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个人，名叫李英浩，朝鲜人，原先是总参谋长，是金正日的托孤大臣。最近他被免去了党内外和军内外的一切职务。传说很多，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16岁的孙女，高中学生，跟自己的同学说，金正恩也得听我爷爷的。于是，免了。这两年，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叫“坑爹”。这个词来自于“我爸是李刚”的典故。李刚的儿子不会说话，坑了爹。李英浩的孙女不会说话，坑了爷爷。
这些事例确实说明，不会讲话，可能坑人。另一方面，会讲话，也能救人。有时候能救一条人命，有时候能救千千万万的人命。曾国藩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共同推崇的人，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刚刚组织民团出湖南打太平军的时候，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他给朝廷上表请求处罚，表称“臣屡战屡败”。他的秘书把这句话改成了“臣屡败屡战”。如果是“臣屡战屡败”，很可能的结果就是撤职查办。朝廷看到“臣屡败屡战”，感到精神可嘉，决定不予处分，允许曾国藩戴过立功。最后，曾国藩没有辜负朝廷的期望，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居功至伟。这个秘书不是“坑人”的秘书，而是“救人”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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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历史上也有“坑人”的秘书。不仅坑了自己的上司，而且坑了成千上万的人，要了成千上万的人命。“大饥荒”死人主要是1960年的春天。死这么多人，与1959年庐山的“反右倾”有关。庐山会议的任务很明确，反左。本来会已经开完了，文件也基本定稿，反左。1958年秋天毛泽东最早认识到左的问题，开始号召大家读书，读价值法则，读等价交换，读商品生产。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一系列的会议，反复强调一定要好好读书，要承认差别，要尊重价值规律。毛泽东1959年4月29号写信给全国的每一个生产小队长，告诫他们“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他说，去年打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是不可能的。要增产更多，吹牛而已，实际上办不到。他告诫生产队长们，一定要讲实话，不要讲假话，不要吹牛。为什么要直接写信给每位生产小队长？他对各级干部不信任呀。
1959年7月份的庐山会议本来是纠偏的会议，反左的会议，会议已经开完了，文件也写好了。这时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现在回头看，当时毛泽东根本没把这封信当成什么大事，随手就转给大家了。当时讲话比彭德怀激烈的人，有的是。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会议上曾说，彭德怀讲的那些算什么，当时讲得比他厉害的人，有的是。刘少奇讲的是事实。但是，彭德怀身边的一个笔杆子把他害了。彭德怀原稿里写的是大跃进“有得有失”，但是这位秘书最后抄稿的时候误抄成了“有失有得”。到处都有一些人专门惹事生非的，于是就有人在毛泽东的耳边吹风，说，你看，彭德怀说“有失有得“，而不是“有得有失”。毛泽东也是个人，不是神。火了，在会议上问彭德怀：为什么写“有失有得”。后来彭德怀查了原稿，他的原稿上写的是“有得有失”。最后，一个本来反左纠偏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倾。正是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才造成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
说错了话，不仅是坑上司，而且会坑成千上万的人，会要成千上万的人的命。
彭德怀元帅
大饥荒死那么多人，还与另一个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有关。上庐山时，彭德怀曾与贺龙一同乘火车去江西。火车上闲聊，彭德怀对贺龙说了一句：“我们老百姓真好，要不是我们的老百姓好，就得请红军来了。”当时，彭德怀所说的“红军”，指的是当年井冈山的红军，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老百姓好的话，我们就要请解放军来了。在庐山，当贺龙讲出了彭德怀在火车上讲的这句话时。这时，“红军”已经有了歧义，是井冈山的红军（解放军），还是苏联红军，说不清了。
那是1959年。1956年，苏联红军出兵匈牙利镇压了匈牙利的抗议风潮，保住了匈牙利的亲苏政权。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的问题不是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意见根本不算问题，他的问题是里通外国，是勾结苏联要颠覆我们的政权。
如果当初在火车上彭德怀不讲“请红军“，而是讲“请解放军”，就不会出现歧义，就不会引起“里通外国”的猜疑。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交流沟通方面的问题，可能造成惨重的损失。
不会讲话造成损失的例子太多太多。例如，主人请客，盛情款待。送客人到门口时说：“请一路走好。”一句话，使人不舒服。
某县请来一位台商，希望他在本县投资。好吃好喝招待，很热情。一看台商老人碗里的饭吃完了，马上就问一句，“您还要饭吗？”老人不语，一次次问“您还要饭吗？”最后老人说“我这辈子都没要过饭”。
2011年5月故宫发生了一起盗窃案，58个小时内就破案了，大部分丢失文物被追回。故宫博物院给北京市公安局送了一面锦旗，上书大字“撼祖国强盛，”。如果说白石桥的家乐福丢了东西，派出所找回来了，家乐福给派出所送面锦旗，写错个字，无所谓。遗憾的是，这面锦旗的署名是“故宫博物院”。
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去世之后，CCTV做了一期节目，采访毛新宇。主持人对毛新宇说：“对家父的去世我深表哀悼”。这个节目不是直播节目，是录播节目，也就是说，这个节目曾经过编辑的手，最后还是播出了。
职业汉语能力测试项目的第一次专家委员会上，胡明扬先生曾经说，现在是“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字幕”。字幕的错误经常让人哭笑不得。比如，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第一句本来是“河山只在我梦萦”。字幕写成了“河山只在我梦醒”，我还在琢磨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还没琢磨清楚，第二句出来了，“祖国已多年未清净”。立刻晕倒。
5·12汶川地震之后，领导们经常讲一句话：共克时艰。电视字幕却写成了“攻克时间”。
请看这个关于经济合同的例子。 合同中本应写为“乙方不能按期履约，将赔偿违约金10万元及免费提供服务一个月”。结果，在写合同时将“及”误写为“即”，成为“将赔偿违约金10万元即免费提供服务一个月”。这一个字值多少钱？十万。
再看这个例子，某甲向某乙借款14万元。在还了部分借款4万元后，某乙写下收条：“某甲向某乙借人民币14万元，今还欠款4万元。”当甲乙二人最终因借款偿还问题而对簿公堂时，这张收条中“还”字的不同读音（ hái或huán）意义相差悬殊。这一个字值6万元。
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俯拾皆是，举不胜举。
语言能力是智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影响事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爱情成功最重要因素之一。
复旦大学的老校长苏步青先生不是文学家，不是语言学家，是数学家。他在自己的文集《学林散叶》中说：“如果允许复旦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课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这不是一个语文老师说的话，而是一个数学老师说话。
事实上，80％以上的人取得事业和爱情的成功，主要不是靠英语而是靠汉语。一个人的一生中，80％以上的时候，要靠汉语而不是靠英语去抓住机会和迎接挑战。
今天，我们面临着新的时代，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时代，一个人要在事业上得到成功，要在职场上得到成功，要想过体面的生活，不能靠拳头把别人打服，而要靠舌头把别人说服。要说服别人拿出自己的钱包，掏出人民币，掏出美元，购买你的技术，购买你的产品，购买你的服务。你能够说服别人从钱包中掏出人民币，掏出美元，你就成功了，你就可以过体面的生活。
在今天的人力资源的管理中，越来越重视核心能力的评价，尤其是越来越重视交流表达能力和母语能力的评价。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能力——母语能力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
请大家再看一个例子。 2005年，我们参与了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教育比较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对东亚地区部分国家进行语言、数学和科学三个科目的测试。项目进行前，基金会安排了澳大利亚的专家对测验开发人员进行培训，培训资料是北师大的研究生翻译的。其中一份培训资料的题目是这样的：“在青年学生的观察和回答的认知水平和反应模式”。文章摘要是：
“在一个对小学生的初步研究中，基于更新SOLO模型的认知功能的发展模型被使用去对科学概念的理解。这样一种概念，即物体怎样被直接的和在反应真实情况的东西中被领会的通过使用问卷和访谈测试学生对在画中和文章中被描绘的普遍现象的反应而被探究”。
文章的结论是：
“相信更新的SOLO理论当应用在相关的具体科学主题的时候，可能对于老师们设计更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增强学生对科学主题的理解能力并且老师们还有能力使得在相当的模式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回答方面是有相当富有成效的”。
我是原文照录，没有改动一个字，没有改动一个标点符号。这样的文字，谁能看懂呢？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研讨职业汉语能力和大学母语教育问题。昨天，7月23日，在中央党校也开了一个研讨会，一个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胡锦涛同志在会上有一个发言，他说，我们今后的工作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要扎扎实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我注意到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已经被提到“战略”高度。
温家宝同志2010年2月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会上说： “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于通过创新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我完全同意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看法。2005年，钱学森当面向温家宝总理讲：“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10年5月4日，温家宝在北京大学讲：“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
关于胡锦涛和温家宝同志的讲话，都是来自人民日报。
我们大学现在冒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确实是摆在所有大学面前的问题，也是摆在整个国家面前的问题。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进行认真反思，需要对我们的教育进行反思。
90多年前，1921年，毛泽东同志曾经非常激烈地批评当时的教育。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篇宣言不到1千字，1页纸。他讲：“学校的第一个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种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为办新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学校的第三个坏处，是重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他说：“坏的总根在使学生处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这是毛泽东对当时学校的批评。9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坏处还存在吗？局面是否已经得到根本的扭转呢？
毛泽东说：“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学有得。故从研究的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项特产，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了。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殊组织。”
读毛泽东的这篇“宣言“，我的感觉是：一字不改，即为时文。
这篇文章是经过胡适先生修改的。当时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准备创办大学，他起草了《湖南工学协进会章程》，请胡适先生指教。胡适先生把“工学协进会”改成了“自修大学”，把“章程”改成了“宣言”。
胡适是我们中国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民主教育，最重要的开山人之一。在这篇对当时教育的批评中，既包含毛泽东的思考，也包含着胡适先生的思考。
我们的语文教育也是需要反思的。是什么是语文？是语言和文字？是语言和文学？是语言和文化？是语言和人文？
“语文”这个概念是建国之后才出现的。建国以前小学叫国语，初中和高中叫国文。台湾至今仍在沿用。初中开始学习文学，高中开始学习文化，学习四书五经。建国60多年了，究竟什么是语文，在语言教学界至今并没有统一的看法。
“我头疼”这句话的主语是“我”还是“头”？正确答案是“我”。这道题我考过一些著名的作家，不少人都答错了，说“头”是主语。这道题纯粹是一个语法知识题，学过就知道，没学过就不知道，这跟语言能力没有关系啊。能答对的人可能写出的文字让人不忍卒读，说出的话可能是不知所云。一些著名的作家虽然答错了这道题目，他们却能写出的漂亮的文学作品，他们却有很好的口语表达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的胡明扬先生去年6月22日去世了。语言学界以前有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去世以后，胡明扬先生是我们国家语言学界非常有影响的一位老先生。最初开发职业汉语能力测试的时候，胡先生就是专家委员会委员，对这项工作非常支持。他在国家语委主办的刊物《语言文字与应用》2007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知识和能力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指的是对某种事物或技能的理性知识或客观规律的知识，能力指的是操作某种技能的实际能力。说得浅显一点，如对自行车运转原理的认识当然是一种知识，而会骑自行车则是一种能力。很多人会骑自行车，可是知道两个轮子的自行车骑起来能一直往前走、还能拐弯而不倒下来的物理学原理的人恐怕不多；反过来说，精通旋转运动的物理学原理的人，如果第一次骑自行车，恐怕和不懂什么物理学原理的人一样，得准备一而再、再而三地摔跤，他的物理学知识丝毫帮不了他的忙。同样，一个游泳冠军不一定懂得浮力和反作用的液体力学原理，而一个不会游泳的液体力学权威掉到河里，如果没人去救，肯定就要淹死。”
胡先生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各级领导……不论是英语教学还是母语教学，在教学内容和方法领域都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那就是都错把语言知识当成了语言能力，所以教学效果都很不理想,甚至于很糟。……过去和现在，不论是母语教学还是外语教学都把语言知识当成语言能力，而现在更是如此……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完全违背了我们祖先几千年的经验，把重点放到似乎很‘有学问’的语言知识上去，结果也只能‘误尽天下苍生’！”
胡先生这篇文章的结束语是：“语言教学不是语言学教学，究竟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恐怕需要重新考虑，重新检讨，而远远不是原则问题已经解决，只需要考虑具体细节了。”
胡明扬先生研究语言问题60年，这篇文章也是他60年研究语言的心得，是他82岁时写出的文字。
我强烈推荐胡先生的这篇文章，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
北京四中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在职业汉语的一次学术年会上，曾20多年担任北京四中语文教研组组长的顾德希先生讲了这样一段话：“积我40余年的语文教学经验，语文学科不是一个知识传授的学科，而是一个技能训练的学科。”
社会上关于语文教育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1998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一书。其中主要有三篇文章，一篇文章是《康熙微服私访》等电视剧的编剧邹静之写的，题目是《女儿的作业》，是批评小学语文教育的。文中说，他的女儿经常拿一些语文作业的问题来问他，他经常答不上来，让女儿身为知名作家的爸爸很不屑。其中有一个解词题是“灰溜溜”，他答不上。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孩子在‘灰溜溜’的面前灰溜溜呢？”
还有一篇文章是王丽写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是批评中学语文教育的。另一篇是薛毅写的《文学教育的悲哀》，是批评大学语文教育的。
2010年湖北长江出版社出版了由十几个一线的中学语文老师合写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2011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叶开的《对抗语文——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这些书和文章，都对现在的语文教育提出强烈批评。我们的语言教育确实需要转变，首先需要转变语言教育思想。我认为，语言教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是从知识传授向技能训练的转变，也就是胡明扬先生所主张的转变。发展语言能力与掌握语言知识根本是两回事。我们以前将语言教学的重点放在传授语言知识上，实际上，与传授知识相比，更重要的是发展语言能力，是训练应用语言工具完成交际任务的技能。
在职业汉语能力测试（ZHC）中体现出了这种转变。ZHC的理念是，交流表达能力是最重要的核心能力，语言能力不是对字音、字形、字词、句型、语法的记忆能力，而是完成交际任务的能力。这是近30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对语言能力的共同认识。这方面，国际语言学界已经取得共识。在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方面，今天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
语言教育思想的第二次的转变是要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的转变，这是向尊重学生人格、尊重学生个性的转变。
学生应从什么时候开始作研究？从研究生阶段？从本科生阶段？从高中阶段？现任的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在美国当了几十年的教授，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教育。他认为，应该从小学生就开始作研究。陈志武是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是耶鲁大学终身教授。他在《南都周刊》253期发表了《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一文。文中说：“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
今天，许多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父母们对美国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与自己在国内接受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相比，美国儿童的阅读量要大许多。
20年前，我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听过一次讲座，报告人之一是一位澳大利亚的中学物理老师。他当时讲了一段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教了30年的中学物理课。第一个10年，我是‘教物理（teaching Physics）’；第二个10年，我是‘教探索（teaching Explore）’；第三个10年，我不再是‘教（teaching）’学生如何探索，而是‘支持学生自己去探索（ support students explore themselves）’”。他这段话集中反应了近代以来教育观念的两次转变。第一，从教知识、教物理，转变成教探索，教发展能力。第二，从教师为主，即我教你，变成了你自己学习，即我帮你。
语文教育思想的第二次转变是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从居高临下地教学生，变成平等地支持学生。
我曾在2009年10月28邀请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外语教育主任、维多利亚州汉语教师培训中心主任Jane Orton 博士到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与我们的研究生们座谈。Orton博士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是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你的父母不能替你负责，你的老师不能替你负责，你必须为自己负责，你必须做出选择，你必须自己承担选择的后果。这是西方文化的基本信念。在中国文化中，常常认为父母要对子女负责，老师要对学生负责，父母、老师要为孩子做出选择。这种文化，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发展。
Orton博士认为，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孩子自己尝试着做出一些选择，并让他观察选择的结果。因此，要不断地要求孩子进行尝试。尝试一些错误的选择，有时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当然，要避免严重的伤害。因此，需要经常让孩子自己做出选择，而不是替孩子做出选择。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就是教师要少做，让学生多做；教师要尽量少“告知”，让学生更多地去自己“发现”；要设计更多的任务模型。课堂的主要目标不应是覆盖教学内容（cover the content），而应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试错”机会。内容仅仅是使学生形成能力和把握学习策略的载体，掌握特定内容并不是教学的主要目的。学生在掌握特定内容的过程中，发展出探索的能力。Orton博士说，她恨“覆盖（cover）”这个词。
我曾在2008年5月31日邀请了美国密西根大学汉语教学部刘葳主任到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与我们的研究生们座谈。1995年，刘葳老师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汉语教师，曾经在北京语言大学青年教师汉语教学大赛中获得第一名。她谈话的题目是“怎样成为一位优秀的语言教师”。刘老师讲，有的教师在课堂上是一个很有权力甚至可怕的指挥者，课堂上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学生不停地跟着他跑，他指哪儿学生打哪儿。能做到这一点的老师是很不容易的。但刘葳不欣赏这样的老师。她认为，好的语言教师应该是“学生指哪儿他打哪儿”。他并不太在意对教学内容的控制，他努力激发学生自己向前跑，给学生提供动力，给学生以鼓励，给学生以支持，跟着他们跑，推着他们跑。
刘薇老师认为，语言是学生自己学出来的，不是教师教出来的。老师用什么样的教学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学习者自身的学习动力。语言能力只能从学习者自身发展出来，并不能靠外力或外来意志训练出来。她认为，教师应该为学生创造条件，帮助学生自己形成语言能力。
Orton博士讲说她恨“覆盖（Cover，覆盖教学内容）”这个词。刘葳老师讲说她恨“训练（drill）”这个词。这个词忽视了人和其它动物的区别，训练只能用于动物，对人应该是能力发展。人不是一条巴甫洛夫的狗，也不是斯金纳的小白鼠，人具有表达的需要、欲望和冲动，人具有非常不同的个性和禀赋。
有人说训练见效快，有效率，那只是记忆方面和知识积累方面的效率，不是语言能力发展方面的效率。“台词”背得再多，再好，也只能是演员，成不了剧作家。背台词功夫和写作功夫是两种能力，“台词”有一天是会忘的，而“写作功夫”是不太容易丢掉的。语言教学不是要培养能记、能背的人，而是要培养能说、能写的人。不是要培养能把老师的话背得很好的人，而是要培养能把自己的话说得很好的人。
好的语言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发展交际能力，他的课堂效果不一定好，但实际的学习效果好。课堂可能会显得有些散乱，老师似乎不是那样有威严，老师把主角让给了学生。这样的课堂实际的学习效果会更好。
在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的网站（http://www.blcuiem.cn）和我的博客上都可以找到与Jane Orton博士和与刘葳老师的座谈纪要。我强烈推荐各位花时间读一读这两个座谈纪要。
今年已经是研发职业汉语能力测试（ZHC）的第10个年头。10年来，我们推广的不仅是职业汉语，实际上我们在探索着一种新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我们认为语言教学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知识传授，那个时候教材是一纲一本，教育部负责给全国的学生选教材。第二阶段是技能训练，教材不再是一本了，而是“一纲多本”，是每个市每个区每个县的教育局局长负责为本市本区本县的学生们选教材。第三阶段是自主学习，教材是一人一本，甚至是一人多本。教师推荐，学生根据自己的已有基础、兴趣、爱好，自己选择教材。
在ZHC的发展中，有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陈宇教授，他曾经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主任，一个是陈李翔同志，他曾经是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党组书记。陈宇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易中天和于丹不是好老师》。我希望与大家分享陈宇教授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规律是什么？说得刻薄些，这恐怕是连许多动物都懂得的道理。大鸟一圈圈地领着小鸟飞行，大鸡一次次地领着小鸡捉虫。这不就是教育吗？但是，后来，大鸟大鸡进化了，变成高等动物了。它们决定学习高等动物的榜样——人类，它们建起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把小鸟小鸡十几年关在学校里，让它们坐在那儿听飞行课和捉虫课，从基础课、到专业基础课、到专业课……，讲得天花乱坠，小鸟小鸡听得昏昏欲睡。后来终于有了两个有文采有口才的老师，一个名叫于丹，一个名叫易中天，小鸟小鸡们听得脸上有了笑容，但飞行呢？捉虫呢？依然不会……。终于毕业了，小鸟小鸡离开学校后，发现还要重新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习飞行和捉虫的本领。”
总之，语言能力是人生最重要的核心能力。每个人都要努力通过提高自己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来提高自己的核心能力，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能力，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需要转变语言教学思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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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 05: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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