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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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吴小鸥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04日   14 版）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张元济参与、主持和督导商务印书馆近60年，带领着商务诸君以“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在毫无成例可援的情况下，凭着集体智慧，1903年推出“最新教科书”成为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1912年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为变革中的国家确立全新文化标准、1922年推出“新学制教科书”诠释了民国教育改革巅峰……
    从创办西学堂到编译教科书
    1899年3月，经李鸿章介绍，张元济入南洋公学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开始编译出版各类新式教科书。他主持编译了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的《中等格致读本》、英国还琐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等。在1902年10月译书院第一次全本出齐的严复译《原富》扉页上，刊有南洋公学译书院图书广告,可知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已出版的教科书有《格致读本》四本、《中等格致课本》八本、《小学图画范本》四本、《化学》十一本、《蒙学课本》三本等。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许多学术译著虽然没有以教科书命名，但作为公学学生的必读教科书在校内使用，也在校外发行。如严复译《原富》，经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立即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1902年夏，南洋公学留日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从日本留学回来，被派入译书院任职，后来，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杨廷栋著《法律学教科书》及编辑《法制理科教科书政治学》、雷奋编著《国家学讲义》和《地方自治讲义》等都影响较大。
   开启商务印书馆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
    1903年，张元济因厌恶南洋公学中的官场习气，辞去译书院院长职务，接受了夏瑞芳的350元月薪（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的月薪是100元）高薪聘请，开始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进入商务之后，张元济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撰出版现代教科书。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中写道：“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为了编撰出版现代教科书，张元济慧眼识英才，将部分为商务印书馆编写过教科书的爱国学社教员蒋维乔、庄俞等请到麾下,又邀请高凤谦、杜亚泉、邝富灼等知名学者进入商务印书馆，亲手为商务印书馆建立起一支国内一流的教科书编辑队伍。庄俞在《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中写道：“计自光绪二十七年至民国十年止，我馆为了创编教科书，经张菊生先生领导之下，编译人自数人增加至百数十人，在馆外帮忙的还不计其数，荜路蓝缕，煞费苦心，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
    为了编好该书，张元济、蒋维乔等本着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常常围坐一桌共同讨论。据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描述：“当时之圆桌会议,惟在最新初小国文着手之时讨论最详悉。第一二册几乎每撰一课,皆讨论至无异议方定稿。至三四册以后,则由各人依据原则自行起草,草成之后,再付讨论;亦有由一二人先行讨论者。”而且日本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长尾槙太郎、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小谷重作为与商务合资的日本金港堂方面代表也经常参加集体讨论。
    1903年，中国第一套按照学制分学科学年学级且配有教授书的现代教科书开始编撰出版。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写道：“一、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舍《最新》外，固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 张元济编纂与校订有多种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现代教科书，并书写了习字帖。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就曾记载1912年前后张元济在编译所的工作情形，并称其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这个编译所规模可大了，一大间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远不同我从前所游历过的那些编译所。每人一张写字台，总编辑的那张写字台特别大，有一个供参考用的书库。既不像叶浩吾那个‘启秀编译所’的杂乱无章，又不同蒋观云那个‘珠树园译书处’的闭户著书的型式。虽然这个大厦聚集许多人，却是鸦雀无声，大有肃穆的气象……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披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了。这就迫使张元济带领着商务印书馆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科书发展的新动向。庄俞在《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中写道:“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如1912年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商务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为现代教科书及现代社会发展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基础。这套教科书正式实现了“格致”到“科学”的转变，具有思想解放意义；全新界定了“人”的基本属性，强调“公民”作为现代人的身份意识；积极展现了“共和国”的乌托邦憧憬，诠释出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同时，“共和国教科书”创造中国百年历史上版次最多的出版神话。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春季始业）》第1册1922年2月1931版、第2册1926年7月2358版，而《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于1917年1月初版，到同年10月就已经45版了。
    民国初年，杜威的进步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新教育思潮从政府到民间风行一时。同时，为了解决国民普及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自学辅导主义为代表的新教学方法席卷全国。商务印书馆顺势推出有“民国新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普通教科书”等。在新文化运动和普及教育呼声的直接推动下，商务抢先将国语运动的成果以教科书的形式凝结，1919年推出“新体教科书”成为第一套用白话文系统编撰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伴随着1922年新学制改革，商务汇推出了新学制教科书共计三大类166种527册：第一大类别是依据《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编撰的“新学制适用教科书”，其中小学部分既有初（高）级小学用教科书，也包含有新法后期小学用教科书，初中部分既有“混合编辑”教科书，也有“分科编辑”的“现代教科书”。第二大类是用“文言文”编辑的“新撰教科书”。第三大类是“适合新学制中等教育段课程，取材至现代为止”的“新著教科书”。这套教科书被商务印书馆称之为“最完备的教科书”达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教科书编出版的最高峰。此后，伴随着党化教育的确立与实施，1927年开始推出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新时代教科书”，1931年开始推出“基本教科书”。在1932年1月29日遭遇日本轰炸之后，在战火中成为废墟商务印书馆激愤中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利用劫后余存旧纸型，推出“复兴教科书”。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编译馆开始推出国定本教科书，但商务印书馆一方面不断修订其他学科教科书，一方面在国定本教科书发行中一直处于第一的位置。
    奏响中国现代教科书华彩乐章
    就中国现代教科书的整体发展而言，张元济不仅带领着商务印书馆凭借优良的各种现代教科书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脱颖出并处于龙头地位，而且在商务的强势引领下，民间书坊教科书编撰出版争先恐后、百花齐放，奏响了中国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的华彩乐章。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几个民间书坊的创办者都出自商务，如中华书局创办者陆费逵、世界书局创办者沈知方、开明书店创办者章锡琛等等，他们不仅早期都在商务工作，而且他们创办的书坊中许多编辑也是出自商务。或许他们后来与张元济在编撰出版的理念上有差异，但都深受张元济严谨工作态度及独立文化人格影响。特别是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对于这些后来者亦或是同期竞争者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与比照。于是，各大书坊带着对教育的全新价值预设以及具有历史进步方向性的洞察力，积极地在时代问题的思考下竞相编撰出版，使得现代教科书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从1903年商务印书馆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到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多样发展，中国现代教科书在各大书坊的勤力耕耘中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从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教科书迅速普及与推广；从分别学科到综合编制，教科书的门类构建尝试着调整与更新；从黑白到彩色、从静止到连续动作插图，从课前或课后设问到单元出现及专门复习内容安排，教科书注重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特点；从学科知识到生活主题，教科书更注重科学的编排与设计；从文言到白话以及外国语，从新式标点到注音符号，教科书的文化语境不断丰富……从《国文》到《国语》、《作文》，从《修身》到《社会》、《公民》，从《理科》到《自然》、《常识》……中国现代教科书不断映射出风雨如晦岁月中编撰出版群体有为的思想样貌，一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生活的召唤，这在中国政局陷入混乱时，成功地为民国教育确立起根基，并在更长远的时间内产生重大影响。
    张元济是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带领着中国现代教科书走上世界大舞台的人。商务印书馆从1911年开始多次参加世界博览会，而每次送去的展品中都一定有教科书。如1915年在美国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展示过的教科书就有商务1906年的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1907年出版的《经训教科书教授法》等。张元济一生努力不懈、坚韧前行，开创先河、引领风骚，实为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本文作者供职于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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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与中国近代教科书主权意识觉醒
刘立德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1月20日   14 版）

由陆费逵开创的中华书局旧址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教育的三大基石是教师、教学设施和教材。基础教育教材是国家命脉所系的特殊商品，事关国家稳定和文化安全，应该体现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对消除思想混乱、建立教学秩序、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统一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陆费逵（1886—1941）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教科书研究专家。他在曾在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机构担任要职，又亲手创办了中华书局，并长期担任上海市书业商会领导人，积累了丰富的编写和编辑出版教科书的经验。作为近代教科书事业的开拓者、亲历者、领导者和见证者，陆费逵提出了一系列重视教科书主权建设的思想，对中国近代教科书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抵御外国对华文教侵略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伟大进程中，他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大声疾呼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捍卫中国教科书主权，在中国百年教科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立国根本在教育  教育根本在教科书

    陆费逵对教育和教科书的作用高度重视。他把改革教科书作为改革教育的突破口，提出了“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的著名论断。他在为《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所作的序中高屋建瓴地大声疾呼：“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关于教科书的效能，陆费逵指出：“教育之善恶，又有待于教科书。孔子言学礼能立，学诗能言，此教科书效能之理说。”谈到教科书与教育的关系，他形象地指出：“教科书之于教育，犹锄犁之于耕。无炮械不可言战，无教科书不可言教育。此人人之所知也。我国教育之不振，由于教科书之未完善，又人人之所知也。”

    陆费逵以日本、德国、和法国教科书为例进一步证明教科书的巨大作用，他说：“日本甲午以来，欲与俄相见于疆场，乃于小学读本时及仇俄，卒以致胜。德法欲其民深同仇敌忾之思，国民读本恒述世仇，以为薪胆之资，卒以复仇而称强于地上。此教科书效能之实证也。”他还以国文为例说明教科书的功能和不重视教科书的后果，他说：“国文教科书为国民教育之源泉。其为用也，陶儿童之性质，养儿童之知识，且使其能以语言文字通人己之情者也。故教材不当，则贼儿童之性情，锢儿童之知识；措词不当，则失语言文字之用，而人己之感情不能相通。一有不慎，贻害无穷，不可不留意也。”

    陆费逵把是否有适用的教科书上升到国家荣辱和捍卫教育主权的高度，认为：“近数年来，我国教育，渐行发达，教科用书，虽有多种，然求一适用之本，卒不可得，此教育界极危险之事，而亦吾国之耻也。”总之，他认为，教育大计，教科书为本，教科书的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有鉴于此，他饱含使命感地说：“他日国民程度之高下，国势之盛衰强弱”都将依赖教科书，“吾辈既有所知，安敢默然尔以逍我国无穷之忧”。

    重视教科书中国化及主权利权

    陆费逵对教科书中国化及教科书主权利权都很重视。他曾指出：当时的不少教科书，基本上“仿英美读本体例”，有的教科书“竟是翻译的”。陆费逵认为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通过中日对比，他指出，中国普及教育所需要的教科书等物品“不可谓不巨矣”，“若一举而授之外人，姑不问其书籍、器具不适我用也，即使适用，而漏滋厄甚。吾恐教育未兴，吾国先以财竭而亡矣。呜呼。彼鹰鸷狼贪者，朝夕以是谋我，岂无故哉？”

    针对当时中国书业特别是教科书出版不能独立自主的情状，陆费逵不无忧虑地说：“今海上书业，不下百家，贸迁之盛，固甲全国矣。然细审此百家中，其资本出诸外人者若干家，其资本虽非出之外人，而物品、纸张、模字来自外洋者若干家，其资本微末者，且重贩于此若干家之手，更无论矣。以堂堂大中国，竟无一完全自立之书籍商。呜呼！何其怪也，何其怪也。”

    陆费逵主张在教科书出版领域反对“教会主义”和“殖民主义”。他认为，我国教科书事业中表现出来的“教会主义”和“殖民主义”，越来越成为“我国之隐忧”，进而他号召我国国民对此高度警惕和重视。他批评一些人对这两种主义“不特不明此义，且相率而趋之”。针对全国学堂教科书受“教会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的现状，他发出“有不令人悚惕者哉”的慨叹！他举例说：“彼日本于满洲何亲，而干戈甫息，遽令嘉纳谋其教育。我国教育之萌芽未茁，而营书籍仪器业于我国者，踵相接也。吾国民犹未醒乎，印度为英人教育所熏化，台湾为日人教育所熏化，已非复前此之印、台人矣。”

    陆费逵认为：“书籍诚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哉。”他号召国人吸取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训，摈除“教会主义”和“殖民主义”对我国教科书的消极影响，他说：我虽然学识浅陋，不能为读者广征博引，但是“吾惟愿读者读波兰亡国史、越南亡国史、埃及史、犹太史，吾惟愿读者读英人之印度读本，日人之台湾读本，吾更愿读者参英美之国民读本，日本之小学读本，及吾国外人所编各教科书而读之。呜呼，吾神怆矣！此教会、殖民二主义之不可恃也。”

    陆费逵有感于中国学习外国教育之缺陷，特别指出：“吾人日日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求知人之长，又安能取以益我哉？甚至所谓外国，皆指日本，一若外国仅一日本，日本即外国。又若日本有者，各国皆有之；日本无者，各国皆无之。于是不究利害，不考国情，事事规仿日本。夫日制善者吾采之可也，其不善者，吾可求欧美之善者而采之，方能取法乎上，不落人后也。”陆费逵强调，对“各先进国之所长”，要“善取之以补裨吾国” 。

    陆费逵还满怀忧虑地呼吁出版业同人在教科书主权和利权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所作为，不要瞻前顾后、不敢前进。他指出：“学部编辑之教科书，将次出版矣。今虽未知其详细，然其将来销数必有可观也。闻学部亦照日本国定教科书办法，许民间翻刻，吾同业诸君，其速谋之。或公同组织一贩卖所，或有资本者独立翻刻。利源所在，主权所在，勿逡巡却顾，坐失权利也。”虽然，后来清政府学部统编出来的教科书并没有实现“一统天下”的企图，但陆费逵呼吁同行们需要高度警惕的是，教科书发行产生的巨大利润会被当时实力强劲的日本商人所侵吞。他说：“日本人可惧哉，支那教育利源可羡哉，已在申营业者，固已几夺我席矣。近闻泰东同文局，又集有百万资本，谋营业之扩充，诸君其亦有闻乎？”

    创办中华书局

    陆费逵不囿于“坐而言”，而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起而行”。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确定的“本局宗旨”之一就是“融合国粹欧化”。他指出：“敝局同人在前清末年感于文化机关之被人侵略，于是筚路蓝缕地设一纯粹华人自办的文化机关——就是今日的中华书局——以为抵御文化侵略的工具。”陆费逵确定的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基调是：“本最新之学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紧密联系政治变迁、社会发展和教育思想的新陈代谢，因应形势、与时俱进、顺应潮流、坚持创新，陆费逵使中华书局教科书立于不败之地。陆费逵“智察千里之外，虑周百年之远。有大疑难当机立断，方针既定，萃全力以赴之，必贯彻而后已。”他在政治夹缝中争取占先机，求生存，洞察、捕捉、追随和把握时代潮流的脉搏，不断革故鼎新，这正是中华书局教科书成功的关键。他提出教科书主权建设，注意于实际上之革新，非仅仅更张面目，以求适合于政体而已。正是由于有正确的教科书思想作指导，陆费逵才在带领中华书局为我国近代教科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以“完全华商自办”相号召还是基于他对中国教育特别是教科书主权和利权的深谋远虑。陆费逵反对外国对华文教侵略，高度重视我国文化教育主权，他认为：“文化侵略比任何侵略都可怕。一国的文化事业若不幸落于他人之手，那种危亡的事实立刻就可实现。因为潜移默化的文化侵略一发展，虽有坚甲利兵作抵御的工具，也很少有用，所以近年来发扬本国固有文化的声浪与国民革命的事实为正比例的增长，也就是这个缘故。”

    在陆费逵怀抱教科书主权梦想开创中华书局后，中国教科书市场发生了“鲇鱼效应”。中华的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始终影响不衰，甚至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少中华的老课本重新出版就是明证。著名学者邓云乡则这样回忆说：“商务出教科书最赚钱，中华出教科书发行量也很大，可谓旗鼓相当。”从历史长河主流和客观后果上看，商务与中华的教科书竞争加速了我国教科书事业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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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全集》应该续补教科书柳和城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2月05日   10 版）

    《张元济全集》第1至第10卷已经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值得庆贺！
    张元济先生作为近代著名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和图书馆事业开拓者，功高声远，彪炳史册。《全集》著录他的一生主要言行，实为传世佳作。张人凤兄与商务印书馆为《全集》的辑编、出版呕心沥血，我们深表敬意！
    然而，人无完人，书无全书。《张元济全集》10卷本出版后，张人凤兄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历史文献中以及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又找出12万余字的张元济佚稿，包括书信、便签等，内容相当丰富；友人们也常常相告有新的发现……这些都有待《全集》续补。笔者就《全集》对张元济先生主持编纂商务印书馆教科书成就反映明显不足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求正于张人凤兄与各位专家学者。
    我认为，编印教科书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全集》应该收录教科书。张元济与商务教科书的密切关系及巨大影响，有大量事实为证。
    第一，1903年初，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应夏瑞芳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张、夏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反映出张元济教育思想的重大转变。他认定，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比教育少数英才更为重要。由“英才教育”到“普及教育”，本是一个思想飞跃。1903年初，张元济就完成了这一飞跃，并主持创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出版《历史丛书》和期刊《绣像小说》等书刊外，他即聘请高梦旦、蒋维乔等进馆，着手编纂新式教科书。速度之快，成果之大，令人惊叹不已！
    第二，中国旧有的蒙学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早已不合时宜，处于淘汰之列。清末一些新式学堂直接采用教会所编的教科书，又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容易误人子弟。当时有几种编得稍好的儿童教材，如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无锡三等学堂编、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课本》，以故事为主，文字浅近，曾盛行一时。但是内容陈旧，与急剧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相脱节。张元济决心自己加速译编，走出一条新的路来。自1904年初开始，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编印出版了“最新”系列小学教科书，种类齐全，体例新颖，适合儿童心理，一版再版，影响极广。内容包括国文、修身、笔算、理科、地理与习字帖等，大部分还配有“教授法”等教师用书。据蒋维乔《鹪居日记》记载，张元济、高梦旦与蒋维乔等人采用“合议制”方式，讨论《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原则，一起编写课文。蒋氏日记还有“与张菊翁同编五课”的记载。《修身教科书》前几册也出自张元济的手笔。在一封给老友汪康年的信中，他写道：“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商务1907年的“简明”系列、1909年的“简易”系列小学教科书，张元济参与校订的有中国历史与国文等数种。“简明”与“简易”系列教科书，适应了当时不同学制学堂的需要，与“最新”系列同样畅销不衰。
    第三，商务印书馆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民国后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许多民营出版商，大都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作用不无关系。商务自己通过教科书印行积累了大量资本，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商务教科书的编纂出版，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成就之一，已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浓墨彩笔的一页。然而《张元济全集》第5卷“诗文”仅收录几篇教科书序文、小引，与张元济对商务教科书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作为伟大实践的成果——教科书原书，至少可编成一至二卷，如今却一部也没有，能不让人遗憾吗？署名或考订系张元济参与编纂的书，为什么不能收录于他的《全集》呢？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的几种，张元济作为所长、代表者，收录入《全集》又有何不妥呢？况且有的还有他的序文呢。属于“校订”者，情况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如何处置，可以研究。教科书的成功，往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非一人之功。然而张元济作为主持人，与后来的主编无异。明明参与“同编”，署名却是“校订”，显然只是一种谦称。
    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成功之“秘诀”，贵在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以事实为证，请看：
    《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载入戊戌维新
    该书全名《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光绪二十九年七月（1903年8月）初版，线装二册，张以“渉园主人”署名撰有序文。版权页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卷七“国朝”篇，有“林则徐毁鸦片”、“英兵来攻”、“宁波之战”三节，叙鸦片战争概况颇详。对历次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数字，均有较详尽的记载。在小学教科书中披露这些，可见编者的胆识和忧国忧民之情。卷末首次载入戊戌变法，尤其值得一读。
    《最新国文教科书》：由浅入深，循序而进
    该书全称《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全套10册，另有《教授法》10册相配套。1904年3月至1905年11月初版。1906年经清政府学部审定，1907年重版起更名《学部审定初等小学用国文教科书》。前已所述，该套书在张元济主持下以“合议制”形式议定编纂原则，“同编”而成。课文编纂符合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可以说成为后来各种初小国文教科书的范本。
    《最新修身教科书》：引进并强化“国民”意识
    该套书全称《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共十册，《教授法》十册，1904年11月至1906年2月陆续出版。据考订，张元济参加编纂，极富创意。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书》中写道：“一切教授规划皆受成于学部，凡所损益：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我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国民”概念来源于近代西方。教科书引入“国民”概念，始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正是以此作为编纂《修身教科书》的指导思想，从而也成为该书最显著的特色之一。
    老商务教科书重印早已屡见不鲜。有排印，也有影印；有照本全录，也有几种凑合；有单独重印，也有配套发行，花色多样，品种丰富。最早似可追溯到2005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推出的《老商务国语教科书》（署张元济、蒋维乔编），与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同类教科书合成一套。但当时销路不很畅，库存积压不少，人们一时尚未认识到它们的文献价值。然而几年后情况大变，不仅上述库存出清，而且各地新印者此起彼伏，年年有新品种竞相上市。仅2011年就有四种老商务教科书得以重印出版，而且都挂有张元济的名字：（一）《民国老课本》第1、2、3辑，戴克敦、沈颐、刘传厚、张元济编校，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版。（二）《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部分），线装4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新星出版社2011年9月版。（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部分），同上。（四）《商务国语教科书》，张元济等编著，武汉出版社2011年11月版。2012年1月，《商务印书馆民国老课本经典诵读》全套6册又一口气推向市场。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栏总署名：“张元济等原编著”。该套书包括《启蒙》、《歌谣》、《修身》、《常识》、《故事》与《童趣》各一册，每册还配有CD光盘一张。老课本从冷门货到热销品的角色转换，令人深思。人们收藏、阅读这些商务老课本，并非出于猎奇或“怀旧”的冲动，恐怕更多的是为了考察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探寻编纂者与出版家各种理念更新、变化的思想轨迹，从而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推动当今社会的教育改革以及史学研究。对于作者署名，单本或成套重印，可以如此清晰标注张元济的名字，为何不能编入他的《全集》呢？
    据张人凤兄相告，辑编《张元济全集》原先考虑将几种署名或考订系张元济参与编纂的教科书编入其内，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为补此遗憾，张人凤兄在《全集》附录中编入了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60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聊胜于无而已。《张元济全集》应该续补教科书。
    教科书编入个人文集，目前为止似乎尚无先例可循。此举确有相当难度。首先，教科书一般都是集体成果，并非个人创作。其次，教科书均为“小儿科”作品，难登大雅之堂。再次，教科书流传虽广，却保存不易，清末时代的教科书尤难一见。加上同一部书，版本众多，见仁见智，选择重印，标准难定。然而，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不妨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吧。我在这里提出几点设想：
    一、编纂本全书收录。版权页明确署名有张元济编纂者（如《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习字帖》等）并不多。已考定者，如《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及《教授法》、《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及《教授法》等，如此鲜明反映编纂者的教育思想与紧跟时代步伐的教育理念，我们没有理由不列入张元济参与编纂的教科书之列。《中国历史教科书》、《立宪国民读本》等署名编纂者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几种，与《修身教科书》情况一致，书又创意十足，我认为，加一条说明，没有人会反对归入张氏名下的。当然，《新字典》、《节本康熙字典》等辞书正文无须收入。
    二、校订本择要而选。张元济参与校订的商务版教科书很多，是否可以各种选定一册编入《全集》？我以为，一般当以刊有《编辑大意》的第一册编入为妥。
    三、版次不拘一格。教科书往往一版再版，少量常有增删或修改，因而初版者并非最佳之版。年代久远，寻找初版本也非易事。我以为，应秉承实事求是原则，有初版者用初版，无初版者用后来的版本，只要完整无破损、缺页即可。
    四、排印、影印相互搭配。商务版教科书无图的不多，大都有插图（《教授法》则无图），有的插图还相当精美，弃之可惜。无图者现在当然只须排印，有图者如何处置，值得探讨。我以为，拟用缩小拼页影印，保持原书式样。彩色倒不必，黑白即可。技术上看，这么做并无困难，问题似乎是成本压力。《西洋历史地图》等地理类教科书，其中地图是否全印？可以研究。但至少要有选择地收录具有代表意义的几幅为好。排印、影印相互搭配的原则，也许能解决重印老教科书的一些难题。