毕淑敏放弃写作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读书，并非为了要“充电”。做医生是从生理上认识人，写作中对人的认识主要是针对人的社会性去探索，而读心理学，可以使她超越以往的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经验深入人类的心理层面，更清醒、客观、系统地认识并把握人的复杂性，这其中也包括认识和把握自己。医学、文学、心理学，毕淑敏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上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关怀。
    毕淑敏是平和的，同时她的语言却妙语连珠，每每令人捧腹。有一次她谈到自己在北师大上学时的经历，那时，她还是硕士研究生班的班长。她说自己每天奔波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像小儿郎一样；吃遍了北师大从学一到学四的所有菜，只是排队让人受不了，因为别的同学可以加塞，但是她却没有那么庞大的同学队伍。令自己稍显尴尬的是，每次端着饭盆去打饭，人家都以为她是老师……校园里的毕淑敏经常遇到拿着书本请她签名的学生。有些同学对她说：“我知道你在这里读书，总希望有一天能碰到你，果然就碰到了。”有的同学甚至拿她打赌，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毕淑敏怎么会在食堂排队打饭呢？”她一边对我说，一边开心地笑。
    重新回到校园，毕淑敏有着太多的感受。她已经习惯了相对自由甚至有点“懒散”的写作，又要按时上课、按时交作业，这些已经很陌生。医生是个严谨、细致、真实的行当，没有一点浪漫主义，从医生到作家的跨越很大，完成这个转变，对毕淑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今，她又由作家成为“学生”。毕淑敏说：“面对新的领域，不能说从0开始，也是从1开始。”原来的写作是凭个人角度的体验、观察，学心理则是上升为科学学习。她希望从人的心理方面更多地接触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色人等，这两年她将中短篇小说创作全部放下，非常努力、吃力地在学。努力是一种状态，吃力则是因为心理学是非常系统的学科，她没有心理学本科的学位。
    毕淑敏对自己要求有些苛刻。因为自己在北师大上课，几年间也就迟到过一次，但她还是特别遗憾。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毕淑敏颇有些人缘，她有些自豪地告诉我，自己曾是硕士班的班长：“可能众望所归吧！”有一个比较得力的副班长当助手，班里的组织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导师是美国心理学专家，为人做学问非常严谨，但对毕淑敏评价很高，他说，自己教过很多学生，很少遇到像毕淑敏这样努力的。她基础不是很好，提高进步最大。
    其实毕淑敏的学习并没有缜密的计划。1996年她写完《红处方》，正处于非常好的创作状态。这时候正好有学习的机会，她便选择了后者。“10年以前我就有文学硕士的学位，所以再学心理学不是想拿什么学位，而是想丰富自己，更客观地丰富自己作品的角度。”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索的过程，是对自己、对人生的探索，这个过程是很快乐的，可以让自己更加清晰地把握自己，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创造，跟在别人的后面学习，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新的道路，更多地用于自我的创造。毕淑敏借用鲁迅的话比喻自己学习的目的：鲁迅说，我时时在解剖别人，也时时在无情地解剖自己。我是通过分析和了解别人和自己，更清晰地透视到事物的背后，更清楚自己的不足，明确努力的方向，坚定对自己内在的判断。
    学习间隙毕淑敏完成了《爱怕什么》，书里涉及很多心理学的知识。她说，现代社会多元化，人们对自己心理的关怀越来越凸现。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快乐、为什么痛苦，为什么孤独，人要寻找生存的意义，这些本质的东西在满足了温饱需求后会更强烈地冲击人的思维。中国的心理学基本是引进的，西方的心理学对人的心理现象的把握和研究有系统的知识，但对东方人来说未必完全合适，学习过程中，毕淑敏希望将感悟与更多的人分享。
    今年初，毕淑敏又创作出《血玲珑》。这是一个复杂故事：卜绣文的女儿夏早早患上了绝症，骨髓停止造血，医生提出了名为“血玲珑”的医疗方案：让卜绣文再生一个与夏早早基因相同的孩子，抽取新生儿的骨髓挽救夏早早。在“血玲珑”方案的实施过程中，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篇小说将母爱、恋情、伦理、高科技等诸多现代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一对对复杂的矛盾，书的结尾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很令人疑惑。毕淑敏对此的解释是，自己的小说并非研究医学，它的核心问题是探讨高科技对人的生命的干预。出版社编辑评价《血玲珑》是“大雅大俗”。有的读者会被故事的悬念牵着走；也有读者能领会其中生命的内涵、科学的两难处境等话题。她希望传达出自己的思索和忧患。
    北京申奥成功之后，我与毕淑敏有过一次对话。这时，我又认识到一个坦率又充满童趣的毕淑敏。她的想法很是可爱。申奥前夜，她的儿子和伙伴一起到外面等待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先生去单位值班,只剩下她一个人守在家里看电视。她觉得5个城市陈述的时间特别难熬，还不如在第一轮就宣布结果。第二轮时，毕淑敏看到工作人员交给萨马兰奇的信封，就觉得信封里面应该写的就是北京。因为大家太期望北京能够成功了，这次果然众望所归。毕淑敏说：“这时窗外鞭炮响了，从我们家可以看到中华世纪坛上空礼花也升起来了，中国大地整个都沸腾了。然后我开始好好地算，2008年我多少岁，会去奥运会主会场买什么票，看什么比赛——我特别想看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唯一能看到的奥运会。因为今后二、三十年，北京再次举办奥运会的概率很小了。我还和住在奥运场馆附近的朋友商量，如果我没有可能进入主会场，就预订他们家的窗口。朋友说，他们家亲戚还没有预订呢——也不知奥运会的主会场外围会不会特别高,如果高过窗户，那他也没办法了。”
    毕淑敏曾说过，散文是血写的，小说是水写的，诗歌是骨髓写的。从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起，到《预言死亡》、《婚姻鞋》和第一部长篇小说《红处方》，毕淑敏就以其作品沉重的主题、磅礴的气势和对人生、社会的冷静理智关怀赢得广大读者。其《不会变形的金刚》获第四届百花文学奖，《女人之约》获第四届青年文学奖、第五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紫色人形》获台湾第十六届《联合报》文学首奖，《昆仑殇》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生生不己》获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炎黄奖，《补天石》获北京庆祝建国40周年文学作品奖，《预约死亡》获北京庆祝建国45周年文学作品奖，《素面朝天》获全国第五届报纸副刊奖。
    越接触，越觉出毕淑敏的豁达、直率与幽默，不论为人还是作文，似乎无一不足以拿来当一面镜子。她的生活是丰富的，即使是上学期间她也客串一下教授。有很多大学都请毕淑敏当客座教授，但时间不能保障，她推辞了。“一个被论文逼得眼睛发绿的人，怎么会有时间去开讲座呢？”但她发现当自己偶尔作为学生去讲课时，所讲内容比以前更适合学生。去年她去大连大学任职客座教授，自定的讲题是“生与死”、“文学与人生”。毕淑敏说，在大学里也许还没有人开这样的讲座。我们的民族是不谈死亡的，忌讳死亡。但是青年学生对这个课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出乎她的意料。学生们排队发言，没带纸笔的在台下四处借笔借纸抢着递条子，纷纷撰写自己的墓志铭，表达自己对死亡的看法，以致于最后校方不得不出来干涉。毕淑敏说，她以后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