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今天我们怎样诚实地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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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今天我们怎样诚实地做学问
做学问必须诚实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

　　做学问的诚实反映在两方面。首先是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尊重原始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在诚实做研究的前提下，对具体实验结果的分析、理解有偏差甚至错误是很常见的，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过程。可以说，许多学术论文的分析、结论和讨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或偏差，这种学术问题的争论往往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越是前沿的科学研究，越容易出现错误理解和错误结论。

　　比较有名的例子是著名物理学家费米1938年获得诺贝尔奖。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发现了第93号元素镎。实际上，尽管费米在1934年曾报道用中子轰击第92号元素铀可以产生第93号元素，德国的化学家哈恩在1939年1月发表论文，证明产生的元素根本不是93号元素镎，而是56号元素钡！但这个错误并没有改变费米是杰出的物理学家的事实，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在学术上的进取。费米很快提出后来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链式反应理论并于194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

　　举这个例子是希望大家区分error(误差)与fabrication(造假)的区别。比如一个实验由于条件有限，作出了一个结论，后来别人用更先进合理的实验手段、更丰富的实验数据推翻了这个结论或作了重要修正，那么第一篇文章只要翔实地报道当时的实验条件，就不能被称为错误，更不是造假，也无须撤稿。但如果明知实验证据不足，为了支持某个假设的结论而编造实验条件或实验证据，这就是造假了，当视为学术不端。

　　但我以为，诚实地做学问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只有自己对具体实验课题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后，才应该在相关学术论文中署名。这一点，很多人做不到。即便在美国，也会偶尔出现大老板强势署名的事情。在国内，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利用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使一些年轻学者不得不在文章里挂上专家、导师的名字，有时还以许诺未来的科研基金来换取论文署名。这种做法不仅有失学术道德，对整个学术界风气的影响更是恶劣。

做人也要诚实但更重要的是正直

　　我很难相信一个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撒过谎，也不相信成年人的每句话都是完全诚实的；在很多特定环境下善意的谎言不仅合情合理，还可以得到大家的赞同；比如对危重病人的病情的适当隐瞒。但一个人应该也完全可以一辈子正直！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而言，必须邪不压正。社会风气需要正直，学术风气更需要正直！

　　我小时候，生性好强。长大以后，也常常桀骜不驯。但无论何时何地，我难以容忍做人的不正直。讲个有点离谱的故事：我从小觉得尊老爱幼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深恶痛绝。1988年我读大三，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因为一个小伙子不肯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让座又不听我的好言相劝，我只好动手，强行把他赶到了他该站的地方。在我看来，这个小伙子做人行事不够正直。

　　全职回国3年半了，心里最大的不快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有些学生）对是非曲直看着于己无关便无动于衷，这让我很难忍受。每次看到媒体报道见死不救、袖手旁观时，我都禁不住想问一下旁观者：如果哪天你成了受害者怎么办？！

　　在学术界，正直可以体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国内盛行的“学术潜规则”是造成学术风气不正的主要原因，其危害不亚于学术造假。不同的是，学术造假很容易被发现，而潜规则虽然无处不在却很难人赃俱获。无论以什么标准判断，这些学术潜规则都是与正直的学术道德背道而驰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人人声讨潜规则，同时又有相当一批人千方百计地适应、应用潜规则，使其得以“发扬光大”。

　　毋庸讳言，最大的学术潜规则是“官商勾结”。这句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切中时弊。3年前参加某个部门的小型研讨会，我发言陈述科研基金申请中潜规则的危害。话音未落，一位领导很激动地站起来说：“施教授，看来你还是太幼稚，低估了国内的潜规则：现在说白了就是官商勾结。”我很意外，反问道：“怎么讲？”“官，就是我们这些有实权的局、处级领导，手握行政大权，一句话就可以确定顾问组成员和专家组组长人选。商，就是与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款科学家，他们手握立项、评审大权，常常可以掌握几亿、十几亿的科研经费，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审结果……”

　　学术界的潜规则阻碍了科研创新、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对中国吸引海外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归来起到了直接的负面作用。大家都知道它不对，为什么不能自觉地抵制这些潜规则呢？

　　回国3年多来，我数次申请过科研项目基金，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评委事先沟通过。我也参加过多个科研项目的评审，从来没有向这些科研项目的任何一个申请人事先沟通过情况。这本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然而，这些职业道德操守却被当今社会中的潜规则冲得七零八落。最后举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一次参加某个重大项目的评审，周六下午我才接到通知，可周日上午手机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作学术报告、考察交流”，等等。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科学家有科学家的职业道德，各行各业也应当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用我们每个人的自律与职业操守来促进大环境的逐渐改变吧。

　　（注：施一公，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自2009年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来自中国青年报，转于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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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章开沅：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




    我很久没有作这种大一点的报告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健康的原因。因为我有心血管的病，不能太兴奋。但我又很想念同学，和年轻的同学在一起，是我最愉快的事情，所以是一个矛盾。
    今天到这里来，我还是有些担心，我已经得罪了武大的同学。武大的同学从去年就不断地和我说，甚至跑到我这里来，送鲜花来慰问。我说我有病，我不能讲。但今天我又到这里来和大家讲话，他们已经知道我在历史系讲过一次，他们很不高兴，说我们这么热心地来找你讲话，你不来。他们说，我们武大的学生要求是蛮高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但是没有办法，武汉太大了，学校太多了，只要一开这个口，就不得了。
    刚才马校长抬举我，但是我奉劝大家不要对我期望太高，我定位已经很低了：我只是一个古董，百年老校的一个古董，只是这个古董还有点智能，如此而已。我不会讲出很多特别精彩、特别是耸人听闻的话来，只是一些平平淡淡的话。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为什么我会破例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太重要了，不是一般的重要。大学要负责任，那首先就是要校长负责任，那么杨校长、马校长你们就要负责任。之所以讲这个话，不是一般的情况，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前不久时，武汉哪个大学一个研究生自杀了。今天我在网上看到徐州师范学院教授罢课了，因为申请博士点，几年都没有申请到。失去了博士点，就失去了一切。四十几个教授起来罢课，这样学校还像个学校吗？就是因为博士点就闹到这种地步。所以周济部长说下“猛药”，我看他是有些想法的。今天校领导在这里，我说的话我自己负责任。出了些问题，都是底下的问题？都是学生的问题？都是教师的问题？都是大学的问题？怎么样造成这样的问题来？怎么把问题弄得现在越来越严重？
    我不只是在这里讲，我在昆明等很多地方都讲过了，为什么不多点自己的反省，很多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所以今天我讲话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根源；另一方面，同学自己对自己要有严格的要求，学校自己对学校自己要有严格的要求。也不能说什么问题都是上面的，都是社会的不好影响了我们，我们自己干什么？大学是什么？大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大学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社会上坏的影响呢？大学为什么急功近利、学风浮躁乃至舞弊丛生？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越走越远，教育部自己不知道吗？很多问题还是教育部自己造成的，就是那一套指标体系，所谓量化的、刚性的指标体系，把底下的逼死了，有很多都是这样。过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相对来讲，要少的多。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这么严重，而且累积而不改呢？
     刚才马校长说得比较客气，说类似的事情我们学校也有。不是也有，而是有的问题还很严重。去年，贾学政事件发生以后，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脓包总是要出头的”。这个问题我早几年前就说过，因为我已经受过很多的刺激和屈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受到的屈辱，而是因为我们学校某些人学风不正，被别人批判，我不知道。我在美国四年，所以很多情况我都知道。有次会上，人家讲了半天，我在底下坐着，。我听着以为是别的学校的。揭露的人也不是一般的人，是很著名的学者。
    下来以后对我讲，他对我很客气，他说：“章老，没想到你今天来了。”他后来给我讲，就是贵校。你们说我作为一个前任校长，作为一个在这里工作一辈子的教师，听到这样的事情做何感想？贾学政的事情也是一样，我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跟这个学校的关系太密切了。我在这里要承担责任，我不在这里也有自己一定的责任，作为教师有一个教师的责任。我们没有把学生教好，没有把学校的风气树立得更好，我们不够坚强，我们没有能够抵制住社会恶劣的影响。
    今天我来只是跟大家倾诉一下我内心的一些话。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沧桑，他是如何思想，他也有自己的痛苦。我不是很坚强的人，我也有自己的软弱。我是一直提倡树立良好的学风的，“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这句话最早是我说的。我支持和倡议用各种方式揭露社会上不良现象，但我认为我自己并不是很坚强。
现在有个教授揭发自己的学生，说学生抄了他的东西。网上有很多议论，有的说这个教授是应该的，也有人同情那个学生，说那个教授不应该，怎么自己揭发自己的学生呢？你们知道我是哪种人？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不会揭发我的学生？（在场学子：会）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过高地估计了我。不会，不会。有比我年轻的人抄了我的书，几乎四分之三的都抄去了，《历史研究》把这个材料给我看了，要批判。我一看，他的老师是我很好的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长期合作的朋友。他的学校也是我们的兄弟院校，这个人也不是很差的人，他抄的不错啊，抄的不漏痕迹啊。我说我这个书还不错，还有人抄啊，还换用一种方法，好像会引起更多的读者感兴趣，心就软了。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忍心伤害年轻人，如果我做了，至少在人生最重要的年代他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当然，他自己负责任，但不能因为我。所以我有种种的顾虑，包括对自己的学校，对自己的学院，对不对啊？同学们，我这样做对不对啊？（在场学子：对）不对啊。我的年轻朋友杨玉胜，大家知道，学术界的“打假英雄”，他把我看作一个很好的人。他是有什么话必给我谈，很直率的，他把我引为同道。对于维护学术道德，反对抄袭，他也寻求我的支持，我是非常支持他的。他在北师大待不下去了，就到中国政法大学去了，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啊，他是真正的勇士。他就批评了我，不是批评我本人，而是批评我这种思想。特别是年长的学者，不大愿意谈这个。
    老人心肠是有问题的，太宽厚了。都那么宽厚的话，就是允许问题存在了。所以杨玉胜讲，这等于助长了不良行为。所以说我本人就那么轻松？每日每时这些都对我引起了刺激，我是该讲还是不该讲，想的太多。我不是勇士，所以今天我很高兴，看到研究生会这个创意。你们起来了，我需要你们的支持！（全场鼓掌）需要你们的支持！年老的人活动能力、呼声和勇气都是有限的。
    春节我在广州过的。我最小的孙女，今年刚满八岁，小学二年级。在美国生的，在美国的长大的，在美国受教育。她回来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刺激。本来是很好的事，每次回来都很高兴，今年春节不是那么很愉快。不是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很可爱。她开始思考问题了，开始提出问题了，譬如说我们一起出去，那个斑马线，亮着红灯是不允许过去的，却有人过去了，她就提出问题了，“中国允许吗？”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有规则而不遵守，她都要问“中国允许么？”比如在家里，让她做什么事情，她就会问“我必须么”，如果不是必须的，那就尊重她的选择了。在美国孩子是思考的，看到问题就会判断的。她是美国人，她有美国的国籍。她问这样的问题，就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问她的祖父“中国允许么？”
    你们想象一下，作为祖父我怎样回答，说中国允许，那么中国就是这个样子？说中国不允许，那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就这么过去了呢？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中国没有制度么？包括这个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整本整本的都有，写在书上，挂在口上，就是不遵守，就像走路撞红灯一样，这是不允许的。
    武汉市民公约早就有了，不准在公共场合吸烟。然而到市政府开会，到学校开会，那个会议桌上摆着烟灰缸。对于这个事情，我没少说。我自己不抽烟。所以吸烟的见到我，就会很紧张。我经常咳嗽，我一咳嗽他们都紧张。（大家笑）为什么一边写着不允许抽烟，一遍又摆着烟灰缸呢？有的为了应付我，临时撤掉了，说章开沅要来了。（大家笑）年轻的朋友，我跟你们坦率地交流，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归根到底，就是中国不规范的事情太多了，明知故犯的事情太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就给种种不良的行为很大的空间，甚至自由违法的空间。你既然做不到，为什么定这些制度呢？
    教育部就是专门制定这些制度的机构。硕士生、博士生就读期间要发多少论文等，我是模糊思考的，有的人想得很仔细，把在校人数和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作了对比，是完全不够的，翻两番，翻四番都是不行的。这是做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最近研究生处覃处长说要弄个奖学金，里面又有这么一条：要发表几篇以上论文。我说算了吧，明知是不好的规定，为什么还要用呢？他发表了两篇就代表他有水平么？我说这要改一改。我就建议，即使没有发表一篇东西，他交上来的稿子没有发表。如果真实水平是这样的，可不可以给他奖学金呢？我认为是可以的。现在就是根本不考虑质量，就是数量。这个过程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呢？他没有发表就是不好。
    我这一辈子写了这么多东西，出了这么多书，我自己客观认为，能够流传下去的，可能就是一本《张謇传》。1962年，开始动手，1964年在北京，总算花了两年时间把它写好了，但稿子一直没有发表，你说稿子是好还是不好呢？谁也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楚。后来我本人受批判，稿子就没人要。文革时候，幸好我把地板敲开，藏到地板底下去了，不然被找到就烧掉了。后来到了1985年，中华书局跟我旧事重提，他们知道我有这个稿子，就出吧。所以我基本上是1964年写好，到1987年正式出版，后来也受到很高评价。同时也在日本翻译出版。你说怎么样呢？所以发表的不一定就好，没发表也不一定就那么不好，它有一个过程。
我提出“两个回归”，这是要给教育部提的。一是要回归大学本位；一是要回归教育本位。什么叫回归大学本位呢？现在把大学管的像一个行政机关，完全是行政命令的，我很同情现在大学里的领导。就像我的家乡的胡院长给我说的，他说：“章先生啊，现在当校长、当院长不一样啊！”
    我说，是不一样。两个不一样，一是当时的校长他可以谈点不同的意见，比如有的会我就不去，有的事我就不干。有些动员报告，我就不去，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讲话的动员我不同意，我不能欺骗学生。我就是不讲。现在可能吗？好像有个朱清时，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可以有所不为。文革以前和文革期间，大学所受的是政治压力，种种的政治运动给你戴种种政治帽子，比如反革命。现在没有了，却是另一种压力，就是教育部制定的指标体系，各种各样的评审制，都是有含金量的。其实就是金钱的压力。
   过去的大学可能是屈服于种种政治的压力，今天这样说就不对，我想是屈服于金钱的魔力。怎么说没有博士点就没有一切呢？他没有经费了。现在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含金量的，不止一点含金量，原来是几万、几十万，现在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你说教育部没钱么？教育部有钱。它的钱都花在哪里了呢？就是种种刚性的指标。是用办工厂的方法来来对待科研，对待教学。
     这个我是愿意公开辩论的，在公开的场合，今天校领导在这，我这句话能不能到武大去讲呢？武大有人讲的，有个叫刘道玉的，比我讲的更彻底。他们武大的学生现在对我进行策反，武大的把他们出版社的人也动员了，让我也写一本。我说，我不写。我这个人从来都是独立自主的，我愿意干什么，不干什么是由我自己决定的。你种种的劝说对我没有影响。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需要我做的事情也很多。
    为什么刘道玉做什么，我就也要做什么呢？刘道玉在武大弄得那么有声有色，我也没有和刘道玉学。因为他弄得那套东西我不觉得稀奇，他说是创新，而我上大学就是这么过的，学分制啊，转系啊等等，哪个是刘道玉自己发明的呢？都是老大学固有的东西，那么你可以做你的，我也可以做我的。因为他比我年轻，我是非常敬重他的，我们私交很好。但我不会是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去制造轰动效应。
    去年我们学校出了这么个事情，本来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一个小小的贾学政，不过就是抄了几篇文章，而且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文章，这个事情我们么有处理好，要反省反省。现在都不反省，好像就剩下我老头子在反省。这个就不好了，我们自己的学生我们怎么不反省？周济你为什么不反省？一有问题都是底下的问题，“教育产业化”也是底下的问题？我最寒心的就是，也是最痛苦的是，90%以上的大学校长都认为教育评估是好的。但就是这个情况，大学校长不敢讲，好像朱清时在某一个会这样讲。大学校长愿意这样吗？教育部有权有钱，我讲得很不恭敬，但讲这样的话实在是忍无可忍，明明是办了很大的错事，这个伤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消除的，这是诚心的败坏，公开的作假，大面积的作假，这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是不是绝后我不知道，至少是空前的。
    马校长和我毕竟有一段师生关系，这是我非常寄予希望的学生。但是我看到马校长带着人去飞机场迎接刘凤泰，迎接评估委员会的主任，给他献花的时候，我的心在滴血啊！不那么做行吗？如果我在这个位子上会不会这么做呢？很难说。丁书记经常和我讨论一些问题，我总是讲，胳膊拧不过大腿啊。我现在不当校长了，办成办不成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谢书记在这里，这是一个在职与不在职的问题。不要认为我多高明，我给大家讲了，我这个人是很软弱的。我不是一个钢铁战士，就是有些善良，有几分真诚，如此而已。其他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所以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今天要讲一讲。
    我最高兴的事是学生起来了，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最后解决问题还是靠老师，靠学生。老师应该起来了，大家也在签名，行动起来了。但归根结底，教育部要改变。教育改革首先要改革教育部。你下面再改，上面还在继续。教育部是很庞大的，而且还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机器。它不断地制造量化的指标体系，然后运用这些指标体系来进行非常繁琐的而且无处不在的评估。然后就是评审、验收，一个还没有完，一个又来了。我们一个小小的研究所就在不断地迎接评估、申报。我们的教育部难道就是这样来管理学校么？用这种办法来显示自己的能力。现在设备比过去好，花花脑袋比过去多，教育部下面有很多司，会出各种花样。正所谓“年年有新政，月月有花招”。闹得大学里面就不能安安静静的、平平正正的来办好教学。
   我在昆明会上，很多老书记老校长，北大的清华的都去了，他们要我讲一讲。有很多我已经讲了，今天当着马校长、杨校长、谢书记的面，本来不想再讲，可是看到学生这么好的创意，也让我鼓起了勇气，把我内心的话讲一讲。不想多讲了，再讲也没什么意思了，大概一条，我在寻找这个根源。不管找到哪一层，该谁负责任谁就要负责任。李岚清也逃不掉的，李鹏也跑不掉的，好多问题还是原来遗留下来的。从原来的国家教委开始到现在的教育部，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已经是非改不可了，这是一条。
    另外一条，希望大家有决心、有勇气、有抱负，敢挽狂澜于既倒。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太厉害了，已经形成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现在谁要是坚持斗争的话，就可能成为“国民公敌”，这会损害的学校的整体利益，我的痛苦就在这个地方。我不愿意牺牲华中师范大学的整体利益来成就我个人的功名，自己的品格。我宁可受某种耻辱，某种心灵的折磨，我也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以前武大把刘校长弄得太过了，哪一个有这种道理呢？以一个“莫须有”罪名把一个已经不在任校长的校长待遇去掉了。这种事情是不是只有在湖北才能出现呢？不能再讲多了，我听说在座的都是支部书记，学生骨干比较多。我相信大家有自己的辨别能力，我今天讲的话，哪些对那些不对，哪些过分哪些不过分，为什么这样讲，我是采取这样一种很坦率的方式来讲。我不是来讲真理的，对大家教育的，我只是把我自己内心的痛苦说出来。今天占用的时间是不是多了？下面是不是要交流下？（鼓掌）
    生：章教授，请问您如何看待“以生为本”的问题？
    章：你怎么看的？
    生：我觉得“以生为本”就是学要以学生的利益为重。但是我觉得有些学校打着“以生为本”的旗号，却并没有实际的行动。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章：我听得不一定很准确，也有些理解了。“以生为本”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也很难在这里作详细的论述。“以生为本”是没有错的，就是把学生看做教育的根本。教育离开了学生还讲什么呢？我自己从来都认为老师要把自己的位置放正，把学生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一句话，就是相互依存的。我总讲，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过去私塾老师对自己都有自觉的约束或者督促。有句话说得很难听，但也很现实，西方人也是这样看的，就是“学生是老师的衣食父母”。“衣食父母”，这句话讲重了，但实际上就是说要把学生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我现在不是想谈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首先要把学生当作一个人，不是当作一个物。现在讲管理，包括教育部的管理，最大的问题在于用管物的方法来管人，用管物质生产的方法来管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化，而教育部则是想尽种种办法制定制度和指标。我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教育部有些人就讲，没有这套指标，我们如何去管理啊？指标是应该有的，但重要的是，指标要合乎人性，而不仅仅是合乎物性。这大概是从李岚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就是用管理企业的办法，甚至是生产流水线的办法，来进行学习的管理，这没有不失败的。我的问答可能文不对题啊，因为隔得太远了（听不清楚）。谢谢。
    生：章先生，您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校辩论队的成员。去年，我们有一场辩论赛的辩题就是“大学教育是否应该以市场为导向？”我想请问章先生，你认为大学教育应该以什么为导向呢？
    章：这个可以作为教育系招研究生的试题啊。这个导向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不是绝对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只是反对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最高的追求和目标。因为教育不完全是个产业，也不应该成为产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国家视野，是人民的一种权利。我不赞成以“教育产业化”为导向的，有些学校的校长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了。如果买豆腐现在很热火，那么就增加一个豆腐专业？这个当然是在说笑话。与其说市场导向，不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可能更好一些。你全拉入市场里去了，没有买的我就不卖，怎么可能这样子呢？教育有很多东西是不经过市场的。比如国学。市场的需要是经常变化的，今年有这样的变化，明年有那样的变化，学校有自己相对的稳定性。一些是社会的基本需要，像这样的基础专业，不管市场需不需要，都是必须要开的。特别是像文史哲这样一些学科，关系着国民素质、民族素质，甚至于民族精神健康的延续。这就不能说市场需要我就办，市场不需要我就不办。即使市场完全不需要，你也要办。我不是为历史来讲话，你说现在历史学，有多少市场需要呢？师范院校好一点，中学开有历史课。几年以前，浙江大学把它们历史系教师的编制缩小到25个人。我曾公开地批评，一个是强调历史的重要；浙江是个小省，但是一个历史学强省。我说，你们这样的做法，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强势丢掉了。难道说你引进金融，就可以振兴浙江的史学么？这个问题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地说需要或者是不需要。怎么样来具体掌握？不要把市场需要看作是金律，就是一切都要跟着市场。教育要作为先导，不仅是世风的先导，还要作为社会改善的先导。现在就是过分强调了学校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社会。但没有想到这个社会是不是就是最健全的。学校要来改造社会，学校还要掌握社会最需要的导向。在国外也在争论中间，我总认为，大学不要自己把自己贬低了，变成了市场的雇佣，社会的跟班。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了。现在一些学者在学术上的堕落，抄袭还不是主要的，学术品格的堕落，这是很大的问题了。凡是存在的都是有根据的。为社会一些不良的现象，编造种种理论来稳固这些不合理的事物，这个比抄袭还可怕，还可恶。
    我再补充几句，今天下午我主要是和大家交流的，不是那么很有章法，给大家发的材料可以看一下，那个上面是主要谈学术道德的。我讲了很多问题，而且讲了问题的严重性，讲到了关系到教育、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但我给大家讲一句，我不悲观，我不失望，我寄希望于青年。历史学家看过的东西太多了，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一个最重要的醒悟，就是各种事物特别是社会的发展都是经过各种曲折、各种坎坷，甚至大起大落，但最后总是往前走的。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所以大家不要看到有这么多问题，就灰心了。另外包括学者、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家在内，跟利益相结合了，用自己的学术工作来追逐利益，好像也可以显赫于一时，但他们不能持续于长久。现在有些弄虚作假、投机倒把、一夜暴富，虽然是暴富起来了，时间也不长。相反有一些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也不是没有。但是有一条，一个人要有理想，要有抱负，要有自己道德的底线，要过好每一天。到临终盘点自己的时候可以说，我是清清白白的。那样才好。谢谢。

注明：本文转载自：王雨露师： 老校长章开沅作的“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