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实录：从黄埔到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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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实录：从黄埔到南昌

　　本书口述者文强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有过十分曲折的经历。他在2001年病逝前一个月，以94岁高龄在病榻上完成了这部口述自传。书中留下了许多宝贵史料和历史线索，这里摘选的是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及此前的部分经历。

　　跟毛大哥抬扛

　　1907年，即辛亥革命之前的五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我家是文信国公（文天祥）的子孙，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我留日的父亲回家了。他在客堂里设了一个香案，把孙中山和黄兴的照片放得很大，用镜框框起来，在香案上并排摆着。每天早上，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除了我的祖母），去客堂向孙中山、黄兴，行三鞠躬礼。那时我五六岁，还不太懂事。

　　说到了家，就要说与毛泽东的关系了。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10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

　　有一天毛泽覃跑来跟我讲：“我告诉你，以后你叫我的哥哥，不要叫什么毛老师了。你要改口，跟我一样喊他大哥。”我不解：“你姓毛，我姓文，为什么要让我改口呢？”他说：“你糊涂呵，我的妈妈是你的姑母！”我的姑母叫文七妹，原来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啊。

　　我见到毛泽东，就改口叫毛大哥。毛大哥笑了：“我要考考你，你们文家是文天祥的子孙，你会背《正气歌》吗？”他还不相信我呢。

　　我说：“会。文天祥的著作里面有个《指南录》，差不多有三百多首诗，我会背一半。”我这一讲，毛大哥不知道了：“文天祥还有个《指南录》啊？我没有看到过。”我说：“你没有看过啊，那你就差得很远啦。文天祥还有个‘路歌’。写他的家史，写他的父亲，写他的子女。”毛大哥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还多了。文天祥最后死在元朝，临刑前用血在衣服上写了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哎呀，以前我还看不起你呀，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个大家人物呀，书香之家，你们家出过两个官大夫呀，我们毛家比不上呀。你真的知道很多呀，可不得了。”

　　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扛子。以后，我跟他抬扛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

　　我在黄埔军校

　　1924年，我17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孙中山。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

　　那时，湖南有三剑客：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夏曦是搞学生运动的，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

　　我跟夏曦的关系很好。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这个反帝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夏曦到学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为，就发展我加入共青团，还动员我进黄埔军校。

　　1925年8月，我进了军校，是黄埔第四期，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我所在的连，被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子”精神。

　　开学宣誓的那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我们被升为党员。领誓人是周恩来。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半夜里枪走火，“啪”地一下，响了一枪！执行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打枪。就是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我看见他手老在枕头后面摸。枪架在枕头后面。”我再没有敢往下说。执行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枪拿来一闻，刚打过的枪有火药味道，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执行官说：“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执行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我揍你！”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上铺去了。他不服，还要打。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遇到林彪，我看他还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进入黄埔不到三个月，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凡考试及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我通过了，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科，林彪考取了步科。在升入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一场口试，邓演达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一点不敢马虎。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他仪表非凡，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传来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音，哪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我举手：“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周恩来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兴。

　　周恩来又把我介绍给邵力子，说：“我这里有个速记员叫文强，我的演讲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这样一来，邵力子也找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子，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又出面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

　　北伐前后

　　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变。

　　我在事变的前一个星期，有感于左右两派的斗争，主张切实拥护三大政策，把嚣张的右派势力压下去，于是冒冒失失地写了一篇《拥护三大政策是革命军人之责》的论文，投到学校出版的《黄埔潮》上发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稿子，明明是贴了邮票，投入大队部设置的邮政信箱里的，不料竟落到了第二队的队长李安定（他把左派视为眼中钉）的手里。他暴跳如雷，派区队长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横眉怒目地问我：“是不是想要造反了？”他拍桌打椅，逼问我：动机何在？是谁指使写的？我苦笑着答道：“稿子是我自动要写的，拥护三大政策是拥护总理亲手制定的政策，错在哪里？”这一答复，更引起他破口大骂，一脚将他办公桌前的靠椅踢倒了，指着我痛骂说：“你竟赤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走出了队长室，以为大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结果却是李安定被调走了。

　　3月20日事变后，蒋介石制定了一个“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我是跨党分子，应该有所抉择。我决定选择保留共产党党籍，退出国民党。

　　5月底，黄埔军校在学生中挑选了300人，到广州办事处进行特别训练。我和周恩来的老弟周恩寿都被挑选进去了。我们这个队的负责人一个是邓演达（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学生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彭湃。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参加了北伐的誓师典礼，才知道受训后要提前毕业，因为北伐前线需要人。

　　1926年7月，我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跟着北伐军到了汉口，刘作仁的第十一军起义，汉口没有打就拿下来了。接着拿下汉阳。而后是攻打武昌。邓演达这时是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兼攻城总司令，他要我们学生军当警卫队，跟着他打武昌。武昌的城墙很坚固，打了一个多月攻不下来。我们就撤到汉口，政治部设在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天晚上，我们到了武昌城外，邓演达对我讲：“朱德从德国回来了，他来找我，我推荐他做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党代表。你马上挑选40个黄埔学生，跟着朱德一道入川吧。”

　　不久，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上海发生“四·一二”惨案，我们在万县也听到杨森要对我们下手的消息。朱德去了武汉，我们这些跟朱德入川的黄埔学生只得各奔前程，我后来也到了武汉，恽代英介绍我到九江贺龙独立师找周逸群。

　　亲历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表了反共宣言。在这前一天，7月14日，我还跟朱德谈了汪精卫反共的事。那时，听朱德说话的口气，他对八一南昌起义还并不知道。

　　我跟着周逸群到了南昌，那天晚上，天下着大雨，我们坐夜车。我问周逸群：“现在都说要东下讨蒋，你不沿江而下，反而到南昌？”周逸群知道周恩来的起义计划，他说：“现在跟你说还早啊，到了明天晚上10点钟以后你就知道了。”第二天，周逸群跟我讲，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今天晚上要起义了。把三路军九路军那些部队全部吃掉，朱德请他们搓麻将，趁这个机会我们发动起义。

　　我和周逸群住在一个饭店里。晚上还没到12点，枪声响了。饭店里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乱成一团。快天亮了，周逸群叫我：“给你个任务，现在叶挺独立团（国民政府警卫团）从湖南赶往南昌，跟我们会合作战。我们起义时间提前了，他们还在路上，叶挺团里黄埔第四期的同学很多，你去迎接他们。你从这里过江，向平江那个方向走。”

　　我一路向平江走去，但到处都是张发奎的部队，叶挺的部队在哪里呢？后来才知道，文家市起义，叶挺带着部队到文家市去了，没有到南昌来。

　　再以后，周逸群对我说：“现在要成立第三师司令部，我没有放心的人，你来当司令部的特务连长吧。”

　　南昌起义失败后，我问周恩来：没有前方没有后方，这个仗怎么打？周恩来说：你往广东海陆丰吧。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我们就有后方了。我带着我的特务连（三个排一百多人）跟着第三师向奉昌走。

　　队伍到了奉昌的外围，跟这里的敌人打了一仗，把我这个特务连也拉上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时，我看见徐特立也上来了。徐特立是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子弹“哨哨”地响，他说：“哎，怎么有这样多的鸟叫啊？”我说：“这不是鸟叫，是敌人那边打来的子弹的声音。”他一听，连忙趴在地上。这个老先生真有意思。我说：“你到后边去，这里太危险。不过我告诉你，你坐在这里也没有关系，像鸟叫的子弹飞得很高，起码比这棵树还要高，打不到人。”我们坚持到下午，叶挺的部队过来了，抢占了制高点，把敌人打退了。我们继续向潮汕进发。

　　摘自《文强口述自传》刘延民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26.00元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