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学的较量

教师之友网

语言与文学的较量

唐晓敏

　　

   （语文包括语言和文学。到底语言重要，还是文学重要？语言注重于形式，学交际、求实用；而文学注重于内容，学提升自己的情感和认识水平。语言学习的是如何运用语言与人交流的方法技能，包括如何有效理解别人语言和如何表达自己思想感情。为求取交流之方法，需要自己去分析或感悟别人文章的作法。分析必要求统一、规范和明确，以便有效利用，因此它注重理性思维。它是通过对文章的分析分解，以总结文章表情达意的方法，再通过训练，以提升自身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为目标；文学是艺术化的语言，文学学习重在欣赏审美，给人美的享受和崇高的洗礼，以陶冶性情为目标。它的学习方式是通过联想和想象,领悟文章所表达的审美情感和思想，以此来提升自己的性情水平。它是感性的，丰富有趣的，它注重感性形象的把握和情趣的体验。又因为体验时时处处人人都不同，所以，它又是不断变化的，生动而有趣的。文学教育不但丰富有趣、生动有趣，而且还带着游戏娱乐的性质。它能通过虚构，通过联想和想像，让人的思想、性情摆脱现实对它的束缚而让精神得以自由和游戏，这是心灵的游戏。所以不管多小的孩子都喜爱文学作品，因为在欣赏文学作品中他有自己的作为，还能得到愉悦的情感体验。文学学习的游戏审美和情趣给人带来快乐，这是语言学习所无法做到的。而情趣对人又是那么的需要。情趣作为学习的动力，在语文学习中处于基础的地位，没有它，语文学习只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此，同是语文学习，与语言学习相比，文学的地位是主要的，是根本性的东西，它是学习的动力和后续力量之所在，这就像要开动汽车你必须有汽油一样。文学的重要性更在于通过文学的审美教育，才能“培养学生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情感力、独特的想像力和深刻的理解力。”而这四者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同时这也是人的创造力的基础。缺乏这一基础，必然是缺乏创造力的人。从这点上讲，文学教育更体现为人的教育。文学教育既是语文教育的开端，又是语文教育的终结。所以，语文教育中作为起始教育，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人的教育和个性与创造力的教育的文学教育，它理应是语文教育的重中之重。）

语文教育中的一个问题是语文与文学的关系问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说明，文学与语言有最密切的关系。然而，文学家与语言学家似乎没有这样的密切关系，而常常是各唱各的调。

　　语言学家是“研究”语言的，对语言持理性主义的态度，因而也重视语言的理性而排斥语言中的情感性。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过：“绝大多数的词，象意识的差不多所有成分一样，都附带着一种情调……可是这些种情调一般不是词本身固有的价值，它毋宁说是在词身上，在词的概念上长出来的情绪赘疣。词的情调，严格说来，对科学毫无用处。哲学家如果希望寻支真理，而不仅仅是想说服别人，他就会发现情调是他最阴险的敌人。”语言学家把情调看做是“赘疣”。而文学家则正好相反，重视是恰恰就是这“赘疣”，为此他们宁可违反语言的规则甚至喜爱对规则的违反。普希金就说：“我不爱没有语法错误的俄罗斯语言，就像不爱没有微笑的绯红的口唇一样。”

　　中国的语言学家与文学家也同样是“说不来”。如语言学家吕叔湘重视语法，说：“就拿语法这件事情来说，学过语法的人比起没有学过语法的人，文字通顺的比例总要大些。古时候不讲语法，出了不少文人学士，一点不错，可是同时也出了数不清的文理不通的读书人，不过他们写的东西都没有传下来，大家都把他们忘了就是了。”但作家则对语法很不屑，如小说家莫言说：“我感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青年时期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感觉，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写出漂亮的文章。至于语法逻辑之类，80岁也可以学得会，而且很可能因为有了多年的使用语言的实践，学起来会事半功倍。”他还说：“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懂母语的语法。一个基本上不懂语法的人，完全可以凭着语感正确地使用母语说话和写作。既然我们提倡学以致用，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那些对大多数人无用的东西呢。我想，如果把语文比喻成一台钢琴，那么，的确需要一些人学设计，学修理，而绝大多数的人，只要学会演奏就行了。”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中，人们重视的是“文学”而不是“语言”。人们通常认为，是文人或现在所说的文学家，而不是语言学家，才掌握语言运用的高深的技能技巧。至今，说到语言大师时，我们想到的也是文学家，如庄周、司马迁、韩愈、曹雪芹、鲁迅，而不是语言学家许慎、段玉裁、马通伯和赵元任，因为这些语言学家虽然有丰富的语言学知识，但他们在语文运用上却大大不如文学家。因此他们可以是语言学大师，而不是语言大师。但近半个世纪以来则不同，语文教育领域是语言学家说了算的。刘锡庆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语文教育影响最大的是语言学的观点”，这是实情。这半个世纪中，语文教育中影响最大的人是所谓“三老”即叶圣陶、吕叔湘和张志公，三老中有两个半是语言学家——吕叔湘和张志公是语言学家不必说，而叶圣陶虽是小说家，但这半个世纪他并不写小说，是做语文研究，而他的研究，主要是从语言学和语言运用的角度来分析文章的，可以称他是半个语言学家了。

　　上个世纪的后半期，语言学家越来越多地影响到语文教育。这其中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是与“西化”潮流有关。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作为一个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对自然及社会的基本理念。手工业产品是制作的，而产品的制作往往是先制出零件，再把各种零件组装起来。由此，要了解、认识一种产品，也就需要把这一产品拆解开来，分成一个一个零件。有人研究说，西方人有一个对宇宙的基本理解，这就是“宇宙是一部机器”，这是有道理的，西方不仅把宇宙看成机器，也把有机物包括人看成机器，拉美特利就直捷地说“人是机器”。人都是机器了，还有什么不是机器，文章、文学作品，乃至句子等等，自然都是可以也应该拆解即“分析”的东西。唯有对之拆解、分析，才能“掌握”。同时，西方另一重要观念是把大自然看作人的对立面，看作是人征服的对象。由此形成人与物即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观念。反映在语言方面，就是了句子中主语、谓语与宾语的严格划分。在西化的潮流中，一些学者引进了西方的语言理论，并依据西方的文化理念，将文章看成是由语言这一元件组装而成的东西，语言学家由此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语文教育。

　　其次，是我们有了很多的语言学家。这可以说是一个叫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即我国语法自《马氏文通》以来，只是套用西方的语法体系，走上了一种没有前途的研究道路，一种难治的病促成了过多药方的出现。如张志公晚年所讲的：“如果说‘百家争鸣’，我们语法界真正做到了，不只百家，有一本书就有一个语法体系，就是一家。”这样，搞语法就容易了，由此也刺激了语法的“繁荣”，至少是语法学家大量出现了。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的：“搞语法研究的人特别多。为什么这么多呢？一是容易出成果。比如给词分类，他分八类，我分十类，还可以有小类，等等，成为不同的流派。同时，多年来，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利于语言学家的成长而对文学家则不利。语法研究不象文学研究那样有风险。张志公对此也说到了：搞语法“比较安全，不介入政治问题，被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机会比其他社会学科少。”

　　再次，是语法学家做的工作与当时社会主流思维有某种“同构性”。语法学家往往是分析问题，维护一种“正确”的说法，而批评“错误”的说法，如分析病句、修改不合规范的句子等等。总之是在语言运用中建立一种规范，而这规范又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并以此批评错误的东西。可以认为，语法学家是把社会政治领域里的批判、规范等等内容，挪到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中来做了。而文学家的文学活动则不可能是这样，文学活动需要人的独立思考，需要有自己个性化的表达。更不用说需要有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评。因此，文学家无法像语言学家那样对语文教学产生影响。

幸好，社会有发展，时代有变化。新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不再突出语法，这是语文教育的一大进步，同时也反映着社会的进步。

教师之友网

“语言”依靠“文学”而发展

唐晓敏

　　 近些年，在语文教育应重视语言，还是应重视文学？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看法值得重视，他认为，语言恰恰是通过文学而得到发展的；学习语言，必须从学习文学着手。

　　 五四时期，胡适就提出了“文学的国语”的看法。他说：“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做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

　　 胡适的看法，得自他对欧洲语言历史的研究。他说：“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具体说，是先有了但丁的《神曲》，后有现代意大利语；先有大文学家赵叟（现译“乔叟”）和威克列夫。才有现代英语。

　　 五四时期的另一著名学者傅斯年也这样看，他说：“标准语的创造者，不仅是社会的力量，也每每是个体文人的功绩。人们通常知道摩李耶对近代法国语言如何重大贡献，十八世纪晚年几个德国大作者如何形成次一世纪的德国话，斯盆沙、莎士比亚等如何完成艺术的英国语。大诗人、大剧家、大著作者，不把语言化得不成了语言，而把语化得既富且美，既有细度，又有大力，当时人和后人免不了把这些华表作为典型。于是个人的话，成为标准话了。”

　　 有研究者指出俄罗斯语言也是这样，如果戈理作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大师，在现代俄语发展中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的作品出版后，“到处都阅读他的作品，人们如饥似渴地读他的作品。不同凡响的内容和典型，前所未有的空前自然的语言，闻所未闻的幽默——所有这一切使读者如醉如狂。从果戈理开始，在俄国奠定了一种崭新的语言，这种语言以其简练、有力、准确、惊人的灵活和生动而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果戈理笔下所有的词句马上便流行起来，……全体青年开始用果戈理的语言说话。”

　　 余光中也就这个问题发表过看法。他认为，学习语文更应重视的不是学者对语言的分析，而是文学家的语言运用实际；而学者最后也还是得遵重循文学家。他说：“作者和学者恒有一个区别。作者追求的是语言运用与配合的可能性，学者整理的是语言运用上的既成事实，作者乐于试验的是语言的弹性限度，学者乐于研究的是作者试验的成果。说简单点，作者志在创新，学者责在研故；作者追求，而学者追认。不信你可以去翻翻《辞源》或是《韦氏大字典》，便可发现，某字或某词作某种解释时，往往得援诗人在此种意义下运用此字或此词的例句，以为佐证。那就是说，就是因为有位大诗人或大作家如此用过，如此的用法便算合法。

　　进一步，余光中还提到：“文法家最大的毛病，便是零碎的分析字句，而无视于整体的美感效果，结果是见树不见森林（甚至见叶而不见树），见汗毛而不见美人。”

　　 可以说，没有在“文学”中运用的语言，进一步说，没有被文字纪录下的语言，从语言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没有意义的。语言是不断变化的，时时花样翻新。重要的是引导学习学习最好的语言，而不是“新鲜”的语言。最好的语言，也就是最基本的，最有表现力的语言，这种语言不在社会上，而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名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