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语文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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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语文的精神价值
                           ——对话杨林柯老师（原载《教师博览》2013年第1期）

本刊编辑部：你的课堂是什么样的？
杨林柯：我的课堂比较自由，不拘一格，我不太听其他老师的课，尤其是“示范课”“观摩课”之类，感觉一听似乎就不会上课了，觉得限制太多，花架子太多，表演太多。我的课通常从课前3分钟开始，这几分钟里，学生或演讲，或分享自己的最新阅读收获，也可提出新话题或抛出新问题让大家讨论。根据话题价值大小以及学生关注的热情程度，灵活确定讨论时间，最后由我或分析或延伸或总结，最后再导入本节课。每节课前的活动从不重复，因为一切都由学生而定，所抛出的问题或分享的内容，我事先并不知情，这对我很有挑战，不过还是很喜欢，学生也喜欢，在课前活动中，有些上课不怎么发言的同学也大胆说话，说明这个话题触及到他，让学生的思维和语言都得到了锻炼。毕竟，语文除了读写考试，还有一个说的问题，能否在公众面前大胆说话，这是现代社会和公民社会的需要，也是学生能力发展的需要。从学习价值上来说，它是一种有意义的学习，是和学生的情感关注度密切结合的，能够让学生在探讨与辩论中形成精神互动，有助于弄清学生想知道的问题。
我也不太关注什么课型模式之类的研究，什么“高效课堂”或“搞笑课堂”之类，关键得弄清这个“效率”是指什么？为考试升学服务也算是一种“效率”，为了学生的长远发展着想，从生命本身出发也是一种效率，看你关注什么。还有一个由谁说了算的问题？虽然我们常说“以人为本”，但人不是抽象的人，是具体的人，学校中领导是人，教师是人，行政人员是人，临时工也是人，以哪个人为本？学校学校，自然就得以学生为本，没有学生不叫学校。老师的一切努力，学校的各种管理制度，就得一切为学生服务，好不好要由学生说了算，不能只由家长或领导说了算，毕竟孩子也是有判断力的，尤其对高年级学生，不要把孩子当傻瓜。
本刊编辑部：你认为上课可以批判社会的阴暗面吗？
杨林柯：可以啊！看你怎么说的，是为了启发学生思考，直面现实，还是为了吐糟。每个社会都存在阴暗面，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人类总会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加上自身的困扰。要让学生全面认识社会，就必须让学生看到正面，也要看到反面。光从正面打过来，会把阴影留在背面，认识光，也得认识阴影，这样的认识才是全面的。学校不是教育真空，是无法被隔离的，企图让学生活在某种类型的教育真空中逍遥自在地不受文化灾难和问题的干扰，是靠不住的。胡适早就批判过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蒙昧教育，“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不认识社会，怎么改变社会，只讲适应社会是有问题的。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问题社会是因为问题人的存在，而问题人又不能不联系体制以及我们的文化制度、历史价值观，如果文化有病，医生就是哲学，中医不行就用西医，在比较与批判中，学生的认识水平会不断提高，而且批判意识也是一种创造意识，教科书或答案有问题，你不能照本宣科吧。
本刊编辑部：据媒体报道说你上课喜欢旁征博引，似乎有点题外话，家长可能担心影响正常教学，会不会出现“跑题”？能否举例说说？
杨林柯：如果只为考试去教，没必要那么旁征博引，考什么教什么就行，按大纲要求去教就行。如果坚持“大语文观”，是为了生命而语文，为了长远发展而语文，就没有必要纠结于这些问题了。毕竟，教材只是个筐子，往里面装什么在于教师。新课程的要求是用教材教，不是教教材。一些所谓的“题外话”其实不是多余，而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在课堂上并不占用很多时间，毕竟一节课的任务在那里放着。结合教材，放大内涵，融进一些教师生命里的东西，课堂就有了容量，就有了思想冲击力和穿透力，语文的育人功能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来。比如说讲《红楼梦》中王熙凤出场一段，先讲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接着曹雪芹突出写了王熙凤的穿着打扮，我就会启发学生：一个人，外在的包装过于华美夸张，可能正说明这个人内心的虚弱，因为形与神往往是背离的，爱美是人之天性没错，但过分的包装恰恰表现出精神上的不自信；人要内心强大的话，就不会太在意外在的包装。我也会借此引开，讲到美有几个层次：艳俗之美、含蓄之美、矫情之美、病态之美。最高的美就是病态的美，比如：黛玉葬花，诗人看见沙漠上孤独的胡杨流泪，庄子在老婆死后的鼓盆而歌等等。王熙凤的着装恰恰是一种华贵的艳俗之美，是最低层次的美。我常常就是这么结合教学，把自己的思考揉进去的，大多数学生还是喜欢的，也并不会影响正常的教学，家长的担心是多余的。
本刊编辑部：学生家长告你，是否就是因为你上课的语言方式和价值取向？现在有家长和你交流过吗？
杨林柯：可能吧！估计是个别孩子离开课堂语境回家转发课堂话语，导致不同理解，这也是传播学规律，就是信息在输送、接收、存储中，会有加工、整合，导致一些话错传或误传。当然，我的一些话也是重口味的，不排除偏激，也是为了启示学生，撼动心灵，用力可能过猛。但我认为是从学生的长远发展来考虑的，为了学生长得更皮实，更有韧劲，能够真实地接受和感知到我们的历史与现实。
到现在为止收到几十位家长的来信，都很支持我这种教育教学。当然，我很希望有上告我的家长来和我交流探讨，这几位家长可能用传统的眼光在打量一个不怎么传统的教师，思维也比较传统，其实我是很包容的一个人。如果有上访家长和我公开交流，我会更尊重他，更关心这个孩子。另外，我们现在这样的教育体制，家长和老师的联系渠道其实也是不畅通的，虽然有手机、网络，但家长就不使用，发现问题就告状，这也是传统思维的病害，就是总想依附权力解决问题，缺少对人与事实起码的尊重，有点余世存先生说的“类人孩”，但我不怨这些家长，毕竟他们不懂，他们也是传统教育和功利社会的受害者。他们认为“爱”就是把孩子抱起来，保护起来，而不管孩子长到多大，而这种“爱”恰恰对孩子是一种封锁，干扰孩子的成长。本来，爱是一种能力，但不少家长其实很欠缺这种能力。另外，也说明我们现在学校和家长的关系发生变化，成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商业关系，家长花了钱，就有资格要求学校教师怎么怎么教，学校为了利益和声誉也会要求教师就范。这是商业逻辑对教育的渗透，许多教师的痛苦大致就是因为这些外在的反教育因素。从上告的原因看，家长的素质真的有待提高，家长应该成为学习型家长，这和文凭或地位关系不大。一个不学习的家长其实不具备教育别人的资格，也容易干扰到孩子的健康成长。
本刊编辑部：作文是衡量语文成绩的重要砝码。听说你主张孩子不写八股文，说真心话。这样能得高分吗？
杨林柯：是的，我鼓励孩子作文说真话，希望把作文和做人统一起来。读好书，说真话，这是自救之路。海德格尔讲，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一个人最本质的存在，如果语言是假的，人的存在也是虚妄。但因为我们的语境问题，说真话还是面临一定的道德风险。成语“危言危行”就是“正直的言行”，但“正直”和“危险”怎么能挂起钩来？这就不能不联系我们特殊的历史和现状。写作文讲求真情实感，但在现实中，你又不得不妥协，所以有个真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比如说你在家里可以不穿衣服，可是你跑到大街上不穿衣服，别人会说你是精神病。所以写作文时，说真话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分寸，只要分寸把握得当，内容有思想含量，还是可以得到好分数的。
本刊编辑部：对于现在语文教学和阅读考试还存在“标准答案”，你一般是如何对待的？
杨林柯：标准化答案就是语文之病，它带来模式化思维，是对思想的禁锢，也是对学生个性化思维的伤害，思想从来就是个体的，是不能标准化的，统一思想是大一统的文化病。我不会用标准答案改卷，最多只是参考，阅读题的答案要尊重个性化，只要和材料相符，有道理，都会给分。
本刊编辑部：你认为语文学习应该有几个层次？
杨林柯：不可严格分层次，语文是一个大全，是生命系统。硬要分，我觉得有两块：一.可记忆整合的下游知识，包括字词句篇语法修辞背诵等等。二.用来思考判断的价值观念类知识，这其实是一种思想、一种智慧，是一种复杂的组合，是不可复习的，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存在。
本刊编辑部：听到一些声音，说杨老师你是教语文的，可课堂上什么都讲，是不是包揽得太多了？
杨林柯：我也听到过。我追求大语文观，我心目中的语文应该是大语文，不仅仅是关注考试，认字组词说话写作一类。大语文是生命的、思想的、智慧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人格健全的现代公民。知识是一个系统，人也是一个系统，人的成长是胳膊腿都长，是全面生长，不然就畸形。学习知识也不能太条块分隔，凡是教师知道的，和所讲话题有关的，只要对学生的成长有利，都可以讲，不要在乎对哪门课有利。教师要有胸怀，不能只关心自己这一门课。要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从人类文明的坐标中寻找这一门课的价值。
本刊编辑部：你觉得现行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现行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会存在哪些方面的缺陷？
杨林柯：人文精神缺乏，训练过度，过分功利化。培养出的学生主要是缺信心，缺爱心，缺良心，缺少对精神价值的自觉追求，思维简单，公民意识也不足。
本刊编辑部：那就是说，现在的学生普遍存在一种志向缺失的现象？
杨林柯：主要是狭隘的应试教育无法培养出孩子的意义感，孩子只是奔着考试去学习，除了考试强制，学生不知道教育为了什么，活着应该寻求什么。从根本上讲，教育要有信仰，有对孩子的终极关怀，让孩子有精神饥饿感，自己去寻找家园。不然孩子的短期目标一达到就会出现意义迷失。大学生宿舍变成游戏厅就是这种应试教育的后遗症。


本刊编辑部：你认为当代社会盛行官本位、钱本位的观念，那么你在教育中怎么要求学生坚守正面价值？
   杨林柯：我没有要求，只是希望而已，用自己的精神辐射孩子。我自己的坚守有时也很难，得和现实适当妥协。因为外在逻辑太强大，观念世界太僵化。我是一直努力用观念对抗观念，慢慢把自己的观念就放大了，长期坚守的那个东西就有了价值。庄子讲，外化而内不化，外重而内拙。主要培养人内在的坚守，外在还是要“与时俱进”，因为人首先是生存的问题，有时就得顺从现实，虽然很纠结，但活下来是最重要的。
本刊编辑部：你认为学生是否需要成功教育？在什么年龄段，适合让学生接受综合的教育而不仅仅是成功教育？
杨林柯：成功教育是需要的，但不能过分强化。贩卖“成功学”虽然不至于像贩毒那么危害严重，但与贩卖激素类食品有一比，少吃可以，多吃有害；短期有用，长期有害。因为成功鼓励竞争，而容易淡忘平静、从容、爱、幸福等一些和谐温馨的词，让社会风浪迭起。每个人喜欢的生活不一样，价值多元才符合现代观念，也是幸福的本源。成功人生只是一种人生，人生有无数种，生活也有无数种。就是成功也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应该是一个结果。
在中小学阶段应该是综合性的教育，也应该有人生教育、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理想教育、美育等等，可以让学生有追求成功的意识，但是要将成功多元化，不能仅趋同社会的单一价值。
本刊编辑部：你如何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杨林柯：主要就是让孩子大胆表述自己的看法，教师也要做表率。用自己的独立思考带动孩子的独立思考。比如我们在做阅读题时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段话表现了作者的什么什么？孩子们如对“标准答案”不满意，我就给孩子说，这个你得亲自去问问作者啊。应试教育让孩子的思维太简单。世界上很多事情你不能轻易下结论，也很难简单判断原因，很多事情的出现往往是多因一果。但应试教育就是让孩子思维判断太简单，因为什么，所以什么，但真实的世界恰恰不是这么简单。所以，我常说心灵学大于逻辑学，我们总是用逻辑在进行盘算、推断，而心灵不通过逻辑盘算，能够直接抵达世界的核心。另外，也要让孩子敢于质疑和批判，怀疑和批判能够让人提高。比如讲“文明”，我说它和时间关系不大，而和品质有关，你不能说80岁的老头就比20岁的年轻人更文明，我们需要进化的文明，而不需要僵化的文明。讲荆轲刺秦王时，我也会让孩子们讨论：你认为荆轲是英雄还是笨蛋？读到“士为知己者死”时，我会问：“我了解你，是你的知己，你愿意为我去死吗？”
本刊编辑部：如何成为一位有尊严的教师？
杨林柯：教师首先要有完整的自我，有对精神的关注，有对社会的关怀。所谓“尊严”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是思想构成人的全部尊严，人的欲望其实都差不多，差别的是思想，思想是一个人最本质的存在。成为有尊严的教师，其实是成为有思想的教师。
本刊编辑部：你如何理解“教育就是爱”？
杨林柯：没有爱的教育是冷冰冰的教育，但什么是爱？说不清，一个单体构不成爱，爱必定是在一种愉悦的互动关系中，教育中的愉悦互动很重要，但不能用爱代替整个教育，毕竟教育是教人开悟的，这就需要教育智能，同时要有精神的引领。智能、情感、精神统一于整个教育教学中。就是爱，也有一个智能问题，强奸犯也说爱，但丧失了方法智能的爱就会走向爱的反面，爱也是一种能力，教育要成就这种能力。可以说，教育要有爱，但不能说，教育就是爱，不然学生何必来学校，交给外婆带就行了。
本刊编辑部：你觉得对教师来说，那几个问题比较重要？
杨林柯：首先明确所教学科“是什么”，在人类知识谱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对人的成全起什么样的作用，其次是“如何做”的问题，就是每一门学科都有一个教法的问题，如何教才会更有效，让学生更喜欢；第三就是“为什么”的问题，教学为什么？教育为什么？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教师也好，学生也好，对教育教学意义的追寻构成教育的本质存在，没有对这个意义的思考与追寻，前两个问题就会丧失依据。
本刊编辑部：你如何看待学生“早恋”？
杨林柯：我不喜欢“早恋”这个词，恋爱属于自然人性，时间早晚是不能人为确定的，人和人不一样，你不能让紫罗兰和玫瑰花同时开放，你怎么可以要求有爱欲的生命在同一时间恋爱？那不成了恋爱运动？普希金11岁就爱上女教师；李敖、郭沫若等都是十几岁情窦初开，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大家。学生之间有感情，只是一种感情需要，是长大的标志，就像草木到春天要泛绿、要开花，谁也挡不住。好的教育应该是引导人性向善，从自然性走向社会性，而不是压抑人性，禁锢人性。控制了自然性，容易导致人性扭曲，心理逆反，社会性也难以培养出来，更不要说精神性。如果孩子出现对异性喜欢的迹象，家长老师不要大惊小怪，应该感到高兴，不要防范打压训斥，因为他（她）发现了另一个生命，这是长大的表征。另外，和异性交往也是学习处理人际关系进而理解异性的直接途径，而发自人性的东西那是来自上帝的，人要阻挡它是多么愚妄。爱无罪，恶性竞争的仇恨教育和急功近利的狭隘教育才是可怕的、需要摒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